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贲·彖》曰：“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人文与天文有着密切的关系，如古人云：“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关于天人关系的思考中，其本质是追求内心光明，其方法论是允执厥中，呈现出独特而经典的发展规律。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从思考天人关系开始的。为了观象授时、制定历法，服务于生产生活的需要，中国先民对天体运行规律进行了深入研究，逐步产生了关于天人关系的思考。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展史上，构建理想的天人关系始终是其着力解决的根本问题，其主体思想和主要实践始终是天人合一。

考古学证据显示，观象授时在中国有着超乎想象的悠久历史。太阳、月亮的光明成为中国先民身心两方面至死不渝的追求，光明成为天人合一的同义词和内在本质。商周古文字的“文”字“像人形而特彰明其心”，因而文明一词的本义为内心光明，文化一词的本义为通过人文精神教化使人内心光明。所以，文明兼有文化和光明两者的含义，《周易》曰：“见龙在田，天下文明。”孔颖达解释道：“阳气在田，始生万物，故天下有文章而光明也。”这种光明由内而外，所谓“君子之光，其晖吉也”。从而实现内圣外王，明明德于天下。

中国先民关于天文与人文的思考最为核心、最为重要的考虑，是将天文引入个体生命精神。心性之学是天人合一的内在灵魂，天人合一是心性之学的外在逻辑。儒家尤其是宋儒，认为心性之学的来源是“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允执厥中的“中”字来源于先民观象授时、立表测影而产生的“中”。立表测影要求表垂直于水平地面，精确辩证四方、八方等方位，因此使“中”具有了中正、中央等含义，并进一步发展出中庸、中和等思辨，形成了中国、中华等概念，深刻影响了中华民族居中而治的政治观、中庸中和的哲学观。

天体运行决定着人类社会的时间流逝、季节变迁、生物繁衍、粮食丰歉，深刻影响着人们的生产生活。不妨举些事例，山西襄汾陶寺遗址作为距今约4300年至3900年，大约相当于尧舜时期的中央邦国都城，已经是在阴阳、太极和天地形成的宇宙观以及八卦、五方的天下观指导下规划建设的，体现出最高统治者居中而治、掌握历法、敬授民时的权威。大量殷商卜辞、两周金文，例如西周天亡簋铭、春秋秦公簋铭、秦公钟铭等，出现了统治阶级关于天命、天、“（其）严在上”的文字。春秋战国以降，诸子百家的兴起，天命从统治者的话语权转变为民心力量、个体生命的存在意义，民心即天命、天命即人心。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在天人合一理论的发展和指导下，中国先民创造了上古时期辉煌绚丽的文化、思想和制度。从《周易》及诸子百家学说、两汉经学到宋明理学，乃至道家学说、汉地佛学等，均对天人关系、天人合一进行了孜孜以求、前赴后继的深入研究和阐析发扬，形成了蔚为壮观、叹为观止的文化现象，这种一以贯之的文化现象，充分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文明以止”的理念和特性。

（摘编自《从“观乎天文”到“观乎人文”》，《中国文化报》2019年4月24日）

【推荐2】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材料一：

最近，读到国内几位名师有关《红楼梦》的整本书导读，都不约而同地把人物命名方式以及相关判词，当作理解小说人物和故事情节的关键。

关于人物的姓名，他们或以为给小说中的人物取姓命名是一门十分讲究的学问，它往往起到点化人物、暗寓褒贬，活跃气氛，甚至是提纲挈领的作用，《红楼梦》中的谐音正是“这样”，或认为“这700多个人名，个个有讲究，个个凝结着作者的心血”。诸如此类的夸张说法，虽不必过于较真，但用以指导普通读者和青年学生理解《红楼梦》，可能会出现某些偏差，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注意。

不错，《红楼梦》中部分人物的姓名，确实含有某种特殊功能，对理解作品或者人物有一定的指向性。比如小说采用谐音方式，或者提示作者整体的创作原则，如甄士隐（真事隐）和贾雨村（假语存），或者点出了人物的特殊遭遇，如“娇杏”谐音“侥幸”，“冯渊”谐音“逢冤”，“元、迎、探、惜”谐音“原应叹息”等。虽然这似乎是小说中已然存在的事实，也是大家熟知的，但由此出发来理解人物，总有贴标签的嫌疑，容易陷自己于教条主义的泥潭。

这里的关键在于，文学作品主要是以形象感人的，形象又是借助人物的生动具体的言行，通过展示特定情境中的复杂人物关系表现出来的。对形象的鉴赏，哪怕用概念介入，也不能脱离形象，不能采用贴标签的方式来对形象加以一一对应或寓意上的一一落实，即使《红楼梦》人物的姓名在谐音上给人以某种暗示或寓意，但这种暗示和寓意仅仅代表着形象的某个侧面，况且也只是对部分人物形象的理解起指向性作用，而对另一些形象的理解作用甚微，甚至根本不起作用。

总体来看，《红楼梦》对一些相对次要或者边缘化的人物，用名字谐音方式突出其某方面的特征，以方便读者阅读，而最主要、最关键的人物，则较少给人以谐音双关方面的联想，力图以人物自身的言行来展示出形象的立体性，这是作者在处理数以百计的人物时，采取的一种基本策略。诸如王熙凤、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等主要人物，我们很难从谐音中找到某方面的符号性特征，道理正在此。即便在某些场合，脂砚斋评语对有些人物的名字给出了意义的指向，比如把“元、迎、探、惜”谐音为“原应叹息”，但这种带有倾向的抽象阐释之意义，并不能涵盖自然生命的渐次推进，即从作为起点意义的元春，到阶段性的迎春和探春，再到“三春去后诸芳尽”的惜春这一过程。当然，更不能涵盖在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中的每一个饱满的人物形象。在理解人物命名时，即便撇开具体人物的言行，仅仅是在抽象层面因谐音而引发一种符号式把握，对有些人物也是不能作简单化处理的。比如“秦可卿”，究竟是“情可亲”还是“情可轻”，或者是“情可倾”乃至“情可清”，从清代开始直到今天，有持续的争议。

所以，理解人物从形象本身的具体言行出发，即便某些人物的姓名谐音给人以意义的指向，但仅仅把这种谐音作为理解的一个侧面，并通过自己阅读的具体感受，努力发现这一侧面所涵盖的以及不能涵盖的其他方面，这才是阅读伟大作品的正道。因为，相比揭示名字的符号性功能来说，对人物具体形象的真切感受，才是更为重要的。

（摘编自詹丹《猜谜不是理解〈红楼梦〉的正道》，有删改）

材料二：

《红楼梦》艺术上的巨大成就，突出地表现在塑造出成群的有血有肉的个性化的人物形象。小说中有名姓的人物就达四百八十多人，其中能给人以深刻印象的典型人物，至少也有几十个人。而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王熙凤则成为千古不朽的典型形象。

作者对人物的独特性格反复皴染，给人以深刻的印象。如贾宝玉的“爱博而心劳”的性格特征，是通过他那特别敏锐和细腻的思维和感情，通过他那乖张可笑的言语和行为，反复加以渲染。这不是简单地重复，而是惟妙惟肖地写出他对黛玉、宝钗、晴雯、袭人、平儿、香菱等各种不同类型女性所持有的不同感情和态度，使其丰富多彩的各个层面立体地不可分割地呈现在读者面前，成为独特的人物，极其鲜明又朦胧模糊，让人叹为观止。

曹雪芹善于将不同人物，特别是相近人物进行复杂性格之间的全面对照，使他们个性的独特性在对比中突显出来。如林黛玉、薛宝钗两个人，都是美丽多才的少女，但一个是“行为豁达，随分从时”，有时则矫揉造作；一个是“孤高自许”，“目下无尘”，有时不免任性尖酸；一个倾向于理智，是“任是无情也动人”的冷美人；一个执著于感情，具有诗人的热烈的感情和冲动。这样两个难以调和的性格在对比中，其独特性就异常鲜明地呈现出来。

作者不仅能够异常分明地写出人物各自不同的性格，而且也能在相似中显出独特性。同是具有温柔和气这一性格侧面的少女，紫鹃的温柔和气在淡淡中给人以亲切，而袭人的温柔和气则带有一种令人腻烦的驯顺习性。

作者对主要人物性格的反复皴染，不是通过惊险的故事情节，作粗线条的勾勒，而是通过日常的生活细节精雕细凿地刻画人物。如通过周瑞家的送宫花、雪雁送手炉等生活细节把林黛玉的敏感、尖酸的“小性儿”表现得淋漓尽致。

对主要人物的性格是反复刻画、渲染、衬托，而对一些次要甚至是无关紧要的人物，能通过几笔的速写，勾勒出人物鲜明的轮廓。如贾琏与鲍二家的通奸，让两个小丫头放风，凤姐、平儿回来，两个小丫头，一个吓得“回身就跑”，一个见躲不过，“越性跑出来，笑道：‘我正要告诉奶奶去呢，可巧奶奶来了。’”只这个简单的细节，就把两个性格不同的丫头勾画出来了。

《红楼梦》完全改变了过去古代小说人物类型化、绝对化的描写，写出了人物性格的丰富性。探春有胆有识，有才有智，她对封建大家庭自杀自灭的预言，击中要害，使人感到清醒；她的理家，使人佩服；她的豪爽，使人感到可爱；在抄检大观园时，她的作为使人感到扬眉吐气，但她对维护封建纲纪的坚定和无情，又常常使人感到讨厌，因此，探春也成了《红楼梦》中争论不休的人物。所谓“说不得善，说不得恶”等，正是性格中不同因素的互相渗透，互相融合，写出了真实的人物。

对人物心灵及其矛盾冲突的描写，中国古代小说比较薄弱，《红楼梦》却取得巨大进步。首先，《红楼梦》写出人物心灵深处情感因素与理性因素的真实搏斗。其次，作者善于表现人物微妙的心理活动。四十五回，宝玉冒雨看望黛玉，穿着蓑衣戴着大斗笠，黛玉说：“哪里来的一个渔翁！”宝玉说将来也送黛玉一套，黛玉笑道：“我不要他。戴上那个，成个画儿上画的和戏上扮的渔婆了。”及至说出来，“后悔不及，羞的脸飞红”。这里黛玉说错了话当然是“无心”，后悔与害羞是“多心”，但这种害羞又包含着她的“有心”。黛玉从无心到多心，多心含有心，后又转为伤心，心理流程描写得十分真切动人。

（摘编自《中国文学史》袁行霈主编第四卷，《<红楼梦>的人物塑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