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对脚下的世界所知甚少。晴朗无云的夜晚，你仰头望天，可以看到数万亿英里外的星星发出的光芒，小行星在月球表面撞击出的陨石坑也清晰可见。而低下头，你看到的只有柏油路和自己的脚指头。仅仅下到距地面十码，我就觉得已远离人世间。这里，最初在古海洋大陆架上形成的石灰岩层闪闪发光，我看得入了迷。

地下世界牢牢保守着它的秘密。直到最近二十年，生态学家才追踪到林地土壤中的真菌网络。这些真菌将单独的树木连成了彼此联通的森林，这一活动已经持续了数亿年。2013年，在中国重庆发现了一个拥有独立天气系统的洞穴网络：大团的水汽在巨大的中央洞穴中聚集，冰冷的尘雾如云层般在远离阳光的洞室中飘荡。在意大利北部一千英尺的地下，我沿着绳索滑到了一个空旷的圆形石室，满地都是黑色的沙堆，地下河从中横贯而过。踩在沙堆上，就像穿行在漆黑星球上的无风沙漠中。

为什么要往地下去？这样做完全是反本能的，既违背理性的意愿，恐怕也少有人会心生向往。特意把一件东西埋入地下，大都出于某种隐蔽的目的，而从地下取回一件东西，无一例外是需要花费一番功夫的。但是现在，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理解地下的世界。乔治·佩雷克在《空间物种》中写道：“努力让自己把目光放平吧。”而我想反驳：“努力让自己把目光投得更深吧。”对于人类栖居的这个具有深度的世界，“水平视野”是远远不够的。

我们目前处于人类世，这个世代见证了全球范围的、令人恐惧的巨大变化，本应一直被埋藏的东西自行露出了地面，让我们无法再忽视，那种强烈的侵入感令人愕然。在东西伯利亚的森林里，一个巨型坑洞在不断软化的土地上张开了血盆大口，它吞下数以万计的树木，袒露出已有二十万年历史的地层，当地的雅库特人称它为“地下世界入口”。在英国，近年来的酷暑使得古代建筑遗迹纷纷闯进人们的视野——罗马时期的观测塔、新石器时代的围墙……陆续被揭开面纱，就像大地上的麦田怪圈，从空中俯瞰即可辨认。格陵兰岛西北部，冷战时期的一个导弹基地在五十年前被封在冰盖下，如今它即将重见天日，里面储存着数十万加仑的化学污染物。考古学家波拉·佩图尔斯多蒂尔写道：“问题不在于地层中埋藏着那些东西，而在于它们非常持久，比我们的寿命更久，而且有朝一日会裹挟着我们从未意识到的巨大力量卷土重来。它们就像是‘沉睡的巨人’，从‘深时’的睡眠中被唤醒。”

“深时”是地下世界的纪年。深时就是地球那令人眩晕的漫长历史——时间从当下向前向后无尽延展。深时的计量方式让人类显得微不足道，它的计量单位是“世”和“宙”，而不是“分”和“年”。它的载体是岩石、冰川、钟乳石、海床沉积物和漂移的地壳板块。深时通向过去也通往未来，五十亿年后，随着太阳能量的耗尽，地球也会落入黑暗。我们正踮着脚站在边缘处。

我们要警惕那种逆来顺受的思维。实际上恰恰相反，深时应当是一种更加激进的视角，促使我们采取行动，而不是变得无动于衷。理解深时可以敦促我们思考：自己眼下的所作所为，会给我们身后的生命乃至后世留下什么？用深时的视角来看，我们原本认为恒久不变的东西便有了生命。万物的欢乐跃入我们的眼睛和头脑，世界再一次变得丰富离奇、充满生机。冰川有了呼吸，岩层有了潮汐，山脉经历着蜷缩与伸展，石头有了跳动的脉搏。我们栖居的地球，生生不息。

(摘编自罗伯特·麦克法伦《深时之旅》，王如菲译)

1977年5月，时为《光明日报》记者、哲学组组长的王强华到南京出差认识了胡福明。会上，胡福明的发言引起了王强华的注意，会后，王强华向胡福明提出邀请，要他给《光明日报》写点文章。

经过三轮修改，胡福明的文章在1977年8月份写成，题目就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便将稿件寄往北京。

此时文章标题中还没有“唯一”二字，但胡福明在文章中提道：“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宣言（《共产党宣言》）的态度证明，他们并不认为自己的学说从一开始就是完美的，绝没有把它们看作一次完成的真理，而是始终用实践去检验……这是他们唯一的态度。”

胡福明最初的提纲提出了四个观点，即“只有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理论和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马克思主义的导师自觉根据实践检验自己的理论，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批判天才论、句句是真理’，以代替批判‘两个凡是’”。

为了减少阻力，胡福明也打起了“语录战”，大量引用了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著作原话，举的例子也来自马列主义著作。“这样有一个好处，就是别人要反驳的时候，必须先驳倒这些语录。”胡福明说，“当然，这也是一种保险的做法。”在当时的环境下，胡福明也知道，直接反对“两个凡是”是不现实的。

1978年4月，《光明日报》总编辑杨西光提出这篇文章要在头版显著位置刊登，需要做进一步修改。当时，文章作者胡福明恰好要来京出席全国哲学讨论会。因此，胡福明一到北京，就被请到杨西光的办公室对文章进行商讨，其中有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理论组组长孙长江。

在文章的修改过程中，作者胡福明和编辑也曾有不同的意见。当时《光明日报》有编辑提出要点名批评“两个凡是”，但是胡福明不赞成，总编辑杨西光看了后也觉得直接点出来不合适，感觉太露骨，可以用其他语句代替。王强华说，文章十易其稿，前六稿均为胡福明修改，第七、八稿为他和《光明日报》的人修改，第九稿为中央党校理论组组长孙长江修改，第十稿则是胡耀邦同志亲自审定。

（有删改）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26次会议提出加快构建数据基础制度体系，并审议通过《关于构建数据基础制度更好发挥数据要素作用的意见》，对数据确权、流通、交易、分配等方面做出部署。

数据的确权可以激活数据资产。伴随着智能产品和设备的广泛普及，未来所有生产设备、感知设备、联网设备、联网终端，包括生产者本身都在源源不断地产生数据，这些数据将会渗透到产品设计、建模、工艺、维护等周期，企业生产、运营、管理、服务等各个环节，供应商、合作伙伴、客户等价值链。但在现实中，由于产权配置不清晰，难以有效界定各数据主体的权益和对应的责任，数据所有者偏向于保护自己的数据，希望引进整合其他所有者的数据，结果导致数据资源不能得到有效整合，数据价值倍增难以实现。

数据的流通可以促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在数据流通的作用下，散布在全国的各类批发、零售市场可以有效整合形成统一、规范、竞争、有序的商品和服务大市场。而且，数据流通还有助于线上线下市场的统一。一方面，线上市场不仅包括电子商务，也已成为搜索、通信、网游、金融支付等线上经济资源的配置场所，并参与线下实体店的创立、兼并重组和生产经营活动。另一方面，线下市场的经济活动也卷入平台的运行逻辑，一些传统企业在保持实体店运行的同时积极从事平台直播、工业互联网等线上活动。

数据的交易可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根据产权理论，权责明晰并可交易的制度设计，能够实现资源最优配置。现实中，一些企业和个人依靠隐性契约维持数据的使用，其配置效率较低。原始数据的供应与高度特定的数据产品的需求之间往往存在很大不确定性，例如供方的数据未经挖掘清洗提炼，或者需方不知道自己需要什么样的数据以及拿数据解决什么问题。因此，只有促进数据交易市场更加完善成熟，数据才能通过流通过程真正成为生产要素。国家工信安全中心测算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数据要素市场规模达到545亿元，预计到2025年，规模将突破1749亿元，整体上进入高速发展阶段。

数据要素收益的合理分配可以构建良好收入分配关系。在欧美一些国家，平台成为数据收割者的倾向，为数字经济主体间的数据利益冲突埋下隐患，欧美政府试图通过加强对数字内容的知识产权保护等方式更加合理地分配基于数据创造的价值增值。相比西方国家，数据利益分配问题在我国并不是特别突出，这主要得益于我国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社会主义分配制度的优越性，而且此次中央深改委会议也提出了建立体现效率、促进公平的数据要素收益分配制度。今后，我国将加快寻求以效率为导向的数据管理与以人性为导向的伦理管理之间的平衡，有效保障每个人的数据资产权利，形成“人人都可以依靠数据增进生活便利度、改善工作条件和技能、提高劳动报酬”的数据要素分配格局。

总之，数据既是一种生产要素，也是资源配置的重要方式，关系线上经济活动的各个环节和链条。对数据确权流通、交易、分配等方面进行合理的制度设计，可以构建完善的数据基础制度体系，从而有效加快数字经济规范发展及经济高质量发展。

（摘编自刘诚《以构建数据基础制度体系加快数字经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