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诗的语言

事实上，唐诗给人们留下的一般印象，不但比它以前的历代诗歌容易理解和感受，而且比它以后的宋、元、明、清的诗歌也更容易理解和感受，这难道不值得我们注意吗？历史上也有不少作家们简单地理解了这一特点，以为只要文字浅显明白就行了，其结果浅显明白固然达到了，而语言的丰富性和形象性则往往显得不够。而唐诗语言的特点，正在于不仅仅是浅出，而乃是“深入浅出”。这中间的相互关系，其实正因其“深入”，所以才得以“浅出”，因此不仅是晓畅，而且是丰富；不仅是易懂，而且是意味深长。这里的“丰富”和“深入”也仍然指的是艺术的精湛。

历史上也有过这样的一些作品，形象的感染力很强，而思维的概括性却很弱，例如一些艺术感很浓而艰深费解的诗篇。这些诗篇所含有的思想性也许较强，也许较弱，总之，语言表现上都是朦胧的，具体的如李贺的某些作品。这也就是说深入而不浅出。

诗歌是语言的艺术，而艺术的主要特征就是富于形象；诗歌语言能不能够深入形象的领域，事实上关系着诗歌能否充分地占领它的艺术领域。但是语言首先又是要建筑在慨念基础上的，这也就要求深入浅出的高度统一。诗歌语言为了适应这个要求，因此形成它自己特殊的语言形式：一种富于灵活性、旋律性的语言，以便于丰富的想象与清醒的理性，直觉的感性与明晰的概念之间的反复辩证交织；一种仿佛带有立体感的语言，明朗不尽，而不是简单明了。也正是这内在的要求，才形成它外部完整统一而有节奏感的形式。诗歌的节奏形式并不是外加的装饰品，也不是仅仅为了易于背诵这样一种简单的目的。

唐诗出现在社会发展与诗歌语言发展都是古代历史上最好的时刻，这正是一个春风得意开花结果的季节。它超过了以前，也超过了以后的一段时期，我们今天来回顾一下这段历史事实，将是有益的。

隋唐的统一，南北文风的交流，是唐诗语言成熟的社会条件，这首先就表现在诗歌形式的进一步成熟，七言诗开始进入了全新的局面。五言乃是介于四言与七言之间的形式。五言、七言相得益彰，共领了此后的诗坛，也便在这个时候，出现了唐诗的高潮。

七言与五言比较起来，是一种更显得俚俗而易于上口的诗歌节奏，这是因为五言的上半行还具有四言的节奏性质，所以就更文雅些、持重些。而七言的彻底性正是语言的一种进一步解放，诗歌形式的真正意义，本来是一种语言的解放，它的规律性、统一性、节奏性，乃是属于一种掌握法则后的真正自由。而这个法则又是建立在日常语言的现实基础上的。从《楚辞》开始的全新的语言的诗化，到此才达于成熟的高潮。它的明快流畅，也正是它的彻底性的实现；于是一切都显得那么新鲜活泼。这成熟的过程，自然也还有社会原因。六朝时代是弥漫着贵族气息的，我们只要回顾一下门阀全盛的东晋，所保存下来的玄言诗，多数正是文雅的四言；也可想见更接近于生活口语的七言，在当时的诗坛上是难得立足的。等到隋唐统一，基本上结束了门阀制度，才彻底地改变了面貌。但是东晋之后，门阀势力却已在逐渐削弱，鲍照之后，七言诗事实上也在一点一滴地发展着，特别在北朝民歌中，情况更远胜于南朝，这些都是文学史上大家所熟悉的，这里就不详加叙述了。

七言诗在这南北文风交流的高潮上，就如一个翻江倒海的弄潮儿，成了天之骄子。北朝作家温子昇的《捣衣诗》，所谓“蠮螉塞边逢候雁，鸳鸯楼上望天狼”，前人评之为“直是唐人”，这便是南北文风交流的先声。而南朝作家则从学写七言的《燕歌行》开始，“妙尽关塞之状”，也为唐代的边塞诗打下了基础。诗歌语言到此，便真正进入了“深入浅出”的天地，像“弯弯月出挂城头”，“北斗七星横夜半”，“楼前相望不相知”，“一贵一贱交情见”，这么接近于生活口语而又如此形象的语言，便是唐诗语言上最不可及之处。

唐诗语言是高度诗化的，又是日常生活的；这种语言的更深的基础，则是唐人的现实生活。唐代从分裂中获得统一，又摆脱了六朝门阀势力的残余，使得唐帝国如日中天，走上古代封建社会的高峰，一种生活的信念，高瞻远瞩的气概，青春的旋律，少年人的精神，朝气蓬勃地展现在眼前。所谓“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丰富而健康的生活气息，反映着时代的生活本身就近于诗。

扬州时有下江兵，兰陵镇前吹笛声。

夜火人归富春郭，秋风鹤唳石头城。（王维《同崔博答贤弟》）

新丰美酒斗十千，咸阳游侠多少年。

相逢意气为君饮，系马高楼垂柳边。（王维《少年行》）

这些生活的画面，只能是唐人的，这种诗歌的语言，也只能是唐代的。如果说先秦时代曾经是百家争鸣的时代，唐代便是一个百花齐放的时代；音乐、舞蹈、绘画、雕刻、书法，无一不在向顶峰发展，以不同的表现形式鼓舞着生活；这就必然带来了对于新鲜事物的敏感，丰富了生活中的想象的飞翔。唐诗的语言不过是唐代文化生活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已，它是诗的，也是生活的；其不同于一般的语言，只是它更为深入于形象的领域。

语言的诗化，正如语言本身所具有的，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它的语法，一是它的词汇。以前者为基础的如五七言形式的成熟，虚字可以省略，新鲜的表现手法等等，使得语句更精炼、更自然、更解放，而后者则是它的丰富的语汇，这些语汇是在诗歌创作实践中形成的，也是基于生活而形成的、一个诗人写一首诗，很少都同时由他自己来创作诗的形式、诗的语法、诗的词汇等。而是基于前人以及他自己在这方面所累积的无数成果而创作的。杰出的诗人之不同于一般人，往往在于他更善于吸取累积的成果而进一步加以创造性的运用；从这个意义上说，一首成熟的诗歌，都可以说既是个人的又是集体的收获。而词汇的累积，则更非一朝一夕之事。

所谓诗的词汇，并非在生活的词汇外另外有什么词汇。那种词汇也是偶然有的，则近于典故的性质（当然也不完全同于典故），如金波之为月光，银海之为雪景，芙蓉之为羽帐，玉著之为眼泪等等，写诗时虽可以适当地用这些，究竟主要不能依靠这些；正如写诗主要不能依靠典故一样。诗歌中的形象最好是直接从事物本身得来，所以《诗品·序》说：“‘思君如流水’，既是即目；‘高台多悲风’，亦唯所见；‘清晨登陇首’，羌无故实；‘明月照积雪’，讵出经史；观古今胜语，多非补假，皆由直寻。”这至少说明了最平常的真理。而诗坛的普遍繁荣，正是要建立在这最平常的真理之上的，可是一般生活语言中的词汇怎样能成为富于诗意的词汇呢？这仍然是与实际的生活分不开的。

1963年11月4日

（节选自林庚《唐诗综论》）

诗歌作为语言的艺术，既不能舍弃语言，又不应被概念和逻辑性所局限，这就要有特殊的处理办法，诗歌因此又是一种特殊的语言。最起码的一点，在形式上，诗歌要分行。古典诗歌过去是可以不必分行的，那是因为古典诗歌在形式上具有鲜明的节奏性，不分行也等于分了行。分行也好，节奏也好，都是为了有理由摆脱散文与生俱来的逻辑性和连续性，使语言中感性的因素得以自由地浮现出来，这也就是诗歌语言的飞跃性。节奏是富于跳跃感的，它有利于诗歌语言的飞跃，从日常的语言中萌发出特殊的语言，捕捉到我们日常语言中所难以捕捉到的新鲜感受。唐诗在诗歌语言上的发展已经达到了这样的程度，那些为语法而有的虚字都可以省略，因为这些虚字都没有什么实感，省略了就更有利于飞跃。古典诗歌的语言越是具有这一特性，也就离开散文越远，这也就是“诗化”的过程。诗化而自然天成，一点也不别扭，这标志着古典诗歌语言的真正成熟。诗的语言因此才更灵活、更有弹性，一瞬间便能捕捉住新鲜的印象。古人谈画竹，“如兔起鶻落，少纵则逝矣”。作诗也是如此，“作诗火急追亡逋。清景一失后难摹”。感受是瞬息万变的，诗的语言也必须具备这种飞跃性。这是诗歌语言的能力问题，有了这种能力，才有表现的自由。最终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捕捉到新鲜的感受，完成艺术上的充分表现。

现在再回头来看“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其中的“见”字，一本又做“望”，那么究竟哪个好呢？当然是“见”字好。因为“望”是连续地做了两件事，采菊与望山，而“见”是从东篱采菊直接飞跃到南山，从隐居的局部生活中飞跃到归隐的终身行止，其所以“悠然”，不正是无愧于平生吗？南山是陶渊明生活中朝夕与共的，看一眼不过是家常便饭，但今天的南山是不待看而来了，倏然映入眼帘，不期然地面对面，仿佛如同初次的相会，因而别有天地。这便是语言的飞跃所带给人的新鲜印象与无尽的言说。古诗中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

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钱起《省试湘灵鼓瑟》）

山本来就在那里，本来也是青的。但似乎在曲声完了时，这山峰才宛然在目，让人觉得格外地那么青。这青不是多染几笔颜色所能有的。从“曲终”到“数峰青”这种从听觉飞跃到视觉的例子也很多：

烟消日出不见人，欸乃一声山水绿。（柳宗元《渔翁》）

山水本来就是绿的，不“欸乃”也是绿的，但在这“欸乃一声”中，这绿色就仿佛是第一次在我们的感觉中出现，绿得不同寻常。又如：

曲终收拨当心画，四弦一声如裂帛。东船西舫悄无言，唯见江心秋月白。

四周都沉浸在音乐声中，忽然琵琶声收了，这才发现一轮明月正在波心荡漾，这时候的印象乃是最新鲜的。生活中的感觉是日常的、习惯性的，艺术则使人又恢复了新鲜的感受。而就艺术来说，它本来就是要唤起新鲜的感受。这种感受是生命的原始力量，而在日常生活中，它往往被习惯所淹没了。因为生活中一切都是照例的，不用去深想，也留不下深刻的印象，所以感觉也就渐渐僵化、迟钝起来。例如我们经常往来于未名湖畔，其实往往是视而不见。我们都有这个经验，如果因久病住院，一旦病愈，带着一片生机走出医院时，看到眼前的一草一木就都会感到特别新鲜。因为使人感觉迟钝的习惯性被割断了一段，就又恢复了原有的敏感。这敏感正是艺术的素质。谢灵运“卧疴对空林”之后乃出现了“池塘生春草”那样“清水出芙蓉”一般的天然名句，其所以鲜明夺目，就因为它生意盎然。

因此，艺术并不是生活的装饰品，而是生命的醒觉；艺术语言并不是为了更雅致，而是为了更原始，仿佛那语言第一次的诞生。这是一种精神上的力量。物质文明越发达，我们也就越需要这种精神上的原始力量，否则，我们就有可能成为自己所创造的物质的俘虏。

诗的语言既然有飞跃性，也就自然趋于精炼。应该说，精炼是语言的一般要求，散文，甚至论文也都要求精炼，但诗歌因为是一种富于飞跃性的特殊语言，就更为明显。这种精炼不能理解为是越少越好，越简单越好，李后主的《浪淘沙》有一句诗：

别时容易见时难。

有人说是抄了《颜氏家训》中的一句话：

别易会难。古今所重。

是不是抄的呢？我想不是的，既然“古今所重”，人同此心，那么又何劳抄袭呢？但这却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鲜明的对比，一个是“别易会难”，一个是“别时容易见时难”，从概念上说几乎全同；从艺术上说则有天渊之别。前者只是说明，而后者乃成为千古名句。所谓“言有尽而意无穷”，也就是从概念说是有尽的，都不过是“别易会难”。而作为艺术的表现则后者的感受显然要丰富得多，印象要深刻得多，这也就是意无穷了。

意无穷因此也就是诗的语言的飞跃性突破了一般概念的局限而翱翔于感性交织的天地。“别时容易见时难”比“别易会难”只多了三个字，而所得的却是更多，这不正是精炼的更为合理的解释吗？我过去曾写过一篇小文《说水分》，“水分”可以有两种解释：一般说到文章里水分太多，是指空话、滥调太多，因此淡而无味。我所想说的“水分”乃是指水是生命的海洋，任何生命都离不开水分。《红楼梦》中说贾母把鸳鸯调理得像个“水葱”似的人儿。干葱当然不行，光是葱也不行，这里的玲珑传神之处正在于那水分带来了鲜明的生意。王维《积雨辋川庄作》中有两句诗：

漠漠水田飞白鹭，阴阴夏木啭黄鹂。

也有人认为是抄的，说是抄了李嘉祐的“水田飞白鹭，夏木啭黄鹂”。是否抄的姑且不论，反正王维的这两句要高明得多。这两句多了“漠漠”和“阴阴”四个字，为什么就会好呢？水田当然是“漠漠”的。夏木当然是“阴阴”的，这不是多了一点废话吗？其实不然。因为“水田飞白鹭”与“夏木啭黄鹂”是平行地写了两个景致，黄鹂在树上叫黄鹂的，白鹭在水田上飞白鹭的，各不相干，这里并没有飞跃的力量。多了”漠漠“和”阴阴“，就把它们连成了一片。阴阴让夏木有了一片浓阴之感，漠漠使水田蒙上了一片渺茫的色调，，岸上的一片浓阴与水田的一片渺茫起着画面上烘托的作用，这就是情景中水分的作用。从浓阴的深处到渺茫的水田，到鲜明的白鹭，越发衬托出白鹭之白与茫茫中飞动的形象，使得整个气氛鲜明活跃，潜在的感性因素如鱼得水地浮现出来，这才不是干巴巴的，而李嘉祐的“水田飞白鹭，夏木啭黄鹂”则难免有些干巴，因为它缺少那应有的水分。

1984年12月

（节选自林林庚《唐诗综论》）

二十一世纪的人性图景

①本届上海国际动漫节以二十万观众刷新欣赏人口纪录。动漫节吸引了各地的年轻人，而且在学生时代热爱动漫的那一群人如今已然长大，成为新一代消费主力。动漫文化有了根。

②我过去一直有一个看法，认为随俗与雅化为人类思想之两轮。随俗中，有雅化的努力；雅化中，又有随俗的用心。可是， 以上这种看法其实到了该修正的时候了，因为上述说法中雅化的“雅”似乎与真实的人性图景相分离。在二十一世纪渐渐清晰起来的一幅新的人性图景中，“雅”也是人性图景中的一部分。

③如“善”，是一种信仰，还是一种人性的真实？美国密歇根大学哲学系教授孟旦，借助现代社会生物学的成果，揭示了在人的自然本性和遗传中有互惠和利他的先天倾向。值得关注的是，脑神经认知科学最新发现表明，对造成他人痛苦的厌恶感和公平感，是大脑在人类进化过程中保留下来的两大先天情感。其实人类学家也早就发现，人类社会的起源，即人的社会性形成，善是开端。因而我们越细致地理解人的历史起源，越是更多地理解人性。

④如上所述，种种跨学科研究的合力，逐渐拼合为一幅新的人性图景。这一新的变化，不仅可以反思我们如何利用转化人性负面的固有思路，而且可以以真启美、美善合力，更加理直气壮地强调人性正面价值的文化主导力量。这不仅可以教我们重新认识中华文化几千年前的性善、仁爱、雅化、守正等观念，而且可以启发我们重新省视当代的文艺、文学以及文化固有的思想框架。

文学的自觉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它贯穿于整个魏晋南北朝，经过大约三百年才实现。

所谓文学的自觉有三个标志：首先，文学从广义的学术中分化出来，成为独立的一个门类。汉朝人所谓的文学是指学术，《史记》中“赵绾、王臧等以文学为公卿”，所说的文学显然是指学术。南朝宋文帝立四学，文学与儒学、玄学、史学并立，文学有了新的独立于学术的地位。同时又有文笔之分，刘勰《文心雕龙》言：“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南朝梁元帝萧绎对文笔之分有进一步说明：“至如不便为诗如阎篡，善为章奏如伯松，若此之流，泛渭之笔。吟咏风谣，流连哀思者，谓之文。”萧绎所说的文笔之别已不限于有韵无韵，而强调了文之抒发感情以情动人的特点，并且更广泛地注重语言的形式美，他所说的“文”已接近我们今天所说的文学了。

其次，对文学的各种体裁有了比较细致的区分，更重要的是对各种体裁的体制和风格特点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文体辨析可以上溯至《汉书·艺文志》，更为明晰而自觉的文体辨析则始自曹丕的《典论·论文》，他将文体分为四科，并指出它们各自的特点：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文赋》进一步将文体分为十类，对每一类的特点也有所论述。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将诗和赋分成两类，并指出“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的特点。到了南朝，文体辨析更加深入、系统。《文心雕龙》和《文选》对文体的区分更系统，讨论更深入。《文心雕龙》上篇用大量篇幅来讨论文体，把文体分为三十三大类。其《序志》说：“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对每种文体都追溯其起源，叙述其演变，说明其名称的意义，并举例加以评论。《文选》是按文体编成的一部文学总集，当然对文体有详细的辨析。如果对文学只有一种混沌的概念而不能加以区分，还不能算是对文学有了自觉的认识，所以文体辨析是文学自觉的重要标志。

再次，对文学的审美特性有了自觉的追求。文学之所以成为文学，离不开审美特性。所谓文学的自觉，最重要的或者说最终还是表现在对审美特性的自觉追求上。上面所说的“诗赋欲丽”的“丽”，“诗缘情而绮靡”的“结靡”，“赋体物而浏亮”的“浏亮”，便已经是审美的追求了。到了南朝，四声的发现及其在诗歌中的运用，再加上对用事和对偶的讲究，证明他们对语言的形式美有了更自觉的追求，这对中国文学包括诗歌、骈文、词和曲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而《文心雕龙》以大量的篇幅论述文学作品的艺术特征、涉及情采、声律、丽辞、比兴、夸饰等许多方面，更是文学自觉的标志。

（摘编自袁行霈《中国文学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