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诗歌史上，用事与比兴的离合是值得注意的文学现象。在艺术思维方面，用事本身就与比兴关系密切。刘勰在《文心雕龙·事类》中较早阐发何为用事，他将用事解释为“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汉代以来，文人诗中如王粲《七哀诗》“悟彼下泉人，喟然伤心肝”，阮瑀咏隐士诗“伯夷饿首阳，天下归其仁”，都是称引故实，与诗人当下的情感会合勾连。以自然物象来比兴，与援引古事古辞来比兴，在思维上并无本质差异。汉魏以来，以“三曹”、建安七子为代表，用事总体上是与比兴相结合的，而这种艺术方法到阮籍《咏怀》组诗中也得到了极大的强化。

南北朝时期，诗歌用事朝着频次更加繁密、技巧更加新颖的趋势发展，同时也逐渐流于俳偶和铺陈，用事开始与比兴的艺术精神相疏远。《南史》记载，王僧孺“于书无所不睹，其文丽逸，多用新事，人所未见者，时重其富博”。谢灵运、颜延之更是精于用事的大家。用事在当时成为一种值得炫示的诗歌技艺，也引发了钟嵘“至乎吟咏情性，亦何贵于用事”的批评。在南北朝后期，随着五言新体诗的迅速发展，用事更加与俳偶、声律要素紧密交织，进一步成为新体诗创作中语言修辞的常见现象。到初唐时期，随着官方类书编纂的影响加大，用事的繁富程度和藻饰效果趋于极致，同时也在创作精神上与比兴传统十分疏远了。

盛唐诗人用事重新与比兴诗学传统呼吸相通，恢复了用事与比兴相合的传统，他们对诗歌用事的要求是，弱化学问性的色彩，强化“己意”和“兴怀”。在诗歌史发展的不同时期，用事与比兴的关系是离还是合，取决于那一时代的诗学观是将用事视为学问的逞示，还是将用事视为服从诗歌抒情本质的基本表现方法。盛唐诗显然是属于后者。

盛唐诗歌中用事与比兴的结合，在创作中的一个突出表现，是作者引用古代贤臣高士、英雄豪杰的事迹来抒写他们对于政治抱负、人生道路的思索。所用之事与所抒之旨，构成一种兴发感怀的艺术张力。从典故的内容来说，虽然存在个体偏好的差异，如王维擅用佛经典籍故实、李白喜用道家神仙故实、孟浩然诗中化用儒家经典之语等，但通观盛唐诸家，共性是更主要的一面，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盛唐诸家还较为集中地化用三代两汉以来的贤臣良将、英雄豪杰、隐士高人以及魏晋名士的事迹，表现他们对功业理想、人格境界的追寻。这种取用历史人物典故来表达人生志趣的做法，在左思《咏史诗》、陶渊明《咏贫士》等作品中已经运用成熟。但应注意这在魏晋文人诗的传统中，主要还是作者个人的创作喜好，到了盛唐时期则上升为诗歌艺术的时代共性。

如盛唐诗人常以严子陵垂钓、葛洪修道的典故，表达隐逸求道的志趣。岑参在终南山隐居读书期间作诗云：“缅怀郑生谷，颇忆严子濑。胜事犹可追，斯人邈千载。”陶翰游宿天竺寺也有诗道：“葛仙迹尚在，许氏道犹崇。独往古来事，幽怀期二公。”又如对《楚辞》中渔父形象的发挥，也是盛唐诗人所喜爱的，往往用以表达超脱世情、自由适性的共同旨趣。当时诗人笔下多有“生事且弥漫，愿为持竿叟”“投迹庶可齐，沧浪有孤棹”等自比渔父的例子，李颀《渔父歌》中更发出“而笑独醒者，临流多苦辛”之叹，剖白“所欲全吾真”的坚守。再如盛唐诗歌中常以英杰良臣的典故，表明诗人建功立业并功成归隐的理想，这一点在李白的诗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李白每每以这些人物行迹来表现他对人生道路的期许，如“终与安社稷，功成去五湖”“功成拂衣去，归入武陵源”；纵然失意之际，也以“傅说版筑臣，李斯鹰犬人。数起匡社稷，宁复长艰辛”自励。这种诗歌用事的意义，是从浩瀚的历史文化中，提取合于当代士人价值心态的典范形象，从而更为深切地抒写诗人当下的志怀。

从盛唐诗用事的艺术效果来看，故实与兴怀相互冥合，往往创作出含义丰富的佳句，如：王昌龄的“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将谪宦之际高洁自持、清静自守的心意巧妙寓托；孟浩然的“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委婉得体地寄托士子欲求援引的心声。“谁能为扬雄，一荐甘泉赋”“京洛多知己，谁能忆左思”，这类以事典寄托怀才不遇感受的诗例也十分多见。这类典故大多融入了作者的情志，加以艺术形象的提炼，最能体现盛唐诗家对用事艺术和比兴精神的融合。

总之，在盛唐诗人的创作实践中，用事与比兴诗学精神的融合，体现得尤为充分。盛唐诗人将用事与比兴的融合升华为一种自觉的实践。这种实践的意义在于，诗歌走出了南北朝以用事炫示富博的风气，也跳出了初唐在类书助长下普及开的模式化、套路化的用事思路。盛唐诗歌的用事艺术，总体上是围绕唐人“兴寄”“兴象”这类核心的诗学观念来活化的。

（摘编自黄琪《盛唐诗用事的比兴诗学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