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盛唐之音本是一个相当含糊的概念。拿诗来说，李白与杜甫都称盛唐，但两种美完全不同。拿书来说，张旭和颜真卿俱称盛唐，但也是两种不同的美。这两种盛唐在美学上具有大不相同的意义和价值。

如果说，以李白、张旭等人为代表的“盛唐”，是对旧的社会规范和美学标准的冲决和突破，其艺术特征是内容溢出形式，不受形式的任何束缚拘限，是一种还没有确定形式、无可仿效的天才抒发，那么，以杜甫、颜真卿等人为代表的“盛唐”，则恰恰是对新的艺术规范、美学标准的确定和建立，其特征是讲求形式，要求形式与内容的严格结合和统一，以树立可供学习和仿效的格式和范本。如果说，前者更突出反映新兴世俗地主知识分子的“破旧”“冲决形式”，那么，后者突出的则是他们的“立新”“建立形式”。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杜诗、颜字，加上韩愈的文章，却不止领了数百年的风骚，它们几乎为千年的后期封建社会奠定了标准，树立了楷模，形成为正统，是至今影响仍然广泛深远的艺术规范。它们一个共同特征是，把盛唐那种雄豪壮伟的气势情绪纳入规范，即严格地收纳凝练在一定形式、规格、律令中。从而，不再是可能而不可习，可至而不可学的天才美，而成为人人可学而至，可习而能的人工美了。那种神龙见首不见尾的不可捉摸，那种超群轶伦、高华雅逸的贵族气派，让位于更为平易近人、更为通俗易懂、更为工整规矩的世俗风度。它确乎更大众化，更易普遍接受，更受广泛欢迎。

拿颜字说吧，颜以楷书最为标准，它“稳实而利民用”，本就吸取了当时民间抄写书法，日后终于成为宋代印刷体的张本，这是人人可学着写的。它左右基本对称，出之以正面形象，浑厚刚健，方正庄严，齐整大度，“元气浑然，不复以姿媚为念”的颜书，不更胜过字形微侧、左肩倾斜、灵巧潇洒、优雅柔媚、婀娜多姿的二王书以及它的初唐摹本吗？

韩文，情况是类似的。所谓“文起八代之衰”、“韩子之文如长江大河”，其真实含义也在这里。韩文终于成为宋代以来散文的最大先驱。“唐自贞观以后，文士皆沿六朝之体，经开元天宝诗格大变……其后韩柳继起，唐之古文遂蔚然极盛……”，说明以韩愈为代表的古文是与六朝“旧规”相对立的一种新的文体规范。

杜诗就更不用说了。直到今天，由杜甫应用、表现得最为得心应手、最为成功的七律形式，不仍然是人们所最爱运用、最常运用的诗体么？七律这种形式所以为人们所爱用，也正在于它有规范而又自由，重法度却仍灵活，严整的对仗增加了审美因素，确定的句形可包含多种风格的发展变化。而杜甫把这种形式运用得熟练自如十全十美。他的那许多著名七律和其他体裁的诗句一直成为后人倾倒、仿效、学习的范本。

这些文艺巨匠（以杜、韩、颜为代表）为后世立下了美的规范，如同比他们时间略先的那一批巨匠（以李白为代表）为后世突破了传统一样。这两派人共同具有那种元气淋漓的力量和势概，“盛唐诸公之诗，如颜鲁公书，既笔力雄壮，又气象浑厚。”所以，它们既大体同产于盛唐之时，而被共同视为“盛唐之音”，就理所自然。

（摘编自李泽厚《美的历程》）

材料二：

蓬勃的朝气，青春的旋律，这就是“盛唐气象”与“盛唐之音”的本质。盛唐诗歌中普遍存在的“浑厚”、“氤氲”的气象，证明它不单是属于某一个诗人的，而乃是整个时代精神面貌的反映。这气象如旦晚才脱笔砚的新鲜，这也就是盛唐时代的性格。它是思想感情，也是艺术形象，在这里思想性与艺术性获得了高度统一。我们以为只有揭露黑暗才是有思想性的作品，这是不全面的，我们只能说属于人民的作品是有思想性的作品，而属于人民的作品不一定总是描述黑暗的。屈原最有代表性的作品《离骚》，给我们最深刻的印象是强烈追求理想、追求光明，很少具体描述黑暗面。当然追求光明就会与黑暗面敌对，这原是矛盾的两面；可是作者究竟是带着更多黑暗的重压，还是带着更多光明的展望来歌唱，这在形象上是有所不同的。李白是盛唐时代最具代表性的诗人。整个盛唐气象正是歌唱了人民所喜爱的正面的东西，这正反映了时代中人民力量的高涨，这也就是盛唐气象所具有的时代性格特征；它是属于人民的，它是人民所喜爱的，它是与黑暗力量、保守势力相敌对的，这就是它的思想性。

李白《将进酒》：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如果单从字面上看，那么已经是“万古愁”了，感情还不沉重吗？然而正是这“万古愁”才够得上盛唐气象，才能说明它与“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的气象可以匹敌，有着联系；才能说明盛唐的诗歌高潮比陈子昂的时代更为气象万千。我们如果以为“白发三千丈”“同销万古愁”仅仅是说愁之多、愁之长，也还是停留在字面之上，更深入理解，会发现这个形象的充沛饱满，这才是盛唐气象真正的造诣。

（摘编自林庚《盛唐气象》）

材料一

在我们的语文生活中，逻辑是无处不在的：烛之武入情入理的分析挽救了国家，这是外交中的逻辑；林庚细致辨析“木叶”的内涵与使用的场合，这是文艺鉴赏中的逻辑；王安石以雄辩的论说驳斥对变法的非难，这是治国理政中的逻辑；“既已烧着，又何苦伤心流泪？”热情奔放的诗句中，也同样包含着逻辑……学点儿逻辑，可以增强我们的思维能力，增进我们对外部世界的认识，也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进行语文学习。

逻辑能够让我们化繁为简，去伪存真，透过纷繁复杂的表象，洞察问题的本质。例如，鲁迅《拿来主义》一文，就包含着这样一个推理：

或者闭关，或者送去，或者等别人“送来”，或者自己去拿（当时没有其他选择）

不能闭关，不能送去，不能等别人“送来”

只有自己去拿

文章先分析了“闭关主义”“送去主义”等几种不同的做法，否定这些错误的做法，也就证明了“拿来主义”的正确性。这篇文章充分展现了逻辑思维的力量。

有些时候，文学作品又会故意在表面上违背逻辑，以取得更好的表达效果。例如臧克家《有的人——纪念鲁迅逝世十三周年有感》中的诗句“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在表面的自相矛盾中，隐藏着“精神”和“肉体”这两个评判人生的角度，含蓄地表达了对精神不朽、虽死犹生的鲁迅先生的景仰，以及对欺压人民、虽生犹死者的鄙夷。这句诗看似不合逻辑，有悖常识，实则凝练深刻，引人深思。能有如此突出的表达效果，与诗句“违背逻辑”的表达方式有着密切的联系。

当我们试着运用逻辑来发现谬误、进行推理、展开论证，你会发现：逻辑不神秘，过去你就自觉不自觉地用过它；逻辑很有用，它能让你的思考更加严谨周密，阅读与表达更具洞见，更富理性。

材料二

我们生活在互联网时代，获取信息更加方便，但遭遇的谬误也更多。我们必须具备识别谬误的能力，否则就有可能成为谬误的受害者甚至传播者。

逻辑，正是甄别信息与辨析谬误的武器。

逻辑学所说的谬误特指具有一定迷惑性的逻辑错误，逻辑错误往往违反了思维和表达的一些基本规范。我们平时经常遇到存在逻辑错误的话语，例如：

“我爱读外国文学，尤其爱读俄罗斯的、拉美的、古典的”，这是     ①      ；

“为演好课本剧我可以赴汤蹈火，要不是雨下得太大我就赶去排练了”，这是 ② ；

“他出生时天昏地暗、飞沙走石，注定此生不凡”，这是 ③ ；

“目前大学生普遍缺少对传统文化的热情，最新调查显示，大学生喜欢和较喜欢京剧的只占被调查人数的14%”，这是 ④ 。

材料三

在证明某个观点时，可以想象存在一个驳论者，不妨称其为“虚拟论敌”。这个“论敌”可能会对我们的论点举出反例或从论点推出错误，也可能会质疑论据及隐含前提的可靠性，抑或指出论证中存在的逻辑问题。面对这些可能受到的攻击，我们再进一步考虑采取怎样的措施能使自己的论证免于或抵御这些攻击。

例如，苏洵《六国论》开头，就通过“或曰”，引入了虚拟论敌，提出“六国互丧，率赂秦耶”这一质疑，再通过反驳这一质疑，有力地支撑了自己的论证。我们在构思、写作议论性文章时，也可以通过引入虚拟论敌，与自己展开质疑问难，来完善自己的构思，增强文章的说服力。

例如，要求以“兼听则明”为论题写一篇议论文，写作者可能一下子想到齐王和邹忌、李世民和魏征等大量事例，于是有了这样一个提纲：

论点：兼听则明

正面的例子：“齐王纳谏”等。

反面的例子：“晁盖丧命”等。

按照这样的提纲写下去，很容易写成“观点加例子”的模式，即使材料再丰富，逻辑上还是不够周密。

现在，试引入“虚拟论敌”，想一想：这个“论敌”会从哪些方面攻击现有的论证呢？

①“兼听”就一定“明”吗？“三人成虎”“父子骑驴”的故事里的主人公恰恰是听得越多越糊涂啊……

②“偏信则暗”能够证明“兼听则明”吗？

③齐王听了“宫妇左右”“朝廷之臣”“四境之内”的声音还不算“兼听”吗？而李世民有时听魏征一个人的就够了。究竟达到什么程度才算兼听？

为了应对质疑、驳斥攻击、解释反例，写作者就得对“兼听”的内涵作出阐述，对现有的例子进行分析，甚至还要主动对论点的适用范围进行限定。由此，就可以不断改进论证提纲。

材料一：

资源，一直被我们看作是顺风顺水、迈向成功的关键，所以，我们努力结交各种人脉，积累各种资源。但其实，人际关系资源是否能带来价值，取决于它与我们核心目标的相关度。

在一般情况下，我们想要办成一件事，往往是要找某一类人，而不是某一个人。比如，你需要赶火车，但是买不到票，这时候就会想到找火车站的熟人朋友帮忙，可是最后熟人也没有买到票。然而，买票的目的是到达目的地，所以这个问题是如何到达目的地，而不是如何找熟人买到票，除了火车还有其他交通工具可以达成这个目标。

我们要找到需要的那一类人，网络搜索引擎往往办不到，这时候我们则需要找一个关键人物，把这个关键人物当作搜索引擎，从他那里获得有用的信息，再去连接其他人。这些关键人物，大致分为三类：内行型的人、联络员型的人、推销员型的人。

内行型的人即掌握行业内幕、专业知识的人，或者是人们关注的焦点。联络员型的人即善于打交道的人，交际很广的人。推销员型的人即有天然感染力的人，能够让别人接受他所说的一切，打消他人的顾虑。

在人际关系中使用搜索力，就是把别人当作搜索引擎，把已经建立和积累的关系当作数据库，以问题为导向进行资源的整合和开发。

在组织当中，强大的搜索力体现在高效利用头脑风暴，让每位参会者通过头脑风暴的方式，向内搜索，找到建议或灵感。有了灵感后，可以从利润、简介、可控性、可操作性四个维度进行衡量，看这是否是一个有创意且可行的点子或方案。

在思考能力提升中，搜索力体现在对问题本质或规律的抽象能力，以及再将抽象化还原回具体的实际行动中的能力。比如“九段秘书工作法”是一个以秘书工作为基础，提炼出来的合格秘书应该做到的九条标准，这是抽象化。如果你能够在自己日常的文秘工作中，结合自己实际工作的情况，将“九段秘书工作法”落实到实际行动中，并形成自己的一套规则和标准，这便是“还原”。

搜索，并不仅仅是对信息的搜索，还应该包括对未知世界的探索，发现未知的自己，获得外界的帮助。

（摘编自《〈搜索力〉：帮你解决90%人生难题的思维能力》）

材料二：

战国时期，诸侯割据，战事不断。初出茅庐的范蠡，在齐国发现了一个巨大的市场需求。北方牧场多，马匹便宜又彪悍。而吴越一带需要大量的战马，如果能将北方的马匹低成本运到吴越，将会有很大的利润空间。

然而，运输问题却是横亘在他眼前的一大鸿沟。兵荒马乱的年代，先不说齐国到吴越路途遥远，中间还隔着鲁国、宋国、楚国等几个国家，强盗也会随时出没，光运输成本就足以让人望而却步了。

经过多方调查，得知北方巨商姜子盾常年往返于齐鲁和吴越间，他贩卖麻布到吴越，早已买通了沿途的强人，为自己的运输开疆辟地，保驾护航。

在姜子盾经过城门时，他张贴布告：范蠡组建马队，开业大酬宾，可免费向吴越地区运送货物。双方很快达成协议。最终，范蠡成功地运送姜子盾的麻布，安全抵达吴越。为姜子盾卸下布匹，范蠡卖掉了马，稳稳地挖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

身边类似这样的例子很多。在这个强调资源的社会，很多人因为缺乏资源早早地缴械投降。而范蠡卖马的案例告诉我们，如何搜索身边的资源，通过有效行动取得有效结果，利用杠杆借力整合资源，是生活中必备的一项技能。

（摘编自《范蠡卖马的启示：用好搜索力，为人生赋能，做人生大赢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