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残酷的倾向，似乎不是某一民族所特有的，它是像盲肠一样由原始时代遗留下来的劣根性，还没有被文化洗刷净尽。小孩们大半欢喜虐害昆虫和其它小动物，踏死一堆蚂蚁，满不在意。用生人做陪葬者或是祭典中的牺牲，似不仅限于野蛮民族。罗马人让人和兽相斗相杀，西班牙人让牛和牛相斗相杀，作为一种娱乐来看……这类事实引起一部分哲学家，如中国的荀子和英国的霍布斯，推演出“性恶”这样一个结论。

有些学者对于幸灾乐祸的心理，不以性恶为最终解释而另求原因。最早的学说是自觉安全说。拉丁诗人卢克莱修说：“狂风在起波浪时，站在岸上看别人在苦难中挣扎，是一件愉快的事。”卢克莱修以为使我们愉快的并非看见别人的灾祸，而是庆幸自己的安全。霍布斯的学说也很类似。他以为别人痛苦而自己安全，就足见自己比别人高一层，心中有一种光荣之感。苏格兰派哲学家如培恩之流以为幸灾乐祸的心理基于权力欲。能给苦痛让别人受，就足显出自己的权力。这几种学说都有一个公同点：就是都假定幸灾乐祸时有一种人我比较，比较之后见出我比人安全，比别人高一层，比别人有权力，所以高兴。

这种比较也许是有的，但是比较的结果也可以发生与幸灾乐祸相反的念头。比如我们在岸上看翻船，也可以忘却自己处在较幸运的地位，而假想自己在船上碰着那些危险的境遇，心中是如何惶恐、焦急、绝望、悲痛。将己心比人心，人的痛苦就变成自己的痛苦。痛苦的程度也许随人而异，而心中总不免有一点不安，一点感动和一点援助的动机。有生之物都有一种同类情感。对于生命都想留恋和维护，凡遇到危害生命的事情都不免侧然感动，无论那生命是否属于自己。

由此可知，遇着旁人受苦难时，心中或是发生幸灾乐祸的心理，或是发生恻隐之心，全在一念之差。一念向此，或一念向彼，都很自然，但在动念的关头，差以毫厘便谬以千里。念头转向幸灾乐祸的一方面去，充类至尽，便欺诈凌虐，屠杀吞并，刀下不留情，睁眼看旁人受苦不伸手援助，甚至落井下石，这样一来，世界便变成冤气弥漫、黑暗无人道的场所；念头转向恻隐一方面去，充类至尽，则四海兄弟，一视同仁，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老有所养，幼有所归，鳏寡孤独者亦可各得其所，这样一来，世界便变成一团和气、其乐融融的场所。野蛮与文化，恶与善，祸与福，生存与死灭的歧路全在这一转念上面，所以这一转念是不能苟且的。

这一转念关系如许重大，而转好转坏又全系在一个刀锋似的关头上，好转与坏转有同样的自然而容易，所以古今中外大思想家和大宗教家，都紧握住这个关头。各派伦理思想尽管在侧轻侧重上有差别，各派宗教尽管在信条仪式上互相悬殊，都着重一个基本德行。孔孟所谓“仁”，释氏所谓“慈悲”，耶稣所谓“爱”，都全从人类固有的一点恻隐之心出发。他们都看出在临到同类受苦受难的关头上，一着走错，全盘皆输，丢开那一点恻隐之心不去培养，一切道德都无基础，人类社会无法维持，而人也就丧失其所以为人的本性。这是人类智慧的一个极平凡而亦极伟大的发现，一切伦理思想，一切宗教，都基于这点发现。这也就是说，恻隐之心是人类文化的泉源。

（摘编自朱光潜《谈恻隐之心》）

材料一：

人类学在中国经历近百年的发展，成就斐然，为历史学提供了诸多启示。“田野作业”是人类学的基本方法，对历史学者有重要的方法论启迪，可以改变传统史学单纯依靠文献的局限。但“田野作业”难免遭遇困难。

首先，“田野”是什么就很难说清。人类学者最初的“田野作业”，主要针对的是相对“原始”的族群，是没有文字传承的部落文化。对于非原始族群来说则情况迥异。中华各民族中有些很早就有自己的文字，有些在近代接受帮助创造了自己的文字，其社会状况及历史演变，往往有详细的文字记载。这就使中国的人类学研究面临两难境地：依靠田野吧，人家有文字；依靠文字吧，又好像离开了人类学的研究轨范。由于这一问题的存在，以中国为研究对象的人类学者便开始强调历史文献的重要性，除田野调查“访问活人”外，也辛勤钻研历史文献，做“访问死人”的工作，由是中国丰富的历史文献成为人类学的又一宝藏。

【甲】这一变化并不意味着中国人类学者自废武功。中国人类学的研究取向，虽然少了一些西方人类学者喜欢玩的形而上元素，但其崇实精神对人类学而言，颇有点返璞归真的意味，实际上就是人类学与历史学的结合。人类学家威廉斯在谈到历史学与人类学的关系时曾把历史学比喻成“小提琴家的左手”。历史学者是否可以将人类学视为“小提琴家的右手”，在自己从事的研究中，也主动吸纳人类学者重视抽象理论与宏大叙事的积极元素，以避免当下史学研究出现的“碎片化”倾向呢？其次，与田野相关的是历史遗存问题。

“田野作业”最重要的是看遗存，即世代传承下来的物质和精神的制作。然而正如马林诺夫斯基所言，遗存能够延续，在于它已获得新的意义，除非采取某种明确的道德和价值态度，而不是按这一现象在今天的形态来研究它，否则，我们就只能对其用途和意义作失真的描述。很多流传至今的文化习俗或遗存，一旦其原生态环境不复存在，就已经变化失真了。以纳西古乐为例，你能相信它是真正的唐乐吗？在远离文明繁衍中心的边缘之地能有中原古礼的原生态环境吗？我以为是很难有的。作为“礼”重要标志的原本是中原的古乐，离开故土，脱离原先的“生态系统”，要在类似纳西族所在地区孤独存在下去，实在难以想象。

这提醒研究者，随着现代文明的推进，很多号称“原始”的生活环境及生存方式，实际上已不复存在，或者至少已发生性状变化，研究者不能轻信“田野”里看到的文化场景。同时，提醒历史学者必须保持高度的学术警惕，不能轻易相信“田野”里所谓的“原始”见闻。

（摘编自杨天宏《人类学对历史学的方法启示》）

材料二：

当我们在图书馆和档案馆阅读着装订整齐、入档清楚的文献时，常常会忘了这些材料其实原来是存在于图书馆和档案馆之外的。面对那些不愿超越文献的历史学者，我至少能提出这样的忠告：这类材料在庙宇的墙壁上、在私人的收藏里多得是，除非你到现场考察，否则你是没有机会读到它们的。

然而，多收集些文献材料，不过是从事实地考察最起码的理由。事实上，到田野去的好处远远不止于此。最简单的理由是：你是无法读得懂那些文献的——除非你知道这些文献为何书写，如何使用，谁写，谁保存，保存了什么，扔掉了什么。换句话说，经过层层筛选，最终流入图书馆和档案馆的文献只属极少数。到那些曾经发生过某些事情或行动的地点看过，会启发我们想到在文献最终落到历史学家的手中之前，曾经历过怎样的过程。去过一个地方，你会对这个地方产生感觉。有时老房子还在，有时老房子不在，但基石犹存；有时人还在，你甚至可以跟他聊天。在这方面，历史学者可以从人类学家身上学到一二，因为后者更习惯从活生生的人身上多于从文献中学习。

【乙】我说“人还在”，我的意思是人们从历史中走出来吗？不错，我的确是这个意思。每当我走访一个地方，我会特别留意该地方是否一直有人居住，定居的历史有多久。在这些地方，你还可以看到知识代代相传，尽管人们已受现代教育、电视和互联网的影响甚深。你还可以从当地人的谈话中，听出书写传统在当地出现以来，对人们发挥了怎样的影响。我猜过去的私塾先生、歌者优伶、乡村道士，都曾经以他们的文献，在乡村传播着某种原生的知识，情况就好比我们今天的学校教育和现代媒体把过去这些知识逐渐擦掉一样。你从人们谈话的方式捡拾到一点这方面的历史，这样一种聆听历史的方法的窍门是：重要的不在于人们说些什么，而在于他们如何说。如有一次在山东，我问一位老人家为什么他的村子只有一个姓氏，他回答说：嗯，在过去，很少男人会入赘到这个村子来。

历史学家从一个参与的观察者转化为科学的观察者—―我知道用“科学”这个词不是太恰当，我的意思是我们要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不错，中国正以惊人的速度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但中国依旧是中国——依旧是那个中国人从他们的历史中取得诸多灵感的中国。

（摘编自科大卫《历史人类学者走向田野要做什么》）

①随着技术发展的速度越来越快，一些人开始将现代社会出现的诸多问题归咎于技术，批评它给人类带来惰化和异化，似乎技术成了一种泯灭“人性”、弱化心智的异己力量。然而，他们压根儿没有认识到这样一个关于技术本质的命题，即技术恰恰就是展现人的本质的主要方式之一。

②我们往往认为，人之所以能够区别于其他动物，是因为人可以制造工具。但事实上，一些灵长类动物似乎也有“制造工具”的能力，只不过动物制造工具的本质只是利用一些实物在外力作用下自然生成的状态，来完成一些出于生物本能的动作，可人就不同了——石器时代的人已经会按照事先已有的意图来“拣”“砸”或“磨”石块，以赋予其特定的功能，这才是所谓的“技术”。从这样的意义上说，技术实际上是制造者将心智的运作外化到某种媒介上。

③当我们这样来理解人制造工具的含义时，我们就可以更好地理解 与文明发展、 之间的内在联系。在近代科学产生之前，人类的心智运作主要依靠经验。这些经验一般是对自然对象或现象的模仿，例如模仿蜘蛛织网捕鱼等等。随着近代科学的产生，新的技术正在通过创造新的媒介而改变人们保存、传播和获取知识的方式。例如我们知道，任何语言的表达和交流都离不开一定的物理载体。得益于笔墨、造纸、印刷术的出现和推广，人类自从有了文字，语言就超出了单纯基于自然媒介的口语阶段。这使得近代人类文明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在以纸质文本为标志的知识载体中。

④文字的发明之所以如此重要，就在于它成功地把人记忆的知识外化，让我们不必再去面对丢失记忆的惶恐。不过，记忆并不是一个只用堆放知识或信息的仓库，而是包含着对知识进行分类、整理、检索等认知活动的过程。所以，文字实质上只是人的记忆所存取信息的一种外化“标记”，这种“标记”如果不刺激人的感知系统并与记忆过程相关联，那么就没有其自在的意义。也就是说，书写文明所外化的只是人类的认知成果，而不是人的认知能力。

⑤数字电子媒介与纸质媒介相比，除了在信息的储存和转换方面具有很大的优势外，更重要的是在一定程度上外化并延伸了人的认知能力。例如，我们通过键盘快速地进行文字的输入，而且可以借助它所提供的“菜单”方便地进行存取、剪切、复制、粘贴、删除、查找和替换等一系列操作。你不必考虑是在写开头还是中间或是结尾，只需一键之劳便可将任何一段文字挪到任何地方；你的万千思潮可以直接涌上屏幕，只要把飞着的思想抓过来就行了。这样一来，写作和思维的方式就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⑥这正是人类当下的状态，不仅仅满足于将心智运作的结果外化，而且开始把能够创造和处理符号的认知能力外化，这样看起来，电子计算机的问世无疑是一座里程碑。

传统电话可以满足人们跨越空间进行即时通讯的需求，而如今的智能手机则在此基础上扩展出了更多用于通讯的功能，如语音输入、信息撤回、图像传输等等。这样的变化不仅改变了通讯的形态方式，更重要的是它能够反映和影响人们在通讯过程中的认知能力。

中国建筑的希望

梁思成

建筑之始，本无所谓一定形式，更无所谓派别。所谓某系或某派建筑，其先盖完全由于当时彼地的人情风俗、政治情况之情形，气候及物产材料之供给，和匠人对于力学知识、技术巧拙之了解等复杂情况总影响所产生。一系建筑之个性，犹如一个人格，莫不是同时受父母先天的遗传和朋友师长的教益而形成的。中国的建筑，在中国整个环境总影响之下，虽各个时代各有其特征，其基本的方法及原则，却始终一贯。数千年来的匠师们，在他们自己的潮流内顺流而下，如同欧洲中世纪的匠师们一样，对于他们自己及他们的作品都没有一种自觉。

19世纪末叶及20世纪初年，中国文化屡次屈辱于西方坚船利炮之下以后，中国却忽然到了“凡是西方的都是好的”的段落，又因其先已有帝王骄奢好奇的游戏，如郎世宁辈在圆明园建造西洋楼等事为先驱，于是“洋式楼房”“洋式门面”，如雨后春笋，酝酿出光宣以来建筑界的大混乱。正在这个时期，有少数真正或略受过建筑训练的外国建筑家，在香港、上海、天津……乃至许多内地都邑里，将他们的希腊罗马哥特等式样，似是而非地移植过来，同时还有早期的留学生，敬佩西洋城市间的高楼霄汉，帮助他们移植这种艺术。这可说是中国建筑术由匠人手中升到“士大夫”手中之始；但是这几位先辈留学建筑师，多数却对于中国式建筑根本鄙视。近来虽然有人对于中国建筑有相当兴趣，但也不过取一种神秘态度，或含糊地骄傲地用些抽象字句来对外人颂扬它；至于其结构上的美德及真正的艺术上的成功，则仍非常缺乏了解。现在中国各处“洋化”过的旧房子，竟有许多将洋式的短处，来替代中国式的长处，成了兼二者之短的“低能儿”，这些亦正可表示出他们对于中国建筑的不了解态度了。

欧洲大战以后，艺潮汹涌，近来风行欧美的“国际式”新建筑，承认机械及新材料在我们生活中已占据了主要地位。这些“国际式”建筑，名目虽然笼统，其精神观念，却是极诚实的。这种建筑现在已传至中国各通商口岸，许多建筑师又全在抄袭或模仿那种形式。但是对于新建筑有真正认识的人，都应知道现代最新的构架法，与中国固有建筑的构架法，所用材料不同，基本原则却一样——都是先立骨架，次加墙壁的。这并不是他们故意抄袭我们的形式，乃因结构使然。我们若是回顾到我们古代遗物，它们的每个部分莫不是内部结构坦率的表现，正合乎今日建筑设计人所崇尚的途径。这样两种不同时代不同文化的艺术，竟融洽相类似，在文化史中确是有趣的现象。

我们这个时期，正该是中国建筑因新科学、材料、结构而又强旺更生的时期，也是中国新建筑师产生的时期。他们自己在文化上的地位是他们自己所知道的；他们对于他们的工作是依其意向而设计的；他们并不像古代的匠师，盲目地在海中漂泊，他们自己把定了舵，向着一定的目标走。我认为，他们是最有希望的。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