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一个健康的中国，需要一个健康的文艺市场，中国的崛起，更离不开科学家。明星片酬越来越高，高得离谱。2014年，李连杰被问到其片酬高达6000万一事，不屑地称：“太低了，2000年我就拿到1000万美金，按当时汇率相当于8000万。”这个世界真是太疯狂了！

那些终生投身科研的科学家，大多都是身居陋室，连钱学森都是住百八十平方米的旧房子。而大明星们，住豪宅、开豪车，广告收入动辄七八位数，像天上掉馅饼一样容易。这种现象的存在，让成长过程中的孩子难以形成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孩子们都已经变得很现实，觉得搞科研是没有出息的。他们的人生目标不是升官就是发财，而当明星更是名利双收。这就是我们当今的社会，价值观严重地扭曲。科学家地位远不如演艺明星，是时代的悲哀。

一个浮躁的社会，人们追逐的都是表面的光鲜亮丽。于是各种包装炒作，让人们失去了自然和本真，浮躁的气息扩散到每一个角度，使得现代人已经不再关注社会的本源，而是追求虚无的奢侈浮华。

中国正处于转型时期，互联网变革的洪流又让人们惴惴不安，人们都在寻找精神依托。我们需要能够给国人做正确价值导向的“名人”，而恰恰社会上又非常缺少这种角色的存在，有文化、有担当、有历史责任感的名人太少了。正是因为没有真正的思想舵手，才使很多明星、网红爬到了时代之巅，负面影响将非常深远。人们不得不思考：中国精神在哪里？中国复兴从何谈起？

材料二：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公布了2015年的国际学生能力测试（PISA），结果显示，美国“将来期望进入科学相关行业从业的学生比例”为38%，中国只有16.8%，还不及OECD国家的平均值。

去年，物理学家霍金开通了个人微博，短短半个月粉丝数量突破了350万。事实上，霍金之所以在全世界拥有数量巨大的粉丝，不光因为他对广义相对论的贡献，还来自以下趣事：他在美国热门电视剧《生活大爆炸》中扮演他自己，利用电子发声器与美国的摇滚乐团录制歌曲。写得了论文，做得了网红，酷劲十足，这就是霍金的魅力，也是科学家的魅力。

整日埋头于实验室，甚至抱病工作，英年早逝，在我们的宣传中，仿佛科学家不历经坎坷，他们的道德形象就不高大。而事实上，有血有肉、有喜怒哀乐的科学家形象更能凸显人生的高度和厚度。科学家对于孩子们的吸引力，除了科学本身的魅力，很大一部分是要靠科学家来具体化和人格化的。

对青年人来说，收入和地位等现实因素也极大地影响了职业理想的选择。科学家的经济回报和社会地位似乎不如明星、企业家也是当下的现实。现在，我国的国家最高科技奖奖金每人500万元人民币，由国家主席亲自颁发，正在创造良好的社会效益。我们应以此反拨社会潮流，让科技人员真正感到既有“面子”，又有“里子”。

让科学家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明星，成为孩子们争相崇拜的偶像，唯有如此，当科学家才能重新成为孩子们的职业理想。

（摘自2017年1月19日《光明日报》第6版）

材料三：

社会发展到今天，必须承认和接受其多元性和复杂性。各行各业都出精英，只不过用的评价标准不同罢了。把屠呦呦和黄晓明放在一起比较，是一种危险的逻辑。正如一提援外、减免他国债务，就有人提我国的贫困人口一样，如此对比似乎已成为一种万能诡辩术。如果用北京的房价来衡量青蒿素的学术价值，会得出什么结论呢？如果用一些方法降低“黄晓明们”的收入，限制“黄晓明们”婚宴和礼金规模，这又会是怎样的情形？

市场与行政力量当各归其位，各司其职，各尽其力。屠呦呦的反面教材，不是连结婚都会躺枪的黄晓明，也不是娱乐圈这个花花世界。演艺明星即使再奢华，也不会让科学家们眼红。反而是学术界内的各种失范现象，如学术造假、学术浮躁、科研体制僵化、收入分配不合理、科研机构衙门化、人才培养机制受阻等，才是阻碍科学家发挥更大作用的环境因素，从长远说，也损害了科学家在国人心目中的形象。

（摘自2015年10月13日《新华每日电讯》）

材料一：

中国工程院院士、吉林农业大学教授李五是我国知名的菌物学专家，致力于食用菌产业推广，让食用菌广泛走上百姓餐桌，带动农民脱贫增收。

目前全国500多个贫困县中，有很多县因地制宜，都首选发展食用菌产业。“木耳院士”和他的“扶贫战队”在全国40多个贫困县（市）留下足迹。据不完全统计，这些年李玉团队在全国建立了30余个食用菌技术推广基地，培训技术骨干8000多人，辐射带动农民3万余户，累计推广食用菌数量50多亿袋，创造直接经济效益近60亿元。

从1978年年产量仅5.7万吨到如今年产量近4000万吨，李玉认为，食用菌具有“不与粮争地，不与地争肥，不与农争时”等特点，它的推广还能实现农业废弃物的资源化，推进循环经济发展，前景十分广阔。

虽然年途古稀，李玉从未停下食用菌科研和推广的脚步。在李玉心里，尽管食用菌产业已遍布全国，但很多地方的生产技术落后，优质品种选育缓慢。“我希望结合 互联网和人工智能技术，以工业化思维指导食用菌特色产业发展，实现全产业链智能化升级改造。”他说。

（摘编自《“木耳院士”和他的“扶贫战队”》《新华网》 2020.05.18）

材料二

（摘自《齐鲁晚报》20160707）

材料三

中国农业经济学会会长尹成杰自豪地表示，在世界上我们国家是唯一一个实现联合国提出的消灭贫困千年发展目标的国家，所以我们的扶贫成就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

作为长期在农业领域工作的专家型领导，他对扶贫提出自己的思考，产业扶贫是最为基础、最为有效的扶贫模式。他说实施精准扶贫脱贫工作中创造了多种扶贫模式，其中产业扶贫、科技扶贫、教育扶贫、易地搬迁扶贫、消费扶贫、电商扶贫等等，都取得了很好的成效。但从扶贫脱贫实践当中我们看到产业扶贫还是带有根本性的，多种多样的扶贫模式，最终还是要依托产业、借助产业来发挥持续脱贫扶贫的作用。三产联动扶贫这种模式也是一种新业态，它是产业扶贫的丰富、深化和发展。

（摘编自《世界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大国即将告别农村绝对贫困》《中国经济周刊》 2019.10.18）

材料四

今年3月，广西壮族自治区扶贫办等8部门联合印发《进一步推进消费扶贫工作的实施方案》，明确了下一步消费扶贫的工作目标、基本原则等。

方案指出：消费扶贫的工作目标是按照中央、自治区有关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策部署，积极探索粤桂扶贫协作、政府和企事业单位采购、民营企业参与等多种途径，以拓展贫困户增收渠道、巩固脱贫成果为目的，以促进扶贫产品稳定销售为重点，推动各类市场主体与贫困地区建立长期稳定的产销关系，帮助贫困地区扩大农产品销售渠道，构建消费扶贫的长效机制。消费扶贫的基本原则是坚持市场导向，鼓励支持各类市场主体积极参与，合法诚信经营扶贫产品，实现合作共赢；坚持服务贫困群众；坚持多方发力，鼓励、支持、调动民营企业和广大群众积极参与，促使形成消费扶贫的强大合力；坚持线上线下同步开展，拓宽销售渠道。

（摘编自《构建消费扶贫的长效机制》《广西日报》2020.06.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