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区块链，简单地说，就是一种去中心化的、由各节点参与的分布式数据库系统。可以理解为一种公共记账的机制（技术方案）。它并不是ー款具体的产品，其基本思想和核心理念在于通过建立一组互联网上的公共账本，由网络中所有的用户共同在账本上记账与核账，用以保证信息的真实性和不可篡改性。把这种技术或模式称为区块链，是为它是用一串密码学方法相关联产生的数据块，而每一个数据块中包含过去ー段时间内的所有交易信息，用于验证其信息的有效性并产生下一个区块。

顾名思义，区块链是由“区块＋链”构成。区块（block），是指存放数已记录数据的文件，里面按时间先后顺序记录了已发生的所有价值交换活动。每个区块均由三部分构成：本区块的1D（本区块大小、生成时间等所有信息）所有交易单（每一笔交易的详细情况）与在其前后的区块ID（前后区块中所有价值交换信息经过算法压缩后形成的一个字符串）。区块的生成时间由系统设定，通常情下平均每几分钟使会生成一个区块。由于每个区块中都包括了前ー个区块和后ー个区块的ID，这种设计使得每个区块都能找到其前后节点，从而可以一直倒推至起始节点，形成一条完整的交易链条，即构成区块链。

（选自《影响未来的新科技新产业》）

材料二

“区块”+“链”=完整历史，从第一个区块开始，到最新产生的区块为止，区块链上存储了系统全部的历史数据。“区块”+“链”=时间戳（time stamp）；区块链让全网所有节点都在每一个区块上盖上一个时间戳来记账，表示这个信息是这个时间写入的，形成了一个不可篡改、不可伪造的数据库。时间戳可以证明某人在某天确实做过某事，可以证明某项活动的最先创造者是谁。它让任何事情的“存在性”证明变得十分简单，区块链上的每条交易数据，都可以通过链式结构追本溯源，一笔一笔地进行验证。

（选自《影响未来的新科技新产业》）

材料三

互联网技术以信息的共享与实时更新成功实现了信息的中心化，但无法实现价值的去中心化。例如，我们现如今可以再互联网上共享自己的生活信息、知识和资料等，但（在多数情况下）不敢在互联网上直接与陌生人交易。

现有互联网中的金融体系多是由政府银行提供或者第三方提供的支付系统，还是依靠中心化的方案来解决。在纷繁复杂的全球体系中，要凭空建立一个全球性的信用共识体系是很难得——区块链技术就是试图解决这一问题打破中心化体系的信用枷锁，实现全球节点间的信用与货币互联。

（选自《影响未来的新科技新产业》）

材料四

由于使用分布式核算和存储，区块链的体系不存在中心化的硬件或管理机构，任意节点的权利和义务都是均等的，系统中的数据块是由整个系统中具有维护功能的节点来共同维护。系统除了交易各方的私有信息被加密外，区块链的数据对所有人公开，因此整个系统信息高度透明。区块链采用基于协商一致的规范和协议使得整个系统中的所有节点能够在去信任的环境自由安全的交换数据，使得对“人”的信任改成了对机器的信任，任何人为的干预不起作用。一旦信息经过验证并添加至区块链，就会永久的存储起来，除非能够同时控制住系统中超过51%的节点，否则单个节点上对数据库的修改是无效的。由于节点直接的交换遵循固定的算法，其数据交互式无需信任的（区块链中的程序规则会自行判断活动是否有效），因此交易对手无须通过公开身份的方式让对方对自己产生信任，对信用的累积非常有帮助。

（选自《科普中国·科学百科》）

【推荐3】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材料一：

中国诗歌精神的密码就在一句话里：“诗言志”。朱自清先生曾称之为中国诗歌的“开山的纲领”，但我觉得还不限于此，这应该是诗歌的最高标准和黄金律令。

“诗言志”在很多古代典籍中都有记载，“诗以言志”（《左传》）、“诗以道志”（《庄子》）、“诗言是，其志也”（《荀子》）……可见，在先秦前后，“诗言志”已成为诗歌共识。

那么，如何理解“志”？许慎《说文解字》曰：“志，意也。从心，之声”，志可以理解为意愿、意向、意义、思想等等意思，总之，属于精神性范畴。也有把情志即情感和思想统一起来理解的，唐孔颖达称：“在己为情，情动为志，情志一也”，但我以为，相对而言，情是个人性的，志就包含他者及社会的视角。情是个人发动，志就有指向，有针对性，需要对象，需要协调，需要方向，还需要接纳。“志”更具公共性因素。所以，我觉得“诗言志”，可以理解为表达情怀、理想和志向，倡导某种价值，弘扬某种精神。

“诗言志”，诗来源于情感，但应该超越于一般情感。超越，建立在情感之基础上，本身就包含了情感元素。诗是文字的最高形式，不能等同于一般的情感抒发情绪宣泄，诗应该有更高的使命，那就是“诗言志”。这就像郭店楚简里称：“道始于情”，我觉得不言自明的应该还有一个判断，那就是：道高于情，或道超越情。“诗言志”长期被看作儒家过于重视教化功能的僵化思维结论，就像“尊道守礼”一度被认为与人情世故的日常生活方式相对立一样，其实，“道”和“礼”本身就是建立于生活实践基础之上的。

因此，我们可以如此论断：诗缘情是诗之基础，诗言志才是诗之超越，或者说诗之要求，诗之标准。“道始于情”“道生于情”，精神的源头其实是情感。情感不加控制，就流于欲望本能；情感经过疏导，就可能上升为“道”或者“理”，并可能最终转化为精神。因此，唯有“诗言志”，诗歌才能成为精神的传道者和弘扬者，成为精神性的来源，并具有繁衍能量和升华能力。

（摘编自李少君《“诗言志”新论》）

材料二：

无论哪个时代，诗都在其文学史上占有较高的地位，今天也不例外。那么同样是使用汉语进行写作，古诗里“诗言志”的观点，对于今天“新诗”的创作和发展有着怎样的启示呢？

在古代，“诗”是如何言“志”的呢？其实，在一定程度上，“诗”与“志”是共同发展的。当“志”的意义从记忆、记录引申为胸怀、怀抱时，“诗”同样也是变化的。

从文字产生之后算起，人类用文字记载代替记忆，所以记忆的记就是记载的记。用闻一多先生的话说就是“记忆谓之志，记载亦谓之志”。从这一点来看，早期的“诗言志”便是用“诗”做好生活的记录。以《诗经》为例，《卫风·氓》篇之中是从弃妇的角度，详细记录了两个青年男女从相见、相恋到结婚到分崩离析的婚姻悲剧。可见，“诗”的确有记录之意。

“诗言志”当然还有别的含义，那就是歌咏胸怀，抒发情志。以曹操《观沧海》为例，诗中无一句不写景，既表现眼前的大海之景，又反映诗人的内心世界，在丰富的联想中表现曹操开阔的胸襟和宏大的抱负。全诗暗含一种要像大海容纳万物一样把天下纳入自己掌中的胸襟，所以说“幸甚至哉，歌以咏志”。这里的“志”是胸怀，是个人情志。再到后来以诗歌咏叹个人志趣和意向非常普遍，像南北朝有“不为五斗米折腰”的五柳先生，唐代有“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杜工部，南宋有想要“待重头，收拾旧山河”的岳飞，到了现代也有说出了“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伟大领袖毛泽东。由此可得出“诗”言志向、言抱负，是“诗言志”的一项重要的崇高的内容，是“诗言志”一说的引申义、发展义。

改革开放后，经济飞速发展，人们的物质生活一天比一天丰富，人们拥有更多的精神享受方式。同时经济发展带来的时代节奏和人民生活节奏的不断加快，让人们逐渐失去慢阅读的耐心，电视机电脑取代报纸书籍，手机又取代电视电脑，人们越来越倾向于那些简单的更易得的碎片化阅读。

这当然是一大原因，但从自身看，诗歌的确不再像曾经那样赏心悦目，更别说要做到以己之情动人之心。以当前传播最广泛的“第三代”诗歌，站在“民间立场”的口语诗为例。20世纪80年代中期，随着消费文化与大众文学兴起，“第三代”诗人向“知识分子”所构建的诗歌体系发起猛攻，并打算以新的话语方式建立自己的诗歌秩序，因而诞生了“口语诗”，即以口语的方式建立和组织诗歌，以于坚的《作品52号》为例：

很多年   屁股上拴串钥匙   裤袋里装枚图章

很多年   记着市内的公共厕所   把钟拨到7点

很多年   在街口吃一碗一角二的冬菜面

……

显而易见，这是一种对生活的记录，于坚在诗中说自己吃了什么，去了哪里，做了什么，类似于早期“诗言志”说，即“诗”是记录。

我认为当下诗歌之所以失去悦人心目的“诗意”，正是因为它丢开了“诗言志”的更重要的那层含义，即诗不能抒发胸怀、心愿和诉说自我情志，诗应当高歌炽热化的“情志”，以艾青的《我爱这土地》为例：

假如我是一只鸟，

我也应该用嘶哑的喉咙歌唱。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

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诗人借“鸟”之口写出自己想要歌唱的内容，并由生前的歌唱写到死后魂归大地，全诗由鸟的形象代之以诗人的形象，直抒胸臆，托出诗人那颗真诚、炽热的爱国之心，表达自己为祖国抛头颅洒热血的强烈情感和心愿。

这正是炽热化的“情”，是所谓的“情动为志”，是所谓的“诗言志”，言“情志”的表现。这正是当代诗歌创作所缺乏的。正因为有着这样的缺失，今天的诗歌才不具备完整的“诗言志”功能。

（摘编自梁国璋《“诗言志”现代价值微探》）

材料一：

礼是社会公认合式的行为规范。合于礼的就是说这些行为是做得对的，对是合式的意思。如果单从行为规范一点说，本和法律无异，法律也是一种行为规范。礼和法不相同的地方是维持规范的力量。法律是靠国家的权力来推行的。“国家”是指政治的权力，在现代国家没有形成前，部落也是政治权力。而礼却不需要这有形的权力机构来维持。维持礼这种规范的是传统。

传统是社会所累积的经验。行为规范的目的是在配合人们的行为以完成社会的任务，社会的任务是在满足社会中各分子的生活需要。人们要满足需要必须相互合作，并且采取有效技术，向环境获取资源。这套方法并不是由每个人自行设计，或临时聚集了若干人加以规划的。人们有学习的能力，上一代所实验出来有效的结果，可以教给下一代。这样一代一代地累积出一套帮助人们生活的方法。从每个人说，在他出生之前，已经有人替他准备下怎样去应付人生道上所可能发生的问题了。他只要“学而时习之”就可以享受满足需要的愉快了。

文化本来就是传统，不论哪一个社会，绝不会没有传统的。衣食住行种种最基本的事务，我们并不要事事费心思，那是因为我们托祖宗之福，——有着可以遵守的成法。但是在乡土社会中，传统的重要性比了现代社会更甚。那是因为在乡土社会里传统的效力更大。

乡土社会是安土重迁的，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的社会。不但是人口流动很小，而且人们所取给资源的土地也很少变动。在这种不分秦汉、代代如是的环境里，个人不但可以信任自己的经验，而且同样可以信任若祖若父的经验。一个在乡土社会里种田的老农所遇着的只是四季的转换，而不是时代变更。一年一度，周而复始。前人所用来解决生活问题的方案，尽可抄袭来作自己生活的指南。愈是经过前代生活中证明有效的，也愈值得保守。于是“言必尧舜”，好古是生活的保障了。

我自己在抗战时，疏散在昆明乡下，初生的孩子，整天啼哭不定，找不到医生，只有请教房东老太太。她一听哭声就知道牙根上生了“假牙”，是一种寄生菌，吃奶时就会发痛，不吃奶又饿。她不慌不忙地要我们用咸菜和蓝青布去擦孩子的嘴腔。一两天果然好了。这地方有这种病，每个孩子都发生，也因之每个母亲都知道怎样治，那是有效的经验。只要环境不变，没有新的细菌侵入，这套不必讲学理的应付方法，总是有效的。既有效也就不必问理由了。

像这一类的传统，不必知之，只要照办，生活就能得到保障的办法，自然会随之发生一套价值。我们说“灵验”，就是说含有一种不可知的魔力在后面。依照着做就有福，不依照了就会出毛病。于是人们对于传统有了敬畏之感了。

如果我们在行为和目的之间的关系不加推究，只按着规定的方法做，而且对于规定的方法带着不这样做就会有不幸的信念时，这套行为也就成了我们普通所谓“仪式”了。礼是按着仪式做的意思。礼字本来是从豊从示。豊是一种祭器，示是指一种仪式。

礼并不是靠一个外在的权力来推行的，而是从教化中养成了个人的敬畏之感，使人服膺；人服礼是主动的。

（节选自费孝通《乡土中国》）

材料二：

中国的一个个村庄无论在实体上还是精神上都是一个固定物。假想一个人能够反观五百年前的景象，追溯现代历史延展的开端，他一定会发现过去与现在相比几无差异。眼前矗立着的住宅建筑物确实没有五百年的历史，但它们与五百年前原址上的建筑物并无二致。一些家庭原来居住在草顶土墙之中，如今则在瓦顶砖墙的房屋里繁衍，而另一些家庭却已经消亡。不时会有新的家庭出现，但这只是不规则和不寻常的现象，那些在大片的土建房屋中生活的人们，正是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时土著居民的后裔，他们重复做着祖先曾做过的事，不多不少，也无不同。他们以同样的方式耕种着同一片土地（尽管一些庄稼已换成了新品种）；他们以一种不变的次序去赶同样的集市；买卖并消费着同样的物品；按照同一种模式男娶女嫁。

一位哲人有过这么一句明智的告诫：“如果我们想要了解一个民族，我们就应当注意他们认可何种事物。”一个中国村民的向往与其或远或近的祖先的向往是一致的，所以在中国乡村中不存在理智的生活。即使偶尔有几个文化人生活在村庄里，他们往往形成自己的小圈子，而不与其他邻居有什么往来，与自己的亲戚也没有什么往来，正如有句老话所言：“学究论书，屠夫说猪。”

（摘自[美]明恩溥《中国的乡村生活》，1899.陈午晴、唐军译）

材料三：

作为传教士中的元老级人物，北京的丁韪良博士在古老的东方工作60个年头之后得出这样的看法，那就是，当这个古老的“中央王国”还处于成长期时，中国先人们具有的创造性和发明才能是令人赞叹的，而这样的创新性在现代中国人身上已经很难再找到了。事实上，当代中国人创造智慧的消退更像是社会意识形态造成的，而并非是教育体制的原因。

毋庸置疑，中国的文化发展确实在某些阶段出现了停滞不前的情况。中国社会出现的集体思想停滞并非是因为国民懒惰，而是由于盲信于某些教条。由于人们在实践活动中按照这些信条去做总是能够获得成功，因此对这些观念深信不疑。在这些信条的指导下，人们基本能够保持秩序的稳定，并获得一种安全感和一定程度的幸福感。直到最近，这些旧观念的权威地位才受到了挑战，而之前，这些观念的影响范围一直在不断扩大，并且从未遇到过能够与之抗衡的新思想体系。中国文化的波及面不断扩大，以至于整个东亚都受到了它的润泽。

（摘自[美]E·A·罗斯《变化中的中国人》，1911.李上译）

【推荐3】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各题。

①缺乏变动的文化里，长幼之间发生了社会的差次，年长的对年幼的具有强制的权力。这是血缘社会的基础。血缘的意思是人与人的权利和义务根据亲属关系来决定，亲属是由生育和婚姻所构成的关系。血缘，严格说来，只指由生育所发生的亲子关系。事实上，在单系的家庭组织中所注重的亲属确实多由于生育，所以说是血缘也无妨。

②生育是社会持续所必需的，任何社会都一样，所不同的是说有些社会用生育所发生的社会关系来规定各人的社会地位，有些社会却并不如此。前者是血缘的。大体上说来，血缘社会是稳定的，缺乏变动；变动得大的社会，也就不易成为血缘社会。社会的稳定是指它结构的静止，填入结构中各个地位的个人是不能静止的，他们受着生命的限制，不能永久停留在那里，他们是要死的。血缘社会就是想用生物上的新陈代谢作用——生育，去维持社会结构的稳定。父死子继：农人之子恒为农，商人之子恒为商——那是职业的血缘继替；贵人之子依旧贵——那是身份的血缘继替；富人之子依旧富——那是财富的血缘继替。到现在很少社会能完全抛弃血缘继替，社会结构如果发生变动，完全依血缘去继替也属不可能。

③血缘所决定的社会地位不容个人选择。世界上最用不上意志、同时在生活上又是影响最大的决定，就是谁是你的父母。谁当你的父母，在你说，完全是机会，且是你存在之前的既存事实。社会用这个无法竞争，又不易藏没、歪曲的事实来作分配各人的职业、身份、财产的标准，似乎是最没有理由的了；如果有理由的话，那是因为这是安稳既存秩序的最基本的办法。只要你接受了这原则，（我们有谁曾认真地怀疑过这事实？我们又有谁曾想为这原则探讨过存在的理由？）社会里很多可能引起的纠纷也随着不发生了。

④血缘是稳定的力量。在稳定的社会中，地缘不过是血缘的投影，不分离的。“生于斯，死于斯”把人和地的因缘固定了。生，也就是血，决定了他的地。世代间人口的繁殖，像一个根上长出的树苗，在地域上靠近在一伙。地域上的靠近可以说是血缘上亲疏的一种反映，区位是社会化了的空间。我们在方向上分出尊卑：左尊于右，南尊于北，这是血缘的坐标。空间本身是混然的，但是我们却用了血缘的坐标把空间划分了方向和位置。当我们用“地位”两字来描写一个人在社会中所占的据点时，这个原是指“空间”的名词却有了社会价值的意义。这也告诉我们“地”的关联派生于社会关系。

⑤在人口不流动的社会中，自给自足的乡土社会的人口是不需要流动的，家族这个社群包含着地域的涵义。村落这个概念可以说是多余的。儿谣里“摇摇摇，摇到外婆家”，在我们自己的经验中，“外婆家”充满着地域的意义。血缘和地缘的合一是社区的原始状态。

⑥但是人毕竟不是植物，还是要流动的。乡土社会中无法避免的是“细胞分裂”的过程，一个人口在繁殖中的血缘社群，繁殖到一定程度，他们不能在一定地域上集居了，那是因为这个社群所需的土地面积，因人口繁殖，也得不断地扩大。扩大到一个程度，住的地和工作的地距离太远，阻碍着效率时，这个社群就不能不在区位上分裂——这还是以土地可以无限扩张时说的。事实是，每个家族可以向外开垦的机会很有限，人口繁殖所引起的常是向内的精耕，精耕受着土地报酬递减律的限制，逼着这个社群分裂，分出来的部分到别的地方去找耕地。

⑦如果分出去的细胞能在荒地上开垦，另外繁殖成个村落，它和原来的乡村还是保持着血缘的联系，甚至用原来的地名来称这新地方。这种活动似乎否定了空间的分离。这种例子在移民社会中很多。在美国旅行的人，如果只看地名，会发生这是个“揉乱了的欧洲”的幻觉。新英伦、纽约（新约克）是著名的；伦敦、莫斯科等地名在美国地图上都找得到，而且不止一个。就拿我们自己来说吧，血缘性的地缘更是显著。我十岁就离开了家乡吴江，在苏州城里住了九年，但是我一直在各种文件的籍贯项下填着“江苏吴江”。抗战时期在云南住了八年，籍贯毫无改变，甚至生在云南的我的孩子，也继承着我的籍贯。我们的籍贯是取自我们的父亲的，并不是根据自己所生或所住的地方，而是和姓一般继承的，那是“血缘”，所以我们可以说籍贯只是“血缘的空间投影”。

（选自费孝通《乡土中国•血缘和地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