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文化遗产与生活相遇

陈凌

①6月13日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随着这个日子日益临近，各地纷纷推出线上活动，让观众在云端就能了解和体验文化遗产的独特魅力。

②灿若星辰的文化瑰宝，是历史的丰碑，是珍贵的记忆。漫步“海上花园”鼓浪屿，我们不一定能想象当年繁盛一时的景象，但一定能在历史风貌建筑散发的闽南韵味、南洋气息和欧陆风情中，感受到中西文化的交融交汇；置身唐代名刹大雁塔，我们可能无法复原“雁塔诗会”的盛况，但一定能在西石门楣上的线刻殿堂图中，领略唐代的盛世辉煌;走近陕西历史博物馆珍藏的“鎏金铜蚕”，我们不一定能体验到汉代鎏金工艺的精湛，但一定能在汉代养蚕缫丝之繁盛的故事中，了解先人开辟丝绸之路的伟大壮举。放眼神州大地，人文胜迹总是满载历史，一墙一瓦都是文化，山水之中皆有故事。我们理应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保护好历史文化遗产。

③每一个文化遗产，既是历史生活的一个片段，更是民族精神的传承载体。时间无言，但它却会通过一个个文化遗产，铭刻下历史的文脉、民族的记忆。而凝结在文化遗产之中的文明底蕴，不仅构成了我们这个民族的文化基座，还为民族的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深厚滋养。铭记历史沧桑，看见岁月留痕，方能更好延续文化根脉。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应让文化遗产“养在深闺人未识”，而应让其“飞入寻常百姓家”：不仅要保护好文化遗产，更应激活其内在的生命力。

④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文化遗产既然是“遗产”，那也恰恰说明，它与现代生活是有距离的。如何缩小这一距离，让文化遗产不只是一件件静止的作品，而是活在当下、活在人们生活里的有生命物品，这也正是需要持续用力的地方。这些年来，从《我在故宫修文物》《如果国宝会说话》等节日热播，到创意视频“文物戏精大会”刷屏，再到《故宫日历》、国家图书馆的《永乐大典》信笺等文创产品热销，这类文化现象也从侧面说明，做好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仅是激活文化遗产生命力的重要方向，也是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文化需求的有效途径。

⑤最好的保护是成为日常所需。历史文化的滋养，既在思接千载、视通万里的历史回眸之中，也在可感、可知、可参与的日常生活之中。当博物馆“打卡”日益成为公众休闲娱乐的重要方式，当故宫开发的文创产品频频卖断货，当陕西剪纸、遂昌龙粽等非遗伴手礼受到顾客青睐，“活起来”的不仅是文化遗产，更有民族的优良传统、文化的历史记忆。文化遗产曾有辉煌的过去，也应该有闪光的现在，并且还应充满生机地走向未来。让文化遗产与生活相遇，让它们亲民而不再“高冷”，有趣但不失厚重，这恐怕是擦亮文化瑰宝的必经之路。

⑥值得高兴的是，遗产日期间，多家网络平台将联合举办“非遗购物节”。一边是古老的文化遗产，一边是新兴的互联网业态，非遗“触网”启示我们，文化遗产完全可以融入当代生活。而这，也正是“让收藏在禁宫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的题中应有之义。

（摘编自《人民日报》2020年6月12日）

文艺评论的缘起是对文学的评论，所以文艺学的学科分类常被定义为“文学学”。随着人们对文化艺术存在和发展的规律性认识越来越丰富和理性，人们开始对文学、戏剧、影视、书画、舞蹈、曲艺等艺术形式的“评”与“论”归为文艺评论。

当下，有关文艺评论的发声不外乎三大类：一类是传统的文艺学体系派生出来的文艺评论，以观照文学作品为主，较少观照其他艺术形式的存在状态，可称为“学院派”：另一类是直接观照现实的电影、电视、歌剧、民间艺术等具体艺术的评论，从业者多是艺术院校、科研机构的工作人员，以评论具体而微的艺术作品为主，而与文学理论话语体系的交叉不甚紧密，可称为“专业派”；还有一类是所有文化艺术爱好者的评论，以观后感为主，类似于街谈巷议，但无论是文学或其他艺术形式，此类评论的基数最大，特别是随着新兴媒体、自媒体的大量涌现，其影响力不可小觑，可称为“爱好派”。当然，“学院派”“专业派”“爱好派”并不是截然分开的。往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仅有交叉的人，也有交叉的评论类型。

当下文艺评论的现状并不乐观。“学院派”的学科壁垒拘囿了评论广度，对艺术规律的认识也只是停留在文学规律的一重维度。因此，越来越学科化的学术框架造就了学科内部互难相通的话语体系，而那些跨学科的研究尚没有得到尊重和探讨。“专业派”能较好观照现实存在的各种艺术，但又容易陷入分析具体作品有余而规律性提炼不够的误区。“爱好派”的主要问题首先是良莠不齐，其次是带有强烈的主观臆断和个人化色彩，且评论者又容易转化评论对象，有时候甚至转去评论艺术从业者的道德、修养等。

着眼于文艺评论的现实语境，评论者本身是否需要一些必备的规制？对这一问题的讨论应该上升到传承发展民族艺术、文化软实力的高度。从“评论”本身去探讨“文艺评论”的规训，至少应该注意两个问题：

一是“评”的客观性、公正性和理性。王尔德说：“没有批评的官能，就没有艺术的创造。”所谓“评”，着重于价值判断，即“批评”或“评判”，所以“评”重在讲理。在文化艺术界。无论是评论具体的文艺作品，还是文化现象、文化思潮、文化事件，每一位评论者自然都有自己的见解，但是这见解的高低却无从度量，这就涉及评论本身该如何界定的问题。如果评论者仅仅是一个爱好者，他可以用“喜欢”或“不喜欢”、“好”或“不好”来评价，但对于以引导文艺创作为旨归的评论者而言，评判的标准比评判本身更重要。这标准包括评论者的立场、对被评论对象的资料掌握以及评论者的知识体系、技艺修为和眼界等。

二是“论”从哪里来。所谓“论”，着重于对观点的阐释或说明，即“分析和说明道理”，因此“论”的重点在讲出道理。张庚先生有一个著名的观点“论从史出”。但“论”还不只是从“史”出，还要从“实”、从“智”、从“对比”中出。这里的“实”包括生活的实际和艺术的实际。如果说文艺史是文艺评论的一面镜子。那么文艺创作的实际，更是评论者必须参考的一面好镜子。如果一个人只看过七八部甚至一两部歌剧，那么他评价一部歌剧的好坏是需要审慎的，因为他尚未真正步入歌剧的广阔天地。

所谓好的文艺评论，应兼具“学院派”的严谨思维、“专业派”的技艺知识和“爱好派”的热度与激情，同时，它还必须在史论结合而非主观臆断的坐标里去挖掘艺术的本质。

（摘编自景俊美《文艺评论的“评”与“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