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自1928年的殷墟发掘并非中国境内最早的田野考古工作。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初，大批西方传教士、探险家、汉学家在华北、西北等地考察遗址、收集古物。1921年，西方学者甚至已经在河南渑池仰韶村和北京房山周口店进行发掘。1926年，中国学者李济、袁复礼又实施了山西夏县西阴村的发掘工作。然而这些早期田野工作皆由国外学术团体出资，无论发掘选点还是工作思路，皆由外国学者主导。此外，这些发掘无一例外地没有按自然地层收集遗物。因而这些只是考古学诞生之前的孕育或准备阶段的工作。

与以上的田野发掘不同，殷墟发掘是中国学界主动接受现代考古学的结果，其策划和组织者是中国官方学术机构。由于甲骨文的发现，殷墟发掘的选点受其影响，也打上了深深的金石学烙印，带有强烈的“证史”目的。殷墟发掘是持续的田野工作，主要的发掘主持人受过西方训练，这些为田野考古学在中国落地提供了充足的时间条件和学术条件。更重要的是，考古地层学作为最重要的考古学方法，是在殷墟发掘中发展成熟起来的。

中国考古学与殷墟科学发掘的渊源，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第一，殷墟发掘标志着中国考古学的诞生，因此殷墟发掘是中国考古学的起点。第二，殷墟科学发掘使得中国考古学打下了深深的“证史”烙印，这使得中国考古学一直从属于历史学科。殷墟发掘选点受到金石学影响，早在发掘之前，中国学者即已经知道殷墟是商代甲骨文出土地，因而殷墟的考古工作某种程度上是从“证史”开始的。第三，殷墟发掘给我们提供了年代距今最远的“已知点”，中国考古学的展开即从殷墟考古出发。殷墟既是寻找夏王朝的基础，也是中华文明探源的基础。第四，殷墟发据为中国考古学的发展贡献了“地层学”，地层学是考古学中最重要的方法。第五，殷墟发掘为中国考古学的进一步发展锻炼了队伍，培养了人才。

殷墟发掘标志着中国考古学的诞生，然而在殷墟发掘过程中，尤其是殷墟发掘后期，中国考古学的整体氛围也反过来给殷墟发掘带来重要影响，延续了殷墟溯源中华文明的灯塔地位。

这种影响首先表现在“殷墟文化分期”得益于中国考古学的整体进步。中国考古学中的器物类型学并非诞生于殷墟，而是在宝鸡、洛阳等地的考古工作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正是借助了器物类型学的“他山之石”，殷墟在20世纪60年代初成功实现了“文化分期”。其次，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现代考古学理论与方法第二次进入中国。区域考古调查本是首先从美国发展起来的古代聚落研究法，1996年，中国学者将此方法应用到殷墟考古工作中，从而获得了重要的考古成果，包括发现洹北商城。再次，殷墟遗址的保护与利用也是中国考古学整体进步的结果。受国际上文化遗产保护理念的影响，2006年殷墟申报世界文化遗产获得成功。

（摘编自崔志坚《追溯考古学与殷墟发掘的渊源》）

【推荐3】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各题。

材料一：

目前的“海水稻”并不能直接在海水里种植。“海水稻”只是对耐盐碱水稻的一种通俗表述。2012年，袁隆平在山东青岛组建海水稻研发团队，开始技术攻关。“我国最初的海水稻种质资源，是袁隆平院士从国内外一点点收集来的。在此基础上，我们通过基因测序技术，筛选出天然抗盐、抗碱、抗病基因的品种。目前，我们已拥有种质资源近2000份。”青岛海水稻研究发展中心技术研发部部长万吉丽介绍，“不仅如此，种质的耐盐能力也不断提高，从最初的3‰，提高到现在的8‰。光筛选种质是不够的，还得改良土壤。为此，科研人员探索出一套以综合排灌系统、物联网传感器系统、大数据农业信息服务系统为基础的盐碱地改良技术。”十年来，我国海水稻已从科研试验阶段进入规模化推广阶段。2020年，袁隆平院士进一步在全国开展海水稻推广种植，启动“十百千”工程。该工程计划用八到十年时间，改造一亿亩盐碱地，实现盐碱地变粮仓。

（摘编自《我国海水稻种植面积突破百万亩》）

材料二：

据科学家研究，“海水稻”的耐盐能力一般可以达到耐盐浓度0.4%～0.5%。迄今为止，科学家发现的耐盐水稻最高耐盐浓度不超过1.2%，而海水的平均盐分浓度是3.5%。水稻属于中等盐敏感植物。显而易见，直接在海水中种植水稻是不可行的。那么，“海水稻”为什么能够耐盐碱呢？

盐碱地土壤中含有高浓度的钠离子，这就会引发渗透胁迫、离子毒害和离子不平衡等盐胁迫，会引起植物的各种生理、生化变化，如光合作用降低、能耗增加、营养物质摄取受阻、活性氧增多和代谢毒物积累等，这些变化导致植物生长发育受抑制，植株最终因碳饥饿而死亡。但是，“海水稻”对盐分有较高的耐受能力，它具有对钠离子毒害作用的适应能力和保持自身钾营养的能力，能够“想方设法”地减少细胞内的钠离子浓度并提高钾离子浓度。在盐碱土壤里，大量的钠离子从根部进入水稻植株体内，使钠离子浓度增高而钾离子的吸收受到抑制，但“海水稻”在整体水平和细胞水平上，能够尽量维持高钾离子、低钠离子的状态，从而在盐碱地上得以生存。

在近海水域，海水盐分浓度因降雨、洋流、海水混合等因素而变化较大，特别是在河流的入海口或被海水浸润的沿海滩涂等地，土壤中所含的盐分浓度，会远远小于海水的盐分浓度。因此，“海水稻”就可以在沿海地区和其他盐碱地种植并收获。

（摘编自《盐碱地上的奇迹：海水稻》）

材料三：

中国的盐碱地在中国版图中占据了不小的一部分，主要集中在西北和东北。海水稻的种植可以提高土地利用率，还能起到保护环境的作用。海水稻抗盐抗碱抗涝抗虫害，因而可不使用化肥，这对当今提倡的绿色农业来说，是非常有潜力的助力因子。而且，海水稻具有极高的生态价值和社会价值。海水稻可以将海水净化，同时保持土壤，增加土壤的有机质。将海水稻进行杂交培育，应该可以获得更优质的水稻种子，尽管过去的培育过程中有许多失败。

海水稻也可以走向世界，全世界共有143亿亩盐碱地，其重大意义不言而喻。当然，海水稻在推广过程中也会遇到阻碍。海水稻除了要解决提高产量这一大问题，海水稻能否适应各地环境，也是一个巨大的难题。海水稻这一研究课题，还需要大量的测试，并未达到大面积的推广与应用的目标。

（摘编自《海水稻的研究价值与应用推广》）

①在中国文学史上，不乏关心民生疾苦的诗人。那些伟大的或优秀的诗人们，常常表现出对人民的关心和热爱。但是，像杜甫那样，从身受感同而引发的对人民苦难的深切了解和关心，却并不多见。杜甫的身受感同，是时代造成的。就杜甫的经历而言，是他的不幸；就其文学成就看，则不失为大幸。

②关于杜甫的仁爱之心，论者常引用“人溺己溺，人饥己饥”的典故来概括，这固然不错。但杜甫的忧民情感，常常是源自自身感受而推己及人的，这和“物伤其类”的悲悯大不一样。“溺饥”语出《孟子·离娄下》：“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饥者，由己饥之也。”禹和稷在不溺不饥的处境中，想到了人溺人饥的痛苦，从而肩负起拯民于溺饥的重任。禹稷这种担当道义的精神和博施济众的胸怀无疑深刻地影响着他。杜甫一生坎坷，他一方面为自己的溺饥生涯忧患重重，另一方面又为广大的民众忧愤深广。杜甫经常在自己最困难的时刻，不由自主地想到普天下穷苦百姓，想到灾难深重的民族和祖国。正是这种发自内心的、不加雕饰的、不带功利的忧患情怀，使杜诗富有深厚的人道主义精神，使诗人的形象在人民心中永远闪耀着人性的光辉。

③杜甫的悲吟，出自他对人生的深切苦恼和对现实生活中的民众苦难的深切苦恼。他的推己及人根源于自身的悲剧性境遇。这样，当他为他人而悲吟时，不是带着优越感，而是身受感同的推己及人。从接受心理看，这种抒情方式更能引起共鸣，打动人心。从抒情主体看，更为亲切真实，让读者同情。白居易推崇杜甫此类作品，并多有效仿。其《新制布裘》云：“桂布白似雪，吴锦软于云。布重绵且厚，为裘有余温。朝拥坐至暮，夜覆眠达晨。谁知严冬月，支体暖如春。中夕忽有念，抚裘起逡巡。丈夫贵兼济，岂独善一身。安得万里裘，盖裹周四垠。稳暖皆如我，天下无寒人。”

④白诗受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的影响是明显的，但其艺术感染力却远不如杜诗。究其原因，不外有二。一是仿作，仿作只能出赝品，而艺术贵在创新。二是同情悲悯的角度不同。的确，白居易关心民生疾苦，在历史上也算得是一位社会良知。“丈夫贵兼济，岂独善一身”也表明他的“人饥己饥，人寒己寒”的情怀。但毕竟自己不饥不寒，在境遇上已与天下寒士隔了一层，在审美效应上则又和读者隔了一层，因而其艺术感染力就大大降低了。而白居易这种带有优越感和良心发现的抒情方式在文学史上占绝大多数，所以，杜甫的身受感同的推己及人就格外突出，加之其独创性，因而千百年来感人至深。 

（节选自刘明华《论杜甫的“民胞物与”情怀》）

①乡土文学是“五四”五四新文学革命以来，中国文学收获最丰的领域。自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鲁迅、沈从文，到40年代的赵树理、孙犁，再到六七十年代的柳青，以至80年代以后的汪曾祺、莫言……众多乡土小说家为文学史贡献了一大批经典作品，形成了具有浓郁地域风情和民族特色的乡土小说创作流派。

②而二十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作为乡土文学赖以存在的物质基础和反映对象的乡村开始逐步萎缩。相应地，乡土文学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文学源于生活，当现实生活层面的“乡土中国”日益转变为“城市中国”，乡土文学的末日是不是会随之而来?对此许多人是深表忧虑的、甚至直接给出了“乡土文学消失成必然”的断语。但我以为不必过虑，城市化并不会必然带来乡土文学的消亡。

③首先，对于城市化进程加快、乡土空间趋于萎缩的问题应理性看待。乡土中国的转型并不能随着乡变镇、县改市就一劳永逸地解决。住进楼房、“被市民化” 后的农民，离真正从思想意识上“市民化”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事实上，农民的思想意识和生活习惯还会保留甚至影响到数代以后。乡土小说赖以存在的乡土空间的萎缩程度，可能并不像数字所显示的那样悲观。

④这种情况也可以从创作者一方得到佐证。许多写乡土小说的作家都自称是“农民”，沈从文一直以“乡下人”自居，即便在进城多年，做了北大教授后也是如此。莫言也说自己的创作是“作为农民的写作”……这类说法往往容易受到一些质疑，因为进城多年的他们早已远离农民生活，不再熟悉现实中的农民和乡村。“作为农民的写作” 是个伪命题，这种质疑或许会有一定道理。但从另一方面来说，这些来自乡土的“新城市人”要想完全摆脱乡土的灌注，彻底告别农民式的思维方式和观念意识，却也的确不是短时间内就能完成的。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乡土作家强调自己的写作是“作为农民的写作”，又不完全是矫情或虚饰。

⑤其次，即便现实的乡土空间越来越狭小，也不意味着乡土文学就一定会走向衰落。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乡土空间越来越成为一种稀缺资源，乡土经验也越来越成为对城市人来说充满陌生化的经验。新兴的城市正在变得千城-一面，不可避免地给人们带来审美疲劳。于是，在外出旅游时，越来越多的人会将与自然更加接近的乡村作为旅游目的地。村寨游成为旅游新宠，体验农家乐也正在成为一种新的时尚……我们有理由相信，作为乡土世界虚拟文本的乡土文学也会有持久的生命力，它会伴随着城市人对乡土的怀旧和对种乡村生活方式的追求，而长久地存在下去。

⑥现实层面也在对“城镇化”发展的单路向进行一些补充或修正。于是“乡村振兴”成为“城镇化”之外的另一条道路？“让乡村成为生态宜居的美丽家园，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佳乡愁，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题中应有之义。”

⑦在乡土正日渐成为一种稀缺资源、成为现代人旅游新宠和怀旧对象的时代语境中，我们有理由相信，乡土文学不会衰落和消亡。不但如此，乡土中国向城市中国的转型还可能会为乡土文学带来新的希望和发展契机。不过，在此过程中，乡土文学本身的转型恐怕也是无可避免的。只要通过自身的不断调整来适应变化中的现代人的乡土想象和审美需求，乡土文学必能找到源头活水，重新焕发出生机。

（摘编自史建国《乡村振兴与乡土文学的未来》）

【推荐3】徽州文化

徽州文化主要是指以徽州(古又称新安郡)为地域依托，渊源于历史上人与自然及人们之间对象性关系而形成的特定生活结构体系。同任何文化一样，它也包括物质文化、制度文化、意识形态以及内隐的心态、价值系统等文化心理结构，并且在各个文化层面都创造出辉煌的富于鲜明特色的成果，影响波及全国各地。

徽州尽管处于山越之地，但其主体文化却并非山越土著文化。“自昔战乱，中原衣冠多避地来此”，为徽州奠定了丰厚的正统中原文化根基。崇山峻岭的屏闭翼护又使徽州地区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文化发展区域，中原文化与土著文化包括汇聚于此的南北各地多种文化因此互相碰撞，互相选择，最后形成具有鲜明特色的地方文化。

徽州文化底蕴深厚，传统悠久。新儒学的代表人物二程与朱熹皆与徽州有极深渊源。儒学观念和儒家礼义对徽州社会各阶层影响至深，所谓“道学渊源在新安久矣”；并且逐步发展成新安理学等体系和流派。

儒学兴盛，加上徽州相对隔绝的地理条件，使这里的家族文化十分凝重，“新安各姓，聚族而居，绝无杂姓撞入者。其风最为近古……虽千丁之族，未尝散处；千载之谱系，丝毫不紊”。家族、宗族认同感强烈，宗法观念盛行，其传统的伦理与道德规范体系基本建筑于家族本位之上，是传统文化家国同构原则的典型体现。

中国传统文化精神是排斥商业精神的，但徽州山多田少地瘠，因此，外出经商是谋生的重要手段。“大抵徽俗，人十三在邑，十七在天下，其著则十一在内，十九在外。”他们在长期商业经营实践中创造出股份式、承榄式等经营方式，并在资金所有权与经营权划分、利润分配等各方面有所创新与发展。徽商经营活动的实际需求还直接刺激了数学、地理水文学的发展，如程大位《算法统宗)、黄汴《一统路程图记》等。这些生产方式上的变革与科技进步在一定程度上萌现了旱期科学精神与近现代化因素的某些端倪。

徽州文化正是以儒学伦理、宗族观念、商业精神为三大基本内核，在正统中原文化基础上通过商业实践熔铸变通，发展成为一种完整严密、自成体系的多层次文化系统，并演化为当地特有的社会关系、价值体系、行为模式和广博精深的诸种具象文化风采。

古典诗文中的扁舟意象

扁舟是中国古典诗文中最常见的意象之一，承载着中国古代文人淡泊世事、悠然自得的情感，形成了独特的扁舟情结。最早的扁舟，并非失意文人所特有，也不具备悲凉或者超脱的韵味。《史记》载：范蠡既雪会稽之耻，乃乘扁舟浮于江湖。这里的扁舟有隐遁之味，丝毫没有落魄江湖、身处世外的冷寂色彩。

扁舟在古代文人眼里，不仅仅是一只小船，它随着无数文人跌宕坎坷命运的无限延伸，演化为一种绝处逢生的处世观。在儒家提倡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处世准则支配下，古代文人或积极入世，或隐身出世。对于潦倒困厄的人来说，扁舟是他们寻求再生的一支苇草。

漂泊是古代知识分子的宿命，也是扁舟意象的基本蕴含。古代知识分子或为生计、或为科举、或被放逐，他们背井离乡，天涯漂泊，充满无尽的羁旅乡愁。扁舟既是游子漂泊的凭靠，也是其羁旅之愁的寄托。唐代张若虚《春江花月夜》有谁家今夜扁舟子，何处相思明月楼的诗句，其中扁舟承载着游子无尽的漂泊之苦和思乡之情。杜甫诗中的扁舟意象出现得最频繁，表现漂泊思乡的意绪也最强烈。他诗中的扁舟意象，承载着诗人生活的苦难和不幸，是古代知识分子追求理想、历尽艰辛的典型写照。

扁舟意象的另一典型蕴含是自由。庄子说饱食而遨游，泛若不系之舟，虚而遨游者也。这是古代知识分子的人生理想。现实有太多压抑和束缚，他们渴望在扁舟中获得精神的自由。苏轼在《前赤壁赋》中借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这一境象，表达了他面对被贬谪的处境，渴望摆脱精神苦闷，追求自由生活的强烈愿望。张孝祥的《念奴娇过洞庭》以温和沉浸的心态，表达了与苏轼同样的心境：玉鉴琼田三万顷，著我扁舟一叶怡然心会，妙处难与君说。一条小船附着于万顷碧波之上，在碧波中自由自在地轻漾，充溢着一种皈依自然、天人合一的宇宙意识和自由精神。

隐居是古代知识分子仕途失意的无奈选择及功成身退的理想归宿，是他们最后的精神家园。扁舟意象中既蕴含着他们人生的理想与期冀，也蕴含着他们失意的痛苦和灵魂的呼唤。范蠡是古代文人功成身退的典范，但更多人却是因仕途坎坷和无奈而萌生隐居念头，使扁舟成为他们仕途失意而隐居的一个意象。苏轼被贬黄州，写下小舟从此逝，沧海寄余生的诗句，流露出过隐居生活的念头。李白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表明了他在现实压抑下，欲放浪江湖，过隐逸生活的强烈愿望。

在常见的扁舟意象中，无论是矢志漂泊，还是追求自由，抑或是失意隐居，无不是中国古代文人心路历程的写照，虽蕴含仕途坎坷失意的无奈与消极，但为后世树立了忧国爱民、愤世嫉俗、自由洒脱的光辉典范。

(有删改)

史与志是两种不同的文本，从性质上说，史厚古薄今，志厚今薄古，两者在书写过程中所采用的视角有所不同：史注重时序排列中的人物事件，注重兴衰成败及其价值意义；志则注重广泛的当下社会形态，意在记录文化模式和现象，采用第一手资料，不涉及是非价值评断。在研究领域，历史的定义被限定在距离当下30年到50年以上，写史所遵循的规则应当是“后人评说”，而非“今日评断”。

当代不能成史，几乎是学术纪律严明的当代史学和美术史学共同遵循的规则，对书写当代史的这种普遍戒心来源于近代科学史学中的这类逻辑：“当代”不仅因为离我们的价值世界太近而缺乏历史判断所必需的距离感，而且由于对它的史料运用缺少时间的甄别和筛选而显得过于随机和主观。

中国史家历来所主张的“隔代修史，当代修志”对当代美术史和美术志的撰写有着极大的启示意义。正在进行的当代美术是一个有着诸多变化的动态潮流，它延续而又易变的脉络，要求身处同时代的书写者记录现状，而非急于做出价值判断。故而，当代人对事实的记录，应当是“志”的书写方式。当代可做美术志，此美术志会辅助后人书写未来的美术史。美术志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是图像志，但又不应当拘泥于美术作品“表面”的机械记载，尤其在当代美术中，“表面”概念与传统绘画大不相同，已经延伸到三维空间之中，单纯的符号美学式图像志已不能满足对当代美术的描述。美术志在图像志的视觉记录基础上，还应当加入对美术家创作动机、理念价值的描述，而笔者认为这种动机与理念陈述最好能够由美术家和美术史家共同完成，尽可能实现价值中立，为后人提供多个维度的参考。

从本质上讲，美术志强调了第一手资料的重要性，强调了尽可能即时保存“第一历史”，把“第二历史”（美术史）的书写交给未来，把评判的公信力交给时间。

在博物馆暂时不能开门迎接观众的时期，博物馆线上展览和网络直播一时间大热起来。

在“互联网+”时代，博物馆借网络直播由“窄播”到“广播”，多渠道让文物“火”起来，继而“活”起来，是博物馆公共文化服务发展的新趋势。观众到博物馆来的传统参观方式，受到时间、空间等因素的限制，博物馆日观众量毕竟有限，且外地观众的经常性参观也较难实现。而博物馆网络直播观看数量动辄上百万，实现了博物馆文化的广泛传播，相关的文创产品销量也直线上升。

一场优秀的博物馆直播绝非一日之功。网络直播要懂得运用网络语言，充分考虑受众特别是年轻受众的心理需求。西安碑林博物馆“国宝深夜脱口秀”的走红，关键就在于抓住了受众心理，讲观众听得懂、感兴趣的故事。直播本身没有一定模式，没有固定台词，没有彩排，网友的问题五花八门，这对主播的文化积淀及知识积累提出了更高要求，因此“专家型主播”往往更受欢迎。另外，吸引眼球的宣传营销也能锦上添花。“三星堆重量级神秘国宝首度亮相”“敦煌壁画临摹现场揭秘”等都在直播开始前吊足了观众胃口。

近期的博物馆直播效果不错，有效地拉近了博物馆与公众的距离，让公众在家就可以领略优秀传统文化。事实上，博物馆直播也并非因疫情影响而临时兴起，而是近些年博物馆信息化发展成果的一次集中体现。可以预见，随着智慧博物馆的深入建设，VR 5G等新技术的发展，将会有越来越多的博物馆加入这一模式。

（ 选自黄洋《博物馆直播大热的冷思考》，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