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之勇
君子之道早已成为中国人心目中的理想人格和行为典范。而在君子的德行中，“勇”又受到相当的重视。中国古代文化中，一方面，“勇”的观念与战争时代的背景紧密关联；另一方面，“君子之勇”的内涵随着儒家圣贤的诠释和践行，也展开了十分多元和丰富的维度。
儒家思想体系中，“仁”乃全德，统摄其他所有的君子之德。换言之，真正的君子之勇，是统摄于仁的目标之下的，是为实现和维护仁义而产生的顽强刚毅的意志。孔子提出“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强调“勇”对君子人格不可或缺。只有勇且有仁的那些人，才称得上是君子之勇。孔子面对陈蔡绝粮和匡地被围的绝境，依然弦歌不辍；孟子敢于挑战权威，“虽千万人吾往矣”；司马迁面对汉武帝盛怒，敢于出面舍身为李陵辩护；文天祥写下“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毫不动摇慨然赴死……究其根本，皆是因为他们内心里对于“仁”的信念的笃定不移，以“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为人生信条。
随着“勇”的观念的普遍化，其内涵也日益丰富。人们逐渐将“勇”纳入“礼”的范畴讨论，指出缺乏礼的指导和规范，以血气论勇、以武论勇，“勇”就会生乱。孔门弟子中子路以勇敢著称，“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说的就是子路之勇。在子路问到“君子崇尚勇敢吗？”时，孔子说：君子把义看作是最尊贵的。君子有勇无义就会作乱，小人有勇无义就会去做盗。事实上，子路之勇是外发之勇、血气之勇、勇武之气，表面上看是一种值得赞美的道德，事实上却是君子需要戒惧、警省和超越的。君子崇尚“勇而有礼”，因为“礼”所表达的，是一种敬畏之心。勇而有礼，恰恰说明君子之勇并非自大狂妄，而是在敬畏的同时有所承担。
勇有大勇和小勇之分。孟子认为“小勇”即匹夫之勇、一夫之勇、血气之勇，“大勇”即文王之勇、武王之勇，目标在于除暴安良、安天下民。由此可知，君子之勇一定是大勇而非小勇。君子之勇，是使命担当，是心怀天下苍生，是苏东坡所说的“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是鲁迅所言的“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与我有关”。
另外，君子之大勇其实还包含了“每临大事有静气”的沉着和定力。自古以来的贤圣之人，也正是君子之人格进阶目标所在，无一不是内心强大之人。他们之所以能够做到“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麋鹿兴于左而目不瞬”，正是基于对天道的了悟和通达。
知耻而后勇。敢于承认和面对自己的缺点也是需要勇气的，君子的道德功夫在于不断提升和完善自己的人格境界。“日新之谓盛德”，正如子贡所说，“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君子之勇，是因为他们着眼的是自己人格的突破与提升，并不怕颜面有失。
君子之勇，是君子仁爱、礼义、自省自律、诚意正心的人格呈现，也是君子在漫长的成长和自我锻造中铸就的磅礴之力。
（摘编自《学习时报》2021.11）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 A．君子之道是中国人心目中的理想人格和行为典范，而其中最受重视的“君子之勇”的内涵更是具有十分多元和丰富的维度。 |
| B．“勇”是顽强而刚毅的意志，是为实现和维护仁义而产生的，它统摄于仁的目标之下，对君子人格不可或缺的。 |
| C．仁者比勇者来说是更为难得，因为仁者的内心必须具有勇气，但不是所有的勇者都是具备君子仁义之德，君子勇且有仁。 |
| D．中国历史上的名士先贤们或安时顺命或刚直不阿或慨然赴死，皆因他们内心有对“仁”的笃定信念，是真正的大勇之人。 |
| A．文章列举众多古今名人的言论及事例，通过对他们精神内涵的分析梳理和评论，从多个角度展开论述表达观点。 |
| B．文章首先提出“君子之勇”的概念，接着从“有仁”“有礼”“大勇”“知耻”等几个方面对君子之勇进行全面论述。 |
| C．文章在论述“知耻”时引用子贡关于君子改过的评论，使说理更加深刻、思辨，论证严谨准确，文章更有思想深度。 |
| D．君子身处绝境而“弦歌不辍”，子路却“暴虎冯河”。文章将孔子和子路进行对比，意在强调君子需“勇而有礼”。 |
| A．专诸刺王僚，要离刺庆忌，不过是小勇，匹夫之勇，而天子一怒，伏尸百万，流血千里，才是大勇，君子之勇。 |
| B．君子之大勇要求人沉着和有定力，君子对天道了悟而通达，他们内心强大，面对大事能心静如水，沉着应对。 |
| C．生活中，有许多物质名号和利益的诱惑，多数人难以摆脱。能不以贫贱富贵累其心者，可以称得上是具有君子之勇。 |
| D．君子之勇者，能“知耻而后勇”，他们不回避自己的缺陷，不怕颜面有失，而是努力提升完善自己的人格境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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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一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国内社会和文化社会的变化，构筑文学理论的核心“文学性”概念已悄然发生变化。从单纯的文学文本到广泛的社会文本，从审美性、文学性到政治性、文化性，“文学性的扩张”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它和当代媒体文化、视觉文化的发达不无关系，但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是90年代以来社会结构同时也是社会话语系统的转型。这就要求我们突破过去文学观念的种种局限。
局限之一是精英文学观。这是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但一直没有得到很好反思。实际上，所谓“精英文学观”，并不是认为精英文学和大众文学有绝对的分野——在延安时代的赵树理文学也是一种精英文学——而更多是一种要扶持某种文学类型、文学势力以及文学创作成为正统主流的姿态。这种“扶正”会扼杀多样性，因为它会使文学陷入一种单一标准统摄的、忽视个体独特性的模式中。
局限之二是文学文本化。传统的文学研究要么把“文学”理解为“思想”，要么理解为“语言”，要么是合二为一，但都是悬空建立在文本基础上。
这种虚化的文本，一方面忽视了文学的“物质性”。传统的文学研究从来不关注文学的物质载体，比如说书籍报刊，比如说图书的装帧、印刷、出版、发行等等。以鲁迅的小说为例，小说集《呐喊》中多篇作品是先刊印在《新青年》杂志上的，那么从杂志刊行到最后辑成单本出版其间是否有变化？《呐喊》的装帧设计、装订形式、书籍用纸等又是如何？现代文学的研究者认为这些问题是“小道”，往往不予关注，但事实上，洋装本还是线装本，往往暗藏着思想文化的交锋。
另一方面忽视了文学的“活动性”。现代文学之不同于古典文学，除了众所周知的思想意识、审美趣味、语言工具等，还与其生产过程以及发表形式密切相关。换句话说，在文学创作中，报章等大众传媒不仅仅是工具，已深深嵌入写作者的思维与表达。所谓思想意识、审美趣味、语言工具等，显然是就文本而言的，但这个文本不是凭空产生的，作为文化产品它是有生产过程的，不仅有生产，同时还有消费过程，以及这之间的传播过程。但是在传统的文学研究中，这些是最被忽略的。相反在新文史中，阅读史、图书史是相当重要的一个门类。美国著名新文化史学者罗佰特·达恩顿就以研究阅读史而闻名，他曾经谈到自己的研究主要是“我感兴趣的是从更加广阔的视野来考察书籍的历史，讨论印刷品是如何进入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的这一核心问题”。显然，在文学作品如何被阅读、如何进入普通读者生活这方面，文学研究做得还远远不够。
对活动的关注，也就是对“过程”的关注。学者周武就认为，以往的文化史基本上是结果（文本本身）的研究，而新文化史更专注于过程的研究。所谓结果的研究，指的是对最终事实的研究，即对已成为事实的唯一可能性的研究，对思想家或学人而言，这个最终事实就是思考的文本化成果。所谓过程的研究，则是对文本化成果的探索与思考过程的研究。我们往往把目光集中到文本本身，因此对文本的处理，对文本的梳理与解说，就成了以往文化史研究的中心环节。这种状况现在正在发生变化，开始慢慢走出单纯的文本研究的方式，开始关注这些观念、态度、学术、思潮是在什么样的语境下出现的，在特定的语境里面又是怎么变化的，它的传播渠道是什么，它的读者又是哪些人，哪些人出于怎样的理由接受或者反对……简单来说，这一类型的文学研究关注的是一种充满了细节的过程。
显然，如果“文学”不作为这样一种文化活动的过程来理解，它始终是无法获得一种超越纸面的立体感的。
（摘编自邓金明《“新文化史”与文学研究的新视野》）
材料二
以往学界对现代文学传统的梳理主要聚焦于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传统，或写实、批判、抒情、大众化传统等。这种研究范式有待完善，因为上述对文学传统的概括只包含了创作方法、文本特征、教化宗旨的传统，而没有包括社会学意义上的“写作传统”和“文类功能传统”。中外文学史上，文学参与历史言说是常有的现象。文学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现代文学与历史深度融会，因而积淀成一种前后相继、堪称传统的写作现象，并演化为具有本质意义的写作传统。
现代文学对历史的认知作用是不可否认的，文学研究理应重视这种作用。在历史学研究中，鲁迅、茅盾、老舍、丁玲、闻一多等人的事迹和作品经常被当作佐证史料而引用。现代文学能够被用作历史研究之辅助的根本原因正在于它固有的“以文见史”传统的存在。站在文学的立场上，完全有必要以文学为本体来考察这一传统的诸多方面，这对把握作为特殊历史的百年中国文学史是必不可少的。
“以文见史”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写作传统。梳理这一传统有助于理解新文学重视历史表意功能的特征，从而更好地理解现代文学主动承担历史责任的机制。文学参与历史建构的传统在五四文学之前的进步人士那里就已经开启。中国现代文学是一种善于到历史中寻求资源的文学，现代作家在“人”的建构过程中，首选的是历史批判的路径，而不是将世俗生活合法化的路径，梁启超、鲁迅等人都选择了前者。
（摘编自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现代文学“以文见史”的写作传统》）
1．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 A．对何为“文学性”的理解是构筑文学理论的核心，而在20世纪90年代前，我们并没有形成对“文学性”这一概念的清断界定。 |
| B．“精英文学观”是一种正统主流的文学观，但容易使文学创作处于一种单一标准的模仿与反复，不利于文学多样性的发展。 |
| C．传统的文学研究或研究文学作品承载的思想，或分析文本的语言构成，或将思想与语言合二为一，这些都是关注文学物质载体的表现。 |
| D．如果文学想要获得一种超越纸面的立体感，就得将其作为一种文化活动的过程来理解，而不仅仅是对其结果进行研究。 |
| A．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结构发生变化，社会话语体系也在转型，因此我们的文学观念也应该有所更新变化。 |
| B．同一篇文学作品，当其发表的刊物不同，或者其装帧设计、装订形式等发生变化时，作品背后的思想文化也有可能随之变化。 |
| C．生产、消费、传播过程的不同，这是现代文学与古典文学最大的区别，在传统的文学研究中，很多学者往往忽略这个区别。 |
| D．梳理“以文见史”的写作传统有助于理解新文学重视历史表意功能的特征，从而更好地理解现代文学主动承担历史责任的机制。 |
| A．明清时期，《西游记》的传播方式主要以书籍文本为主，而到了现当代，戏曲、电视等艺术形式以各自不同的表现手法传播演绎《西游记》。 |
| B．《红楼梦》以贾宝玉为视角，以贾宝玉与林黛玉、薛宝钗的爱情婚姻悲剧为主线，描绘了一批举止见识出于须眉之上的闺阁佳人的人生百态。 |
| C．由曹禺先生创作的戏剧《雷雨》直到今天依然常演不衰，在不同的时期，观众总能从这部作品里感受到人性的力量，并找到与戏剧美的共鸣。 |
| D．对于《儒林外史》的态度，有一个现象值得关注：文人往往对《儒林外史》给予很高的评价，而一般的大众读者却对《儒林外史》反应平平。 |
5．对于文学研究，请依据文本谈谈材料一和材料二的侧重点有何不同，并结合材料进行分析。
经典承载着思想，以智慧为内涵，经典不仅仅限于事实层面“真”的追求，而是在更广的意义上表现为对真善美的关切，后者同时又包含价值的内涵。经典的形成总是与特定的文化背景、特定的民族和地域相联系，因而经典具有了某种特殊品格。
但是，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还表现于它的超时代价值。《论语》中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体现了春秋时期政治体制及伦理关系中的价值取向，同时也内含从普遍的文化层面加以阐释的可能，例如，今天我们可以从责任意识和义务意识的层面进行阐发，思考如何使个体充分履行各自义务的问题。
经典不仅有超越时代的价值，更有超越地域的世界性的意义。真正的经典既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它是世界文化共同财富的组成部分。中外经典，概莫能外。柏拉图的《理想国》是西方文化中的经典，其重点讨论的正义问题的意义和价值不只适用于西方；儒家典籍《论语》讨论的仁道原则，其意义同样超越中国。在不同的文化尚未相互作用时，这样的意义也许隐而不彰，但当不同文化彼此相遇，经典的世界性的意义就会显现出来。
承认经典具有普遍意义，就意味着我们要开眼界。在阅读、理解经典的过程中，如果眼界封闭，常常会给经典的理解带来多方面的限制；而视域的扩展，则有助于更深入地把握经典。因此，一方面，我们需要引进来，借鉴西方历史演化过程中积累的文化成果；另一方面，我们也需要主动走出去，参与世界范围的百家争鸣。不管是西方文化的引进来，还是中国文化的走出去，都既要以其各自的特殊内涵为背景，也要以它们所具有的普遍意义为前提。
承认经典具有普遍意义，还要再反思。再反思就是在承认经典所拥有的超越时代与地域的普遍性的前提下，对时下一些流行看法进行理解和反思。如“以中释中”，即以所谓纯粹传统中国概念去理解中国的问题，这种思路明显忽视了经典的普遍意义。外来语已逐渐输入并融入现代汉语，这也不可避免地带来外来思想和观念内容。当我们用受外来语影响的现代汉语去理解经典时，相应地也受到外来语背后的深层思想和观念的影响，因而，试图以“纯而又纯”的中国观念去解释以往的经典，事实上已缺乏可能性。与之相比，王国维在20世纪初所倡导的“学无中西”的观念则更具有开放意识，他就是在当时世界文化融合的背景下，以世界文化视野来反思和理解多样文化经典的。近代梁启超、章太炎、梁漱溟等大儒者，他们尽管以回归或延续儒学为学术旨趣，并对西方文化有各种批评，但他们对以往经典的诠释在不同层面上都受到西方外来观念的影响，都体现了“学无中西”的理念，这也就是他们的学说被称为“新儒学”的重要原因。
（摘编自杨国荣《经典的意义》）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经典产生于特定的文化背景，具有民族性、地域性、跨时代性，及世界性的普遍意义。 |
| B．虽然经典有特殊品格，但我们可以从普遍意义的层面对经典作出具有现代意义的阐释 |
| C．经典具有特殊品格又有普遍性，理解与解读经典要引进来，也要参与全球文化的争鸣。 |
| D．近代梁启超、章太炎等大儒学无中西，在儒学阐释研究中受到了西方外来观念的影响。 |
| A．文章从“超时代价值”和“世界性意义”两个层面来论证经典所具有的普遍意义。 |
| B．文章以“经典具有普遍意义”为前提，进而提出要以开放的视野来阐释经典的建议。 |
| C．文章比较了“以中释中”与“学无中西”的不同点，旨在反思以“中”为主的偏颇。 |
| D．文章从正面强调要认识经典的普遍意义，相应地批评了忽视经典普遍意义的观点。 |
| A．要想更好理解经典的内涵，应该摆脱经典特殊性的限制，着重分析它的普遍意义。 |
| B．中国文化只有“走出去”参与世界范围的“百家争鸣”，才能体现“学无中西”。 |
| C．反思“以中释中”的观念，不排斥以“纯而又纯”的方式去解释中国以往的经典。 |
| D．外来语在思想和观念上影响现代汉语，现代汉语也必然会在文化互动中影响西方。 |
《孔雀东南飞》体现出的美是多种多样的，如故事的真实之美，人物的形象之美，兰芝的人格之美，诗句的语言之美以及整体的悲剧之美。其中最为人传颂和最令人扼腕叹息的是整体的悲剧之美。
《孔雀东南飞》在语言的陈述上充分运用了赋、比、兴的手法，表现出作者浓厚的文字功底，也从中体现出悲剧的语言之美。虽然《孔雀东南飞》是一个悲剧故事，诗中语句铺陈也是为了渲染悲剧气氛和诉说作者的控诉，但无论是叙事还是抒情语言的运用都能让人体会出美感。如开篇第一句用“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起兴，喻刘、焦二人彼此眷顾之情，情调凄恻悲惨，布置了全篇的悲剧气氛，暗示了故事的悲剧色彩。后来兰芝回家时，作者描写兰芝离开刘家的一节中，从装束、衣饰、姿态、容颜多处铺叙，极写兰芝的精妙动人，从容镇定。句式整齐、辞藻华丽，不但造成了声调和色彩美，而且对塑造人物、抒发感情都起了极好的效果。
《孔雀东南飞》的故事发生在东汉末年，正是封建势力非常强大，并处于蓬勃发展的年代，封建宗法势力不允许人们对它的权威产生异动，否则就只有迈向死亡。焦、刘一心想做无转移的“磐石”和纫如丝的“蒲苇”，但封建势力实在太强大了。《孔雀东南飞》在抗争失败和爱情毁灭中体现出了美学意义，体现着一种悲剧的反抗美。他们并不是不热爱生命，他们坦然地选择死亡，是用自己的生命对封建家长制作出自己所能作出的最大反抗，显示出人物不屈于压力，不肯苟且的坚韧与顽强，充满高贵与尊严。只要仲卿、兰芝不放弃他们的婚姻爱情，他们就会向封建礼教、封建家长制做反抗，在无法找到其他有效的反抗方式的情境下，他们为守护自己的美好爱情只有选择死。在那个时代的社会现实中，选择死是他们所能选择的唯一有效的抗争和永远的守护。
悲剧在将人生中最残酷的一面呈示给我们，引起我们惊怵的时候，更激发我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孔雀东南飞》中体现出被压迫者光辉人格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的最美表现，环境的残酷与转变提高了人物的精神，唤起人们对美、对人生的追求。老舍说：“悲剧是描写生死攸关的矛盾和冲突，它关心人的命运，它郑重、严肃，要求自己具有惊心动魄的感人力量。”这种力量通过“悲”反射出美，通过“毁灭”展示出美，从而使作品迸发出崇高悲剧的美学价值。焦、刘二人为维护人格尊严和争取婚姻自主、生活幸福的可贵行为与顽强精神激励着后人追求幸福和自由。他们的悲剧是在对人的生命的伟大的关怀中产生的，因此，它能走进各个时代人的心灵，让我们在享受美感和毁灭的巨大冲击中产生对人生的思索，从而达到悲剧的人生美。
纵观全诗，悲剧中使人产生一种冲劲、一股激情，鼓舞人们化悲痛为力量，用悲剧的美，悲剧的力量去唤起希望，进行斗争，激励人们冲破黑暗、迎接曙光，提醒人们珍惜自己拥有的东西。《孔雀东南飞》在中国古典悲剧史上占据一个特殊的地位，虽然作者在创作的时候或许并没有“悲剧美学”这样一个概念，但《孔雀东南飞》确实为我国的悲剧美学艺术奠定了基础。
（选自崔玉博《浅谈〈孔雀东南飞〉中的悲剧美》，有别减）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孔雀东南飞》的作者有浓厚的文字功底，在诗中充分运用了赋、比、兴的手法。 |
| B．焦刘二人因挑战强大的封建宗法势力，这就注定了他们追求美好爱情的悲剧结局。 |
| C．悲剧能激发人追求美好的生活，更能让人惊怵，因它呈示了人生中最残酷的一面。 |
| D．作为一个爱情悲剧，《孔雀东南飞》能唤起人们的希望，也鼓舞人们化悲痛为力量。 |
| A．文章采用递进式手法，环环相扣，逐一论述了《孔雀东南飞》的三种形式的悲剧美。 |
| B．文章在列举、分析具体事例的基础上，有力论证了《孔雀东南飞》悲剧的语言之美。 |
| C．文章指出《孔雀东南飞》体现着抗争的悲剧美，并进一步论述了这种悲剧美的必然性。 |
| D．文章引用老舍的话是为了论述《孔雀东南飞》有能够让读者去思索人生的感人力量。 |
| A．《孔雀东南飞》的悲剧在开头就暗示了出来，如果不采用比兴手法写作就难以做到。 |
| B．在封建礼教、家长制盛行的时代，焦刘很难找到其他反抗方式，唯一有效方式是死。 |
| C．焦刘的行为与精神激励后人追求幸福和自由，他们的悲剧走进了各个时代人的心灵。 |
| D．《孔雀东南飞》为我国悲剧美学奠定了基础，尽管当时可能没有“悲剧美学”的概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