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2020年初，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席卷中国大江南北，牵动着亿万国人的心。新冠肺炎疫情于2019年12月萌芽，2020年1月起受到广泛关注。疫情作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专业性强，影响面广，公众在疫情中急需大量信息来指导个人生活及稳定心态，公众对疫情相关信息的关注度超越了同时间段内其他信息，甚至也包括与其他类型的突发公共事件相关的信息。

了解疫情的各种动态，成为特殊时期大众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人们通过不同载体关注着不同渠道发布的疫情变化情况，以及和抗疫防疫相关的各种话题。（见下图）

南亚

（摘编自《国家信息中心：“新冠肺炎”公众认知与信息传播调研》）

材料二：

处疫情中的公众，最容易出现焦虑与恐慌，而这恰恰为谣言的传播准备了丰厚的土壤。在此次疫情期间，谣言满天飞，假新闻大规模出现，其客观条件是社交媒体中的个人化传播，主观条件则是焦虑、恐慌心理下的”负面推定”与”可能真实”。谣言的核心特征是不实之言。谣言的传播力与谣言内容的模糊度、反常度成正相关，越是不清晰、不正常的信息，越可能在公众媒介理性下降的疫情期间广为流传。

谣言对于疫情治理具有极大负面影响，这种负面影响处理起来难度也不小，在现实中，即便谣言可以删除，但是观点与情绪却已然形成。换言之，可以将谣言轻易删除，谣言带来的影响却较难删除。如何处理谣言，成为疫情治理体系中的焦点与难点。

从此次疫情期间出现的谣言看，根据造谣者动机，可以把谣言大致分为三类：误解性谣言、牢骚性谣言和攻击性谣言。误解性谣言是指造谣者并无主观恶意的造谣意图，因缺乏判断力形成错误认识，传播开来成为谣言。牢骚性谣言常常是针对政策、团体、环境等的，当公众的某些诉求得不到满足时，埋怨就会产生，或借题发挥，或“合理想象”，引发共鸣，传播开来成为谣言。攻击性谣言有着很明确的目的性、对象性，造谣者在造谣之前就研究了攻击对象情况及其薄弱点，然后有一定逻辑性、针对性地发布信息，令其传播开来成为谣言，以此达到伤害攻击对象的目的。

（摘编自媒体清华《谣言治理：给舆论场“消毒”但不宜过度》，有删改）

材料三：

此次疫情发展与应对完全处在社交媒体高饱和度传播的环境中，信息充分带来了治理的高效，信息过载也产生了更加复杂的影响，焦虑、恐慌、对抗、戏谑等社会情绪皆有出现、蔓延。在社交媒体时代，疫情带来的舆情引发公众心情的变化，既要治疫病也要治“心病”，成为当代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社会治理特别是信息传播体系建设的重大难题。调节社会情绪，防止普遍性的“心病”，不仅要提供事实，还要普及知识，而且要传播真诚的态度。

在疫情治理中，科学传播具有重要价值。在防范疫情的科学传播、健康传播、危机传播中，科技界、学术界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主体作用。面对各种风险性，要保持对知识的尊重，科学防疫才能理性防疫。要鼓励并创造条件让科学家、医生等专业人士多发声，形成对舆论场的知识型引领。在疫情防控的舆论引导中，需要的是数据支撑、病例支撑、科学支撑。

在疫情的爆发期，整个社会处于高度紧张状态，尽管确诊人数相比全国人口是比例很小，但全体国民无疑都受到巨大影响。不仅是停产、停学等行为约束，更有不安全感、不信任感等情绪的积累。要缓解这些负面情绪，口号与浮躁无用，唯有以真诚的态度，认真医治每一个病例，设计每一项举措，开展每一次沟通，为舆论融入更多暖色调，日积月累，方可积累社会信心。

（摘编自媒体清华《理性涵养：传播知识与真诚》，有删改）

材料一：

人们在消费时经常遭遇一些“潜规则”，比如找搬家公司谈好价格却临时被告知要按楼层加价，买窗帘遭遇商家收打孔费等。所谓“消费潜规则”大多是商家的“不成文规定”或所谓的“商业惯例”，消费者面对商家的这些“商业惯例”，即使很不情愿，但通常只能被动接受。这些“消费潜规则”实际上存在侵犯消费者知情权和选择权的问题。

调查显示，73.8%的受访者遇到过“消费潜规则”，18.2%的受访者没有遇到过，8.1%的受访者回答不清楚。受访者认为，装修（46.3% )、家居产品（40.2%)和电子产品（35.2% )领域最容易出现“消费潜规则”，其他还有：电影院（22.0%)、网购（31.5%)、搬家（23.1%)、物流（16.4%)、餐饮（28.0%)、旅游(34. 8% )、影楼（18.2% )和物业（12.3% )等。

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李伟民指出,“消费潜规则”就是不明显的、不公开的、法律法规以外的规则。“‘消费潜规则’屡禁不止，而且变得更加隐蔽。日常消费领域往往是重灾区，比如金融保险、 日用品维修和餐饮等。”

调查显示，遇到“消费潜规则”后,64.0%的受访者会与商家协商解决，41.1%的受访者会找维权部门投诉，36.0%的受访者会忍气呑声，26.7%的受访者在网上发帖指责，11.3%的受访者会向媒体求助。

面对“消费潜规则，23.6%的受访者觉得维权容易，59.6%的受访者觉得不容易，16.8%的受访者表示不好说。

(摘编自王品芝《“消费潜规则”横行，你“被套路”过吗》，《中国青年报》2018年11月15日）

材料二：

促销套路”深、“优惠账”难算。早在“双十一”前期，各大电商平台早已拉开预售的战幕，促销手段也 是花样繁多，越来越复杂，让“剁手族”难以比价，倍感促销“套路”深、“优惠账”难算。不少网友反映今年 “双十一”不但要拼网速、手气，还得拼智力。梳理发现，商家们主要采用了以下几种促销模式:定金膨胀模 式，即顾客支付定金后，将按照一定的膨胀比例享受高于其所支付的定金金额的抵扣；满减优惠券模式，即顾客在店铺中领取满减优惠券，“双十一”当天在该店铺中消费满一定金额可享有直接减价优惠；“1元”秒杀模式，即包括在“双十一”当天的10点、12点、18点等时间点，顾客只需1元，可抢购个别数量有限的商品，以及额客可支付1元来获取特定店铺或特定商品的大额满减优惠,在“双十一”备天可使用；平台购物津贴模式，指平台提供的跨店铺满减优惠；现金红包模式，就是在订单支付时直接抵扣金额。促销模式的复杂化既增加了消费者的时间成本，也令很多消费者被误导，这也是产生各种网购矛盾的原因之一。部分“剁手族”甚至怀念起以往简单粗暴的“半价”“立减”了。

(摘编自《2017年“双十一”网购综合信用评价报告》,信用中国12月13日）

材料三：

把潜规则暴露于阳光之下，是保护消费者权益的有效做法。市消委会法律事务部陈朝辉认为：“反对潜规则，最基本的办法，就是要让它‘潜’不起来。只有将其暴露在阳光下，才能引起公众、政府的重视。而被置于众目睽睽之下的时候，原有的潜规则参与者中，必然有一部分会做出改变,从而打破商家之间的‘松散 而沉默的同盟’。”对于曝光潜规则，社会自治组织有其天然优势,而这更需要每一个消费者都站出来，将自己了解到的潜规则公之于众。

消费潜规则的出现，是商家或行业追求利益最大化的产物。在市场化初期，秩序很不规范、诚信体系未完全建立，因此商家尽量钻法律、商业道德、社会公德的空子，以实现利益最大化。

潜规则的出现，意味着商家和企业在有些方面自愿或非自愿地成为松散的“攻守同盟”，他们步调一致。 而消费者是弱势一方，虽然要做到理性消费，但有时明知是不合理不公平的收费，由于生活需求是刚性的，不可能不消费，而当大家都这样做的时候，自己也就只好被迫接受了。这时就需要有人出来打破这一平衡局面，这可以是政府、社会自治组织、媒体，也可以是任何一位消费者。目前国家正在修改《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将加大对消费者权益的保护力度。

(摘编自《消费潜规则，商家的“钱”规则 》,“深圳新闻闽”2017年6月11日）

材料一：

近日，澎湃新闻记者实地探访聚集了大批陪读家长的毛坦厂镇，探求当地真实的“高考生态”。

陪读妈妈：

黄晓，今年43岁，与其他人不同的是，她的“任务”除了陪伴上高二的18岁儿子，还需要照顾好因儿时发烧而失去自理能力的22岁女儿。黄晓租住的房子是两室一厅，一年房租2万。虽说要带着女儿重新适应新环境，但黄晓只要想到能每天和儿子见面，心里就很幸福。在毛坦厂陪读的日子里，黄晓每天不到6点就要起床给儿子烧早饭。黄晓说，自己除了洗衣做饭，就是照顾女儿，而做饭一般都是烧儿子或者女儿喜欢吃的，“晚上11点多放学回来，我还煮面给他吃”。黄晓心疼儿子，考试后，从不主动问成绩。“看他脸色就知道他考得好不好。”她说。儿子晚上回家后学习一般会到12点半，而她也会等到儿子睡了之后再休息。

陪读8个孙辈的七旬奶奶：

一间约20平方米的出租房里，74岁的陪读奶奶李仁珍正坐在床边听着收音机，她孙子徐鹏是毛坦厂中学的高一学生.20多年前，不到50岁的她在老家开始了陪读生活。这是她第二次来到毛坦厂陪读，上一次是小孙女读高中时。在李仁珍看来，她不愿给晚辈添麻烦，“陪读”孙辈也是为了给子女们减轻压力，所做的事就是照料生活，帮孙辈洗衣、做饭，陪读8个孙辈也并非值得一提的事。除了吃午饭、晚饭时在家里的20分钟外，要到晚上11点放学后，李仁珍才跟徐鹏有独处的机会。她坦言，因为孙辈平时课余时间少、功课多，这些年陪读，自己很少主动跟孙辈交流，“怕打扰他们学习”。

（摘编自澎湃新闻2018年6月2日）

材料二：

被称为“亚洲最大高考工厂”的毛坦厂中学，每年都会吸引大批学子前来备战。

近日，记者来到毛坦厂镇发现，当地托管中心的代陪读服务预定火热。在毛坦厂镇的一家托管中心，二层的楼房被隔成数个单间，每个单间里都配有床铺桌椅，这里的房间已经被预订过半，有些学生已经将物品搬进寝室。在开学前，这里将住满学生，托管老师会代替孩子们的父母照顾学生的饮食起居。

据了解，学生在托管中心一年的费用大概在25000到30000元人民币之间，价格根据所选房间的大小而定，费用包含房租、伙食以及洗衣服等服务费用。

暑期放假，学生们在补习功课，家长则选择在小镇上做生意或者在服装加工厂打工，利用放假的时间工作赚钱，以此补贴家用。据了解，在服装加工厂通常按件计费，多劳多得，尽管收入不高，但对于陪读家长来说，可以缓解家庭的压力。

在安徽六安毛坦厂镇，每年都有超过一万名学生来此求学，这也孕育了小镇上火热的“陪读经济”。

（摘编自《安徽毛坦厂：学生求学催生“陪读经济”》，中国新闻网2018年6月29日）

材料三：

日前，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联合问卷网就陪读现象对2003人进行了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如下：

（摘编自《中国青年报》2017年3月2日）

材料四：

根据陪读的表现形态，大体可分为临时性陪读、阶段性陪读、隐匿性陪读、全程性陪读等几类。多元的陪读现象，折射的正是复杂的教育图景。优质教育资源仍不够均衡，是“陪读大军”产生的根本原因。尽管随着教育投入的增加、教育均衡的推进，教育资源校际、城乡、区域间不均衡的状况已经大大改观，但优质教育资源的高位均衡距离公众期待仍有差距。良禽择木而栖，望子成龙的家长自然也会择名校而居。再加上部分家庭对于升学与应试的过度追求、一切与学习无关的事情都该由父母包办的错误教育观和成长观，家长也就被裹换进陪读队伍。

（摘编自赵婀娜《读懂“陪读大军”背后的教育焦虑》，《人民日报》2017年9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