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餐

毛姆

我是在剧场看戏时见到她的。她向我招了招手：“哎呀，好多年没见了，时间过得真快！你还记得咱们第一次见面的情况吗？你请我吃了一次中饭。”

我怎么能不记得！

那是二十年之前的事了，当时我住在巴黎拉丁区的一间小公寓，那里是无名艺术家、穷学生、流浪汉的栖身之地。我的收入刚好够养活自己。她曾看过我的一本书，并给我来过信，我回信谢了她。可没多久我就又收到她一封信，说她要路经巴黎，想同我谈谈，并问我是否愿意中午请她在福约特餐厅随便吃点什么。福约特是法国议员们经常光顾的一座餐厅，我从来不敢问津。但我想，一顿便餐不会超过十五个法郎。如果我后半月不喝咖啡的话，完全可以对付过去。

实际上她已经有四十岁了，她那一口为数众多的牙齿，又白又大又平整，给我印象颇深。

菜单拿上来的时候我吓了一跳，价钱比我预料的要贵得多。但她说的话叫我放了心。

“我中午从来不吃什么，”她说。

“哦，可不要这么说！”我慷慨地回答。

“我只吃一道菜。也许我可以来点鱼，我不知道有没有鲑鱼。”

吃鲑鱼的季节还略嫌早了一点，菜单上也没有写着这道菜。但是我还是问了一下侍者。

“有，刚刚进了一条头等鲑鱼！”

我为我的客人叫了一份。侍者问她是否吃点别的，“不，我中饭只吃一道菜。除非你们有鱼子酱。”我的心微微一沉，我告诉侍者拿了份鱼子酱。我为自己挑了一份菜单上价格最便宜的羊排。

“我认为你吃肉可并不明智，”她说，“我不知道你吃完这类油腻的东西以后还怎么能工作。我可不能叫我的胃负担过重。”

之后出现了饮料问题。她说，“我的医生绝对禁止我喝酒，除了香摈。”她对我粲然一笑，露出雪白的牙齿。我想我的脸当时一定变得有些苍白。我叫了半瓶香香槟。

她吃掉鱼子酱，吃掉鲑鱼，愉快地谈论着艺术、文学和音乐。可我却一直琢磨账单加起来会要我多少钱。这时侍者又带着菜单来了，我便说：“我中午只吃一道菜。”

她轻轻递了一个手势，让侍者站在一边。

“我中饭从来不多吃，吃这点也是为了聊天方便。我可再也吃不下什么了------除非那种大芦笋。如果不尝尝的话，这次到巴黎来可是件憾事。”

我的心沉了下去。我在橱窗里见到过芦笋，我知道这东西贵得要命。可我仍硬着头皮对侍者说：“这位女士想知道你们有没有那种大芦笋。”

“我一点都不饿，”我的客人叹道，“但如果你坚持的话，我也不介意吃一点。” 我陷入了恐慌。现在已经不是我可以剩下几个钱过日子的问题了，而是我是否有足够的钱拿出来付账。我清楚地知道我有多少钱，如果不够付账的话我下决心把手往兜里一伸，然后戏剧性地大喊一声，跳起来说我钱包被偷了。当然，如果她也没有足够的钱付账的话就更难堪了。要是那样，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留下我的表作抵押……

芦笋上来了，水灵灵的，让人垂涎。我一边望着这个女人一大口一大口地往嗓子眼里塞着芦笋，一边彬彬有礼地谈论着巴尔干半岛的戏剧界现状。她终于吃完了。

“咖啡？”我问道。

“好吧，一份冰激凌加咖啡。”她回答。

“你知道，我信奉着这样一个原则，”她边吃冰激凌边说，“一个人吃饭时—定只吃八成饱。”

“你还饿吗？”我有气无力地问道。“哦，不饿了。”

当我们等着咖啡的时候，侍者胳膊上挎着一满篮子大桃向我们走来，我的客人一边继续谈话，一边心不在焉地拿起了一个。

“你看，你用肉塞满了肠胃，”——她指的是我那一块可怜的羊排——“你什么也吃不下去了；而我只随便像吃点心一样地吃了点儿，我还可以享受个桃子。”

付完帐后，我的钱已不够付像样的小费了。她的目光在我留给侍者的三个法郎上停留了片刻，我知道她一定想我很吝啬。

“学我的样子，”在我们握手道别时她说道，“中饭顶多吃一道菜。”

“我会比那做得还好，”我大声回答，“今天晚饭我就什么都不吃了！”

“幽默家！”她愉快地喊着，跳上了一辆马车，“你真是一个十足的幽默家！”

时隔这么多年，今天，我终于复了仇。我不认为我是个睚眦必报的人，可是当永恒的上帝插手这件事时，我暗自得意地看到了这个让我欣慰的结果——现在她体重已达三百磅。

教堂司事

【英】毛姆

圣彼得教堂下午有一场洗礼，所以奥伯特·爱德瓦还穿着他的司事长袍。他总是把新袍子放在做丧礼或婚礼的时候才穿（那些讲究时髦的人总是选圣彼得教堂来举行这些典礼），所以，现在他所穿的只是稍微次一等的。穿这袍子，他感到自傲，因为这是他职位尊严的标志。

司事现在在小礼堂等着牧师结束他的仪式。

这位牧师是最近才任命的，四十来岁，红光满面，是个精力充沛的人。而奥伯特·爱德瓦还是为先前的牧师感到遗憾，那是一个旧派的教士，从不大惊小怪，不像现在这位，样样事情都要插上一手。

不久，他看到牧师走了过来。

“佛曼，您能到小教堂里来一会儿吗？我有些事情要同你说说。”

牧师将奥伯特·爱德瓦领进了小教堂。奥伯特·爱德瓦看到这里还有两位教堂执事，有一点儿惊讶，他一个一个地同他们打招呼。

他们现在坐在精致的桌子旁边，牧师坐到他们中间空出的椅子上。奥伯特面对着他们，桌子在他与他们之间，心里有些不自在地猜想着这是怎么一回事。牧师的脸上是一团和气，而另外两位却表现出些微的慌乱。奥伯特以一种谦恭而又尊严的姿态站着。

牧师神采奕奕地开口了。

“佛曼，你已经在这里干了这么多年了，而且令人满意地履行了你的责任。”

“但是有一天我了解到一件非同寻常的事情，我觉得有责任要将这事情告知我们的执事。我不胜惊讶地发觉你竟然既不能读也不能写。”

“以前的牧师知道这事，阁下。”他回答说。

执事们喊叫了起来：“你的意思是说，你当了这个教堂的司事十六年，却从来不会读也不会写？”

“好吧，佛曼，我同两位先生讨论过这事，认为这实在是匪夷所思。像圣彼得这样的教堂里不能有一个既不能读又不能写的司事。”

奥伯特·爱德瓦瘦削而苍白的脸涨红了，他不自在地跺动着脚，但没有答话。

“好的，阁下，我懂，我会递上我的辞职书的。”

但是，当奥伯特·爱德瓦以他通常的礼貌，在牧师和执事们离开后，再关上了教堂的门以后，他再也无法保持住那种庄重的神态了，他的嘴唇颤抖着。他回到小礼堂穿上了他的夹克，走出了教堂。他把身后教堂的门锁上，漫步穿过广场，在深深的忧伤中，他没有走向那条往家走的路，他的心情非常沉重。他不知道自己究竟该怎么做。奥伯特不抽烟，也不饮酒。就在此刻，他觉得要是有支烟抽，或许会给他一点安慰。既然他从不带烟，他就四下里寻找着，看哪里可以买一盒。他没有看到卖烟的店铺，于是就往下走去。这是一条长长的道路，有各式各样的店铺，可就没有能买到香烟的店铺。

为了确信，他又重新在街上走了一遍。

“我不会是唯一一位在这条街上走过而想到要抽烟的人的，”他说，“如果哪个家伙在这里开爿小店，我是说，烟草、糖果之类的，准能赚钱。”

他为此遽然一震。

他说：“真是奇怪，事情就是在你最没有想的时候这样来了。”

第二天他去了那条街，而且很幸运地找到了一家出租的店铺。一个月以后，一爿卖香烟和书报的店铺就开张了。他的妻子称这件事是他自从当上圣彼得教堂司事以后最糟糕的堕落，但是他回答说，人必须跟着时代变，再说，教堂也不再是以前的样子了。

奥伯特干得很不差。在十年时间里，他一连开了不下十家这样的店铺，赚到了大笔钱财。每个星期一，他自己就到各家店铺去，将一个星期收到的钱统统收拢起来存到银行去。

有一天早晨，正当他在将一扎扎钞票和一大口袋银币交进银行的时候，一位银行出纳告诉他说，他们的经理想要见他。他被引进一间办公室，经理同他握手。

“佛曼先生，你在这里有很大一笔存款了，最好用它来投资。”

“我们会帮你转换成绝对可靠的证券的。这样会比银行所付的利息高得多。”

奥伯特富态的脸上出现了疑虑，说：“我从来没有接触过股票和分红，我只是想要把这些钱存放在你的手里就行了。”

经理笑了，说：“所有的一切我们都会帮你做的。你以后只要在传票上签名就行了。

奥伯特不无疑虑地说：“不过，我怎么知道到底签的是什么呀？”

“我想你总应该会阅读吧。”经理以玩笑的口吻说。

“哦，阁下，但是我真的不能读也不能写，我只会签自己的名字。”

经理大吃一惊，从他的椅子上跳了起来。

“这是我平生所听说的最不寻常的事情。”经理呆呆地盯着他，仿佛他是一个史前的怪物。

“你是说，你经营了这么重要的生意，赚了三万磅的财富，却不会读也不会写？我的天呐，我的好人，如果你要会读会写，那你现在还会成什么样啊？”

“我可以告诉你，阁下，”佛曼先生说，一丝笑容浮上了他依然高贵的面庞，“那我就还是内维尔广场圣彼得教堂的司事。”

（选自《毛姆短篇作品》，有删改）

乞丐

（英）毛姆

我在墨西哥韦拉克鲁斯市中心广场周边的街道上闲逛，不时瞥一眼那些精巧的庭院，最后，在环绕广场的拱廊里阴凉处坐下来，要了一杯酒。

太阳把无情的烈焰抛洒在广场上，耷拉着的椰子树沾满尘土，巨大的兀鹰不安地栖息其上，有时会突然降落地面，叼起几片残渣，扇动笨重的翅膀，飞上教堂的塔顶。我已经给完所有的零钱，只能对那些纠缠不清的乞丐频频摇头，他们不给你片刻的安宁。报童硬要把那些湿漉漉的报纸卖给我，乞丐们苦苦哀求指望能得到点施舍……但是他们随时留意着那个肥胖的警察，他会拿着皮带突然冲过来，照着他们的头或后背很很地抽上一鞭子。

突然，我被一个乞丐吸引住了，他的头发和胡子红得耀眼，胡子乱蓬蓬的，衣服破烂不堪，勉强遮体，他的腿和裸露的胳膊瘦得只剩下皮和骨头，在饥饿的人群里他显然最为可怜。他大约40岁，是唯一不开口说话的乞丐，甚至连手都不伸出来，只是凝视着你，让人感到极其不自在。如果有人给他一个硬币，他会向前一小步，伸出爪子一样的手，拿过硬币，也不说一声谢谢，就木然地走开。

他站在我面前，和他站在其他桌子前的时间一样长，用悲凉的目光看着我。我还从来没见过如此失魂落魄的人。他的外貌有种让人恐惧的东西，神志看上去也不是很健全。我没有什么好给他的，为了不让他白等，我摇了摇头。过了一段时间，他走开了。

傍晚时，凉风再次把我诱惑到了广场上。不久，大量的人群从四周的街道涌入广场，黑色的兀鹰尖叫着从人们的头顶飞过，一旦发现有什么东西可以啄食，它们就会猛然坠落地面，再从人们的脚下急急忙忙地跑开。我又看到了那个红发怪人，他没有在我的桌前停留，我估计他还记得早晨没能从我这里获取分文，觉得再这么做没有用。我在想他是不是个水手，一个英国人或者美国人，从船上开了小差，逐渐堕落到目前这种令人同情的状况，他不见了。

夜里醒时，不知道为什么，他衣衫褴褛的形象又出现在我的脑海里，我突然有种奇怪的感觉，觉得我曾经见过他，但是我无法确定具体的时间和地点。

我度过的第二天和第一天完全一样，但我在守候红发乞丐的到来。当他站在我邻近的桌子旁边时，我仔细观察着他。现在我非常确信在哪里见过他，甚至认识他。我不好意思上前招呼他，我为不能把他对上号而恼火，就像你在努力回想一个人的名字，那名字分明已经在你的舌尖上，却又一下子溜走了。这一天就这么慢慢地过去了。

新的一天又到来了。他像往常一样出现在广场上，一声不吭。他站在一张桌子跟前，离我两张桌子远，无声地恳求着。这时，我看见了那个警察，他偷偷绕过来，用皮带照着红发乞丐响亮地抽了一下，乞丐的身子一缩，但他既不抗议，也没有表露出任何憎恨。他似乎已对这种鞭打的刺痛习以为常，他缓缓移动的身躯悄然融入降临到广场的暮色之中，然而这残酷的一鞭却抽醒了我的记忆，我突然想起来了。

他肯定也认出了我，因为这20年来我的外貌变化不大，这就是他从第一天早晨以后，就再也没有在我案前停留的缘故。我认识他已经有20年了，那时候我在罗马过冬，每晚都去一个餐馆用餐。餐馆的常客多是一小群来自美国和英国的艺术院校学生。我们经常在那里无休无止地争辩着与文学和艺术有关的话题，他那时还是个大男孩，不会超过22岁，蓝眼睛、直鼻梁、红头发，长得很讨人喜欢。我记得他说曾在美国水果公司工作过，因为想成为一名作家，他放弃了那份工作。由于他过于傲慢，他在我们中间不怎么受欢迎。他觉得我们是一群可怜虫，并对此直言不讳。他不给我们看他的作品，因为我们的赞誉对他来说毫无价值，对我们的批评他则报以嗤之以鼻的态度。他极其自负，为了成为一名作家，他放弃了一切。他那么自信，而这种自信也让他的一些朋友受到感染。

我回想起当时他那种意气风发、精力充沛，对未来充满信心以及目中无人的样子。这不可能是同一个人，但是我确信这就是他。我起身去广场寻找他，我对比着过去和现在的他，琢磨是什么让他变成现在这种样子，我怎么也想不到他会落到如此悲惨的境地。成百上千的年轻人带着奢望投身艰难的艺术行业，但他们中的大部分最终接受了自己的平庸，并在生活中找到一处落脚之地，好让自己不被饿死。这太可怕了，我问自己能帮他些什么，我绕着广场走着，天色越来越暗，我担心自己错过了他，我经过教堂时看见了坐在台阶上的他，我走到他跟前。

“你还记得罗马吗？”我说。

他一动不动，也不回答我。他毫不在意我的存在，就像面前根本没有我这个人，他看都不看我一眼，空洞的蓝眼睛落在台阶底层那些为什么东西尖叫着争作一团的兀鹰身上。我不知道该做些什么，我从口袋里掏出一张黄色背面的纸币，塞进他手里。他看都没看它一眼，然而他的手动了一下，像爪子一样的细手指握紧纸币，搓揉着，搓成一个小纸团后把它移到拇指上，一下子弹到了空中，落到了聒噪的兀鹰中间。我下意识地转过头，就见一只兀鹰用嘴衔起它飞走了，两只尖叫着的兀鹰紧随其后。当我回过头来时，那个人已经走掉了。

我在韦拉克鲁斯又待了三天，我再也没有见到他。

（有删改）

【推荐3】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雨中的猫

海明威

这家旅馆里只住着两位美国旅人。他们进出房间和上下楼梯时，碰见的人都很陌生。他们住在二楼，面朝大海，也面对着公园和战争纪念碑。公园里有大棕榈树和绿色的长凳。意大利人大老远跑来看战争纪念碑。纪念碑是青铜铸的，在雨里泛着光。这会儿正下着雨。雨水从棕榈树上滴下来，石子路上出现一汪汪积水。雨水滂沱，海浪裹着雨水像一条长长的线涌上岸，又沿着沙滩滑下去，然后再裹着雨水涌上来。泊在战争纪念碑旁边广场上的汽车都开走了。广场对面有个侍者站在咖啡馆门口，正朝着空荡荡的广场张望。

美国人的妻子正站在窗边往外看，外面有只猫刚好蜷缩在他们窗子底下一张滴着雨水的绿桌子下。那只猫缩紧了身子，不让雨水滴到身上。

“我要去逮那只猫咪。”妻子说。“我去。”丈夫躺在床上说。

“不，我去。外面那只可怜的猫咪想在桌子底下躲雨呢。”丈夫靠在床头的两只枕头上，继续看书。“别淋湿了。”他说。

他的妻子下楼去了。经过旅馆营业处的时候，店主起身向她哈哈腰，他的办公桌就在营业处那头。他是个老头儿，个子很高。

“下雨了。”美国太太说。她有点喜欢这个店主。“是啊，是啊，太太，坏天气，真是个坏天气。”

美国太太喜欢他，喜欢他接到任何投诉时都那么认真的态度；喜欢他的修养，喜欢他乐意为她效劳的模样；喜欢他作为店主的那种感觉，喜欢他那张苍老、严肃的脸和他那双大手。

她怀着对他的喜爱，打开门向外张望。雨下得更大了。一个披着橡胶斗篷的人正穿过空荡荡的广场，朝咖啡馆走去。那只猫应该就在右边。或许她可以沿着墙，从屋檐底下走过去。她站在门口还没迈出去，背后有人为她撑开一把伞。原来是负责照料他们房间的女侍者。

“您可千万别淋湿了。”她面带笑容，用意大利语说道。毫无疑问，是店主派她来的。女侍者撑着伞，美国太太沿着石子路走到他们房间的窗子底下。那张桌子就在这儿，被雨水冲洗得鲜绿鲜绿的，可是猫不见了。她突然大失所望。女侍者望着她。

“您丢东西了吗，太太？”

“刚才有只猫。”年轻的美国太太说。

“有只猫？”

“对，一只猫。”

“一只猫？”女侍者哈哈一笑，“雨里的猫？”

“对，”她说，“就在这张桌子底下。”

她又加了一句：“噢，我可真想要它，我就想要只猫咪。”

她用英语说这几句话时，女侍者紧绷着脸。

“来吧，太太。”她说，“我们该回里面去了，要不您会淋湿的。”

“我想也是。”年轻的美国太太说。

她们沿着石子路往回走，进门后，女侍者在外面收了伞。那个美国太太经过办公室时，店主在写字台那头向她哈哈腰。太太从心里觉得某些东西又渺小又麻烦。这个店主让她觉得自己十分渺小，却又十分重要。

她一时觉得自己太重要了。她走上楼梯，打开房门。乔治还在床上看书。“猫逮到了吗？”他放下书问道。

“跑了。”

“奇怪，会跑到哪儿去呢？”他把目光从书上移开，说道。太太坐在床边。“我真想要那只猫，”她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想要它。我就是想要那只可怜的猫咪。可怜巴巴地淋着雨对一只猫咪来说有点悲惨。”乔治的目光又挪到了书上。

她站起身，在梳妆台前坐下，拿起镜子左照照右看看。她端详着自己的侧影，从这一侧看到那一侧，又照照后脑勺和颈窝。

“你觉得我把头发留长好不好？”她一边再次端详自己的侧影，一边问。乔治抬起头来，看着她的颈窝，她的头发很短，像个男孩儿。“我喜欢你现在这个样子。”

“这个样子，我可烦死了，”她说，“像个男孩子，真够恼人的。”

乔治挪动了一下身子，换了个姿势。从她开始说话，他的目光就一直停留在她的身上。

“你看上去漂亮极了。”他说。

她把镜子放在梳妆台上，走到窗边，向外张望。天色渐渐暗了。

“我要把头发扎到后面，扎得又紧又光滑，在后脑勺盘个大大的髻，坠在后面沉甸甸的，”她说，“我真想有只猫咪坐在我的膝头上，我一摸它，它就发出呜呜的声音。”“是吗？”乔治躺在床上应道。

“还有，我想用银碗吃饭，要点上蜡烛。我还希望现在就是春天，我要对着镜子梳妆，我要一只猫咪，还要几件新衣裳。”

“噢，别说了，去找点儿东西看吧。”乔治说着，又低头开始看书。太太向窗外眺望着。天很黑了，雨点敲打着棕榈树。

“不管怎么说，我都想要一只猫，”她说，“我想要只猫，现在就想要只猫。要是我没有长头发，也没什么别的好玩儿的，总能有只猫吧。”

乔治没有理睬她，依旧看着书。太太又望着窗外，广场上的灯都亮了。

有人敲门。“请进。”乔治说着，抬眼望去。女侍者站在门口，怀里紧紧抱着一只大花斑猫，她松开手把猫放下来。

“不好意思，打扰了，”她说，“老板让我把这只猫送给太太。”

（有删改）

【注释】这篇小说写于20世纪20年代初，处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欧美青年展现出迷惘、彷徨的精神面貌。当时的美国女性正重新定位自己在家庭和社会中的地位，要求与男性平起平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