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好生活既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内在需要，也是国家和民族繁荣富强的衡量指标。但美好生活离不开人类的劳动，这是认知美好生活真理性和现实性的关键点与前提基础。

美好生活是对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生活状态的总称，涵盖着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文化生活、社会生活、环境生态、人性修养以及人际关系等各个方面的美好。马克思在其劳动观念体系中，立足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在新时代为我们创建美好生活指明了努力方向。

自由而全面的劳动为美好生活构建提供理想图景和环境保障。从精神理念和外部环境的保证上来说，只有自由而全面的劳动才能带来美好生活。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正如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劳动为富人生产了奇迹般的东西，但是为工人生产了赤贫。劳动生产了宫殿，但是给工人生产了棚舍。劳动生产了美，但是使工人变成畸形。劳动用机器代替了手工劳动，但是使一部分工人回到野蛮的劳动，并使另一部分工人变成机器。劳动生产了智慧，但是给工人生产了愚钝和痴呆。”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美好生活从空想逐步走向了可能。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指出，共产主义作为解答人类历史“发展之谜”的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不仅仅是人类解放的终极目标，还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在自由而全面的劳动的前提条件下，劳动者能在劳动过程中实现身心和谐健康发展，能在劳动过程中全身心投入，磨砺心志，提升人格，感受到真善美的意境，领悟人生的真谛，从而实现美好生活的目标与理想。

物质生产劳动为美好生活构建提供基本保障和持久动能。依据人的类本质的规定性原理，作为具有意识能动性的自为存在物而非自在存在物的人，其美好生活理想和需要的实现不是“被给予”，而是需要立足拥有生产资料的劳动者主体的物质生产实践，也就是劳动。物质资料的生产劳动为新时代美好生活构建提供了必要的物质保障和基础。

创造性劳动为美好生活构建提供技术保证和智力支撑。新时代条件下，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人民关注的生活需求不再集中于“量”上，而是集中于“质”上。要满足人民的多样化和深层次需求，就亟须发挥人在劳动过程中的创造性。具备和激发创造潜能与智慧是人之为人的独特属性。马克思曾认为人的生产方式不同于动物简单机械的直观样式，人的生产活动是超越物种限制的能够积极运用智慧的创造性活动。新时代是崇尚创造和劳动的时代，创新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实现长远发展的不竭动力。在技术革命支持下的创造性劳动为人类全方位需求的满足提供了可能。在社会发展的历史浪潮中，人类自身的进步、发展及超越逐渐成为主体关注的焦点。在摆脱繁重劳动的历史进程中，每一次技术革命既带来了劳动解放，亦伴随着人类自身的解放。然而，人类的全面自由发展却又无法脱离劳动，正如马克思所言：“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特性”。伴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普及和广泛运用，以科学技术为内核的创新性劳动使得绿水青山、智能教育、智能医疗、智能服饰等不再是梦想，创造性劳动为人民提供更加安全更加专业的产品，真正实现从“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变，让美好生活的理想图景最终能得以实现。

（摘编自陈慧、李芳《马克思劳动观的价值意蕴》）

春秋战国之交，神州大地掀起了一场社会大变革的风暴。

在这场摧枯拉朽、势不可挡的大变革中，旧的奴隶主阶级没落了，新的地主阶级兴起了；旧的奴隶制度和道德伦理观念，被新的封建制度和意识形态取代了；一部分农民获得较多的自由，社会的生产关系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阶级矛盾尖锐激烈，兼并战争连年不断，整个社会呈现出纷繁复杂的大动荡、大改组局面。

在这个时期，一个新的社会阶层应运出现了，这就是士。他们来自社会的各个方面，地位虽然较低，但很多是有学问有才能的人，有的是通晓天文、历算、地理等方面知识的学者，有的是政治、军事的杰出人才。其代表人物如孟子、墨子、庄子、荀子、韩非子，以及商鞅、申不害、许行、陈相、苏秦、张仪等，都是著名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或科学家。

由于士的出身不同，立场不同，因而在解决或回答现实问题时，提出的政治主张和要求也不同。他们著书立说，争辩不休，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形成了儒家、道家、墨家、法家、阴阳家、名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小说家等许多学派。其中比较有影响力的是儒、墨、道、法四家，而《论语》《孟子》《墨子》《老子》《庄子》《荀子》《韩非子》则是这四家的代表著作。其中《论语》《孟子》《老子》（《道德经》）和《庄子》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

公元前2世纪中叶，汉武帝认识到孔子学说有利于中央集权大一统的社会格局，因而采纳了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从此中国在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时期，一直尊奉孔子为圣人，尊称孟子为亚圣；上至皇帝，下至黎民百姓，以及孔子后裔和孟子后裔，都自觉或不自觉地相信或认为孟子的学术思想与孔子一脉相承或完全一致，简言之即所谓的孔孟一家。其实，这是一个天大的误会，或许也是一个持续两千年的政治阴谋。因为，实际情况是，孟子的学术思想一部分继承于孔子的思想，另一部分则是孟子自己的创造，而这后一部分内容已经大大地超越了孔子。

孔子倡导的社会结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孟子则鲜明地指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在中国的历史中，是他第一个明确主张民众的利益是至高无上的，朝廷的利益要服从民众的利益，君王的利益要服从民众的利益和朝廷的利益。

为了约束君王的行为，孟子主张在任命或罢免官员的问题上，不能由君王一个人说了算，也不能由少数几个大臣说了算，而是必须要征求国人的意见；在定罪量刑上，也不能由君王一个人说了算，也不允许君王的亲信左右或大臣私自说了算，同样必须征求国人的意见。对于不称职的君王，孟子以大无畏的精神提出：“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孟子·万章下》）。”在君臣关系上，孟子也坚持人格的尊严与平等，他曾当面对齐宣王说：“君之视臣为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孟子·离娄下》）。”

事实上，孟子的上述主张，都是孔子未曾提出过的，这表明孟子的学术思想、政治理念与孔子有着相当大的差异，严格说来他们并不是一个学派，孔孟并非一家。其实，孟子与孔子思想存在着本质不同，封建帝王及其御用文人心里都是明白的。朱元璋当上皇帝后，对《孟子》一书的许多主张都大为恼火，一怒之下要把孟子像从孔庙里迁出，但是他冷静下来后却发现把孟子像放在孔庙中实在是太有必要了。这是因为，只要宣扬孔孟一家，那么孟子便永远屈居亚圣地位，孟子思想主张的正确与否，也就必须以孔子思想为准，这样便可以用正圣压制亚圣，用孔子的思想埋没孟子的思想，从而扼杀了孟子倡导的民主思想的传播。

（《中华早期国家与社会变革》节选，有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