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新乡贤”文化建设以其深厚的历史传承和创新性的当代建构，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下的时代诉求。

在今天的“城乡一体化发展”战略进程中，“新乡贤”的时代角色十分突出。他们很多人出自于乡村，成就于城市；成长于乡土，弄潮于商海，在乡村与城市的内在关联上，具有天然独特的优势。在现代化进程的趋势中，从基层乡土去看中国社会或文化的重建问题，主要是怎样把现代知识输入中国经济中最基本的生产基地乡村里去。作为输入现代知识必需的人这一媒介，“新乡贤”的社会建构，具有尝试破解百年中国乡村社会发展困境的珍贵价值。

传统中国文化深植于乡土之中，人和地在乡土社会中有着感情的联系，有着一种桑梓情谊——落叶归根的有机循环中所培养出的精神。在中国家族、乡土文化传承中，具有深厚的根系和广阔的脉系。乡土文化的有机循环，一如费孝通先生所言：“从农民一朝的拾粪起，到万里关山运枢回乡止，那一套所系维着的人地关联，支持着这历久未衰的中国文化。”“新乡贤”文化建设无疑秉承和凸现着这一传统文化的底色。

（摘编自王先明《“新乡贤”的历史传承与当代建构》）

材料二：

城镇化已经变成了一个滋味复杂的命题，近20年以来，它陆续将诸多治理困境呈现给了转型中的中国。在这当中，乡村空心化、乡村文化断裂、农村社会治理失败尤其令人忧心。人们的普遍感受是，中国乡村已经被一路高歌猛进的城镇化抛在了身后。正气喘吁吁地奔跑在它狭长的影子中。

稍微盘点—下就会发现，近年来以城镇化为关键词的农村报道少见正面的消息，浙江上虞“乡贤文化”确实是难得的例外。在这里，公共服务普及、基层民主建设与乡土文化的延续，公序良俗的形成有机地结合到了一起，一个兼具乡土性与现代性，既存续了人文精神，也展现了现代公共治理规律的新型乡村模式，呈现在人们眼前。

乡土社会是最能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特征的地方，也是中国现代转型中最艰难的部分。费孝通先生曾言，“从乡土社会进入现代社会的过程中，我们在乡土社会中所养成的生活方式处处产生了流弊”。现代社会是法理社会，乡土社会是礼俗社会；现代社会崇尚契约精神，乡土社会通行伦理规矩，简单嫁接与拿来主义在这里是行不通的。成功的乡土社会治理，需要礼乐政刑综合为治，需要从现代公共治理和传统人文精神中找到双重支点。

上虞的“乡贤文化”，正是对这两个方面的有机结合。乡贤是从乡村走出去的精英，他们回乡安度晚年，不仅能以自己的经验、学识、专长、技艺支援新农村建设，还能以自身的文化道德力量教化乡民、泽被故土。他们既了解乡土文化心理，又熟谙现代社会规则，既经历过传统文化熏陶，又具备了现代人文精神。他们离乡与返乡的过程，正是在文化意义上打通乡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过程，而他们返乡支援农村建设的过程，也是乡土社会启蒙和转型的过程。

因此，对乡村治理而言，发挥乡贤作用、培育乡贤文化要会用劲、用巧劲。上虞的做法有其地域特色，是地方政府有效探索的成果，但其所体现的“方法论”，当是中国乡土社会转型和城镇化的必然选择。它以自身的成功再次重申了两个判断：一、中国传统文化能够为现代社会治理提供智慧，二、中国社会必须以自身文化为基点完成现代转型。今天我们所致力于探索的“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需要以这两个判断为前提。

招商引资不算难，打造特色经济不算难，将某一地的GDP提升到某一数字也不难。对于城镇化中的乡村，最难的是继承和重塑乡土文化，重新找到自身角色，搭建一个“法情允谐”的基层治理构架，找到公共治理规则与传统礼俗的最佳平衡点。上虞的“乡贤回乡”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样板，也为乡村治理命题设置了一个讨论层次，应该有更多的探索在这个层面上进行。

（摘编自《浙江“乡贤文化”与乡村治理的采访和思考》）

材料三：

“乡贤文化”要“新”在与核心价值观的契合上。“乡贤”，过去多指有文化、有识见又善行乡邻的贤达之人。有史以来，乡贤就是维系中国乡村运转的重要力量。乡贤文化作为管理文化在中国乡土的一种表现形式，所以绵延不绝，显有其相当的存在价值与现实意义。然而，也应看到，我们现在涵育的“乡贤文化”，其主体不仅有别于旧时代乡贤，而且文化内涵既应传承过去见贤思齐、崇德向善的重要要素，更有着契合并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鲜明指向。况且，并不仅仅是有文化、能说会道的就是“新乡贤”，根本是要紧密联系乡村实际，围绕核心价值观在农民群众中的确立与弘扬来干事情、做贡献。明乎此，“新乡贤”才具有适应时代需求的新目标。“乡贤文化”的涵育才能保障社会主义特质的新方向。

“新乡贤”的确立成长与“新乡贤文化”的培育涵养，并非一蹴而就，既需要在火热的新农村建设中锻炼提高，更需要在核心价值观的落细、落小、落实上构建养护，还需要以乡情、乡愁为纽带，吸引和凝聚社会贤达反哺桑梓、造福乡里，扶持“新乡贤”，推介发展“新乡贤文化”。

（摘编自姬建民《涵育“乡贤文化”贵在其“新”》）

古典诗文中的“扁舟”意象

“扁舟”是中国古典诗文中最常见的意象之一，承载着中国古代文人淡泊世事、悠然自得的情感，形成了独特的扁舟情结。最早的“扁舟”，并非失意文人所特有，也不具备悲凉或者超脱的韵味。《史记》载：“范蠡既雪会稽之耻，乃乘扁舟浮于江湖。”这里的“扁舟”有隐遁之味，丝毫没有落魄江湖、身处世外的冷寂色彩。

“扁舟”在古代文人眼里，不仅仅是一只小船，它随着无数文人跌宕坎坷命运的无限延伸，演化为一种绝处逢生的处世观。在儒家提倡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处世准则支配下，古代文人或积极入世，或隐身出世。对于潦倒困厄的人来说，“扁舟”是他们寻求再生的一支苇草。“漂泊”是古代知识分子的宿命，也是“扁舟”意象的基本蕴含。古代知识分子或为生计、或为科举、或被放逐，他们背井离乡，天涯漂泊，充满无尽的羁旅乡愁。“扁舟”既是游子漂泊的凭靠，也是其羁旅之愁的寄托。唐代张若虚《春江花月夜》有“谁家今夜扁舟子，何处相思明月楼”的诗句，其中“扁舟”承载着游子无尽的漂泊之苦和思乡之情。杜甫诗中的“扁舟”意象出现得最频繁，表现漂泊思乡的意绪也最强烈。他诗中的“扁舟”意象，承载着诗人生活的苦难和不幸，是古代知识分子追求理想、历尽艰辛的典型写照。

“扁舟”意象的另一典型蕴含是“自由”。庄子说“饱食而遨游，泛若不系之舟，虚而遨游者也。”这是古代知识分子的人生理想。现实有太多压抑和束缚，他们渴望在“扁舟”中获得精神的自由。苏轼在《前赤壁赋》中借“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这一境象，表达了他面对被贬谪的处境，渴望摆脱精神苦闷，追求自由生活的强烈愿望。张孝祥的《念奴娇·过洞庭》以温和沉浸的心态，表达了与苏轼同样的心境：“玉鉴琼田三万顷，著我扁舟一叶……怡然心会，妙处难与君说。”一条小船附着于万顷碧波之上，在碧波中自由自在地轻漾，充溢着一种皈依自然、天人合一的“宇宙意识”和自由精神。

隐居是古代知识分子仕途失意的无奈选择及功成身退的理想归宿，是他们最后的精神家园。“扁舟”意象中既蕴含着他们人生的理想与期冀，也蕴含着他们失意的痛苦和灵魂的呼唤。范蠡是古代文人功成身退的典范，但更多人却是因仕途坎坷和无奈而萌生隐居念头，使“扁舟”成为他们仕途失意而隐居的一个意象。苏轼被贬黄州，写下“小舟从此逝，沧海寄余生”的诗句，流露出过隐居生活的念头。李白“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表明了他在现实压抑下，欲放浪江湖，过隐逸生活的强烈愿望。在常见的“扁舟”意象中，无论是矢志漂泊，还是追求自由，抑或是失意隐居，无不是中国古代文人心路历程的写照，虽蕴含仕途坎坷失意的无奈与消极，但为后世树立了忧国爱民、愤世嫉俗、自由洒脱的光辉典范。

老字号是指具有悠久的历史，在传承中形成了独特的产品、技艺和服务并拥有良好信誉的品牌。因根植于传统中国社会，老字号具有鲜明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背景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企业文化，很难被模仿和复制，因此，文化是老字号的立身之本。正是通过一个个老字号，珍贵的产品和精湛的技艺得以流传，传统的店铺形象得以展现。但是，在中国社会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过程中，老字号也遭遇了生存危机，很多被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成为被保护的对象。但与传统音乐、戏剧、曲艺、舞蹈、体育、杂技等非物质文化遗产不同，老字号有自己的生产，有自己的产品，有自己的技艺，有的还有自己的老店铺及博物馆，具有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双重属性。

传统意义上的文化遗产主要指有形文化遗产，根据《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它主要包括历史文物、历史建筑、人类文化遗址。一个重要的遗产项目，反映了古老的人类文明在这里产生发展，可能有一部分这样的文明，或者这样的一个文化，今天已经变了，但是一座古城或一个建筑群，是他们曾经存在的一个历史见证。老字号建筑就是中国重要工商业文化遗产的载体，透过一个个店铺、一块块匾额，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文化的变迁尽显眼前。

对许多老字号而言，其历史文化价值还通过无形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形式体现出来，如老字号的品牌、传说、工艺流程、商道文化等。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定义：非物质文化遗产指被各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所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体系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是以非物质形态存在的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世代相承的传统文化表现形式。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以人为本的活态文化遗产，它强调的是以人为核心的技艺、经验、精神，其特点是活态流变，突出的是非物质的属性，更多的是强调不依赖于物质形态而存在的品质。非物质文化遗产最大的特点是不脱离民族特殊的生活生产方式，是民族个性、民族审美习惯的“活”的显现。它依托于人本身而存在，以声音、形象和技艺为表现手段， ，并以身口相传作为文化链而得以延续，是“活”的文化及其传统中最脆弱的部分。中国于2004年8月加入联合国《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的定义，老字号所具有的“社会实践、观念表述、表现形式、知识、技能以及相关的工具、实物、手工艺品和文化场所”都可视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布的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有许多老字号企业的技艺与文化，如同仁堂医药文化、胡庆余堂中药文化、张小泉剪刀锻制技艺、景德镇手工制瓷技艺、南京云锦木机妆花手工织造技艺等等。老字号企业是一批重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载体，离开了这些老字号，此类遗产便可能失传。一些重要的技艺、产品和民俗只有在老字号企业的生产和实践中才能活化起来，从而得以传承和传播。同样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往往是这些老字号企业的核心财富，与其主要的产品和服务联系在一起，失去了这些遗产的内涵，老字号便名不副实。老字号已经与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融为一体，老字号的发展与否，不仅是关乎企业命运的问题，还关乎传统社会遗产能否传承和延续的问题。

（摘编自朱以青《老字号遗产资源的转化及其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