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一世纪的人性图景
①本届上海国际动漫节以二十万观众刷新欣赏人口纪录。动漫节吸引了各地的年轻人,而且在学生时代热爱动漫的那一群人如今已然长大,成为新一代消费主力。动漫文化有了
②我过去一直有一个看法,认为随俗与雅化为人类思想之两轮。随俗中,有雅化的努力;雅化中,又有随俗的用心。可是, 以上这种看法其实到了该修正的时候了,因为上述说法中雅化的“雅”似乎与真实的人性图景相分离。在二十一世纪渐渐清晰起来的一幅新的人性图景中,“雅”也是人性图景中的一部分。
③如“善”,是一种信仰,还是一种人性的真实?美国密歇根大学哲学系教授孟旦,借助现代社会生物学的成果,揭示了在人的自然本性和遗传中有互惠和利他的先天倾向。值得关注的是,脑神经认知科学最新发现表明,对造成他人痛苦的厌恶感和公平感,是大脑在人类进化过程中保留下来的两大先天情感。其实人类学家也早就发现,人类社会的起源,即人的社会性形成,善是开端。因而我们越细致地理解人的历史起源,越是更多地理解人性。
④如上所述,种种跨学科研究的合力,逐渐拼合为一幅新的人性图景。这一新的变化,不仅可以反思我们如何利用转化人性负面的固有思路,而且可以以真启美、美善合力,更加理直气壮地强调人性正面价值的文化主导力量。这不仅可以教我们重新认识中华文化几千年前的性善、仁爱、雅化、守正等观念,而且可以启发我们重新省视当代的文艺、文学以及文化固有的思想框架。
1.第①段加点词“根”在文中具体指什么?2.梳理相关内容,分条陈述第④段画线部分中“更加理直气壮”的依据。
3.作者对性善等观念有了怎样新的认识,请对新的认识加以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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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考古学的飞速发展,考古资料得以大量积累,考古学文化时空框架体系基本建立,多学科合作日益深入,各种专题研究广泛展开。“考古写史”在中国已经取得巨大成就,获得诸多具有突破性和填补空白意义的成绩,中国考古学证明了自身的价值,尤其是在上古史构建方面展现了广阔前景。
从考古发现来看,考古学提供了传统历史学不可想象的新发现、新材料,呈现出不同时期的古代物质文化面貌、古人日常生产生活状态以及各地的文明化进程等,如不同区域新石器时代晚期大型聚落遗址、大型公共建筑、大型墓葬、水利设施、手工业作坊,以及象征王权、神权、军权和复杂礼制出现的精美玉器、陶器、漆器、象牙器等。
从重构上古史体系角度看,20世纪70—80年代,夏鼐、苏秉琦等系统地构建了新石器与夏商周三代时期的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时空框架体系。苏秉琦在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基础上提出“满天星斗”“多元一体”和“古国-方国-帝国”等关于中国上古史的历史叙述体系。严文明提出“重瓣花朵”模式,在承认多区域文化共存的文化多元性的同时,强调中原文化区“联系各文化区的核心作用”。张光直认为各地区文化多元发展并通过彼此之间的密切交流而形成一个“中国相互作用圈”。
从二里头文化、二里岗文化到殷墟考古学文化、周代考古学文化,考古学不仅展现了不同于传统文献记载的这一时期文化、科技、礼制等众多方面从发展到成熟的历史脉络,而且填补了诸多传统历史学的空白,如四川的三星堆——金沙文化、江西的吴城文化、两周时期的曾国与中山国历史,等等。
这些成果证明考古学完全有能力担当重写中国上古史的重任,并且已经初步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上古史叙述与解释体系,超越了传统的具有传说性质的三皇五帝体系和存在争议的夏商周三代古史体系,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经过几代考古人接续奋斗,我国考古工作取得了重大成就,延伸了历史轴线,增强了历史信度,丰富了历史内涵,活化了历史场景。”
学界一直存在着“证经补史”的传统史学思路,试图将考古学文化体系纳入三皇五帝的古史框架体系之中,似乎中国考古学如果没有发现并证明三皇五帝与夏商周,就没有价值和意义,但研究实践告诉我们:这种传统治史思路影响了中国考古学的视野和思维方式,限制了考古学在重构中国上古史中的作用。比如,考古发现与研究显示,二里头遗址和二里头文化在东亚地区的文明形成与发展中占据了关键性地位,奠定了中国独特的礼乐文化传统的基础,在人类文明史上具有世界性的标志意义,尽管二里头遗址是否就是文献记载中的夏都所在地,在学术界仍有争议。我们对二里头遗址与二里头文化应该开展扎实的田野工作并展开全方位的考古学研究与阐释,而不是将主要目标集中于它是否是文献记载中的“夏”,并为此争论不休。
(摘编自徐良高《以考古学构建中国上古史》)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A.考古学者对新石器时代的考古,更侧重发掘能体现古代物质文化面貌的大型遗址。 |
B.考古发现可以为有文献记载的历史提供参考、印证和补充,让历史的内涵更丰富。 |
C.考古证明,“证经补史”的传统史学思路,很难为中国上古史提供叙述与解释体系。 |
D.二里头遗址是否就是文献记载中的夏都无关紧要,紧要的是开展更为扎实的研究。 |
A.文章开宗明义,然后从不同角度论述中国考古学能担当重写中国上古史的重任。 |
B.文章在展开论述时,注重将传统历史学作为参照,用以凸显考古学的独特价值。 |
C.第二段和第四段列举诸多考古发现,是为了证明考古学具有延伸历史轴线的功能。 |
D.第三段介绍多种学术观点,展示了考古学在上古史体系构建方面取得的丰硕成果。 |
A.出土的精美玉器、陶器、漆器、象牙器等,能为其所属时期的文明化进程提供佐证。 |
B.中国考古学的众多研究成果证明,“三皇五帝”只是神话传说,而非实有其人。 |
C.在二里头遗址和二里头文化中,已经发现了有关中华文明礼乐文化的信息。 |
D.“考古写史”立足于考古发现,与以文献为本位的“证经补史”研究路径不同。 |
作为一门表演艺术,中国杂技拥有悠远的历史,《山海经》中就有关于杂技的记载。中国杂技体现出特有的东方文化特征,如杂技故事剧《花木兰》和杂技舞蹈剧《梦幻西游》都是将中国传统文学与杂技艺术结合的典范中国杂技不仅受到国人的欣赏,更在国际文化交流中荣获赞誉,屹立于世界杂技之林。
在当代,随着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文化审美意识的增强,杂技更加为人们所欣赏。我们在肯定杂技取得的成果的同时,也应看到杂技发展存在的问题。
在中国,虽然杂技之乡众多,但目前只有深圳欢乐谷、上海马戏城、北京保利剧院等有限的几个场所长期进行杂技演出,很多地方的杂技演出并不是长期进行的,只是根据节目的需要、节日庆典的需要等安排。可以说,当代杂技艺术并不繁荣。
在很多杂技之乡,人才辈出,杂技流派长期传承,但人们找不到杂技市场化发展的道路,演员只能被动地接受演出邀约。长此以往,演员的积极性会受影响,后备人才的储备会受影响。
中国杂技开拓国际市场面临诸多阻碍。中国杂技没有合理开发利用有效资源,在国际上缺乏优势。国际市场上竞价激烈,导致演出费用很低;中国杂技团知名度不及国际大型杂技团,这些因素也使中国杂技在国际市场上面临巨大压力。
中国杂技是东方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传承中国杂技艺术是当代中国人的重要使命。我们应多管齐下,推动中国杂技发展。
当代杂技应当从传统文化中汲取有益的营养成分,这样才有持续开拓创新的动力和后劲。一方面,要继承和发扬传统杂技中的精华部分,如传统杂技中的蹬技、顶技、手技、车技等,将这些技巧融入当代杂技艺术中,使杂技形成鲜明的民族艺术风格。另一方面,可以从我国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中寻找杂技艺术创作的灵感,如将一些传统故事引入杂技表演中,提升杂技作品的文化品质。
杂技之乡应建立杂技艺术学校,政府部门应给予支持。政府部门不仅要助力推动杂技教育培训的发展,也要助力推动杂技高等教育的实现。政府还应重视保护地区杂技生态环境,通过建设杂技主题社区、杂技主题公园,开展杂技文化节等方式,使地区特有的杂技生态文化代代传承。
任何一项艺术都不是孤立存在的。杂技艺术与音乐、戏剧、舞蹈、武术等艺术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杂技艺术应从音乐、舞蹈、戏剧等艺术中汲取营养,使之为己所用,打造新亮点,从而实现当代杂技艺术的创新发展。
现代媒体技术为当代杂技艺术的创新提供了丰富而便利的手段。我们要充分发挥现代媒体技术的优势,借助绚丽的灯光、多变的音乐精良的设施设备,实现杂技艺术的艺术突破,创造出更好的艺术效果,为广大群众提供更好的艺术享受。
(摘编自崔亚娟《论中国的杂技艺术》)
1.下列表述,与本文意思不相符的一项是A.中国杂技具有独特的民族文化特征,这是其能屹立于世界杂技之林的原因之一。 |
B.中国杂技历史悠久,涌现出很多优秀节目,发展至今中国杂技面临不少问题。 |
C.地方杂技只是应需求而演出,这一现象在我国为普遍,不利于杂技的持续发展。 |
D.中国杂技团知名度不够高,节目优势不足,中国杂技的国际市场份额不断减少。 |
A.某杂技演员表演的节目《扇子舞》借鉴了武术行当中的扇子功,具有刚柔相济的美感。 |
B.某中国杂技团表演的节目《对手技巧》运用了芭蕾舞的一些动作,赢得外国观众的掌声。 |
C.某杂技演员在表演柔术时,动作与所配乐曲《茉莉花》的节奏高度融合,令人耳目愉悦。 |
D.某杂技团在表演节目《转盘》时,使用多层次多角度、富于变换的灯光,舞台效果极佳。 |
A.很多杂技之乡注重流派传承,因此当下中国杂技取得了一些成果,更受观众喜爱。 |
B.如果杂技之乡走不上市场化发展的道路,当地的杂技人才就会转而从事其他行业。 |
C.将传统故事、传统杂技中的精华融入当代杂技中,是促进中国杂技发展的有效途径。 |
D.在杂技之乡,政府部门要在发展好杂技教育的基础上开展地区杂技生态环境建设。 |
材料一:
中国早期文化是一种礼乐文化。礼和乐相互配合,用以治理国家,保持社会的和谐安定,这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点。
在中国古代文化中,礼是外在的行为规范,它的内容是“序”,也就是维护社会秩序、社会规范;“乐”是内在的熏陶和感发,它的内容是“和”,也就是调和性情,使人保持和谐悦乐的状态,生动活泼,充满活力和创造力,进一步达到人际关系和谐以及人与整个大自然的和谐。人与整个大自然的和谐,叫做“大乐与天地同和”,这是中国古代音乐追求的最高境界。
“乐者,和也”,成为影响中国文化数千年的重要思想,它所突出的正是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和谐。中国人的礼乐文化传统,其实就是建立一个和谐世界秩序的传统,音乐被当作达至这一目标的重要途径。
(节选自叶朗、朱良志《以乐治国》)
材料二:
大部分情况下,普通人听音乐并不以受教育或者学习为目的,而是为了娱乐。当人们处于某种亢奋的状态中时,会歌唱;紧张的工作之余,会欣赏一首轻松快乐的歌曲;茶余饭后,会借音乐来调剂自己的生活。由此可见,音乐作为美的形式的存在,给予人们无限的精神享受,使人们可以放松自己,忘掉不快,赶走疲劳,从而得到身心上的舒缓。
音乐可以娱人,同样也能够自娱。音乐并不仅仅指那些广为传唱的经典,也不仅仅局限于某些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个别旋律,它还包括诸如劳动号子和民间小调等各种各样的形式。比如在人们日常的劳动生产过程中,民歌和号子的积极作用不言而喻,能够减少工作带来的乏味感、枯燥感,消除疲劳,鼓舞干劲。通过音乐的欣赏,释放出人们现实中的郁闷和压力,达到精神的宁静和安乐。从这个意义而言,音乐消解了社会个体的压力,不同程度地促进了社会的和谐、安定。
音乐是思想的载体,因而在音乐中,能传达出乐章所包含的神韵。人们能与音乐中所蕴神韵互交,这一互动过程,可谓之乐能动神,神可感乐。恰如其分的音乐,可以鼓舞人的斗志,提振人的情绪,激发人的潜力。例如古代行军作战,都备有战鼓。临战时,鼓声震天,士气如虹。一首《义勇军进行曲》,激励了多少热血志士奋发向前,每当我们行注目礼,目睹鲜艳的五星红旗冉冉升起,耳闻雄壮的国歌徐徐奏响,有谁不心潮澎湃?有谁能不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坚定奋进?音乐能通过自身内蕴催人奋进,这方面具体的例子,不遑多举。哪个时代都不乏这样催人向前、催人奋进的音乐,它使得社会中有志之士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为了共同的目标拼搏不懈。这对于社会的发展、团结、和谐,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音乐另外一个重大意义上的社会功能,在于道德教化。中外诸多先贤,对此都有过深入分析、研究和论证。汉代《毛诗序》讲道:“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在古代,诗、乐、舞是合为一体,密不可分的。
(节选自史其威《论音乐的社会功能》)
材料三:
近来,风靡电视圈的音乐类综艺节目《歌手2019》和《声入人心》就是两个具有代表性的例子,其在兼具商业效应、娱乐大众作用的同时,使音乐表演融入民族文化元素和传统艺术形式,反映了部分音乐人对民族文化的守正与创新。
《歌手2019》总决赛上,歌手龚琳娜携手京剧艺术家王珮瑜、男高音歌唱家石倚洁,共同演唱了一首集中国传统文化、民族文化及西方古典音乐于一体的音乐作品,其中包含《垓下歌》《六州歌头》,囊括我国古典文学、民族音乐等方面的重要内容,以专业的功底和震撼的演唱为观众充分展现了“中国味”音乐。原创新形态声乐演唱节目《声入人心》及其同名音乐会全国巡演也是今年以来的文化热点。《声入人心》以深耕古典音乐、严肃音乐闻名,着重向观众展示美声、歌剧、音乐剧等西方音乐元素。但与此同时,其中的部分演唱成员也保持着自身对民族音乐的热爱和坚守,从以西方元素占主导的音乐演绎中突出重围,构成一道独特的风景线。云南民歌《猜调》、湖南民歌《浏阳河》、江苏民歌《采红菱》、土家族民歌《龙船调》以及越剧《梁祝化蝶》等,都在节目当中有重点展现,为观众带来了不少日常生活中鲜能听到的民族调调和传统戏曲。这些都激发了观众对民歌和传统戏剧形式的兴趣,使民族音乐元素从一众美声、音乐剧演唱中脱颖而出。
歌者以自身对民族音乐和优秀传统艺术的观照,将本土元素更多地带入当下大众化、娱乐化的音乐媒介,在一定程度上刷新了观众对音乐类综艺节目的固有印象和认知。对文艺工作者而言,在文化市场越发多元化的今天,如何守住“中国味”,更好地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应是不断思索与探究的重要问题。虽然在当下,一部分人更为看重节目制作所能带来的市场和流量,但在迎合市场需求的同时,我们不应丢掉民族的、传统的内容,应在大众化、快节奏的文化背景和传媒发展趋势下,更多地融入原汁原味的中国本土艺术元素,从而向大众普及民族音乐和传统艺术精华。期望令观众喜闻乐见、具有广泛宣传效应的音乐类综艺节目肩负起守护优秀传统文化、传承本土经典的重任。
(节选自于溟跃《音乐类综艺节目应守住“中国味”》)
1.下列不能作为论据用来论证“音乐具有道德教化功能”的一项是( )A.《孝经》有云:“移风易俗,莫过于乐。” |
B.司马迁云:“夫治国家而弭人民者,无若乎五音者。” |
C.《晋书·乐志》语:“闻其宫声,使人温良而宽大;闻其商声,使人方廉而好义……” |
D.《管子·内业篇》云:“止怒莫若诗,去忧莫若乐。” |
3.请结合材料,从不同角度谈谈当下应如何更好地发挥音乐的功能。
利用传统街区发展经济,早已经成为我国许多城市趋之若鹜的举措,大家热衷于把这些街区“打造”成一个地方的“名片”,以增加城市的影响力,招徕商家和顾客(特别是游客)。充分利用好历史资源,让文化遗产活起来,本无可厚非。但是在对传统街区新意迭出的“打造”中,也产生了形形色色的问题,甚至导致传统街区面目全非、名存实亡的悲剧,令人痛心。究其原因,主要在于没有弄清传统街区本身的性质,以及该如何保护和利用。所以,传统街区要慎言“打造”。
传统街区的价值就在于其“传统”,在于其所承载的历史文化。几乎稍有名气的传统街区,其形成的过程都比较漫长,少则数十年,多则数百年,比如西安的西羊市,元朝时即已出现。传统街区产生于人民群众的长期创造和积累,其住宅区、崇祀区、商业区、公共活动区等的构成,都体现着人民的生活理想与生存智慧,体现着社会的伦理道德关系,也体现着鲜明的地域特色,街区的灵魂即维系于此。传统街区蕴含着丰富的历史信息、人文信息,是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和谐统一体。以此观之,传统街区最值得关注的地方绝不仅仅在于那些年代不一、外形各异的房屋建筑,更在于这些建筑所承载的生存方式、风土人情。
因此,保护和利用传统街区,必须明白它自身的社会意义,明白它是否存在问题、我们需要做什么。把原住民大量迁走,对街区进行彻底的改造和招商,是饮鸩止渴的短期行为。因为,若没有对街区历史和现实的尊重,街区的文化特色将逐渐失去,其内涵必然会受到重创,所谓的招商引资能否产生长久效益十分令人怀疑。十年前的北京前门大街改造就是前车之鉴:迁走了老住户,推倒了旧房屋,建成了气派的新街道,招来80多个京城老字号以及许多国际连锁品牌店,后来却难以达到预想的效果,本地居民及游客均不买账,有数十家店铺又陆续撤走。
当前对待传统街区还普遍存在一种现象,就是号称将其打造回清朝或民国的某个阶段,似乎回归的年代越早越好。此举就如同要把百岁的老人整回童年,也是妄自菲薄的无知行为。你把蕴含丰富历史信息的街区压缩至某一年,把它搞成往昔特定时期的模样,那么之后的这几十年、上百年算不算历史、算不算是街区的生命历程呢?况且,即使真有街区百年前的照片或资料可资参照。但没有了那时的人、技艺、材料、社会环境,你能把它不走样地整回到过去的年代吗?整回去之后又希望什么年代的人来生活?这么整的结果,必然是把真的整没了,搞出个不伦不类、缺乏生命力的假古董,哪怕看着再奢华,也不过是基因突变的怪胎,甚至是僵尸。街区房屋的整治,最好的办法或许是采取逐步维修与更新的方式,对不得不修缮的才采取适当措施,对违章违法的私搭乱建行为坚决予以纠正和制止。
(摘编自马奔腾《传统街区要慎言“打造”》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与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A.传统街区蕴含了厚重的历史文化,可成为地方的名片,可以增加城市的影响力,也是城市发展旅游业的核心竞争力。 |
B.历史文化是传统街区的价值所在,历史文化的形成需要几代人的努力,传统街区的形成比历史文化的形成更为漫长。 |
C.充分利用好历史资源,让文化遗产成为发展地方经济的动力,需要先弄清楚传统街区本身的性质,并以保护为前提。 |
D.那些年代不一、外形各异的房屋建筑是传统街区的灵魂,它反映了地域特色和人民的生活理想、生存智慧及社会的伦理道德关系。 |
A.文章第一段直言当前不少城市“打造”传统街区出现了不少问题,然后探析原因,提出了慎言“打造”的论点。 |
B.文章讲述了十年前北京前门大街改造失败的案例,这为论述保护和利用传统街区需尊重传统街区的内涵提供了例证。 |
C.文章从传统街区的价值所在、保护和利用传统街区时出现的问题两个方面,论证改造和利用传统街区要谨慎的观点。 |
D.文章第四段连续使用了三个问句,鲜明地表达了反对改造传统街区的态度,然后提出了传统街区整治的办法。 |
A.在传统街区改造的过程中,只有充分发掘出传统街区蕴含的历史、人文信息,因势利导,才能做到古为今用,古今融合。 |
B.缺乏准确的定位,怀着急功近利的心理粗暴改造,既会破坏传统街区原有的格局,也难以建立新的有可持续性的文化生态。 |
C.迁走原住居民,彻底改造旧城区,以此招商引资,这并不能长久促进城市的发展,反而会破坏传统街区的文化特色和内涵。 |
D.对于传统街区,我们要怀有敬畏之心,要认真地去认识它,了解它,尊重它,顺其自然,而不是轻率地将其打造成返古名城。 |
儒家文化体系中的“家国天下”意识,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内涵之一。如今制度化儒家已然解体,社会形态、家庭结构、价值观念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尽管如此,汲取“家国天下”意识传统,并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在今天仍具有重要的意义。“家国天下”意识作为积极的入世精神,将个人发展的诉求与社会进步的诉求结合在一起,基于这一道德自觉,社会成员才具有了责任担当、价值共识。
首先,在今天,家作为基本情感纽带对我们依然具有重要的意义,应弘扬传统孝道,强化纽带和责任意识。现代社会主张的公共精神与家庭伦理的建设并不矛盾。在现代化生产和协作上依照公共理性、法制精神;在家庭与私人领域,弘扬孝悌之道,忠恕相待,爱敬相与。这要求对家庭伦理和孝道进行理性的阐发和合理的引导,使得家庭伦理与公共理性彼此呼应。
其次,“家国天下”意识是现代中国伦理的重要维度,它既连接传统的修齐治平,也连接社会、民族国家问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家与国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家是社会的细胞,国是维护家的外部屏障,家国的良性互动与发展有利于促进整个社会的稳定与协调。儒家“家国天下”的教化传统历史地塑造了中国人的内在人格与精神世界,《中庸》的“修齐治平”深入到一代代中国人的内心世界,内化为热爱祖国与家园的担当精神。在今天,“家国天下”便是个体对国家和人民的热爱,是主动追求民族统一、国富民强的精神,也是国家认同感和责任意识的来源。
最后,支撑和实现“家国天下”精神的是仁爱的“生生”之德。仁爱原则是动态原则,最早的儒家主张根据内在的“生生”之德,在矛盾的转化中“穷达以时”“与时偕行”。宋儒也以“生生”释“仁”,把最早儒家的仁范畴与《易》之“生生”相结合,使仁升格为表示天人合一的本体范畴,把“相生”当作自然万物蕴含的内在目的。仁爱原则也是“相生”的凝合原则,这在伦理意识上表现为中正平和、诚实无欺、敬爱相与,虽有竞争,但在竞争中能够冷静达观、互利互惠,实现“里仁”之美,建构互助型社会。
由此可见,儒家教化传统中的“家国天下”意识体现了传统时期的“中国智慧”。它成为“大一统”的重要思想基础与施政方针。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传统的“家国同构”早已超越了其原始意义,从社会结构升华为精神结构,成为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家园。时代已变,儒家教化论内秉的优秀文化部分也将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家国天下”意识,以其温柔敦厚的底色、生生不息的活力、和合共生的包容心,不仅能为个体生命提供精神关怀,而且有助于维系各民族的和睦共存,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积极的精神动力,值得我们倍加珍惜和大力弘扬。
(摘编自《“家国天下”传统的现代意义》)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A.具备了“家国天下”的道德自觉,人们就会有积极入世的精神和责任担当,价值共识。 |
B.在家庭与私人领域,弘扬孝悌之道,忠恕相待,就能使家庭伦理与公共理性彼此和谐呼应。 |
C.《中庸》的“修齐治平”,已经深入到当代人的内心世界,转化成一种爱国爱家的担当精神。 |
D.“生生”之德就是指有仁爱之心,在相互的斗争中也做到中正平和、诚实无欺、敬爱相与。 |
A.文章按照“总一分一总”的结构方式展开说理,论证层次清楚,逻辑性较强。 |
B.文章论证兼顾现实与历史,既有对当下社会现状的分析,也有对儒家思想的阐述。 |
C.文章主要运用引用论证、对比论证的论证方法,支撑个人观点,增强文章说服力。 |
D.文章末段照应开篇,总结全文,进一步强调“家国天下”传统的重要作用、意义。 |
A.儒家文化体系中的“家国天下”意识,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内涵之一,不会因制度化儒家的解体而丧失价值。 |
B.家与国不可分割,二者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只有做到家、国的良性互动与发展,才有利于促进整个社会的稳定与协调。 |
C.尽管时代已经改变,但汲取家国天下意识传统并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在当今社会仍具有重要的意义。 |
D.只要大力弘扬“家国天下”意识,就能实现“大一统”,维系各民族的和睦共存,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精神动力。 |
家庭是一个人生命的发源地,也是一个人获得情感满足、终生幸福的源泉。当下,我国正处于一个急剧变化的新时期,人们的价值观念、行为方式、生存方式受到强烈冲击,家庭关系发生了深刻变化。为了家庭和睦、幸福、安宁,应着重从夫妻伦理、代际伦理、邻里关系三方面积极建设适应新时代要求的家庭伦理新秩序。
当代家庭日趋小型化、核心化,要保持夫妻关系和睦,就要树立平等的观念。对于未成年子女,夫妻双方有共同教育的权利和义务:对于年老父母,夫妻应互相协调,以物质上、精神上尽到对老人的赡养职责。夫妻之间应相互尊重对方的兴趣、爱好与习惯.以及工作、学习、人格。应认识到家务是夫妻的共同事务,并相互配合、共同完成。现代家庭中的夫妻常忙于工作或应酬,彼此沟通交流机会较少,久而久之可能导致夫妻关系紧张。鉴于此,夫妻双方应注重在家庭中培养共同、健康的兴趣,以此加强交流与沟通,并从中感觉到被爱、技尊重、被接纳,从而对家庭产生更多依恋和热爱。
在家庭中,中老年长辈应摆正位置、不以家长自居,理解支持年轻一代:在处理家庭重大事情时,应发挥示范主导作用,并以平等开放的心态多听取子女意见;当子女遇到困难时,应及时给予指导帮助;在婚姻、就业问题上,长辈应尊重子女的意见和选择。在当代社会,中老年人容易产生孤独感和被排斥感,渴望与子女的情感沟通、渴望来自家庭的浓浓亲情。孝敬父母,不仅在于尽力满足父母物质生活的需要,更在于给予他们精神上、情感上的赡养,让父母有闲暇时间,尊重、支持父母通过参加老年大学或社区老年活动追求精神享受。
传统家庭伦理强调子女在敬爱自己父母兄长的同时,对家庭之外的人也要尊敬与礼让。当每个家庭都能自觉地按照家庭美德、社会公德的要求来规范自身行为,尊重他人、札让为先,就一定能够保持团结和睦的邻里关系,推动全社会精神文明建设不断健康发展,从而使家庭伦理新秩序的构建具有良好社会氛围。邻里之间应相互关心帮助,想问题、办事情不能只图自己方便,而置左邻右舍于不顾。比如为了家里整洁宽敞,将杂物堆放在楼道:楼道公共卫生从不打扫:在小区随意丢弃垃圾等,这些缺乏起码公德心的行为都会疏远邻里之间的距离。建立和谐邻里关系,就应遇事多为左邻右含的方便想一想,注意自身行为对左邻右舍的影响并努力约束自己,这样才会化解矛盾、保持邻里关系和谐融洽。
(摘编自王燕《构建新时代家庭伦理新秩序》
1.下列对文章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时代的急剧变化对人们造成的冲击,从根本上改变了千家万户的人伦亲情。 |
B.新时期的家庭伦理秩序,应适应新时代的要求,与正确的价值观念等相匹配。 |
C.夫妻之间要树立起平等相处的观念,相互尊重、配合,构建和睦的夫妻关系。 |
D.中老年长辈应在理解的基础上支持、尊重年轻一代,及时发挥示范指导作用。 |
A.文章开篇点题,首段以家庭的重要作用及当下时代的变化引出中心论点。 |
B.全文采用了总分总的结构,从夫妻伦理等三个方面对中心论点展开论述。 |
C.在论证要构建平等互尊的代际伦理关系时,文章采用了递进的论证结构。 |
D.文章采用举例论证的方法,有力地论证了遇事应该多为邻居的方便着想。 |
A.较多的工作或应酬,较少的沟通和交流机会,久而久之导致了夫妻关系紧张。 |
B.只要夫妻双方培养了共同、健康的兴趣,就会对家庭产生更多的依恋和热爱。 |
C.中老年人易产生孤独感和被排斥感,是他们大多数情况下以家长自居造成的。 |
D.邻里团结互助是家庭和谐的外延和社会和谐的保障,邻里之间应坦诚、宽容。 |
材料―:
黄河文化是中华民族重要的母亲河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之根。
从“根”上讲,黄河流域是中华文明的核心发祥地,从中华民族人文初祖炎黄二帝到7000年前的老官台文化和后李文化。5000多年前的仰韶文化和大汶口文化都是在黄河流域发育发展起来的。龙山时代是早期国家诞生的时代,黄河流域出现了登封王城岗、章丘城子崖等,也出现了以尧、舜、禹等为首的邦国和族邦联盟。夏商西周三代,乃至秦汉以后的历代王朝的国都几乎也都建立在黄河流域,黄河文明成为每个时代的最高文明。这就决定了黄河文化在国家形成之前,属于中国文明起源过程中重要的主导性文化;而自国家诞生之日起,黄河文化就是国家文化。国家认同,民族认同和中华大一统是以黄河文化为核心而凝聚和发展起来的。
从“根”上讲,近代之前的中国经历了史前平等的农耕聚落形态、不平等的中心聚落形态、早期国家的邦国形态,夏商周三代多元一体的复合制王朝国家形态、秦汉至明清的帝制国家形态五个阶段。伴随着这五个阶段的发展,中华民族也逐渐形成了由五帝时代与邦国相联系的部族,发展为夏商周以来与多元一体复合制王朝国家相联系的华夏民族,再发展为秦汉以来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相联系的汉民族及其正在形成中的中华民族。民族与国家在诞生伊始就是密不可分的,一个民族的伟大每每表现为她所在国家的灿烂辉煌。延绵不断的中国历史表明,民族类型是由其国家形态结构决定的,有什么样的国家形态结构,就会产生什么样的民族类型。中华民族“滚雪球”式的发展,是以其国都的所在地黄河流域为核心而凝聚起来的,黄河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本血脉,是中华民族之根。
(摘编自王震中《黄河文化:中华民族之根》)
材料二:
人类的早期文明发祥地大多与河流相关。5000年前,两河流域、尼罗河流域、恒河流域、黄河流域孕育的原生文明几乎同时跨入成熟文明的门槛,而由黄河流域孕育的中华文明是唯一延续至今仍生机勃勃的伟大文明。黄河文明也因此成为中华文明中最有代表性、最具影响力的主体文明。
黄河中下游地区是形成早期中国最重要的区域。甲骨文的识读与考古发掘,以双重方式印证了近600年历史的商王朝和商王朝之前近500年历史的夏王朝的存在。商周以来的文字、青铜等文明要素是早期中华文明逐渐形成、日益成熟的主要标志和重要基础,证明了黄河文明的原创性、真实性和先进性。公元前5世纪前后,老子、孔子、庄子、孟子等思想先哲将中国带入“轴心时代”,确立了中国文化的核心思想和基本理念,铺就了中华文明的文化底色和心理基础,从而成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精神源泉。
秦统一与汉帝国的建立,使中国进入到一个疆域统一,制度统一、学术统一、信仰统一的时代。自此,黄河流域一直是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长期引领、主导着中华文明的发展方向。秦汉至宋代,都城多沿黄河而建,并孕育出极具时代特色的国家制度与社会习俗。制度文明之外,精神与技术文明也独树一帜:汉赋、唐诗、宋词等不朽的文学华章在此传承,经学、玄学、佛学,理学等独特思想体系在此传衔,历法、医学、陶瓷、丝绸、造纸、印刷、建筑等技艺炉火纯青并远播世界。中华文明的基本精神,价值观念和民族性格,中华民族的生存智慧,思维方式与精神追求,中国帝制时期的政治制度,社会秩序和信仰世界,都可以从黄河文明的长河中寻找到源与流。
中华民族在民族独立、解放的基础上,以全面开放的心态,借鉴世界文明成果,坚持走好中国道路,实现以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为基本目标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以黄河文明为核心的中国精神,在支撑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富强方面,表现出强大的生命力。黄河文明在与外来文明的交流互动中,表现出从容宽厚、兼收并蓄、包容开放的品格,成为世界上延续不绝仍具有强大思想活力的原生文明。
黄河文明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坚定现代中国发展道路最核心、最可靠的文化根基和历史依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必须知道自己是谁,是从哪里来的,要到哪里去。”
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转折点上,以黄河文明研究为切入点,回答好“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具有重要的历史与现实意义。
(摘编自关爱和《黄河学:黄河文明研究的创造性转化》)
材料三:
真正伟大的文艺作品,总是和历史文化的基因、当下的时代精神同频共振。历史上,以黄河区域为中线,以万里长城和丝绸之路为两翼,形成了中国古典文艺史中,主题、题材、形式、作品质量和社会影响等方面,最早、最多、最大、持续时间最长、也最为辉煌的富集区。
黄河就是一部打开的大书,以黄河为隆起的书脊,以万里长城、丝绸之路为延展的两页,书写了中国古典文艺最为华美深刻的不朽篇章。
以黄河为主题和题材的文艺创作,要想具有史诗的品质,必须架起通往历史和文化的长桥。以黄河文化精神为支撑,才能为作品灌注厚重的历史力量。以黄河为主题和题材的文艺创作,要想具有史诗的品质,还必须架起通往现实和时代的长桥。今天的文艺工作者,特别是专业文艺工作者,其工作和生活的范围、人生经历和心灵体验,因为专业、行业的局限,往往是比较狭窄的,和辽阔的社会生活、浩荡的时代洪流多少有点距离。只有横下心、不浮躁,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不断丰富和提高自己的脚力、眼力、脑力、笔力,板凳甘坐十年冷,扎扎实实架起通往现实和时代的长桥,才能为作品注入强大的时代力量。
打造中华民族新史诗,是一条从“高原”向“高峰”冲刺的艰难之路。美是艰难的,少走一步,都可能半途而废。古典时代,黄河区域文化和文艺的高峰最多。今天,所有想要冲击文艺高峰的人们,必须栏杆拍遍,站在前人的肩头,俯察波澜壮阔的现实生活,才能捧出配得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历史进程的心血之作。
(摘编自韩子勇《黄河:一部中华民族的伟大史诗》)
1.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黄河文化是中华民族重要的母亲河文化,对国家认同、民族认同与中华大一统的形成与发展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
B.黄河文明是延续不绝的、具有强大思想活力的原生文明,能够从容宽厚、兼收并蓄、包容开放地与外来文明交流互动。 |
C.材料二从发展阶段人手,对材料一中黄河文化“是中华民族之根”的观点进行了解释,论述了中国精神就是黄河文明的精神。 |
D.材料三从文艺创作的层面,阐述了如何以黄河为主题和题材来打造中华民族新史诗,实现从“高原”走向“高峰”的冲刺。 |
A.黄河文化是中国文明中的主导性文化、国家文化,黄河文明是各时代的最高文明,因此很多王朝都在黄河流域建都。 |
B.民族与国家密不可分。国家形态结构决定了民族的类型,中华民族在多元一体的复合制王朝国家就已经形成。 |
C.黄河文明是世界上唯一延续至今的伟大文明,它与两河、尼罗河等流域的人类其他早期文明同时步入成熟的门槛。 |
D.自秦汉时起,黄河流域长期引领、主导着中华文明的发展方向,中华文明的基本精神、价值观念等都可以从黄河文明中找到源与流。 |
A.《将进酒》《使至塞上》《黄河颂》等与黄河相关的文艺作品跨越时空、历久弥新,几乎每一个龙的传人都耳熟能详。 |
B.农业革命是人类历史上的一次巨大革命,它使“游荡的人”变成“聚落的人”,发展出定居模式和复杂社会,带来了生产力的极大提高。 |
C.中国疆域四周有巨大的屏障,对中华文明起到保护作用,这是以黄河文明为核心的中华文明能够延续至今并生机勃勃的重要因素。 |
D.黄河文化蕴含的精神内涵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对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重要意义。 |
综观杜甫的全部七绝,可以发现他创作七绝的情绪状态与其他诗体的明显差别,在于大多数作于兴致较高、心情轻松甚至是欢愉的状态中。这一特点目前尚未见研究者论及,却是考察杜甫七绝“别趣”的重要出发点。与其情绪状态相应,杜甫七绝的抒情基调也多数是轻松诙谐、幽默风趣的。
由以上两点可以看出,杜甫对于七绝的表现功能有其独到的认识。盛唐七绝在传统题材里充分展现了以浅语倾诉深情的特长,使七绝突破南朝初唐七绝含蕴浅狭的藩篱,固然达到了艺术的巅峰。但七绝这种体式的表现潜能尚未充分得到开掘,杜甫发现了这种诗体还有适宜于表现多种生活情趣的潜力。所以他很少用这种体式来抒发沉重悲抑的情绪,而是在七绝中呈现了沉郁顿挫的基本风格之外的另一面,让人更多地从中看到他性情中的放达、幽默和风趣。这种不同于盛唐的趣味追求,应当就是他七绝中的“别趣”所在。而“别趣”的内涵可以从他对外物的体察和对内心的发掘两方面来看,二者交融在一起,不能截然区分。
杜甫在体察外物中发现的“别趣”大多是他在成都和夔州时期对日常生活中多种诗趣的敏锐体悟。大致有三个方面。其一是诗人善于捕捉自然景物和人居环境中的生机和处处可见的趣味。如《绝句四首》(其一):“堂西长笋别开门,堑北行椒却背村。梅熟许同朱老吃,松高拟对阮生论。”不但写出了诗人与朱阮二人的特殊交情,更藉梅、松与竹、椒合围,形成了一个封闭的小天地,突出了草堂与世隔绝的清幽之趣。其二是在人际交往和应酬中的雅兴和逸趣。如《从韦二明府续处觅绵竹》:“华轩蔼蔼他年到,绵竹亭亭出县高。江上舍前无此物,幸分苍翠拂波涛。”既夸赞韦明府县斋绵竹的茂盛,又预想将来自己舍前苍翠竹影在江中倒映的美景。将希望赠竹说成幸“分”苍翠之色,已十分新颖,“拂”字更写出竹影在波涛中摇漾的动态,这就使讨要竹子一事显得优雅别致。其三是七绝本身文字组合的趣味。有的诗取材本身不一定有趣,但诗人会在诗材的相互联系或文字表达、典故使用中发现趣味性的关系,营造出别样的效果。如《解闷》(其六):“复忆襄阳孟浩然,清诗句句尽堪传。即今耆旧无新语,漫钓槎头缩颈鳊。”赞扬孟浩然诗风清新,而今人不知创新,只会模仿。巧妙地将孟浩然句“鱼藏缩项鳊”及“果得槎头鳊”嵌入,加上用“漫钓”比喻“耆旧”漫不知向孟浩然学什么的茫然,寓讽刺于打趣,颇有漫画效果。
上述三类“别趣”固然来自诗人对外部世界中各种有趣现象及其相互关系的敏锐感悟,但也融合了杜甫自己的兴趣和情致。而最能体现其善于发掘内心情绪、突显诗人自己性情面目的作品,还是《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和《漫兴九首》这两组名作。这两组诗分别以花事极盛时期以及春去夏来的时节转换为背景,突出地表露了诗人惜花惜春的放达颠狂和细腻多情。连一向不认可杜甫七绝的王渔洋在读了《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之后,也不由得赞叹:“读七绝,此老是何等风致。”确实,这两组诗里所表现的雅人风致,正是杜甫七绝最独有的 “别趣”。
(摘编自葛晓音《杜甫七绝的“别趣”和“异径”》)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A.杜甫七绝多作于轻松愉快、兴致较高之时,常呈现出他性情中的放达、幽默和风趣。 |
B.杜甫认为七绝适宜于表现多种生活情趣,其七绝的旨趣有别于盛唐时期其他诗人。 |
C.杜甫的七绝创作突破了南朝初唐七绝含蕴浅狭的藩篱,因而达到了艺术的巅峰。 |
D.杜甫既善于捕捉自然景物和人居环境的趣味,也能够挖掘文字组合中存在的趣味。 |
A.文章从创作的情绪状态研究杜甫七绝的“别趣”,填补杜诗研究空白,具学术价值。 |
B.文章比较了杜甫七绝与盛唐七绝,引出了对杜甫七绝“别趣”内涵的具体论述。 |
C.文章以《解闷》(其六)中化用诗句为例,具体分析诗歌中颇具趣味的艺术效果。 |
D.文章从体察外物和发掘内心两方面,重点论证了这两者在杜甫七绝中的相互交融。 |
A.杜甫对诗歌体式的认识超越了同时代的诗人,因此其创作有着与众不同的审美取向。 |
B.杜甫除七绝以外的大多数诗歌,风格沉郁顿挫,体现出了他性情中沉重悲抑的一面。 |
C.杜甫在成都和夔州期间,生活安逸,心情愉悦,诗歌创作多抒发与友人的交游之乐。 |
D.在杜甫的诗歌创作中,以《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为代表的七绝是认可度最高的作品。 |
殷商王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朝代,时间约从公元前17世纪到公元前11世纪。现存的殷商文学文献大致可以分为三大类别:第一类是直接传承于今的第一手的殷商文学文献,即甲骨卜辞和铜器铭文;第二类是经过后世传抄,但是早在春秋以前就已经被时人所认可的殷商文献;第三类是在周汉时代的历史文献中记载下来的有关殷商时代的遗诗遗文、神话传说等。甲骨卜辞、铜器铭文、记载中的典册文献,它们之间互相发明、互相印证,共同构建了殷商文学的历史。从此,中国文学脱离了传说的时代,步入了一个有文字记载的新的时代。
甲骨文带给殷商文学的意义,首先是它的文字载体意义。这些文字数量庞大,结构完整,它们不仅已经是相当成熟的文字。而且已经具有相当的叙事条理,甚至有了基本的文例程式,一篇典型的甲骨卜辞会同时包括叙辞、命辞、占辞、验辞四大部分,有着完整的叙事结构,词汇丰富,语言简洁,体现了叙事文的初步技巧,因而我们可以将其纳入早期的文学范畴,它本身就构成了殷商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可以与甲骨文相提并论的是铜器铭文。将殷商铜器铭文上的文字与甲骨文字进行比较,会发现二者在字形结构的组合上有许多共同之处。但是作为铸造在青铜器上的铭文,因为其书写工具不同,方式不同,记述功能不同,二者之间又有不同的文字特征。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殷商铜器铭文中,几十字以上的铭文很少见到,大多数只有几字,而且好多字是合体字,具有鲜明的图案特征。因而,铜器铭文代表了殷商文字书写的另一种情况。
占卜在殷商王朝的生活中虽然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但它毕竟只是社会生活的一部分,在青铜器上铸字的活动更是如此。那么,当时的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所发生的无数重要的事情,又记载在哪里呢?《尚书∙多士》曰:“惟尔知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多士》为周初时文献,是周公训诫殷商旧臣的记录。“册”与“典”乃是殷商时代更为重要的文字文献。甲骨文中已经有“册”字发现。商代重要的文献资料还有“书”。《左传》中,对《尚书∙盘庚》多有引用,如:“恶之易也,如火之燎于原,不可乡迩,其犹可扑灭?”以此可知,殷商时代记载日常政治文化生活更为重要的文献应该是这些典、册和书。现存的《盘庚》一篇完全可以作为最有力的证明。甲骨卜辞、铜器铭文、记载中的典册文献,三者共同呈现了殷商文学的书写形态。从此以后,中国文学有了自己的成熟的文字载体。
文学史可以有多种断代方法,但无论如何,从口传时代进入文字时代,无疑是人类历史上的一次飞跃。和后世文学相比,殷商文学的内容虽然还远不够丰富,文体形式也相对简单,但是它却展示了作为书写形态的早期文学的基本特征,为周代以后的文学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如果说,商代以前是中国文学的传说时代,商代以后是中国文学的文字书写时代。这就是商代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开创意义。
(摘编自赵敏俐《殷商文学史的书写及其意义》,略有删改)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A.甲骨文具有最重要的文字载体意义。它文字数量庞大、结构完整,而且具有相当的叙事条理与文例程式,因而已经是相当成熟的文字。 |
B.铜器铭文代表了殷商时代文字书写的另一种情况,铭文篇幅短小,大多数只有几个字,其中包括很多合体字,这些字都具有鲜明的图案特征。 |
C.与甲骨卜辞和铜器铭文相比,“册”与“典”是殷商时代更为重要的文字文献,因为它们记载了日常政治文化生活中发生的无数重要的事情。 |
D.“书”和“册”“典”一样,也是商代更为重要的文献资料。留存至今的《尚书∙盘庚》,就是其中最有力的证明。 |
A.传承于今的殷商文学文献,有直接保留下来的,也有经过后世传抄或历史文献中记载下来的,只要真实可信,都具有宝贵的历史文献价值。 |
B.典型的甲骨卜辞包括叙辞、命辞、占辞、验辞四大部分,它具有完整的叙事结构,词汇丰富,语言简洁,属于殷商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
C.甲骨文与铜器铭文在字形结构的组合上是一致的,但由于书写工具、书写方式和记述功能的不同,两者又具有不同的文字特征。 |
D.《多士》《盘庚》均出自《尚书》,《多士》记录了周公训斥殷商旧臣的情形,《盘庚》则被《左传》多次引用,二者都属于殷商文学的珍贵史料。 |
A.殷商文学的历史是由甲骨卜辞、铜器铭文、记载中的典册文献共同构建的,除了各自独立的意义,它们之间还可相互发明、相互印证。 |
B.甲骨卜辞、铜器铭文和记载中的典册文献,三者共同呈现了殷商文学的书写形态,它们使中国文学有了自己成熟的文字载体的标志。 |
C.殷商文学虽然内容与文体形式都相对简单,但却展示了我国书面形态的早期文学的基本特征,为后来的文学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
D.殷商王朝之所以成为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朝代,是因为它实现了人类历史的一次飞跃,将中国文学从口传时代带入了文字时代。 |
道德记忆是人类对其道德生活经历的记忆。作为个人,我们可以凭借天生的记忆能力刻写个体道德记忆;家庭、企业、政党、民族、国家等社会集体则具有集体道德记忆能力,但它们刻写集体道德记忆的方式远比个人刻写个体道德记忆的情况复杂。需要强调的是,无论道德记忆是以何种形式存在,它都具有选择性特征。对此,我们需要从三个方面予以解析:
道德记忆的选择性具有一定的客观性。人类的道德生活经历是复杂的,而我们的记忆容量是有限的,加上我们的记忆还会受到“遗忘”的阻挠,因此,要记住过去的所有道德生活经历客观上是不可能的,人类积累的道德记忆在内容上往往少于我们的实际道德生活经历。也就是说,人类过去的道德生活经历只能通过我们的道德记忆得到有限的记录和再现,不可能完全被复制。
道德记忆的选择性还与人类的意志自由有关。个人具有个体意志和个体性意志自由;社会集体则具有集体意志和集体性意志自由。它们都会根据自己的需要、偏好、目的、价值观念等来刻写道德记忆。个人的意志自由直接影响个体道德记忆的刻写,社会集体的意志自由则直接影响集体道德记忆的刻写。
这样看来,个人和社会集体都具有刻写道德记忆的意志自由,在自由意志的驱动下,个人和社会集体往往更愿意记住自己向善、求善和行善的道德生活经历,而不愿意记住自己向恶、求恶和行恶的道德生活经历。事实上,个人和社会集体不可能以随心所欲的方式选择道德记忆的对象和内容。意志自由不是意志任性,而是受到人类理性支配的自由。
对于人类来说,过去的一切道德生活经历都具有历史价值。善的道德生活经历能够成为我们的道德生活经验,恶的道德生活经历则能够成为我们的道德生活教训。一旦进入我们的道德记忆,有一种记忆道德,即人类对其自身对待道德记忆的态度而提出的道德规范性要求,限制了道德记忆的选择性。
从这种意义上来说,人类道德生活史可以被描述为人类
其原因就在于道德记忆的选择性无力否定主体对过去的道德责任。承担道德责任是人类道德生活的核心内容。人类道德生活是具有道德价值的生活方式。它的道德价值从根本上来说是由我们的道德责任意识和承担道德责任的行为决定的。正因为如此,康德在《道德形而上学基础》一书中说:“一个行为要具有道德价值,必须是出于责任”。“道德责任”是“道德”向人类提出的应然性要求,反映人类对道德生活规律的尊重和维护;或者说,它反映人类对普遍伦理原则的坚守和服从。如果说人类道德生活本质上是意志自由和意志自律交融的生活方式,这不仅意指承担道德责任是人类应该普遍遵守的伦理原则,而且意指我们对该伦理原则的遵守应该超越自己的主观偏好。这在道德记忆领域的体现是:无论人类是作为个人还是社会集体而存在,我们张扬道德记忆选择性的意志自由只能在道德责任原则允许的范围内得到体现;否则,它必定与道德的规范性要求相背离。
因此,无论对于个人还是家庭、企业、民族、国家等社会集体,道德记忆不仅能够记录我们的道德生活经历,还能够推动我们以史为镜、以史为鉴、以史为师。以道德记忆作为道德生活之镜,这是人类应该普遍培养的美德,更是个人和社会集体都应该达到的道德生活境界。
(有删改)
1.本文的论述对象是( )A.道德 | B.道德记忆 | C.记忆道德 | D.道德记忆的选择性 |
3.能依据文意做出推断的一项是( )
A.道德记忆经历要有公正性作为前提。 |
B.人们对道德记忆的选择是无意识的。 |
C.道德记忆无法摆脱到的责任而存在。 |
D.“遗忘”道德记忆的行为是不道德的。 |
5.概括本文的行文思路。
最能反映中国传统法律精神的,自然属于历朝的法典,如《唐律疏议》《大明律》《大清律例》等。这些法典前后具有很强的继承性,法典中的规则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块由旨在推行道德教化的条款组成,一块由旨在保障国家的秩序、安全与正常的行政管理条款组成。前者大体关乎孝道、婚姻、立嗣与两性关系等,而后者则关乎军事、狱讼以及有效的行政管理等。而有关谋反大逆、杀人、盗窃、侵害的条款兼涉两块内容。但即便主要作为“刑法典”的历代法典,其“刑”也不完全“一刑独大”,《唐律》十二篇中,真正关系到现代意义上的“刑”的实体法,乃《贼盗》《斗讼》《诈伪》《杂律》四篇,而《捕亡》《断狱》两篇类似于现代的程序法。从结构就可以看出立法者制律的中心意图并不在纯粹意义上的“刑”。《大明律》和《大清律例》都分七篇,分别为:《名例律》《吏律》《户律》《礼律》《兵律》《刑律》《工律》。这是按照《周礼》所设置的治理模式来排序,与儒家所设想的道德理想一致,万物统一于“道”中,人间的秩序得以与道的规律相对应,法典篇目秩序的排列,也是按照这样的理念来定。
广义的法律是用来推行教化的,其要达到的价值目标乃在于“正人心”“厚风俗”,诚如《史记•管晏列传》中司马迁借管子之言所称的那样:“治教化则人心正,人心正则天下无贼”。而《唐律疏议》的序言中则把教刑的关系说得更为明白:“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犹昏晓阳秋相须而成者也。”故而唐代立法者将法律视为政教之用,其意在促使人们恪遵德礼,以臻“至善”之化境。虽然儒家大体上强调人有“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四端,故有“仁”“义”“礼”“智”的道德自觉,然而现实生活中总有悖理违礼之事,此时纯靠自觉难以匡正人心、厚风俗,故而必须借助法律的威慑之力。所以古代从来不将法律视为政教之末,而以“用”名之,“刑为盛世所不能废”(《四库全书提要》)即指此意。
为了贯彻这一意图,传统法律设置了各种各样的规则,劝善惩恶。惩恶自不必问,但凡刑律所加,针对的对象必为于伦常纲教有违之人。不仅如此,传统法律往往还变现在看来纯粹是道德的义务为法律义务。譬如《唐律疏议》的《贼盗》一篇中就有这样的规定:“诸邻里被强盗及杀人,告而不救助者,杖一百;闻而不救助者,减一等。力势不能赴救者,速告随近官司,若不告者,亦以不救助论”;若“追捕罪人而力不能制,告道路行人,其行人力能助之而不助者,杖八十;势不得助者,勿论”。立法者考虑到了人的能力,通常情形下,能力越大,责任就越大,因此更应该有道德践履的勇气。唐律对见义不为的行为设置刑事责任,正在于提倡一种公序良俗。
此外,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传统法律中,很多条款似乎在现实生活中进入司法程序的概率不大,甚至在其设定之初,就没有打算被执行。比如历代法典中有“同姓不婚”条,但是似乎从未被实践过。另外,诸如亲属之间的许多行为,虽被规定为犯罪,但是实践中遵循“民不告,官不举”的做法,实际上立法者和司法者都明白,设置此类规则之真正意图,乃在于提出一种治国理想,希望民众向此努力,更多地带有一种“宣教”色彩。
(摘编自宋玲《“正人心”与“厚风俗”——中国传统法律的价值取向》)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A.《大明律》和《大清律例》七篇律法的顺序,是按照《周礼》中的治理模式来排序的,与儒家设想的道德理想也是一致的。 |
B.传统法律设置了各种各样的规则,劝善惩恶。其中也有一些条款似乎在现实生活中应用的可能性不大。 |
C.管仲称“治教化则人心正,人心正则天下无贼”,这说明他将法律视为政教之用,认为法律的最高境界是促使人们恪遵德礼。 |
D.传统法律常常把今天看来属于道德的义务定为法律义务,如唐律对见义不为的行为就有追究刑事责任的条款。 |
A.古代法典中关于杀人、盗窃、侵害等方面的条款,既在于推行道德教化,又有保障国家秩序、安全等作用。 |
B.《唐律》十二篇中,《贼盗》《斗讼》《诈伪》《杂律》四篇类似于现代意义上的“刑”的实体法,而《捕亡》《断狱》两篇类似于现代的程序法。 |
C.尽管古代律法将见义勇为作为社会成员的责任与义务,但在立法时又充分考虑到了人的能力差异,不搞“一刀切”。 |
D.历代法典中都有“同姓不婚”的条款,但因为在实践中遵循刑罚为政教之用的目的,所以违反这一条款的人也没有受到处罚。 |
A.唐律规定对见危不作为者施以刑罚,是认定这些人未履行相应的法律义务。而这些法律义务,在今人眼中很可能只是道德义务。 |
B.中国历朝历代的立法者不追求“一刑独大”,其制律的中心意图并不在纯粹意义上的“刑”,而在于提出治国理想,鼓舞民众。 |
C.《四库全书提要》认为:“刑为盛世所不能废。”因为刑罚为政教之用,其“正人心”“厚风俗”的功用不可小觑。 |
D.传统法律中的很多条款在现实生活中进入司法程序的概率并不大,这与立法者在制定条款时的意图不无关系。 |
给孩子一个合适的诗词读本
钟锦
①我的老师叶嘉莹先生选编了一本《给孩子的古诗词》,这本书出版后反响极好,出版社很快又推出一个“讲诵版”,并且附有二维码,扫描后可以听到先生自己的吟诵和讲解。这些讲诵有人在微信圈里转,我顺手点开了陈子昂《登幽州台歌》 的一首,一听之下即为叫绝。急忙买回,用了两天时间通读一遍。这一读,引起了我对“给孩子”的思考。
②“孩子”的年龄段最好先确定一下。宽泛些说,十八岁以下都算孩子,能够读诗总得到六七岁吧。六七岁前的孩子,其实读了也起不到什么作用。我认识一个朋友,据说四岁就能背诵《长恨歌》,但现在记忆的诗词并不多,理解尤其不深入。而从六七岁到十八岁,起码有两个阶段,就以小学毕业的十二岁为界,前后的领悟能力实在是截然不同的。假如“给孩子”是给六七岁到十二岁的孩子,这个选择尤其应该慎重。
③这个年龄段的孩子,记忆力虽佳,领悟力却未成熟。除了罕见的天才,很少有可能真正领会那些精妙深微的诗词作品。叶先生自己就曾写下她读诗时的真实感受:“我想人的心灵大概也和肉体一样,是可以因摩擦日久而生胝起茧的。第一次摩擦接触的感觉,该是最鲜明生动而富有刺激性的,但是可惜我第一次读这些作品时,竟幼稚得没有感受的能力。等到我有了感受的能力,我的心灵对这些作品却已因摩擦日久而生茧了。如果家长并不只是想让孩子知道一些诗词,而是希望孩子能够从诗词中有所得,必须选择好给孩子的读物。
④选择不能只看名气。要说名气,《唐诗三百首》 自然远远大过叶先生的选本。但那实在不是一个给孩子的好选本。《唐诗三百首》基本是从沈德潜的 《唐诗别裁集》 中选出的,沈氏眼界极高,尽管编者孙洙尽了最大的努力选择众口流传的名篇,但对孩子来说,很多还是显得过于沉重了。那些寓意深刻的作品,不仅不能使他们理解,甚至会直接扼杀他们对诗词的兴趣。给孩子的诗词,应该考虑那个年龄段的孩子的领悟力,这一点无疑是重要的。然而,自《唐诗三百首》 流行以来,如此朴素的道理似乎都被大家遗忘了。大家首先考虑的反倒是, 。
⑤我想,先生的这个选本在出版后反响极好,也许不经意间唤醒了家长对这个朴素道理的注意。她在 《给孩子的古诗词》的序言里明确指出:“唯一的编选原则就是要适合孩子阅读的兴趣和能力。”从具体选目来看,不少算不上名篇的东西都入选了。比如杨万里,选的和李白、杜甫一样多,都是17首。先生特别说明:“像这样的诗没有什么深意可讲,就是将眼前的景物写得生动活泼,适合小孩子读,所以本书选了很多首杨万里的诗。”过于精妙深微的不便选择,是否就该刻意选些通俗,甚至庸俗的?所以给孩子选择诗词真的不容易。倘使孩子从小习惯了低俗的审美情趣,也许又使得他们终生不悟高致。孙洙编选 《唐诗三百首》,本有其高远的一面,就是为了避免低俗,而要取代之前的 《千家诗》。可惜矫枉过正,陷入失误的另外一端。先生对于这一点,似乎没有明确意识到,但出于她天赋良好的鉴赏力,其选择丝毫不曾低俗。
⑥这个选本也许是当前最佳的“给孩子的古诗词”了,然而,我觉得仍可以再改进。先生的高龄使她疏忽了选本的真正定位:究竟是给孩子一个进入中国诗词的读本,还是给孩子一个了解中国诗词的读本。前者必须小心翼翼,防止任何可能损害孩子兴趣和能力的因素,以使他们逐渐将诗词内化进自己的生命。后者却只需要将基本适合孩子接受力的名篇,逐次向他们推送。叶先生无疑想提供前者,却向后者让了步。 因此,理想中最佳的“给孩子的古诗词”,仍需痛下狠手,对更多的名篇进一步删汰。当然,我们不该再苛求一位已经为诗词教育奉献了一生的高龄学者,更该做的,是沿着她指出的道路继续前行。
(节选自2017年2月7日《文汇报·笔会》。)
1.第③段加点字“生胝起茧”在文中是2.对文章所用材料的作用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
A.第①段提到叶嘉莹先生选编的新书反响极好,说明家长对诗词兴趣浓厚。 |
B.第②段朋友幼年背诗的例子说明0-6岁的孩子大多对诗词的领悟力不强。 |
C.第④段以《唐诗三百首》为例说明编选诗歌不能局限于某一个参考诗集。 |
D.第⑤段以《唐诗三百首》的失误为例,说明为孩子选择诗词应避免低俗。 |
4.给第⑤段画线句子的分析,
A.叶先生的出发点或许没有考虑编选作品是否低俗。 |
B.叶先生天赋的良好诗歌鉴赏力让选本保证了品质。 |
C.照应前文叶先生序言对于编选原则的“明确指出”。 |
D.为下文指出先生因高龄疏忽了选本的定位做铺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