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我认为一个健康的中国，需要一个健康的文艺市场，中国的崛起，更离不开科学家。

明星片酬越来越高，高得离谱。2014年，李连杰被问到其片酬高达6000万一事，不屑地称：“太低了，2000年我就拿到1000万美金，按当时汇率相当于8000万。”这个世界真是太疯狂了！

那些终生投身科研的科学家，大多都是身居陋室，连钱学森都是住百八十平方米的旧房子。而大明星们，住豪宅开豪车，广告收入动辄七八位数，像天上掉馅饼一样容易。这种现象的存在，让成长过程中的孩子难以形成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孩子们都已经变得很现实，觉得搞科研是没有出息的。他们的人生目标不是升官就是发财，而当明星更是名利双收。这就是我们当今的社会，价值观严重的扭曲。科学家地位远不如演艺明星，是时代的悲哀。

一个浮躁的社会，人们追逐的都是表面的光鲜亮丽。于是各种包装炒作，让人们失去了自然和本真，浮躁的气息扩散到每一个角度，使得现代人已经不再关注社会的本源，而是追求虚无的奢侈浮华。

中国正处于转型时期，互联网变革的洪流又让人们惴惴不安，人们都在寻找精神依托。我们需要能够给国人做正确价值导向的“名人”，而恰恰社会上有非常缺少这种角色的存在，有文化、有担当、有历史责任感的名人太少了。正是因为没有真正的思想舵手，才使很多明星、网红爬到了时代之巅，负面影响将非常深远。人们不得不思考：中国精神在哪里？中国复兴从何谈起？

（选自陈中华博客）

材料二

经济合作于发展组织（OECD）公布了2015年的国际学生能力测试（PISA），结果显示，美国“将来期望进入科学相关行业从业的学生比例”为38%，中国只有16．8%，还不及OECD国家的平均值。

去年，物理学家霍金开通了个人微博，短短半个月粉丝数量突破了350万。事实上，霍金之所以在全世界拥有数量巨大的粉丝，不光因为他对广义相对论的贡献，还来自以下趣事：他在美国热门电视剧《生活大爆炸》中扮演他自己，利用电子发声器与美国的摇滚乐团录制歌曲。写得了论文，做得了网红，酷劲十足，这就是霍金的魅力，也是科学家的魅力。

整日埋头于实验室，甚至抱病工作，英年早逝，在我们的宣传中，仿佛科学家不历经坎坷，他们的道德形象就不高大。而事实上，有血有肉、有喜怒哀乐的科学家想象更能凸显人生的高度和厚度。科学家对于孩子们的吸引力，除了科学本身的魅力，很大一部分是要靠科学家来具体化和人格化的。

对青年人来说，收入和地位等实现因素也极大地影响了职业理想的选择。科学家的经济回报和社会地位似乎不如明星、企业家也是当下的现实。现在，我国的国家最高科技奖奖金每人500万元人民币，由国家主席亲自颁发，正在创造良好的社会效益。我们应以此反拨社会潮流，让科技人员真正感到既有“面子”，又有“里子”。

让科学家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明星，成为孩子们争相崇拜的偶像，唯有如此，当科学家才能重新成为孩子们的职业理想。

（摘自2017年1月19日《光明日报》第6版）

材料三

社会发展到今天，必须承认和接受其多元性和复杂性。各行各业都出精英，只不过用的评价标准不同罢了。把屠呦呦和黄晓明放在一起比较，是一种危险的逻辑。正如一提援外、减免他国债务，就有人提我国的贫困人口一样，如此对比似乎已成为一种万能诡辩术。如果用北京的房价来衡量青蒿素的学术价值，会得出什么结论呢？如果用一些方法降低“黄晓明们”的收入，限制“黄晓明们”婚宴和礼金规模，这又会是怎样的情形？

市场与行政力量当各归其位，各司其职，各尽其力。屠呦呦的反面教材，不是连结婚都会躺枪的黄晓明，也不是娱乐圈这个花花世界。演艺明星即使再奢华，也不会让科学家们眼红。反而是学术界内的各种失范现象，如学术造假、学术浮躁、科研体制僵化、收入分配不合理、科研机构衙门化、人才培养机制受阻等，才是阻碍科学家发挥更大作用的环境因素，从长远说，也损害了科学家在国人心目中的形象。

（摘自2015年10月13日《新华每日电讯》）

材料一：

习近平总书记说：“生活靠劳动创造，人生也靠劳动创造。”对学生来说，在劳动实践中，不仅可以掌握一些劳动知识、收获一些生活技能，而且能够培养一种新的生活态度与生活方式；不仅更加自信快乐地面对当下的学习与生活，而且更有能力、更有勇气开启今后的幸福人生。所以说，劳动是创造的基础，是人成长所需之课堂。把劳动教育进行到底，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需要整合家庭、学校、社会各方面力量，协同发力，三管齐下。

学校是主阵地，应根据学生身体发育情况，科学设计课内外劳动项目，采取灵活多样形式，激发学生劳动的内在需求和动力。注重系统培育，根据不同年龄阶段学生的特点和需求，开设一些与家政、手工、园艺、耕种、非物质文化遗产等相关的劳动实践课程，培养学生自觉参加劳动的习惯，学会诚实劳动，把劳动教育理论化、课程化、生活化。

家庭要多注重日常养成。加强劳动教育，不能止于课堂。家长日常生活的言传身教，有助于在孩子心中种下劳动光荣的种子，一定要多放手让孩子做事，不要“舍不得”，要把家庭劳动教育日常化，让孩子掌握洗衣做饭等必要的家务劳动技能，小到整理书桌房间，大到参加家务劳动，从点滴处培养劳动意识，在经常性的家务中养成劳动好习惯。

社会要发挥协同作用，支持学生走出教室动起来，在公益劳动、志愿服务中强化社会责任感。除了搭建多样化实践平台，满足各级各类学校实践需求之外，更为重要的是弘扬“劳动光荣，创造伟大”的主旋律，汇聚正能量，强化舆论引导，积极涵育关心和支持劳动教育的良好氛围。在这次疫情防控中，广大医护人员、公安干警、人民解放军、社区干部、公益志愿者，挺身而出、舍生忘死，昼夜奔波在抗疫第一线，坚守岗位，不胜不休，为阻击疫情贡献着实实在在的力量，创造着一个个高光时刻，理当受到全社会的尊重厚待，也是我们每一个人赞美和学习的榜样。钟南山、李兰娟、陈薇院士这样的“侠之大者”就是我们应该追的“明星”和“偶像”。

（摘编自于洪良《上好劳动教育这门“必修课”，学校家庭社会一个都不能少》）

材料二：

有人也有疑问，智能化时代加速到来，还有必要提倡劳动教育吗？其实，劳动教育对于人生的成长来说，不仅意味着劳动技能的提升，更意味着劳动精神的培育。从农耕社会“耕读传家久”的传统，到现代社会“劳动创造幸福”的箴言，时代在变，劳动的形式在变，但劳动的精神内核始终未变。路遥在《平凡的世界》中说：劳动，是人生的第一堂课。只有劳动才可能使人在生活中强大。今天，我们大力提倡劳动教育，就是要让青少年在动手实践、出力流汗中播撒崇尚劳动的种子，在接受锻炼、磨炼意志中涵养艰苦奋斗的精神，真正理解人间万事出艰辛。

（摘编自张凡《在劳动中淬炼成长》）

材料三；

学校要在劳动教育中发挥主导作用。学校的主导作用一方面在于对家庭劳动教育给出必要的指导，另一方面要积极调动和开发有利的社会教育资源。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指出，学校要对学生每天课外劳动时间作出规定，这是学校发挥主导作用的一种重要方式。学校可以通过家委会等家校互动机制，协助家长指导学生在家庭中从事日常生活劳动，掌握必要的劳动技能。日常生活劳动技能多种多样，不可能全部在学校课堂上习得，更多地要依靠家庭生活场域，依靠家长的示范、引导、教育。学校可以制作指导手册，提出教育要求，并通过组织劳动教育展示活动，让学生展示日常生活劳动技能。最丰富的劳动教育资源是社会资源。学校不是专门的生产劳动和服务性劳动的教学场所，劳动教育资源广泛地存在于社会大课堂中。学校还可以利用区域内的资源，借助于职业技能学校或与劳动教育基地、厂矿企业等联合开发校外劳动教育课程，延伸学生对于当代劳动形态的理解，贴近劳动人民，形成社会主义的劳动态度和价值观念。《意见》特别提出劳动周的实践要求，小学高年级以上就需要寻找合适的社区、社会劳动场所，安排集中的劳动锻炼。设计劳动周课程应凸显集中的集体劳动中的合作性特征，不仅每个学生要有各自的劳动体验，而且要使学生充分理解劳动的社会合作性，懂得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如何协调、劳动权益如何维护等，形成劳动教育中的社会参与素养。

（摘编自牛瑞雪《中小学如何构建劳动教育特色课程体系》）

互联网反腐热情如何纳入法律程序之中

范传贵

针对网帖爆料的广东深圳龙岗街道办南联社区干部周伟思“坐拥20亿资产”一事，11月27日，龙岗区监察局牵头区相关部门成立了联合调查组，就此事展开调查，并暂停了周伟思的职务。

在“坐拥20亿资产”的网帖被广泛关注后，当事人周伟思向媒体大吐苦水，自称遭人诬蔑。他表示自己早已知道发帖人是谁，因为之前的一次拆迁工作，一些人和开发商发生了矛盾，转而针对他发起网络攻击。而对于自己名下的大量房产，他表示自己到社区工作前，是开公司做生意的，房子大部分都是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所建的。

对于周伟思的辩解，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乔新生认为，不能完全否认其可能性：“‘网络反腐’要是没有利用好，很可能就会沦为打击报复、党同伐异的工具，这样的事情已经在很多地方发生过；也有人认为，互联网反腐倡廉具有广场效应，它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放大中国的腐败现象。”

“而出路就在于将其内化为一种体制内的反照制度。”乔新生说，“互联网在反腐败的过程中充其量只能扮演线索提供者的角色，而无法从根本上打击腐败分子。正确的做法是，把互联网络使用者高涨的反腐败热情纳入法律程序之中，让他们积极主动地向反腐败机构反映问题，然后通过正式立案调查程序，发现并且解决问题。”

他向记者举了香港廉政公署的例子：“香港几乎没有网络反腐”这个概念，有两个原因：首先是市民更多地能够通过正常举报程序来反映问题，如果在反映了24小时内没收到回复，可以投诉；另外，如果在网上发表的信息稍有不实，市民将受到法律的追究。”

乔新生说：“只有把互联网反腐的热情逐渐地纳入法律程序之中，才可以确保我国反腐倡廉有序推行。"

反腐倡廉走向制度化、法治化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包括网络反腐，我们也正在向这个方向努力和进步。”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主任李成言在接受法制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只有将“网络反腐”纳入制度程序，才能进一步地去完善相关法律，对它过进行规范。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也曾对此发表过看法，他认为针对网络举报，纪检监察部应该建立相关的机制：“什么样的问题，给出什么样的机制来组织调查研究，应该把它制度化；如果是诬陷，他应该承担什么责任？两方面都给予规范，既保护监督人的权益，也对监督人本身发帖行为进行规范。”

事实上，近年来，我国在纪检监察领域已经建立起了一些针对互联网举报的反应机制。比如在处理雷政富案件的过程中，重庆市纪检监察部门之所以能够快速反应，是因为近些年来中纪委要求全国各地的纪检监察机关建立专门的互联网络信息搜集反馈系统,正是这套系统让重庆市纪委搜集到网络信息后，可以迅速启动有关反腐败的预警机制，并且将调查和处理的结果公之于众。

“但仍有需要完善之处。”乔新生认为，最好的方式就是将现有的举报系统与互联网的举报模式相结合，“一方面，进一步将互联网举报纳入制度体系；另一方面，现有的举报系统也应借鉴“网络反腐”经验，充分重视举报信息的特殊性，为当事人匿名举报建立更加快捷的通道和反应机制。”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