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四川省广汉三星堆遗址的考古发现伴随1986年两个祭祀坑的发掘达到高峰。出土的青铜人像、青铜神树、黄金面具、黄金“权杖”等文物，构成了其独特的文化风貌。近年来，考古学者在三星堆又发现多个祭祀坑，并展开了全面的考古发掘。全世界再次为之震惊，这一发现也引发了人们更多的热议与思考。

②无可否认，三星堆的考古发现是世界级的考古发现，著名学者李学勤先生曾经指出:“三星堆发现的重大价值还没有得到充分的估计。实际上，这一发现在世界学术史上的地位，完全可以与特洛伊或者尼尼微相比”，“它的价值和作用应当站在世界史的高度上来认识”。这是对三星堆文明所具有的世界性意义极其深刻的阐释。众所周知，特洛伊和尼尼微在早期欧洲文明起源过程中都是具有标志性意义的重大遗址，它们的发现和发掘，对于整个西方文明的起源、发展和形成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而三星堆文明的发现，不仅改写了中国青铜时代的历史，也是中华文明对世界文明的重大贡献。

③三星堆文明对于中华文明的起源和形成具有独特的贡献。在以往的传统学术观念中，夏、商、周三代文明所代表的中国青铜时代文明，其最为基本的文化特征，是以青铜礼器为中心形成的一整套代表国家权力与等级秩序的礼仪制度。中原文化中以“列鼎”制度为代表的青铜礼器，据《仪礼·士冠礼》《礼记·礼器》等文献记载，大体上可分为五等，即天子九鼎八簋，卿大夫七鼎六簋，大夫五鼎四簋，士三鼎或一鼎，士以下不得用鼎。地下的考古发现证明，这一制度的具体实施在商、周时代的不同时期和不同地域有所差异，但总体上与文献记载可以互证。这一青铜礼器制度的形成，不仅是中国早期文明形成的标志，而且对整个东亚早期文明体系的形成也具有深远影响。三星堆的考古发现则显示出，中原地区形成的这套礼器制度也影响到遥远的古蜀地区。从两个祭祀坑中出土的112件青铜器中，便有尊、瓿等礼器的存在，而且在器形和纹饰上也模仿了中原青铜器。但与之同时，三星堆还存在着以黄金“权杖”、青铜神像等来象征等级与权力的另一套体系。这就极大地丰富了中华文明起源和形成过程中的文化内涵，让人们第一次认识到，除了中原地区严整、规范的青铜“列鼎”所代表的礼仪制度之外，在广阔的中国大地上，还有着与欧亚大陆青铜时代相类似的表达社会权力、等级的另样方式，这使传统的中国青铜时代文化面貌有了巨大的改观。

④三星堆文明具有东、西文明的许多共同特质，是早期中外文化交流的灿烂结晶。如上所述，以我国黄河流域为中心形成的商周青铜文明，不仅辐射影响到整个早期中国，也同时影响到历史上的“东亚文化圈”。但是，在这个固有的青铜文明体系中，三星堆很显然注入了诸多新的文化因素：它一方面既有中原青铜文明中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器物，同时又出现了青铜神像、黄金“权杖”等诸多以往在东亚青铜文明体系中所罕见的新事物。而这些事物，在古代中亚和西亚青铜文明之中却并不鲜见。正因为如此，三星堆文明很可能在传统的中原文明和地域性显著的巴蜀文明的基础之上，还广泛地吸收了来自周边其他古代文明的某些因素并融为一体，从而同时具有东、西方文明的特点，成为中华大地上早期中西方文化交流的成果。

⑤当下，三星堆祭祀坑发掘正在进行，很显然，三星堆古国曾经存在过一个长期、系统的祭祀体系。我们不禁要问：人们祭祀的对象是谁？是人间的君王，还是天上的神灵？要解答这些问题，就要等待考古发掘与深入研究的结果。我们期待着考古工作者通过不懈的努力、扎实的工作，逐步建立起三星堆文明的结构与体系。我们深信，作为中华文明和世界文明最伟大成就之一的三星堆文明，必将以其雄伟的身姿傲立于世界民族文化之林。

(摘编自霍巍《三星堆祭祀坑发掘的世界性意义》)

【推荐2】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众所周知，唐诗是中华民族最珍贵的文化遗产，也是世界文学宝库中一颗灿烂的明珠。唐诗大大发展了歌行体样式，丰富了诗歌内容，成为不可逾越的高峰。“唐诗宋词元曲”之说，其中把诗归结于唐，由此可看出唐朝在诗歌历史上的垄断之势。唐保存在《全唐诗》中的诗作40000多首，无数诗坛泰斗，如满天繁星，熠熠生辉。鲁迅先生感叹：“我以为一切好诗，到唐朝已被作完，此后倘非翻出如来掌心之‘齐天大圣’，大可不必再动手了。”

唐诗的繁荣大抵有三个阶段，即景云中至安史之乱前后（盛唐和代表转折时期的集大成的杜甫）；贞元、元和间的中唐诗坛；大和、大中间的晚唐初期诗坛。三个阶段，各自繁荣的特点，很大程度上表现为诗歌思想主要倾向的不同，而这则直接受到士人心理状态的影响。

盛唐诗人之追求风骨、兴象、自然的美，与此时士人强烈的入世思想，与他们对建立功业的热烈向往，与他们的充足自信心是分不开的，是他们这种情怀在美学理想上的反映。近百年的安定繁荣，国力强盛，培养了这一代士人的昂扬精神风貌。他们的豪雄气概与建立功业的强烈愿望，几乎处处流露出来。一大批诗人把边塞写得那样神奇壮伟，山河、功业、豪情，完全融为一体；向往、追求、理想，一切都带着明朗基调与乐观情绪。这就是盛唐风骨的思想基础，也就是盛唐风骨表现出清刚壮大的特点，而不同于魏晋风骨悲怆慷慨的原因。可以说，没有这种昂扬的精神风貌，就不会有盛唐风骨，盛唐诗歌之所以为盛唐诗歌，也就难以想象了。

唐代社会衰败的到来，特别是安史乱起之后，政局的突然变化在士人中引起了不同的心理反响。像杜甫那样，同情生民疾苦，系念朝廷安危，一片忠心，一腔血泪，遂在创作中走向写实，于“世上疮痍”中成为“诗中圣哲”。诗歌思想从盛唐的倾向于理想主义转变为杜甫的倾向于写实，当然与战乱引起的杜甫复杂的心理状态的变化有关。但不久，另一部分士人便表现出了另外的倾向，他们在突然到来的大战乱面前表现出了出世的心理状态。“时艰方用武，儒者任浮沉”，他们原先那种渴望立致卿相、建立不世功业的理想，被安史之乱和继之而来的藩镇割据、外族入侵、战乱连绵的政局一扫而光，他们感到生不逢时，在剧烈动荡的生活面前，表现出一种不知所措的情绪。他们已不再追求清刚壮大的气概，而是追求冷落寂寞的境界，追求冲淡与韵味。士人心理状态的变化，造成诗歌思想的这种转变。而诗歌思想的这种变化及其在创作中的表现，标志着唐代诗歌繁荣的第一个高峰的结束，转入一个过渡期，等待着第二次繁荣的到来。

待到贞元、元和年间，统治阶级的知识分子，它的智囊们，才仿佛从不知所措的心绪中惊觉起来，产生了一种渴望挽救唐王朝的衰落、渴望中兴的强烈愿望。他们从各自的角度，提出了各式各样的改革主张，永贞革新自不必说，韩愈的反佛老、裴度的平淮西，以至白居易在《策林》中提出的对政治经济问题的种种见解，都是这种改革愿望的反映。只要看看柳宗元的那种执着求实的精神，看看韩愈反佛老的那种坚决的义无反顾的态度，就可以知道他们尽管政见不同，但希望朝廷强大起来、幻想中兴却是一致的。正是士人的这种改革精神，这种重又振奋起来的心理状态，才给贞元末至元和的文坛带来了新的生机。如果要简单地描述贞元末至元和年间文坛的总的风貌的话，那么可以用一句话加以大致的概括，便是：充满革新精神。诗歌上“讽喻”说的提倡，散文上“明道”说的出现，为革新精神在文学上的反映固不待言；诗歌思想上韩、孟之尚怪奇，李贺之追求瑰丽斑斓，也无一不充满革新精神。正是这种革新的精神，促使中唐诗坛出现了众多创作个性极其鲜明，彼此之间艺术风格、艺术表现方法差别极大的诗人和不同的诗派，出现了唐代诗歌的第二次繁荣。可以说，唐诗的第二次繁荣，与此时士人的改革精神关系至为密切。

随着改革的失败，中兴成梦，士人心理又起了变化。虽仍惦念王朝盛衰，时存希望，而又明知衰败之无法挽回，繁华已成陈迹。这种矛盾的思想状态，使此时士人的视野转向对历史的回顾与思索，转向闺阁庭园，给诗歌带来细腻的情思与技巧。唐诗最后一个高潮的特点，同样是与士人心理状态的变化联系在一起的。

唐代政治影响下的士人心理状态变化与诗歌思想变化的关系，具有普遍意义。由于中国封建社会里文人普遍地走入仕参政的道路，文人的命运和思想变化往往和政局的变化关系至为密切。他们的创作很自然地反映了他们的心理状态的变化，反映了他们的追求。政局的变化、士人心理状态的变化与创作倾向的变化、诗歌思想的变化常常是很敏感地联系在一起的，也必然会影响诗歌的兴衰。

（摘编自罗宗强《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

【推荐3】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王国维先生说：“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如果说在20世纪上半叶，拉美文学主导性的体裁是诗歌，那么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长篇小说就成为拉美文学最有力的代表。诗歌能抒怀咏志、唱出个人的声音，而小说则能讲述民族的寓言。在拉丁美洲人民争取解放的斗争中，一种新的拉丁美洲共同体意识逐渐成形，这种意识影响到文学，同时也被文学所塑造。

拉美新小说讲述的不仅是一地特有的故事，更是整个拉丁美洲的故事。例如在《百年孤独》中作为拉丁美洲象征的小镇马孔多，第一次见到火车的居民只能以“一个吓人的东西，好像一间厨房拖着一个镇子”来形容这一现代发明，它既是进步的许诺，又似不祥之兆。对于他们来说，火车如同神话般魔幻。从这个意义上说，“魔幻”意味着欠发达，意味着尚未祛魅的状态。马尔克斯和他的同行们讲述的，就是当时生活在欠发达状态中的拉丁美洲人经历的欢欣与苦难，他们一次次被点燃又一次次被浇灭的希望。

当然，“魔幻现实主义”不等于当时拉美小说的全部。这些拉美故事不断突破小说自身的界限，或与其它艺术形式有所联系，或邀请读者一起向传统的小说阅读方式发起挑战，它们意味着 新的结构、新的语言。富恩特斯的《最明净的地区》读起来就像在观看墨西哥现代艺术家创作的巨幅壁画；科塔萨尔的《跳房子》更为大胆，让读者自己去选择章节的阅读顺序。在这些作品中，我们能感受到作家无穷的创造力和拉丁美洲人民不竭的生命力。这些力量的积聚，要突破小说固有的边界，要释放太多的能量。

从20世纪70年代起，拉美文学就难以复制那种划时代作品集中诞生的热闹场面了，但其余波仍久久未平。在文学后辈们如伊莎贝尔·阿连德的《幽灵之家》中，能明显看到《百年孤独》的影子，罗贝托·波拉尼奥的《荒野侦探》也带有《跳房子》的痕迹。60年后回看，这就是拉美文学的“走出去”，是拉美作家以饱含原创性的精神、跨越国界和大洲的眼光和气度，尝试了小说创作的新的可能性，实现了拉美小说的现代化与国际化。这也是拉美“文学爆炸”在热闹过后留下的一份宝贵的经验遗产。

(摘编自张伟劫《六十年后，拉美“文学繁荣”再回首》)

材料二 ：

新时期作家对马尔克斯大规模的学习借鉴带来新时期文学魔幻写作的繁盛，也必然带来“影响的焦虑”和“同质化”的隐忧，这使作家们对亦步亦趋的“魔幻”写作心怀警惕，并极力追求魔幻创作的独创性与个人化特征，获得文学创作的超越与突破。

美国学者哈罗德·布鲁姆在《影响的焦虑》中认为诗人对其先驱者的态度，是一种爱与恨相交织的焦虑，感到自己想要表达的情感已经被前人表达过。中国新时期作家的魔幻写作也始终伴随着这种“影响的焦虑”；面对悠久而深厚的中国魔幻文学写作的历史与传统，面对成就巨大的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大师，中国新时期作家的魔幻写作还有创新的可能吗？作家又如何才能超越双重的“影响的焦虑”，实现创新与突破？

莫言早在80年代就曾表示要逃离福克纳和马尔克斯这“两座灼热的高炉”去建构属于自己的文学世界。他用强大的现代意识去覆盖传统，用外来的技法去书写中国经验。他并不因为“影响的焦虑”而排斥中外经典的影响，而是在接受中外影响之后通过纳入现代意识与中国经验而获得超越、实现独创。最终，莫言通过拉美文学经典的技法与中国经验、现代意识的融汇整合，创造出融鬼怪故事与超验感觉为一体的“东方魔幻现实主义”小说。

中国新时期文学的魔幻写作不仅一直处在“影响的焦虑”中，也日益面临着同质化危机。一些批评家认为“中国文学过度马尔克斯化”。这表露了人们对于同质化创作的警惕和担忧，也表达了人们对中国文坛的“马尔克斯模仿秀”的不满。

那么，中国文学的魔幻写作如何才能保持自我个性而不被同化？中国文学的魔幻写作该如何应对同质化危机？

中国作家在魔幻写作中要保有自我，创作要自成一格，就必须与马尔克斯等魔幻现实主义大师保持一定距离，特别要警惕跟风式的写作。只有当作家怀着高度的创作自觉性，才有避免魔幻写作同质化的可能。我们也要警惕那种思想匮乏、为“魔幻”而魔幻的文学写作，当代文学的魔幻叙事应该注重文学的精神内涵与形式技法的统一，否则，必然“跑偏”走入创作困境。

我们要重视中外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也要尽力保持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相区别的异质性因素从而保有中国文学的独特个性。我们深信，只有在中国作家与外国作家之间、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之间保持一种“和而不同”的态势，中国当代文学的魔幻写作才能摆脱“影响的焦虑”与同质化的危机。

(摘编自曾利君《马尔克斯与中国文学》)

说经典

梁衡

什么是经典？常念为经，常数为典。经典就是经得起重复。常被人想起，不会忘记。

经典的书，人们一遍遍地读，一代代地读。不但文字的经典这样，就是音乐、绘画等一切艺术品都是这样。许多人都在梦想自己的作品、事业成为经典，好让自己被历史记住，实现永恒。但这永恒之梦，总是让可怕的重复之斧轻轻一劈就碎。修炼不够，太轻太薄，不耐用甚至经不起念叨第二遍。倒是许多不经意之说、之作，无心插柳柳成阴，一不经意间成了经典。当然，经典也有呕心沥血、积久而成的。像米开朗琪罗的壁画《末日的宣判》，一画就是八年。不管是妙手偶成还是苦修所得，总之，它达到了那个水平，它如铜镜愈磨愈亮，要是一只纸糊灯笼呢？用三五次就破了。

经典所以经得起重复，原因有三：一是达到了空前的高度；二是有绝后的效果；三是上升到了理性，有长远的指导意义。经典不怕后人重复，但重复前人却造不成经典。

文化的发展总是一层一层，积累而成。在这个积累过程中要有个性，能占一席之地必得有新的创造。唐诗、宋词、元曲，书法的欧、颜、柳、赵，王羲之的行书、宋徽宗的瘦金书都是中国文学艺术史上的经典。因为在这之前没有过，实现了“空前”，有里程碑的效果。它们是永远的参照点。

经典又是绝后的，你可以重复它、超越它，但不能复制它。后人时时的想起、品位、研究经典的目的是为了吸收借鉴它，以便去创造自己新的经典。就像爱因斯坦超越牛顿，爱因斯坦和牛顿都不失为经典。齐白石谈到别人学他的画说：“学我者生，像我者死。”因为每一个经典都有它那个时代、环境及创造者的个性烙印。你只能创造你自己的高峰。唯其这种“绝后”性，才使它高标青史，成为永远的经典。我们对经典的重复不只是表面的阅读，更是一次新的挖掘。

经典所以总能让人重复、不忘、总要提起，是因为它对后人有启示和指导价值。凡经典都超出了当时实践的范围而有了理性的意义，有哲理的内涵，唯理性才可以指导以后的实践。只有理性的东西才经得起一遍一遍地挖掘、印证，而它又总能在新的条件下释放出新的能量。如天然放射性铀矿一样，有释放不完的能量。范仲淹说：“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司马迁说：“人总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这都是永远的经典，早超出了当时的具体所指而有了哲理的永恒。就像达·芬奇的《蒙娜丽莎》的微笑，小提琴曲《梁祝》中爱的旋律，还有毕加索油画中的哲理，张旭狂草中的张力也都远远超出自身的艺术价值而有了生命的启示。

总之，经典所以经得起重复是因为它丰富的内涵，每一次重复都能从中开发出有用的东西，像一块糖，因为有甜味人才会去嚼。能经得起人反复咀嚼而味终不淡，这就是经典与平凡的区别。一块黄土，风一吹雨一打就碎，而一颗钻石，岁月的打磨只能使它愈见光亮。

①“宽心应是酒，遣兴莫过诗。”（杜甫《可惜》）古代文人的生活离不开诗与酒。诗与酒在某些情况下具有相同的功能：打发时光，娱乐消遣。酒——是诗中的一大主题，不必详论，本文将讨论“遣兴”之诗。创作可能是痛苦的升华，但当写诗是为了应酬时，那就是一种闲适了。文人间的唱酬赠答，在通常情况下是具有闲适心态和游戏性质的。应酬诗以和韵、次韵最普遍；而最具有游戏性质的写作则是联句诗。前者是古代文人文字交往的常见形式，也最富文人特征。后者是这一类写作的特殊形式，也可以说是文人酬答之极端。

②次韵是按照他人的诗韵，写一首相同或不同情调的作品，这是一种受时空和形式限制的创作方式，它也是古代文人生活的一种特殊形式。推而广之，以诗歌来交际应酬，也成为文人诗酒生活的一部分。据笔者粗略统计，杜甫的1400余首诗中，赠、酬、和、答、寄、呈、送、别、简以及陪人游、宴、题诗的作品就超过了500首。在李白的900余首诗中，同类作品过半。沈佺期存诗160首，同类作品80余首。在孟郊的400余首诗中，同类作品210首。宋代苏轼存诗2700余首，次韵之作超过三分之一。中唐诗人李贺或许是一个例外，在共240余首诗中，同类作品仅占十分之一。李贺早夭，加之性格内向，因而唱和类的作品甚少。从这一现象也可以了解到李贺风格形式的外部原因之一：与外界联系不够。李贺更倾向主观世界的表现，他的鬼蜮诗写得阴冷恐怖，他的仙界诗光怪陆离，他沉浸在想象的世界，最终成为一个“主观诗人”。

③从唱和诗的大量存在，可以感受到古代文人的生活方式及创作方式之一端。由这些诗可知，古代文人的写作在很大程度上是具有娱乐性质的，这和今天大量职业文人的写作目的是不同的。在今天，仍有为数不少的诗歌爱好者和写作者，当他们以文自娱而不是以文求进时，他们的写作便具有别一种意味。

④在次韵之作中，大量的作品是平庸的。道理很简单，这类写作近似于命题作文。它要受时间空间的限制，还要受形式的限制，尤其是韵部（包括用字）的限制，因而对自由地表达情感会起到阻碍作用。而文学创作最需要保护的就是思想的自由或思绪的自由。不过，应酬对于写作而言可能是一个创作契机，有时也会触动作者的感情，引发诗人的思绪，写出好的作品。在个别时候，一个天才诗人甚至完全可能在应酬过程中写出超过原韵的好作品。所以应酬（包括古代的应试和现代的高考及各种急就章）也完全可能是表现或检测天才的机会。成功例子是苏轼的《次韵子由渑池怀旧》。当弟弟写下《怀渑池寄子瞻兄》时，苏轼有感而发，次韵一首，将人生的一次经历和独特感受化为一首千古绝唱。与原作相比，可以肯定这是次韵之作中少有的“后来居上”的好作品。但这不能减轻次韵之作在形式上的游戏性质。因为苏诗之所以好，一个原因是这一次唱和，属于兄弟俩的异地唱和，在时间上似乎不那么紧迫，苏轼可以从容不迫地思考和琢磨，在原韵基础上写出自己的人生体验和感悟。但其写作性质是唱和应酬，则是不必争论的。

（节选自刘明华《古代文人酬唱诗歌论略》）

①德尔斐神庙铭刻着古希腊苏格拉底“认识你自己”的警语。正是因为不能更好地认识自己，现代人或蹈入盲区，或与外部世界冲突不断，造成一个又一个悲剧。克服人类各种危机，需从这个根源入手。这方面文学大有可为，因其追问和塑造的恰恰是人的灵魂。

②首先，文学要有自审意识，建立自审意识要以对人性的认识为基础。因此，真正伟大的作家本质上都是思想家。卡夫卡在文学上之所以伟大，就在于他用荒诞、悖谬等非同寻常的手法，有效地揭去长期掩饰在人们身上的那层“温情脉脉的面纱”，让人们进一步认清自己生存的真实境况。难怪20世纪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卢卡契承认卡夫卡“属于更高层次的现实主义家族”。伟大诗人歌德的《浮士德》中，在主人公开拓进取的道路上始终有一个名叫梅菲斯特费勒斯的魔鬼伴随，诱使浮士德犯错甚至犯罪。这个故事隐喻着人类的进步，也隐喻着个人的成长。如何让“人”对自己的内心有所审视？剧作家迪伦马特在《老妇还乡》中采用了“精神围攻法”。他让年轻时犯有过失的主人公陷入猝不及防的精神围攻之中，绝望中他开始反省自己，决心用生命赎罪。于是这个人物形象不再猥琐，甚至涅槃出一种“庄严的气派”。

③其次，文学要有危机意识和大生态意识，这不是利他意识，而是上述自审意识的延伸。要以地球为背景建立一种大生命系统，关爱任何一种生命的现状与未来。优秀的作家不仅是思想家，还是预言家。早在20世纪20年代，德国作家德柏林就写了一部长篇小说《山岳、海洋与巨人》，预言人类对大自然无节制掠夺带来的后果，这种思考极为深远。与此同时，文学需有大爱意识，应该具有人类良知。原子弹问世后，迪伦马特写出了《物理学家》一剧，追问科学家：你是不顾一切地发明呢，还是以维护人类命运为前提呢？此剧让人不得不深刻反思科技与人类如何和谐发展。还有一种大爱体现于别样的人性关怀：一个在历史学家或法学家笔下的罪人，在文学家笔下，却很可能是一个值得同情的“人”——文学家有义务写出人的思想情感的矛盾性和复杂性。

④可以说，人类认识宇宙真理的路有多长，人类认识自我的路就有多长。这一论断的确立当使经常鼓噪或担心“文学死了”的人们安稳入睡了。

（摘编自叶廷芳《文学当助人识己》）

材料一：

6月25日，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发射第46颗北斗导航卫星。截至目前，北斗三号已成功发射21颗卫星，包括18颗MEO卫星，这一轨道的卫星因小巧灵活加之英文简称谐音而被网友称为“萌星”；两颗IGSO卫星，被北斗人称为“爱星”；以及1颗GEO卫星，这一轨道的卫星被北斗人称为“吉星”。“萌星”是全球组网的主力，不辞辛劳地绕着地球满场跑，以求覆盖到全球更广阔的区域；“吉星”则始终随着地球自转而动，以便时刻聚焦祖国；“爱星”则像辛勤的蜜蜂一样，让自己的星点轨迹始终聚焦亚太地区跳8字舞。此次发射的第46颗北斗导航卫星，是北斗三号系统的第二颗“爱星”。

（摘编自2019年6月27日“中国卫星导航定位应用管理中心”网站）

材料二：

第十届中国卫星导航年会5月22日在北京召开，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北斗最新成果得到全方位展示。据了解，我国今年还将发射6至8颗北斗三号卫星，继续加快全球组网步伐。20余年来，我国北斗导航实现“三步走”。去年，北斗三号卫星更是以一年19星的佳绩在太空中刷新了“中国速度”。在北斗背后，是一支以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五院为主的研发团队，他们秉持“北斗精神”为国家托举国之重器。

北斗一号总设计师、中国工程院院士范本尧回忆，国产化从北斗一号的太阳帆板做起，“当时很多卫星都不敢上，北斗是第一个‘吃螃蟹’的，硬着头皮上。”以总指挥李祖洪、总设计师范本尧等为代表的老一辈北斗人逐一攻克难题，于2003年建成了北斗一号系统，使我国成为继美、俄之后第三个拥有自主卫星导航系统的国家。

北斗二号研制在国产化的道路上迈出更大步伐。为实现快速形成区域导航服务能力的国家战略，以谢军、杨慧等为代表的北斗人设计了国际上首个以GEO/IGSO卫星为主、有源与无源导航多功能服务相融合的卫星方案，攻克了以导航卫星总体技术、高精度星载原子钟等为代表的多项关键技术，建成了国际上首个混合星座区域卫星导航系统。

北斗三号更是一马当先，开始了从并跑到领跑的征程。五院卫星团队在谢军、迟军、王平、陈忠贵等带领下，率先提出国际上首个高中轨道星间链路混合型新体制，形成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星间链路网络协议、自主定轨、时间同步等系统，填补了国内空白。

（摘编自2019年5月27日《经济参考报》）

材料三：

北斗系统被称为“太空丝绸之路”。英国皇家联合军种防务与安全研究所的亚历山德拉·斯蒂金斯表示：“这期间肯定有涉及扩大影响力的因素，但更多则是关于经济安全的。”他认为，能够与全球定位系统（GPS）匹敌的全球导航系统，是中国成为太空领域全球领导者雄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摘编自2018年9月25日网易科技报道《BBC：中国北斗导航系统走向全球》）

我一向觉得写作者应该有点娱乐精神。在中国作家里，鲁迅是最具有娱乐精神的。大家都知道鲁迅杂文的幽默、风趣，其实，他的主题极其严肃的小说也是处处充满着惹人发笑的东西，如《阿Q正传》中阿Q莫名其妙进了监狱，竟然还为签字画押的圈圈画得不圆而苦恼，《高老夫子》里的高尔础本名高干亭，因发表一篇整理国史的文章便自以为学贯中西，因仰慕高尔基，将名字改成高尔础，其实本质上不过是一个打牌、听书、对女学生怀有歪心的虚伪之人，增强了小说的讽刺意味。

文学在一定程度上算得上是一种娱乐品，从要使人快乐这一点看，它跟音乐、绘画、戏剧、舞蹈没有任何区别。鲁迅从小接受传统文学教育，对文艺的性质比谁都明白。再说,民国时的媒体大多都是私营的,某个作者的文章写得不好读，读者意见大，报刊以后大概 很难再采用其稿子了。为了“可持续”，鲁迅也会在可读性方面动脑筋。

不过，有一点我们以前似乎忽视了，那就是鲁迅其人本身充满了娱乐因子。杂文家唐弢当年跟鲁迅过从很密，鲁迅跑来看唐弢，兴致高时，一屁股坐到桌面上,手里拿支烟，谈笑风生。有时，他夜里写了骂某人的文章，第二天与被骂的朋友在酒席上互相说起，照样谈笑”

写文章的人喜欢引用一句古语：文以载道，这句话当然没说错，只是，这文章的“道”如果能用一点娱乐精神去载的话更好，如果老是用“卖牛肉”的调子去载，估计“道”装上去，“文”已经翻到阴沟里了。

我始终相信，鲁迅能成为后来的鲁迅，靠的不只是那个“道”。

（选自《北京日报》，有删改）

汉语拼音一甲子

从1958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决定推行《汉语拼音方案》起，汉语拼音已经走过六十年。从学习汉字到推广普通话，从文本输入到信息沟通，从教育普及到国际交流，汉语拼音早已嵌入我们生活中的方方面面，须臾不可缺少。

新中国成立之时，全国5亿多人口中，文盲率高达80%。当年制订并推行《汉语拼音方案》的初衷，就是要用一个好方法来扫除文盲。新中国成立的第十天，中国文字改革协会宣告成立。摆在专家们面前的第一道难题， 就是采用什么样的字母形式来制定汉语拼音方案。数番讨论，几易其稿，《汉语拼音方案》终于在1958年被正式批准通过。方案最终采用了国际通用的拉丁字母，实行音素化的拼音方法。1982 年，汉语拼音还从中国的国家规范成为国际标准，迈出了走向世界的步伐。

60年来，推行《汉语拼音方案》与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三大语言文字工作任务，在普及国民教育、提高国民素质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我国的文盲率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80%下降到4.08%，识字人口使用规范汉字的比例超过95%，普通话普及率达到73%。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尤其是信息技术应用带来的深刻变革，汉语拼音早已不再是单纯的扫盲工具。在推动汉语现代化和信息化、少数民族文字创制、手语和盲文研制、汉语国际教育等方面，汉语拼音彰显出强大而持续的生命力，远远超出了制订者们的最初构想。

现如今，以汉语拼音为基础的汉字输入法已经被普遍应用到电脑、手机等终端设备，为互联网的迅速普及起到了奠基作用。

在人名地名拼写、图书排序检索、旗语灯语设计、产品型号编制、人事档案和户籍管理等领域，汉语拼音也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半个多世纪来，《汉语拼音方案》的推行，让古老的汉字走上了服务社会的“快车道”。

在为壮族、瑶族、苗族等少数民族研制新文字时，《汉语拼音方案》是重要的基础和前提。据了解，以《汉语拼音方案》为依据，国家帮助12 个少数民族创制和改进了16 种拉丁字母形式的民族文字，为民族文化传承发挥了重要作用。

汉语拼音同样深刻影响了我国残疾人教育事业的发展。《汉语拼音方案》的推行为国家通用手语和通用盲文的研制、使用和推广创造了条件，为残疾人平等充分参与社会生活、共享社会文明的发展成果提供了便利。

汉语拼音原来是国内的文化钥匙，现在延伸成为进入国际的文化桥梁。近年来，汉语国际教育的快速发展，直接得益于《汉语拼音方案》的制订和推广。目前，在全球的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中，汉语拼音是重要的教学手段和工具，大大推动了中国语言和文化的传播。

国家语委原副主任陈章太用“前后两个30年”来评价《汉语拼音方案》颁布六十年来的实践。在他看来，前30年主要是为汉字注音，拼写普通话，扫除文盲，普及学前教育，促进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后30年则主要是为了满足国家改革开放和大数据时代的要求，在信息网络化、智能化、国际化等方面充分发挥作用。

（摘编自2018年5月《人民日报》、人民网）

材料一：

目前，短视频超越在线视频而仅次于即时通讯。艾瑞咨询发布的《2018年中国短视频营销市场研究报告》显示，2018年短视频营销市场规模达140.1亿元，同比增长率达520.7％，预计2020年该市场规模将达550亿元。

（摘编自于帆《短视频到底有多“火”？》《中国文化报》））

材料二：

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短视频征集展示活动以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为主线，以“我家的故事”为主题，包括“幸福是奋斗出来的”“爸妈的青春很精彩”“老物件唤醒一串怀念”“网聚线上线下正能量”等四个分主题，通过讲述个人奋斗成长经历、讲述家庭幸福故事、讲述身边发展变化，以小切口反映新时代，从而诠释改革开放40年来的伟大成就，大力弘扬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

“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短视频征集展示活动，生动描绘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乘风而起、扶摇直上的宏伟画面，让我们听到了短视频如何与传播正能量和重大主题宣传琴瑟和鸣。”中国互联网发展基金会理事长马利在讲话中谈到。“窥一斑而知全豹，见一露可映日辉”，这次活动映射出的是四十年筚路蓝缕的奋斗历程，是四十年波澜壮阔的改革画卷。

中央网信办网络评论工作局局长华清评价，这些作品很精彩、令人振奋，以网民视角挖掘、发现、展示、传播了改革开放40年中“能看见、能接触、能感受、能理解”的发展巨变。他谈到，本次活动以短视频形式讲述“我家的故事”，为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营造了较好网上网下舆论氛围，是短视频在正能量传播和重大主题宣传中的有力探索、有效尝试，“用短视频形式讲好中国故事、传播正能量大有可为”。

（摘编自《用短视频讲好中国故事》，《光明日报》）

材料三：

如今，各类短视频应用已融入不少人的日常生活。与此同时，如何有效防沉迷，成为一项现实课题。据报道，在国家网信办指导下，目前国内已有21家主要网络视频平台上线“青少年防沉迷系统”。

其实，不只是青少年，一些成年人也在低头中“时间知觉麻木”，在虚拟世界里“沉醉不知归路”。短视频何以具有令人沉迷的用户黏性？这背后有着深刻的社会心理机制和传播机制。研究显示，人类存在“生动性偏好”，更易被视觉性显著的信息吸引。短视频因其较强的视觉感染力，很容易传播扩散。此外，传播参与者既有围观心态，也有自我表露诉求，而短视频能够实现双重满足。短小便捷的传播形态，适应信息消费场景的碎片化；垂直深耕、算法推荐，实现了精准对接用户需求。可以说，以用户为中心的短视频平台，日渐生成了富有特点的传播逻辑与生态，占有了大量注意力资源。

“黏屏”现象也映照着短视频的“内容引力”。几十秒的镜头，可仰望浩瀚星空，也可俯瞰市井烟火；能近距离观察社会肌理，也能深度透视时代精神。点开视频，领略城乡风貌，了解风土人情，足不出户就能“行万里路”。现实中，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并非易事，但通过网上“打卡”，可以随时随地满足“在路上”的愿望。与此同时，海量用户的聚合，为人们提供了个体观察与群体观察的视角。视频的主角，可以是知识精英、“草根网红”，也可以是外卖小哥、普通工人等人物形象。从这个意义上讲，短视频以参差多态的内容，拓展了人们认识世界的维度。

作为互联网时代的一种新兴应用场景，短视频正在构成独特的网络景观。截至2019年底，我国短视频用户规模达6.27亿，无处不在的传播场景、持续增长的用户规模、超乎想象的惊人流量，彰显着短视频旺盛的生命力。但也应看到，在“急速生长”的背后，难免存在着种种乱象:短视频侵权成为知识产权问题的新表现；“移花接木”的剪辑手段制造“拼接真实”，挑战媒介伦理；未经过滤的劣质内容引发社会担忧……凡此种种，给用户带来困扰，也不利于短视频行业的健康发展。今天，在5G、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影响下，传播业态加速迭代、应用场景不断更新，如果疏于治理，短视频平台将面临更多风险挑战。

传播实践证明，以优质内容传递主流价值，是短视频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观察那些迅速走红的“爆款”，不难发现它们的共同点：以正能量吸引高流量。与社交媒体时代“负面内容更吸睛”不同，短视频时代更看重“记录美好生活”。点赞风雨中坚守岗位的交警，记录消防员逆行的“最美背影”，歌唱普通人的亲情与爱情……优质的短视频，往往紧扣“美好”二字，为网络空间增添亮色。这也启示人们，相信美好、选择美好、呈现美好，才能多创造高品质原创内容，也才能收获更多用户点赞。

短视频不“短视”，发展才能不“短路”。互联网的“头部效应”不仅意味着传播优势，也意味着主流平台需要承担更多责任。以内容风控和用户行为引导防止传播失范，用更多优质内容资源夯基垒台，短视频平台方能实现长远发展，拥抱一个更加可期的未来。

（摘编自荣翌《短视频如何实现长发展》《人民日报》）

材料一   城市生活垃圾是城市化的产物，它既是一种“社会公害”，同时作为丰富的再生资源。又可谓“摆错位置的财富”。为了使城市垃圾资源化，在处理前首先需要实施分类收集。垃圾分类收集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多方面的合力才能完成。

公众既是垃圾的制造者，也是垃圾污染的受害者，公众参与对城市生活垃圾管理有重要意义。居民对垃圾分类的理解、支持和自觉参与。是垃圾分类回收的基础和关键性因素。长期以来，我国“政府主导型”环保工作模式使居民认为保护环境的主要责任在政府。科学工作者和政府官员对环境问题关注较多，一般居民环境意识普遍欠缺;城镇居民的环境意识相对较强，广大农村居民的环境意识普遍较淡漠。

长期以来，公众养成了“简单方便”的垃圾混装习惯，虽然不乏一些对环保抱有热情的人，但也往往因在进行垃圾分类投放时要付出较高的经济成本和劳动力成本而不愿执行。随着宣传教育的深入，很多市民逐渐对垃圾分类投放有了较高的积极性，但对分类的标准和方法不清楚或掌握不够准确，从而影响了垃圾分类收集的效果，久而久之，参与的热情也会逐渐削弱。

民间环保组织有责任、有义务协助政府推动实施垃圾分类的政策和法规，但是大部分公益性环保组织仅限于做一些宣传教育的工作，缺乏参与垃圾分类收集处理及管理的途径，环境保护志愿者发挥作用的渠道也不畅通。

垃圾分类收集需要依靠全社会的力量。当公众对环境政策由消极观望转为积极配合时，政府和企业也会积极响应，尽快创造更好的条件，形成覆盖广泛的绿色环保网络。

(取材于姜朝阳等的相关文章)

材料二   循环经济是一种以资源的高效利用和循环利用为核心，以“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为原则，以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为基本特征，符合可持续发展理念的经济增长模式，是对“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传统增长模式的根本变革。在废弃物处理领域深入引进循环经济管理理念，可以更广泛地将废弃物转化为再利用资源，从而降低废弃物的产生量和排放量，减少污染治理投入和环境监管成本，更好地保护环境，造福人类。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以及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我国的城市垃圾量正在以每年5%～10%的速度递增。采用科学的手段消纳这个极大的污染源，已是一个亟待解决的环境保护课题和社会经济课题。

对垃圾进行分类收集和处理，是实现垃圾处理减量化、无害化、资源化的前提。在我国城市垃圾产量迅速增加的同时，垃圾构成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其中含有许多可再利用的物质，如塑料、纸张、金属、玻璃等。通过对这些垃圾进行分类管理，可将之再利用，转化为商品，变废为宝，创造出新的价值。成为环境产业的新经济增长点;同时还可促进加工处理废弃物的新技术、新工艺及新设备的发展，推进垃圾处理产业化的进程，有力地促进废弃物领域循环经济的发展。

垃圾处理要走产业化的道路，必须在相关产业政策指导下发展，也要靠政府的投资及财税政策扶持。生产单位是实现垃圾减量化的主力军，也是垃圾分类管理的实施者和受益者。例如在产品包装上，生产单位应尽可能使用可回收利用的材料，并标注宣传环保理念及分类回收方式的字样。加强对消费者的环保教育，使企业全面获得经济效益、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政府可以向企业征收产品包装税，通过经济手段促进企业重视包装废弃物的回收及再利用效率。

(取材于赵雪梅等的相关文章)

材料三   旧金山是美国第一个通过垃圾分类回收相关法律的城市，强制性要求企业和居民对垃圾进行分类，并通过调控垃圾清运费来鼓励和督促居民减少生活垃圾。日本制定了《废弃物处理法》，市民如违反分类规定乱扔垃圾，就会被拘捕并处以巨额罚款。发达国家的实践表明，通过立法对投放垃圾行为进行强制性规范和约束，是推进垃圾分类处理的必由之路。

当前，“垃圾围城”已成为困扰和制约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与发展的重大问题之一，虽然多数居民对垃圾分类投放表示理解和支持，但还没有养成习惯，实际践行度普遍较低，立法强制施行垃圾分类迫在眉睫。

2019年7月1日起，上海开始施行《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这是全国第一部经地方人民代表大会表决通过的垃圾管理地方性法规。该《条例)明确了产生生活垃圾的单位和个人是分类投放的责任主体，规定对未将生活垃圾分类投放的单位和个人可处以罚款。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负责人在接受采访时说:“处罚不是目的，我们希望大家能够明确垃圾分类是法定的职责，每个单位、每个人都应该依法履行好自己的义务。”从该《条例》施行三个多月的实践来看，垃圾分类对市民生活习惯形成了巨大冲击。为达到更好的效果，上海市通过党员示范引领、多渠道全覆盖宣传等方式鼓励居民积极准确地参与垃圾分类。同时，社区建立了居民垃圾分类档案，以实现生活垃圾投放可追踪溯源，责任落实到一户一家。

垃圾分类正在从我们日常生活中的“选择题”变为“必答题”。未来将有更多的城市步入对垃圾强制分类立法的行列中来。

(取材于王微等的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