材料一：

艺术创作者的跨媒介转换目标是否能够达成，艺术接受者在接受过程中的参与情况至关重要。“距离感”“切近感”是影响文学跨媒介转换的接受机制的核心问题。发挥距离感或切近感的最大优势，以满足接受者的接受舒适或期待，应是跨媒介转换的重要目标。

如下两个有关转换的距离感和切近感的因素，值得特别关注。一是“内视与外视”问题。文学接受动用的是“内视”，传媒艺术接受动用的是“外视”。文学接受过程有抽象性，传媒艺术接受有具象性。因此对于接受者来说，文学有可自由想象的切近感，传媒艺术有易看易懂的切近感。这与文学具有超验性、陌生化、内在性和神秘性，而传媒艺术更多的具有经验性、生活化、熟悉化、外在性有极大关系。二是“延时与瞬时”问题。文学可以让读者反复阅读、暂停阅读以探寻韵味，阅读过程中提供给读者相当的时间与作者、文本进行对话。因自主性和对话性强，对接受者来说，文学有其特殊的切近感。而传媒艺术观看往往是“一次过”，更为重要的是传媒艺术声画快速流转而给观众带来巨大的“惊颤性”，容易压缩甚至取消观众与作者、文本的对话时间和距离。因这种独特的观众“被包裹感”，使得对于接受者来说，传媒艺术也有其特殊的切近感。

面对跨媒介转换的接受机制，在关注“距离感”“切近感”这个核心问题之外，还不能忽视下面两个问题。一个是“陌生与启动”问题。与面对全新的陌生文学文本时的阅读体验不同，对于观看改编后的传媒艺术作品而言，如果接受者看过原作，就需要有一定甚至较强的“内调适”。毕竟“先入为主”的对情节的了解，甚至对原作的崇拜感等，都是终究会发挥作用的“启动效应”。另一个是“圈层与破圈”问题。“圈层化—大众化（破圈）—再圈层化”的传受过程在当前一些网络文学改编中体现得更为明显：创作者寻找圈层化的小众化文本，将其加工成受大众追捧的传媒艺术作品，等大众接受的新鲜感和热情消失后，该作品的其他创作形式再次走向圈层化。

（摘编自刘俊、董传礼《简论融媒时代跨媒介转换的创作、接受和审美机制》）

材料二：

影片《阿Q正传》是迄今为止对鲁迅经典文本改编最为成功的作品，创作者对于原著“戏谑中含悲悯”的精神意蕴把握得非常透彻，并完整地承继了鲁迅作品极强的思想穿透性。经典文本中的阿Q以无业游民的形象出现，加及他诸多毫无逻辑的行径和作品本身的“审丑”风格，很容易使影片呈现出肤浅滑稽的闹剧形象，但是值得称赞的是，改编者在忠于原著艺术风格的基础上，还借用融合了鲁迅其他作品中的经典之处。比如借用作品《孔乙己》中的典型场所，将聚集阿Q和底层民众的议论场地设定为咸亨酒店，阿Q被枪毙后，酒店老板将他的名字从粉板上擦掉，抱怨道：“阿桂还欠我四十五文钱呢。”而阿Q在古轩亭口“鉴赏”了处死革命党人夏瑜的场景，没出数日自己也在此地命丧黄泉。这样的情节借用，不仅巧妙地融合了作品《药》的思想精髓，还完美阐释了鲁迅提出的国民隐匿的生存状态——中国人在生活中不但自己做戏，演给别人看，而且把别人的所作所为都当作戏来看。而阿Q身着白盔白甲，飘飘然臆想中的革命，只是一场“我要什么就是什么，我欢喜谁就是谁”的荒诞闹剧，永远只是停留在“奴役与驱使—被奴役与被驱使”的精神贫瘠中，此时，影片的讽刺性和批判性，也在欢快的传统戏曲音乐和明快的色彩转换中达到巅峰。

电影《祝福》的改编也很成功。影片刻意隐去了叙述者“我”的内视角，用大量的篇幅着重描摹祥林嫂夫死子殇的过程，原著中一笔带过的贺老六，被重新刻画为善良笨拙的农民形象，而祥林嫂婚后生活的短暂幸福和接踵而来的巨大悲痛绝望，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促使受众以参与者的身份感知人物的悲剧色彩。

影片中“祥林嫂怒砍庙门槛”的情节颇受争议，一部分观点认为这种举动并不符合人物性格的发展逻辑，另一部分观点则认为表现了祥林嫂的觉醒。笔者认为如果单从阅读文本分析，祥林嫂的反抗显然是缺乏逻辑性和说服力的。但是对于影视改编而言，叙事视角从“我”的内视角转变为俯瞰式的全知视角，将叙事者隐去，说明改编者已经选择舍弃作为“寻路者‘我’的困境”这一主题内蕴，只是将小说中隐显的部分进行拓充，单纯从祥林嫂被戕害的悲剧性出发，以“出逃—抗婚—屈服—追问”四大情节版块，凝练出祥林嫂的命运发展轨迹。祥林嫂面临阴（阎罗王）阳（鲁四老爷）两界的磨难排斥，绝望之下怒砍土地庙的门槛，只是因为绝望而产生质疑，并不代表她真正的觉醒，想要与神权观念和夫权逻辑发生根本性的决裂，因此才会引出冰天雪地里“人到底有没有魂灵”的追问。而且这样的改编还具有一定的文化破圈意义，毕竟文学经典和影视艺术的受众群体显著不同，创作者为了考量不同群体的观影口味，不得不在剧情改编上与观众建立情感上的互动。

（摘编自黎荔《文魅、重构、演绎：论鲁迅经典文本的影像跨媒介叙事》）

材料一：

怎么判断文明是否形成？判断社会进入文明的标准是什么？这样的问题至关重要，直接关系到判断中华大地各区域文明形成的时间以及中华文明历史究竟有多么悠久等一系列关键问题。

当前西方学术界比较流行的判断文明是否形成的标志是“三要素”——冶金术、文字和城市。这是根据西亚的两河流域和北非的埃及文明归纳出来的。但是，世界上不乏并非同时具备“三要素”的文明，如中美洲的玛雅文明被公认是文明社会，其特点十分鲜明，但该文明就没有制造和使用金属器，没有冶金术；辉煌的印加文明是没有文字的文明。可见，这“三要素”并不是具有普遍意义的标准。

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古代文明的起源和早期发展，在相当长时间里，既缺乏资料，也缺乏系统认识，中国学者少有发言权，其学术意见也往往被西方学术界忽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根据对中国各地早期文明的考古发现，经过多学科联合攻关研究，认为中华文明的形成有自己的特殊规律，提出了符合中华文明特质的判断社会是否进入文明的标准：生产力获得发展，出现社会分工；社会出现明显的阶级分化，出现王权；人口显著增加和集中，出现都邑性城市；出现区域性政体——国家。

以上几个特征，并不包括以地中海和两河流域文明为基础所总结的、西方学术界常用的“三要素”中的两条文明判断标准，即文字和冶金术。这种差别，正是中华文明不同于埃及文明和两河流域文明的地方，恰恰说明人类文明的起源和历史的发展有其普遍性的一面，也有其特殊性的一面。

良渚文明就是实证。几代考古学家经过不懈努力最终证实：良渚古城的年代为距今5100年到4300年，良渚先民们在5000多年前已经进入文明社会。

良渚文化时期的长江下游地区，农业已经较为发达。良渚文化的手工业技术已比较发达且趋于专业化，玉石制作、制陶、丝麻纺织等都达到较高水平。良渚古城内城的城墙墙基宽达40米到60米，工程量非常巨大。在城址以北靠近丘陵的地带，修建了由多条水坝组成的规模庞大、结构完整的水利系统。这充分表明，位于良渚社会顶层的权贵阶层拥有高度的规划能力和社会动员能力。除了良渚古城，在太湖东南岸的长江下游地区，分布着兴化蒋庄、昆山赵陵山、上海福泉山等良渚文化的大型遗址。这些地方与良渚古城具有相同的经济模式、宗教信仰和祭祀体系、社会结构和资源调配模式。当时，已经形成以都城（良渚古城遗址）为中心，多个次中心、中型聚落和小型聚落构成的四级金字塔式层级社会结构，在这样的社会中出现了掌握军事指挥权和宗教祭祀权力的王，及其统治下的较为稳定的行政控制区域。这实际上就是最初的国家。

综上所述，距今5000年前后，以良渚社会为代表的长江下游地区已经进入了文明社会。中华5000多年文明不是只有良渚文明这一个孤证。

各地大量的考古发现表明，在距今5000年前后，在农业和手工业发展的基础上，中华大地各个地区都出现了严重的贵贱、贫富分化，相继出现了集军权、神权及社会管理权于一身的王，陆续进入了文明阶段。区域文明在彼此竞争、相对独立的发展过程中，相互交流借鉴，呈现出一体化趋势。大体上在尧、舜、禹的时期，这种一体化趋势更加明显地出现在中原地区。中原地区这个时期凭借天下居中的人文地理优势和多品种农作物的耕种，广泛吸收周围文明的先进因素，形成了以明尊卑为目的、以礼仪为主要表现形式、以开放包容为重要特点的礼制，成为一种更为成熟的文明形态，对促进周围地区文明的发展及中华文明统一性的形成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中华文明的主根和主源，也是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总进程的核心与引领者。

（摘编自王巍《中华5000多年文明的考古实证》）

材料二：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对中华大地的文明起源、形成和以中原地区为中心的历史格局的形成过程，以及导致这一过程的环境背景、产业基础、发展动力与机制进行综合探讨研究，取得了显著成果。

实证了中华5000余年文明。对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和西辽河流域等地的中心性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和多学科综合研究的成果表明，从距今6000年开始，在黄河上中下游、长江上中下游和西辽河流域等地区，在农业发展的基础上，精神生活日益丰富，随着剩余财富的出现，各地区相继开始出现社会分化和显贵家族。在距今5500年到5000年期间，社会分化加剧，形成了集军事权力与祭祀权力于一身的王，出现了早期国家，进入区域文明社会。中华5000年文明绝非虚言，而是历史真实。

提出了判断进入文明社会标志的中国方案，为探索世界各地文明起源做出了中国贡献。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坚持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根据中国历史发展的实际，冲破了西方学术界文明“三要素”理论的桎梏，提出了进入文明社会的主要标准：社会阶层严重分化，出现凌驾于社会之上的王权和国家。正是按照这一标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论证了中华5000余年文明。

揭示了中华文明的丰富内涵，再现各地文明演进的情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以各地的中心性遗址为重点对象，开展考古发掘和多学科研究，发掘出城址、宫殿、墓葬、手工业作坊等各类遗迹，出土了大量精美的玉石器、陶器、铜器等，这些遗迹和器物全面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面貌和生活场景，反映了中华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过程中创造的丰富多彩的文化。这些遗迹和器物都是实物遗存，看得见，摸得着，国内外公众可以更加直观地了解各地区文明起源与发展的历史场景，了解中华文明的辉煌和对世界的贡献。

展现了中华文明起源与发展的脉络——早期中国的形成与发展。距今5000年前后中华大地上的各个区域发展出各具特色的区域文明，区域文明相互交流，相互影响，逐渐形成了后来成为中华文明核心基因的共性因素，如以玉为贵的观点、龙的信仰、祖先崇拜、礼仪制度、天人合一思想等。距今4300年前后，由于环境变化和社会内部变化等，长江上中下游、黄河上游和下游以及辽河流域等曾经盛极一时的区域文明相继发生衰变，而中原地区的文明兼收并蓄，吸收周边地区各文明的先进因素，迅速发展，持续崛起，一跃成为最为兴盛的文明，开启了以中原地区为核心的历史格局，形成了早期的中国。

综上所述，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通过多学科结合与科学论证，实证了中华5000余年文明，把中华文明的产生时间由距今4000年左右的夏王朝提早到距今5000多年，将“中华文明五千年”从传说证明为可信的历史；追溯出中华文明起源与发展的过程，揭示了中华文明的丰富内涵，展现了各地区文明起源、发展的历史场景，为增强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提供了丰富的精神动力和源泉。

（摘编自王巍《更好认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