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现代西洋的“团体格局”不同，中国乡土社会的基层机构是一种“差序格局”。在差序格局下，每个人都以自己为中心结成网络。这就像把一块石头扔进湖水里，以这个石头为中心点，在四周形成一圈一圈的波纹，波纹的远近还可以标示社会关系的亲疏。

社会结构格局的差别，引起了不同的道德观念。在西洋，对宗教的虔诚和信赖，不但是他们道德观念的来源，而且是支持行为规范的力量。象征着团体的“神”有两个观念：一是每个人个人在生前的平等，一是神对每个个人的公道。因而每个团体分子和团体的关系是相等的，团体不能为任何个人所私有。人对人得互相尊重权利，团体对个人也必须保障这些个人的权利，防止“团体代理人”乱用权力，于是他们有了宪法、国会。宪法观念是和西洋公务观念相配合的。国家可以要求人民的服务，但是国家也得保证不侵害人民的权利，在公道和爱护的范围内行使权利。

恰恰相反，在差序格局中，道德体系的出发点是 “克己复礼”、“壹是皆以修身为本”。我们没有一个超乎私人关系的道德观念，与此不无关系。因为从己向外推以构成的社会范围是一根根私人联系，每根绳子被一种道德要素维持着。社会范围是从己推出去的，而推的过程里有着各种路线，最基本的是亲属，亲子和同胞，相配的道德要素是孝和悌。“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欤。”效力路线图为是朋友，相配的是中信。孔子曾总结： “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

然而，连孔子都很难在“团体”组合并不坚强的中国乡土社会中，具体地指出一个笼罩性的道德观念来。因为在社会形态中，综合私人关系的团体缺乏具体性，只有一个广被的“天下归仁”的天下，这个和“天下”相配的“仁”也不能比“天下”观念更为清晰。所以凡事要具体说明“仁”时，还得回到“孝悌忠信”那一类的道德要素。这样等于要说明“天下”时，还得回到“父子、昆弟、朋友”这些具体的伦常关系。

不但在我们传统道德系统中，没有一个像基督教里那种“爱”的观念——不分差序的兼爱；而且我们也很不容易找到个人对于团体的道德要素。在信仰团体格局的社会中，公务，履行义务，是一个清楚明白的行为规范。而在中国传统中是没有的。另外团体格局的社会里，在同一团体的人“兼善”的，就是“相同”的。而儒家最反对那一套，如孟子曾说：“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子比而同之，是乱天下也。”

一个差序格局的社会，是由无数私人关系达成的网络。这网络的每一个结都附着一种道德要素，因之，传统的道德里，不另找出一个笼统性的道德观念来，所有的价值标准也不能超脱于差序的人伦而存在了。

丝绸之路与中西方文明交流

在文明初起的时代，亚欧大陆的东西两端星光熠熠，照亮了各处的夜空。一边天生仲尼，万古长夜将尽；一边柏拉图走出洞穴，迎接明媚的阳光。虽然两个大陆中间的广漠横无际涯，峻岭层峦叠嶂，但声声驼铃却串起了东西文明汇聚、世界民族交融的动人故事，一卷卷绮丽的丝绸渲染了沿途壮美的风景。这条沟通中西、美丽而又沧桑的文明纽带就是丝绸之路。

作为古代中西方文化交流的一条实际通道，丝绸之路有着多条路线和悠久的历史。春秋战国之际，随着古代游牧民族的脚步，东西方之间贸易往来已经开始，其路线被称为“草原之路”。这就是丝路的前身。草原之路，从黄河中游，北上经蒙古草原，越阿尔泰山脉进入哈萨克草原；再经里海北岸、黑海北岸直达多瑙河流域。正是通过这条道路，当时为中国所独有的丝绸进入西方世界。到两汉时期，张骞受命西进通使西域，正式宣告了陆上丝路主干道的形成。及至唐代社会的繁荣，先进的文明，开放的文化，吸引了世界各国来华贸易，陆上丝路弦歌不绝，海上丝路也逐渐建立起来。

丝绸之路是一条鲜活的道路，它不仅加强了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之间的交往，还加强了彼此间的思想文化交流。

隋唐时期，中国与波斯一直保持着非常友好的关系，双方使者不断，相互之间的文化交流丰富多彩，不论是作为波斯物质文化代表的金银器，还是作为精神文化的景教、摩尼教，都从波斯传入了中国，丰富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同时，撒马尔罕壁画上手捧丝绢的唐朝使者，波斯、阿拉伯文献对中国物产、工艺传入的记录，以及大量瓷器、丝织品的考古发现，都说明了中国文化向西传播的广度和深度。事实上，古代中西之间的交流，不论是丝绸、玉器、香料、陶瓷、珍禽等物质层面的物品，还是佛教、景教、伊斯兰教、儒家思想、道教等思想层面的结晶，都是通过这条东西交往的道路双方交流的。

在丝绸之路汇聚的多种宗教文化既相互碰撞，又和平共处，和谐共存。汉唐时期经丝绸之路传入中国的思想观念以佛教的影响力最为巨大。中华王朝不论迎佛也好，辟佛也罢，都展现了佛教对代表中国意识形态的儒家思想的新塑造。西域的于阗王国是丝路上一颗璀璨的明珠，不仅是商人驻足之处，也是西行东来的僧侣歇脚所在。这里修筑了大量的佛寺，宝殿主尊是佛像，佛像两边上方都是千佛，而下方则往往描绘地方神祇，其外部特征有似祆教神祇。由此可以看出，丝路上的诸神之间并没有战争，而是安然地保佑着各自的信徒。

按照塞缪尔·亨廷顿的观点，不同文化由于自我认知身份的差异而存在着激烈的冲突。但历史经验表明，在冲突之外，文明之间还有着更为广泛的交流和竞争。公元751年，唐王朝与大食爆发战争，史称“答罗斯之役”。这件小小的战事插曲迅速被和平交流取代，唐朝大量被俘工匠随大食军队西归，直接导致了以中国造纸术为代表的科技西传。随后，中亚撒马尔罕形成了一个造纸中心，并在以后的岁月中将造纸术从西亚传入欧洲，埃及人的纸草和羊皮纸开始退出舞台。可以说，怛罗斯之战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极具象征性。抛开军事上的胜败不论，中国文明与阿拉伯文明在怛罗斯之外的广阔空间里竞争并共生，对双方文化的发展都极具积极意义。文化多元、文明交往、和谐共存，这正是丝绸之路留给我们今天最可宝贵的财富。

(节选自《丝绸之路与中西文明交流》，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