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代人工智能正在全球范围蓬勃发展，推动世界从互联信息时代进入智能信息时代，给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带来颠覆性影响。人工智能与经济社会的深度融合，将给人类社会发展进步带来强大新动能，实现创新式发展。

从科学层面看，人工智能跨越认知科学、神经科学、数学和计算机科学等学科，具有高度交叉性；从技术层面看，人工智能包含计算机视觉、机器学习、知识工程、自然语言处理等多个领域，具有极强专业性：从产业层面看，人工智能在智能制造、智慧农业、智慧医疗、智慧城市等领域的应用不断扩大，具有内在融合性；从社会层面看，人工智能给社会治理、隐私保护、伦理道德等带来新的影响，具有全面渗透性。目前，在边界清晰、规则明确、任务规范的特定应用场景下(如下围棋、人脸识别、语音识别)设计出的智能体表现出较好的专用智能。未来，人工智能的发展将从专用人工智能、人机共存智能向通用人工智能转变。可以预见，通过科学研究的牵引、应用技术的交叉，人工智能必将推动人类社会实现创新式发展。

人工智能为人类认识世界引入新范式，增强科学发现能力。人工智能的发展史是相关学科不断交叉融合、遵循不同范式的发展过程。从符号主义、逻辑推理、知识工程到连接主义，从大数据驱动小任务到小数据驱动大任务，从神经形态类脑智能到量子计算智能，人工智能的新范式不断增强人类认识世界的能力。传统的科学研究引入新范式后，研究效能得到了极大提升。

人工智能为人类理解世界创造新工具，扩展外界认知能力。人工智能创造各种技术帮助人类理解复杂的拥有巨量信息的世界。计算机视觉技术利用感知世界的每一个像素，增强人们观察场景的敏锐度。自然语言处理技术通过深度语义分析，改善人和机器的交流互动。知识计算引擎与知识服务技术帮助我们搜集获取海量知识，进而挖掘关系，形成新的知识图谱。自主无人系统可以利用其不怕热、不怕冷、不怕压等特性，涉足人类无法到达或难以忍受的极端环境，帮助我们探测未知世界。

人工智能为人类改造世界形成新业态，增强产业发展能力。人工智能与传统产业的融合，不仅能提高产业发展的效率，更可以实现产业的升级换代，形成新业态，构成新的创新生态圈，催生新的经济增长点。

人工智能为人类管理自身构建新模式，提高社会治理能力。社会规范有序是人类的共同愿望，人工智能嵌入社会治理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手段。人工智能技术可以消除政府和公众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及时预测和感知突发舆情：通过对汇聚到一起的多种传感器感知到的社会公共情况进行连续监测，智能预警各种公共安全事件。需要强调的是，人工智能管理模式在推行过程中，也要解决其和固有社会伦理规范的冲突、数据使用的隐私保护等问题。

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给人类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为了人类共同的美好未来，全世界的人工智能领域参与者应坚持共创、共享、共赢理念，共同创造知识，共同分享技术，在良性竞争中实现共赢。

(《人民日报·海外版》2019年10月15日)

金庸先生的《射雕英雄传》英文版三部曲（《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倚天屠龙记》）将分九卷陆续出版，这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走向世界的又一大事。中国人有“侠”情，且认为“侠”可以超越文化边界。西方文化中亚瑟王的圆桌骑士、罗宾汉式的绿林英雄，以及风靡当下的银幕上的超级英雄，在我国都有“侠”缘。

但是，侠不是骑士，甚至不是武士。不管是骑士，还是武士，都是某种权威——往往是封建领主——给予的一种身份。而侠，非身份，亦非职业。侠，其实是一种态度、一种行事方式。司马迁在《游侠列传》中说，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困厄。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 太史公的看法，其实太过理想主义。在笔者看来，侠不见得真有如此伟大，反倒是韩非子的话更为直接，“侠以武犯禁”。侠，是一种无视“禁忌”的——“禁忌”有好有坏，这种“无视”也自然是双刃剑，是一种直接、狂放的行事方式。

侠讲究的是豪放不羁、快意恩仇。这种“豪放不羁”，如《笑傲江湖》所描绘的，不贪高位，不惧追杀、不恋亲情，只愿与知己合奏一曲《广陵散》。侠的“快意恩仇”，如王家卫电影《东邪西毒》中的洪七，他收了贫女的鸡蛋后，冲入王府杀了一众刀客，为贫女的弟弟报了仇，自己则在交战中被削掉一个手指。洪七是侠，他做事的原则不是“付出与回报是否对等”，而是，做这事，心里是否“痛快”。相比之下，《史记•刺客列传》中所载诸人，虽勇猛如聂政，忠义如豫让，慷慨如荆轲等，都算不得“侠”，因为他们把做事看作一种工作，而工作讲究的是按劳取酬。

侠讲究的是一份担当。在徐克电影《七剑》中，被清兵追杀，身受重伤的傅青主，对无助的村民们说，“上天山，找帮手！”为什么天山上的剑客要帮助素不相识的傅青主和村民们？因为他们是有担当的侠。电影《佐罗》中，迭哥代替遇刺的好友前往南美行总督之职并化身蒙面侠佐罗行侠仗义，解救被欺压奴役的殖民地百姓，也是一种担当。侠，其实很少存在于武侠小说所热衷描绘的江湖门派中，因为那些根本就是“地下政治组织”，而不是“豪侠”的聚集地。“千秋万代，一统江湖”，与其说是武侠的宏愿，倒不如说是野心家的梦想。如果说《鹿鼎记》《书剑恩仇录》中的帮会还有个“反清复明”的宏大目标，而《笑做江湖》中的各大门派的纷争，则更是把“江湖”这个会党互相倾轧的修罗场，揭露得淋漓尽致了。武侠小说虽妙，但其对大众的影响力显然还是不敌武侠片。可惜的是，近年来，中国武侠电影势头亦渐弱。西方之侠，却风头正劲，蝙蝠侠、蜘蛛侠、钢铁侠、闪电侠、神奇女侠……一众奇侠不仅在各自电影中大显神通，更时不时地联合作战，《复仇者联盟》《正义联盟》等等，让观众应接不暇。

其实无论东方还是西方文学、电影艺术作品中的侠士，哪里有不公，哪里就有他们，他们是正义的化身，他们代表着善良，勇敢，不畏强权，不慕金钱，他们有着常人所没有的本领、勇气和责任感。他们能为人们所不能，解救弱者于危难之中。他们身上，寄托着人们善永远打败恶、正义永远主宰世界的希望。

（摘编自王伟滨《中国武侠走进英语世界》，《光明日报》2018年1月17日）

南朝的齐是唐诗的序曲期，这个序曲唱得很长。这里要做技术性的补充解释，诗的新韵律所以创立，主要因为梵文在发音方法上影响了中国，其发音比中国语言精密，过去中国对诗的韵律并不多加分析，之后，定平、上、去、入四声法，讲究了。后来，沈约作《四声谱》，谢朓、王融赞和，以身作则，倡言为诗必须讲究四声，否则就不能算谐和，世称永明体（齐武帝年号）。永明体，四声法，将每个字纳入声部，俨然诗韵的“宪法”，后人说某诗“出韵”，即否定的意思，其实束缚了后世诗人的手脚。我的看法是，古人协韵是天然自成，到了沈约他们，用理性来分析，其实便宜了二流三流角色。对一流诗人，实在没有必要。沈约本人，一上来就做过了头，形式的完整使诗意僵化了，例：《石塘濑听猿》“嗷嗷夜猿鸣，溶溶晨雾合。不知声远近，惟见山重沓。既欢东岭唱。复伫西岩答。”六句完全对仗，但很不自然——自然造人，知道该双的双、该单的单：两耳、两眼、两乳、两手、两脚、一头、一鼻、一嘴——所以，沈约的主张，流弊是后人写诗成了文字游戏，小丑跳梁，一通韵律便俨然诗人。当然，沈约不负这个责。纵观中国诗传统，有太多的诗人一生为了押韵，成了匠人，相互赞赏，以为不得了，这是很滑稽的。总之，沈约做过了头，形式完整，诗意僵化了。该不对称时就不对称，文字岂可句句对称？

（选自木心《文学回忆录》，有删改）

人工智能：新创作主体带来新艺术可能

人类科技进步源于对未来的大胆想象。千百年来，我们经常断言很多想象无法实现，但最终往往发现，只是当时尚未找到可行的方法而已。今天我们习以为常的世界，正是来源于过去人类对想象的坚持。

作为人类科技王冠上的宝石，人工智能凝结了人类想象中最大胆的部分。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科学家们进行了许多艰苦卓绝的工作。这段历史如今被经常提起，在当时却并不轻松。直到2000年前后，科学家们还得小心避免使用“人工智能”这个词汇。然而正是这些积累，终于使量变成为质变，使我们有幸在这一时代开始集中地将想象变为现实。

人工智能技术许多突破是在智商领域产生的。从战胜人类顶尖围棋高手的AlphaGo,到自动驾驶和无处不在的语音助手，我们正亲身经历计算机语音、视觉与自然语言处理技术的加速革新。比如前不久，科学家们就研发出首个在国际专业桌面博弈平台上晋升十段的人工智能系统。与围棋、象棋相比，桌面博弈是一项更加困难的挑版，因为它具有更复杂的隐藏信息和大量不确定性。这项突破有助于人工智能协助人类去应对更多复杂的现实决策问题，例如智能交通、金融投资等。

与此同时，这场人工智能的浪潮也在人类过去特有的情感领域取得突破。如果我们把围棋视为人类智商的旗帜，那么，艺术创作或可视为人类情感的凝聚。一直以来，人们坚信艺术创作是人类独有的能力，从而断言人工智能不可能习得这种特质。然而，人们实际上从未认真地论证过：艺术，果真是人类独有的天赋吗？

值得说明的是，当科学家们开始构建人工智能创作模型时，往往从旧有观念中获得最重要的启发。例如，一种比较普遍的观念认为，艺术创作之所以为人类独有，不仅仅出于技艺的娴熟，更因为人类创作者有完整的人生经历。一个创作者的生平际遇越丰富，他的创作就可能越深厚，作品越能够与创作者有机联系在一起。人工智能显然没有人生经历。

然而，这种论证存在瑕疵，科学家们据此提出“失忆者假说”。假设一个人类失忆者在医院中突然醒来，属于他的过往人生经历已全部在头脑中丧失，他只能依靠过往的日记、音视频资料和他人的讲述等，对自己的人生经历进行二次补充复原。在这种情况下，“生平际遇”于他只是一个有限的数据集，既不真实，也很有限。那么，这个失忆者是否还算是一个有资格的创作主体？

“失忆者假说”对人工智能的艺术创作具有关键价值。因为对于一个尝试艺术创作的人工智能系统而言，它的境况与上述人类失忆者的境况极为相似。这个假说使我们能够通过知识图谱构建，去尝试为人工智能构建虚构的人生经历，而不必拘泥于这“经历”是否有限。 2006年以来的大数据爆发，为人工智能提供宝贵而丰富的精神食粮。这就使得过去站在每个人类个体角度看来非常独特的人生经历，对人工智能而言，变得不再那么罕见。人们的经历总是或多或少重合的，通过类似的人生经历，我们可以去推定并补全一个有限的集合。例如，在中央美院最近举行的一场画展上，人工智能机器人“微软小冰” 一次创造了7个人工智能画家，她们都有完整的人生背景：有的曾师从柯罗，并在北非度过人生大部分时光；有的经历了 17世纪阿姆斯特丹的鼠疫流行和世俗时尚；有的拥有完整的父母背景和对他们人生经历的传承……结果是，观众不仅能够从作品中体会到画家丰富的人生背景，并且能够观察到7位画家各自作品的一致性——与人类一样，这些画家并非随机地创作，而是能够将同样的人生与情感贯穿在生成的每一幅作品中。观众能够通过作品进入创作者的“人生”之中。

今天，科学家们正从文本、声音与视觉三个角度，去尝试为人工智能赋予创作能力，并通过一种变通的图灵测试来检验它的效果。需要说明的是，人工智能的艺术创作，其重点并不在于创作者本身的表达，而在于这种表达能否激发观众的体悟。我们对许多不断诞生的突破性进展感到欣喜。通过建模，我们有机会为许多人类艺术家保留他们创作巅峰时期的能力，并辅助他们延长创作时期的长度；通过对历史上著名艺术家的学习，我们有机会让数百年前的艺术家“复活”，去创作具有当代命题意义的新作；我们甚至有望通过融合不同艺术家的 技法，去创造全新的艺术创作能力。唯一令科学家沮丧的是，尽管观众能够从作品中体会到 人工智能创作者的“心情”，或有所感悟，但这些创作者自己并不能从中体会到乐趣。我们做不到，也无意于去创造具有自我意识的人工智能，人类是人工智能的全部意义。

（有删改）

沈从文在谈及《边城》创作动机时曾说：“我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的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准确理解这段话是把握《边城》内蕴的一条重要线索。多数评论者在立论时往往对“不悖乎人性”视而不见，只抓住“优美”、“健康”等亮丽的词以及作品所显现出来的美丽光环，得出《边城》所要表现的是一种“理想的人生形式”，所要赞颂的是“人性美”等论断。其实，在沈从文的社会思想和美学思想中，“人性”是一个极重要的概念，是统领其小说内容的灵魂，正如作者所说“我只想造希腊小庙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他的“人性”的内涵也不仅仅是多数论者所理解的“美的人性”，而是一种“金子与沙子并存”的客观实在。作品所要表现的人生形式虽具有理想的特点，但并没有完全理想化，而是一种现实的自由自在的人生形式—自然、美好而又杂有“沙子”的人生形式。

当然，仅仅根据创作来探讨作品的内蕴是不够的，诚如劳伦斯所说：“永远不要相信艺术家，而要相信他笔下的故事。批评家的作用在于从创作故事的艺术家手中拯救故事。”批评的关键是以作品为依据，透过作品所提供的人生视景、特别是人物的性格心理等挖掘其内蕴。不可否认，《边城》以大量的篇幅对湘西人性美进行热情的描绘和讴歌，从而体现作家对“理想的人生形式”、对生命自由的追求，但这毕竟只是作家的美好意愿，不能代表作品的全部内蕴。事实是，《边城》的结尾是个出人意料的变，一个特定的结局，却也是现实意义上的悲剧。诚如多数评论者所说，这个悲剧显示了人生在生命瞬间的不确定性。但这并不是作品的最终指归。这种不确定性既是偶然事件所致，也是主观的人为因素所致，即人物不自觉地、无意为之所产生的破坏性行为。作品故事的主干及结局旨在通过这种“命运的不确定性”，揭露美好人性的阴暗面—深潜于民族心灵的病疾。正是这种痼疾，在关键时刻兴风作浪，最终成为主宰人物命运的因素。沈从文是明了全部事变中的悲剧因素的，但他对“人性向善的发展”的追求，又使其不忍心痛揭人性的阴暗面，他渴望笔下的小儿女能够获得一份合理的人生安排，因此不惜花费大量笔墨来表现人性美的一面。

湘西的人生是沈从文小说着力表现的重要部分，于下层人民，沈从文侧重表现蕴藏在他们身上的勤劳、勇敢、正直、善良而又纯朴的品德，努力挖掘他们身上的人性美，并在他们身上寄托着重塑民族品格的理想。他发掘了湘西乡村社会人性的金子，同时深谙这种处于原始自在状态的人性所具有的迷信、愚昧的缺陷。这种缺陷是美好人性的阴暗面，具有不可忽视的破性作用。当它发作时，势必破坏人们自由自在的和谐状态，成为“人与自然契合”的阻力。《边城》的爱情悲剧正是这种缺陷作用的结果。至此，《边城》的内蕴所呈现出来的就不是单一的“证明人性皆善”或揭露人性的阴暗面。

（节选自《名作欣赏》）

文字下乡

费孝通

乡下人在城里人眼睛里是“愚”的，往往愚和病贫联结起来作为中国乡村的症侯。其实说乡下人愚那是因为他们不识字，称之曰“文盲”，这自然是事实。我决不敢反对文字下乡的运动，可如果说不识字就是愚，我心里总难甘服。“愚”是智力的不足或缺陷，识字不识字并非愚不愚的标准。说乡下人不识字，是否识字的能力都不及人呢？

乡下孩子在教室里认字认不过教授们的孩子，和教授们的孩子在田野里捉炸锰捉不过乡下孩子，在意义上是相同的。我并不责备教授们的孩子炸蛭捉得少，第一是他们并没有机会练习，第二是他们日常并不在田野里跑惯，要分别草和虫，须费一番眼力，蜂蠕的保护色因之易于生效。——我的辩护是否同样也可以用之于乡下孩子在认字上的“愚”呢？这样说来，乡下人是否在智力上比不上城里人，至少是个没有结论的题目。至多是说，乡下人在城市生活所需的知识上是不及城市里人多。如此，是不是也因之可说乡下多文盲，是因乡下本来无需文字眼睛呢？

乡土社会的一个特点就是这种社会的人是在熟人里长大的。换句话来说，生活上互相合作的人都是天天见面的，社会学上称之作“面对面的社群”，“面对面的社群里”甚至可以不必见面而知道对方是谁。我们自己虽说是已经在现代都市里住过一时了，但是一不留心，乡土社会里所养成的习惯还是支配着我们。

“贵姓大名”是因为我们不熟悉而用的。熟悉的人大可不必如此，足声、声气、甚至气味，都可以是足够的“报名”。社交上姓名的不常上口也就表示了我们原本是在熟人中生活的，是个乡土社会。

文字发生之初是“结绳记事”，需要结绳记事是因为在空间和时间中人和人的接触发生了阻碍，因不能当面讲话，才需要找一些东西来代话。文字所能传的情、达的意是不完全的。于是利用文字时，要讲究文法，讲究艺术，文法和艺术就在减少文字的“走样”。

在说话时，可以不注意文法，并非说话没有文法，而是因为我们有着很多辅助表情来补充传达情意的作用，我们可以指着自己而在话里吃去一个我字。说话时如果用完整的句子，不但显得迂阔，而且可笑。

文字是间接的说话，其实是个不太完善的工具。乡土社会里不用文字绝不能说是“愚”的表现，面对面的往来是直接接触，为什么舍此比较完善的语言而采取文字呢？

我还想在这里推进一步说，面对面社群里，连语言本身都是不得已而采取的工具。亲密社群中可用来作象征体系的原料比较多。表情、动作，在面对面的情境中，有时比声音更容易传情达意。对着一位熟人眉毛一皱，嘴角向下一斜，面上的皮肤一紧，头一沉，对方也就明白“没有办法”的意思了。

于是在熟人生活中，我们话也少了，“眉目传情”“指石相证”，抛开了比较间接的象征原料，而求更直接的会意。

我决不是说不必推行文字下乡，现代化的进程已经开始抛离乡土社会，而文字是现代化的工具要辨明的是乡土社会中的文盲，并非出于“愚”，而是由于乡土社会的本质。所以提倡文字下乡的人，必须先考虑到文字和语言的基础，否则开几个乡村学校和使乡下人多识几个字，也许并不能使乡下人“聪明”起来。

（选自《乡土中国》有删改）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强调，“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这一要求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市域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维度，在国家治理体系中具有承上启下的枢纽作用。可以说，市域社会治理做得怎么样，事关顶层设计落实落地，事关市域社会和谐稳定，事关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破除不适应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体制机制障碍，加快构建市域社会治理体系，才能不断提升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

准确把握市域社会治理的科学内涵，是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逻辑起点。市域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子系统，也是社会治理在市域范围内的自然延伸。市域具有相对完备的立法和行政权限，具有统筹县域和基层的行动能力，有助于克服县域与基层社会治理中协调能力不足、反应不及时等问题。这就需要准确界定市域社会治理与国家治理、县域社会治理、基层社会治理的关系，通过制度建设，夯实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实践基础。

紧紧围绕人的现代化，是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着眼点。人的现代化，包括思想、观念和意识的现代化、素质能力的现代化等。以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切入点，促进人的思想、观念和意识现代化；以基础教育、国民教育、继续教育为保障，推动人的素质现代化。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就要破除制约人的现代化的各种体制机制障碍。最近，不少地方根据《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出台了符合地区特点的公民道德建设方案和措施，就是以制度建设推进人的现代化，进而推动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积极尝试。

精准对接城乡融合发展，检验市域社会治理体系的开放性。市域涵盖了城镇和乡村，克服了县域和基层社会治理在治理空间和治理对象上的单向度问题，适应了城乡融合发展要求。把市域治理放在城乡融合发展大背景下，才能进一步发挥市域社会治理承上启下的作用。城市与乡村是一个完整的系统，在发展过程中必须做到统筹兼顾、互融互促。为此，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就需要在城乡融合发展方面下足功夫，通过制度建设，实现城乡要素更加顺畅地流动和公共资源更加合理地配置。

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需要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无论是保障社会稳定、生态安全、安全生产，还是推进社会治安、城市文明、城市治理，都需要充分发挥党委、政府的统筹谋划作用，通过优化市域社会治理组织体系，提升市域社会治理能力。进一步说，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需要党委、政府、社会、公众等多方主体合作共治，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人口等各类要素越来越向市域聚集，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愈加凸显。各地需把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作为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切入点和突破口来抓，立足实际对市域社会治理统筹谋划、周密部署、推动实践，有助于高效解决基层治理中的各类问题，把我国的制度优势更好地转化为治理效能。

（摘编自姚莉《优化市域社会治理体系》）

从文明存在的本质性特征来看，文明的异质性是一直客观存在的：人类在各自的栖息繁衍中，依据自身发展和社会结构的需要而缔造出了不同类型的文明体系和文化形态。它是各个国家和民族基于自身的历史经历和民族记忆而探寻出的一套最适合于自身的价值体系。因此，才会有哲学家将一国之文明视为其民族精神的诠释，才会认为每一种文明蕴含了其独特的民族精神。

人类文明之所以博大精深、引人入胜，正是因为这种异质性里面蕴含着不同民族和国家历史底蕴和文化积淀。文明的独特性与独立性，是现代国家独立性与自主性在文化层面的反映。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文明只有姹紫嫣红之别，但绝无高低优劣之分”，实际上形象准确地描述了文明的本质和存在真谛：第一，文明从本质上讲是异质性的；第二，各种人类文明都是平等的；第三，各种文明样态背后关于价值与意义的问题，是可以通过沟通和对话达成某种共识的。对各种人类文明的尊重，实际上彰显的是对人类历史和人类自身的尊重。

真正的文化自信一定建立在人类文明的平等交流对话之上。文化自信的本质是对文明体系和价值理念基于承认的认同。所以，真正的文化自信首先一定是要建立在一个开放、接纳、包容的社会背景之下的。其次，从文明的存在本质来看，拒绝文化的多样性和多元性特征，无疑从本质上否定了文明存在的意义和人类存在的意义。再次，一种充满生命力的文明体系，一定是具有稳定性和发展性双重特征的。前一个特征要求文明体系内部具有一种延续继承性的精神内核；后一个特征则要求其要在吸收、学习、借鉴外来文明的基础上，保持一种自我反思的修正和革新能力。

“和而不同”的平等对话理念是中国对待文明异质性问题的实践智慧。文明的异质性在现代社会里之所以是一个问题，从其本质上讲关涉到的是交往领域的主体意识和话语转向问题。对于现代性的主体和话语转向问题，早在一百多年前人类社会开始向现代性转型之际，黑格尔就已经给出了哲学上的解答：他要求主体一定要从抽象转向具体，在一种具体、真实的历史背景和社会情景下，从“我”朝向“我们”出发，最终在否定之否定的过程中达成一种与现实的“和解”。的确，如果各个国家在对于文明的态度和立场上始终保持一种“自说自话”的方式，那么这种交流的结果要么是一种“不同不和”的无效沟通，要么是一种“同而不和”的话语霸权。

文明的交流和对话最终所要达到的目的并非“不同不和”或“同而不和”，而是“和而不同”。受不同文明或风俗习惯影响而产生的不同文化现象，并不意味着不同文明之间在本质上必然是对立和冲突的：“茶”和“咖啡”在文明表征上的不同，不等于“茶”和“咖啡”背后所代表的价值意义和文化内涵就一定是对立的。“君子周而不比，君子和而不同”，以这样的思维方式进行对话和交流，本来就是一种基于文明异质性而根本无法比较好坏优劣的“不同”；另一方面，我们又可以基于一种文明的“相通”，达成某种一致的“和”之智慧。基于“求同存异”的对话态度，以尊重、平等的交流方式，谋求、构建“和而不同”的现代性人类文明特征，是对待文明异质性问题的中国方式和中国智慧。

(摘编自张轶瑶 《“和而不同”与文化自信》)

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必然要关注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两大层面。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影响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制度的创建和运行是其中的关键。所以制度史研究是认识古代中国的一把钥匙。

在社会生活中，大至国家行政，小到民众日常，无不与制度相关。我国古代有识之士对于制度的普遍性、重要性有着十分深刻的认识。战国时期的儒家学者说，治国须有“絮矩之道”。所谓“絷矩”，就是规矩制度。宋代的思想家朱熹说：“如礼乐刑政，文为制度，触处都。”明清之际的思想家王夫之引当时人的说法认为：“天下之大，兆民之众，须有规矩制度，使各守其分”。

“制”和“度”两个字，虽然在上古文献及甲骨文和青铜器铭文里面就可以见到，但将它们合在一起，形成“制度”这个概念则比较晚，可能是在战国秦汉时期。有的文献认为黄帝创建制度，也有文献认为夏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都在制定制度。

制度的创建，往往是那个时代的政治家、思想家根据人民群众实践和社会发展实际反复研判权衡的结果。例如，周代以礼乐文明著称，其礼乐制度主要保存于“三礼”之中。《周礼》讲王朝官制和政治制度，《仪礼》记述有关冠、婚、丧、祭、乡、射、朝、聘等礼仪制度，《礼记》则阐释各种礼仪制度的精神和意义。周公作为一位卓越的政治家、思想家，确定了周代多种礼乐制度的纲领和原则，阐发了礼仪的文化精神。后人将《周礼》《仪礼》归之于他的名下，倒也不无道理。

制度是经过长期社会实践形成的，有些制度可以运行数百年之久而无大的变动，主要原因是其顶层设计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例如，源起、发展于隋唐时期的科举制度，适应社会选拔人才的需要，是古代中国相对公平的人才选拔方式。相比之前的察举制、九品中正制等，科举制度对于社会各个阶层的人而言体现了一定的公平性，所以尽管其弊病不少，但运行了上千年之久。

还有一些重要制度必须依照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不断进行调整，所谓“世异事变，治国不同，不可不察也。夫制度损益，此古今之不必同者也”，讲的正是这个道理。在中国古代社会，最常变动的是赋税制度。赋税制度与国家、地方及民众的经济收入息息相关，与土地制度、人口状况等紧密相连，所以科学合理的赋税制度是国家大政方针的重要内容。从夏商时代的贡纳制度到清代的“摊丁入亩”，赋税制度在历代经过了大大小小无数次变革。

制度是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发展实践、发展理念的结晶，认识某一历史时期的社会发展状况，了解其制度可以说是最佳门径。例如，周代社会以宗法制和分封制为两大支撑基石。如果对这两项制度有了深刻认识，那么关于周代社会的诸多问题就会迎刃而解。再如，春秋战国是中国古代社会形态发生根本变革的时期，认识这一变革的情况及其意义，就须先了解这一时期的制度变革。这一时期许多诸侯国都在进行的“变法”，实际上就是为适应社会发展需要而进行的制度变革。拿著名的商鞅变法来说，其核心内容就是以国家授田制代替传统的井田制、以军功爵制代替传统的世卿世禄制。如果对于这些具有根本性意义的制度变革没有认识，要了解当时社会的巨大变革是不大可能的。

(摘编自晁福林《认识古代中国的一把钥匙》

近年来，宋代文学研究的突破与创新多集中于诗、文、笔记等以往关注较少的文体领域，而传统的词学研究则相对较为沉寂。在此背景下，马里扬的《内美的镶边——宋词的文本形态与历史考证》一书出版，可谓为宋词研究的拓展与深化提供了珍贵的尝试。作者对其研究有着非常自觉的反省，以“内美的镶边”这一巧妙譬喻为其所做工作定位。所谓“内美”，盖指词之为词的文体特性。深入阐明这一点固为词学研究的根本要旨，然而作者自谓本书的研究并不直接探索“内美”，而将先从“镶边”的工作做起。所谓“镶边”，作者借用高友工《美典：中国文学研究论集》一书中的“外缘研究”概念加以阐发，谓其为对与宋词文体特质相关的外缘因素之考察，但又与以文献、历史考证本身为目的的“外部研究”有所不同：“外部研究，侧重于文献的整理与作家生平及作品背景的查考，而外缘研究则是在文学本体研究之内的，也可以说是文学的历史与文化的批评，不是单纯的文献与历史的研究”，其意图在于“借助文献学或历史学的方法，要来进入对文本的文学特性的研究”。

虽以对宋词“内美”的关怀为底色，然而占据本书主体并最能体现作者研究功力的部分，仍是大量扎实、细腻甚至趋于烦琐的实证性考据工作。书中所呈现的判断与观点，皆建立在对诸如“犯曲”结构与文辞格式、王安石文集编撰、苏轼与杨绘之交往、晏几道歌词“投赠”事件等具体问题的辨析之上。在直接材料有限、史实面目不清的情况下，作者在茫茫史料间勾陈爬梳，如农民耕种般对一手文献材料一寸一寸地耐心耕耘，遂使史料间的隐晦联系逐渐显影，模糊的历史事件有了较为清晰的轮廓。

尤令人敬佩的是，虽以深厚的考证功力见长，作者呈现于书中的学术探索却不止于此。在作者看来，实证性的考据工作，应当通向对文学本质问题的揭示与阐明：“我们认为，古典文学研究当中的‘考证’本身，恐怕不只是一种态度、方式与基础，或者应该本就是一种批评。”正如作者反复所言的，“我们的目的是希望就此去理解文本特质所具有的内在境界——这应该是极其阔大深广的”，“文学作品的内在境界，则是具备有无限的可能，历史的考证不过是通向它的一种进路”。这样一种以历史文化考证作为文学批评的研究方法，可用作者后记中所言的“词外求词”予以概括：“研究宋词，恐怕至少应该关注也算是‘词外’的两个传统：士大夫的文学传统；诗乐的文化传统。脱离了前者，‘宋’就没有着落；脱离了后者，‘词’就等同于‘辞藻’之‘辞’。”本书所实践的外缘研究，正是通过将词外的文化传统尽可能充分地纳入对词体本身的观照中，展示宋词之“内美”所具有的深邃旷远的内涵。

（摘编自姚华《词外求词，展示宋词的内在之美》）

文化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民族强。当今世界格局是以文化为软实力的全方位竞争。作为关乎国计民生的要事，饮食能够反映出国家经济发展状况以及文明程度。中华饮食文化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全球的饮食文化也有重大贡献。毛泽东同志曾说过：“中国对世界的两大贡献,一个是中药，一个就是中国菜。”作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内容和载体，中华饮食文化一直在无形中发挥着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作用。

饮食行为在中国文化中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汉书》说，“王者以民为天,而民以食为天”。《尚书·周书》中《洪范八政》则把“食”放在了第一位，“食”在中国文化里的重要性可窥一斑。在中国,饮食之事与治家、治国理政等社稷大事同出一理。正如学者张光直所说，“到达一个文化的核心的最佳途径之一就是通过它的肚子”。在中国文化里,我们就可以通过饮食行为来理解一个民族的精神气质。

中餐背后的饮食文化涉及中国人的性情、习俗和生活方式，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菜肴背后的典故包含着五千年的历史文化，进食过程中的礼仪习俗蕴含着礼仪文化，医食同源的饮食理念蕴含着东方独特的养生文化。中国烹饪讲究五味调和来源于中国哲学中的五行学说。中国祭祀的宴飨，百姓的乡饮酒礼，亲朋聚会的宴请，民间的喜庆节日，饮食参与其中，亦渗透着中国的“和文化”。

中华饮食文化在世界的发展史上都曾留过浓墨重彩的一笔。早在先秦时期，中国各民族就开展了饮食文化的交流。到了汉代,张骞出使西域促进了内地和西域之间的往来，各民族在相互交流过程中不断丰富和完善中华民族的饮食文化。英国饮食文化也影响到日本、中亚、西亚以及欧洲等地。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曾提到：“中国近代文明进化,事事皆落人后，惟饮食一道之进步，至今尚为文明各国所不及。”

凡是吃过中餐的外国人士，都会情不自禁地被“色、香、味、器”巧妙融合的中式菜肴吸引，从而激起对中国文化的热爱和崇敬。中国烹饪是东方菜系的代表，法国烹饪可以代表西式烹饪的最高水平，但是法国人却对中国烹饪十分崇拜。

在新时代，如何让中华饮食文化代代相传，如何将其作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内容和载体传播，是时代赋予我们的重要课题。首先，要让博大精深的饮食文化以新颖的形式呈现。比如针对国内青少年，可以把书籍里中国饮食文化内容以动漫或有声读物的形式呈现，让其变得通俗易懂。其次，充分发挥新技术的作用。比如可以采用VR、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使得饮食文化的传播可观可感。最后，传播内容要分层分群进行精准传播。在国际传播方面，应站在“他者”视角，注重“地方感”塑造。在国内传播方面，针对老年人，多传播饮食养生文化的内容；针对儿童，多传播饮食礼仪习俗内容等。

美食是世界通用的语言。在新时代，我们要“以食为媒”，通过美食传播中国传统文化，以此进一步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增强中国的世界影响力。

(摘编自谢伍瑛《中华饮食文化创新传播助推国家文化软实力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