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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一般把兴起于“五四”新文学时期、绵延至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乡土文学创作，视为中国乡土文学肇始。在这一时期，乡土文学创作尽管艺术特征和审美价值各异，但成就了很多经典之作。周作人强调民族特色和地区差异；茅盾主张写出“对命运的挣扎”；鲁迅以流寓在外的知识分子视角，把乡愁和关于现代性、国民性的思考交给乡土文学来表达；沈从文则以“乡下人”自居，呈现乡村的温暖和善良；等等。作家们对于土地的怀旧、依恋、审视甚至是批判构成了巨大的张力，他们笔下的乡土既有温情浪漫的田园、淳朴善良的人性美，也有麻木愚昧甚至是落后的思想痼疾，“五四”时期多元化的思潮激荡出文学史上的辉煌成就，也映照出作家们对乡土中国的回应和思索。

20世纪40年代，《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中国抗日战争胜利、新中国成立，乡土文学创作在作家的笔下焕发出新的活力。作家不再仅仅是乡土的观察者、感受者和评判者，而且是置身于乡土变革中的参与者，他们对乡土的观照从自在的文化形态变成自为的历更过程，同时他们完全没有停留在思想上，而是用文学的方式成为“行动者”。《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的张裕民、程仁，《暴风骤雨》中的赵玉林郭全海等农民形象的出现，以及他们不断觉悟和成长的历程，已经超越了简单的人物生存状态，而是成为作家与时代的纽带，与历史发展趋势形成了共振、共鸣。

改革开放以后，土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成为新时期农村土地政策的一项重大变革经济发展、对外开放和思想日益多元使乡土文学叙事呈现出新的特征。乡土文学不仅能够观察具体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而且开始把审美焦点投向了人的思想、人的尊严、人的生存意义。路遥的《人生》《平凡的世界》，贾平凹的“商州系列”等新时期的乡土小说更专注于个体生命的意义和价值，更专注于人的情感历程和人性内涵的丰富性，写作视角也转向人的精神层面和主体性探究，作家们用文学的方式实践着他们对现实、对历史进行思考的责任。

乡土文学之所以成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主潮，是因为它从“五四”开始直至当下，始终关注着人的解放，关注着如何解决人的物质贫困和精神贫瘠的问题。在当今社会迅猛发展、日新月异的大时代，乡土文学所蕴藏的思想动力和文化景观，以及它在流行文化中形成的投射都是中国乡土文学在新时代的流变。事实上，近年来乡村发展早已经突破了科学种田、进城务工、乡镇企业发展等传统书写，土地流转政策、基层党组织建设、乡村生态保护以及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等都成为当下反映农村社会新气象的时代切口，而拥有了IP转化引擎的网络文学经过20余年的发展和沉淀，成为反映社会生活更加便捷、题材种类更加丰富、传播形态更加多样的文学类型。越来越多的创作者着眼新时代乡村振兴的时代大势，关注农民对价值理念的选择和实现，用真实灵动的故事和栩栩如生的人物为新时代乡土精神和农民品格赋义。

(摘编自王文静《乡土文学的启示和未来》）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医出土文献不断被发掘与保护，据统计，出土或收藏次数有35次之多。对中医出土文献的系统研究，不仅可以理清我国早期中医药思想文化的面貌，更有利于坚定我们的传统文化自信。

中医出土文献是中华文明的历史见证。中医出土文献的载体主要有竹简、木简、木牍以及缣帛，其中简和牍的区别主要在于“简”为细长条形，可写一或两行字，常用绳子编联；“牍”则为宽大片状，可写多行文字。如湖南长沙马王堆出土的《足臂十一脉灸经》《阴阳十一脉灸经》甲本、《脉法》《阴阳脉死候》《五十二病方》为五书合为一卷的“帛书”，《十问》《合阴阳》为两书合为一卷的“竹简”，《杂禁方》为“木简”；甘肃武威汉代医简主要为“医方”，则由七十八枚竹简和十四块木牍构成。可以说，这些出土的中医简帛、简牍文献本身就是珍贵的历史文物，简牍制作工艺、书法艺术价值，向世界展现了两千多年前我国的文献、文字水平，反映了当时我国的医学面貌，是中华文明的历史见证。

中医出土文献展现中国原创力量。中医思想文化的形成离不开传统文化的土壤，如先秦两汉简帛医书在论述身体观中直接将中国古代哲学思维方式引入，并结合了中医学对身体的认识，从而形成了具有中医学特色的身体观，即是一种气化的身体、数术的身体、中和的身体、比喻的身体、结构的身体。以气化身体观来说，“气”作为中国古代哲学的起点，被先秦诸子用来阐释或实践各家的理论工夫，如老子的“负阴抱阳冲气以为和”，孟子的“浩然正气”等。“气”作为身体与自然沟通的媒介，是“天人相应”思想的具体表现，简帛医书也常用“气”进行身体论述，主要体现在“化生”“筑形”“决死”三个方面。除传统“天人合一”外，在成都天回汉墓出土的医简出现“通天思想”，这是中医学的原创，以“通天”的生命认识为核心，将人体的呼吸、五行、五脏、五色、经脉等贯通连属，成为中医诊法理论体系构建的思想基础。

中医出土文献守卫中华民族健康。中医出土文献主要以“医方”“医经”为主，这与《汉书·艺文志》的分类基本相符，根据现代学科分类，涉及中医基础理论、中医诊断学、针灸推拿学、方剂学、药学、养生学以及临床各科的治疗等。临床各科的治疗包括内科、外科、妇科、儿科、男科、五官科、骨伤科、肛肠科、传染病等，充分说明在先秦两汉时期中医学已经应对各科疾病，并积累了大量的医方，如马王堆出土的《五十二病方》《养生方》等。中医出土文献的不断发现，让我们看到了与传世中医经典《黄帝内经》《难经》《伤寒杂病论》《神农本草经》同时代或者更早的医学典籍，它们经过了大量的临床实践的总结，成为中华民族健康的守卫者。

中医药文化在很长的一段时间是以《黄帝内经》《难经》《伤寒杂病论》《神农本草经》四大传世经典为核心的医学文化。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医出土文献的整理与研究，逐步揭开了先秦两汉时期的中医学面貌，无论是其自身所具有的文物价值，还是其中蕴藏的“道”（思想文化）和“术”（医学技术）的价值，都充分展现了中华民族的智慧。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传统文化也在继承和创新中，以应对这个时代的需要，这就是传统文化生命力，也是我们文化自信的底气。

（摘编自熊益亮《从先秦两汉中医出土文献谈文化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