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韦素园君

鲁迅

现在有几个朋友要纪念韦素园君，我也须说几句话。是的，我是有这义务的。

怕是十多年之前了罢，我在北京大学做讲师，有一天。在教师豫备室里遇见了一个头发和胡子统统长得要命的青年，这就是李霁野。我的认识素园，大约就是霁野绍介的罢，然而我忘记了那时的情景。现在留在记忆里的，是他已经坐在客店的一间小房子里计画出版了。

这一间小房子，就是未名社。

未名社的同人，实在并没有什么雄心和大志，但是，愿意切切实实的，点点滴滴的做下去的意志，却是大家一致的。而其中的骨干就是素园。

于是他坐在一间破小屋子，就是未名社里办事了，不过小半好像也因为他生着病，不能上学校去读书，因此便天然的轮着他守寨。

我最初的记忆是在这破寨里看见了素园，一个瘦小，精明，正经的青年，窗前的几排破旧外国书，在证明他穷着也还是钉住着文学。然而，我同时又有了一种坏印象，觉得和他是很难交往的，因为他笑影少。“笑影少”原是未名社同人的一种特色，不过素园显得最分明，一下子就能够令人感得。但到后来，我知道我的判断是错误了，和他也并不难于交往。他的不很笑，大约是因为年龄的不同，对我的一种特别态度罢，可惜我不能化为青年，使大家忘掉彼我，得到确证了。这真相，我想，霁野他们是知道的。

但待到我明白了我的误解之后，却同时又发现了一个他的致命伤：他太认真；虽然似乎沉静，然而他激烈。认真会是人的致命伤的么？至少，在那时以至现在，可以是的。一认真，便容易趋于激烈，发扬则送掉自己的命，沉静着，又啮碎了自己的心。

我到广州，是第二年――一九二七年的秋初，仍旧陆续的接到他几封信，是在西山病院里，伏在枕头上写就的，因为医生不允许他起坐。他措辞更明显，思想也更清楚，更广大了，但也更使我担心他的病。有一天，我忽然接到一本书，是布面装订的素园翻译的《外套》。我一看明白，就打了一个寒噤：这明明是他送给我的一个纪念品，莫非他已经自觉了生命的期限了么？

我不忍再翻阅这一本书，然而我没有法。

我因此记起，素园的一个好朋友也咯过血，一天竟对着素园咯起来，他慌张失措，用了爱和忧急的声音命令道：“你不许再吐了！”我那时却记起了伊孛生的《勃兰特》。他不是命令过去的人，从新起来，却并无这神力，只将自己埋在崩雪下面的么？……

我在空中看见了勃兰特和素园，但是我没有话。

一九二九年五月末，我最以为侥幸的是自己到西山病院去，和素园谈了天。他为了日光浴，皮肤被晒得很黑了，精神却并不委顿。我们和几个朋友都很高兴。但我在高兴中，又时时夹着悲哀：忽而想到他的爱人，已由他同意之后，和别人订了婚；忽而想到他竟连介绍外国文学给中国的一点志愿，也怕难于达到；忽而想到他在这里静卧着，不知道他自以为是在等候全愈，还是等候灭亡；忽而想到他为什么要寄给我一本精装的《外套》？……

一九三二年八月一日晨五时半，素园终于病殁在北平同仁医院里了，一切计画，一切希望，也同归于尽。我所抱憾的是因为避祸，烧去了他的信札，我只能将一本《外套》当作唯一的纪念，永远放在自己的身边。

自素园病殁之后，转眼已是两年了，这其间，对于他，文坛上并没有人开口。这也不能算是希罕的，他既非天才，也非豪杰，活的时候，既不过在默默中生存，死了之后，当然也只好在默默中泯没。但对于我们，却是值得记念的青年，因为他在默默中支持了未名社。

未名社现在是几乎消灭了，那存在期，也并不长久。然而自素园经营以来，绍介了果戈理，陀思妥也夫斯基，安特列夫，绍介了望·蔼覃，绍介了爱伦堡的《烟袋》和拉夫列涅夫的《四十一》。还印行了《未名新集》，其中有丛芜的《君山》，静农的《地之子》和《建塔者》，我的《朝华夕拾》，在那时候，也都还算是相当可看的作品。

是的，但素园却并非天才，也非豪杰，当然更不是高楼的尖顶，或名园的美花，然而他是楼下的一块石材，园中的一撮泥土，在中国第一要他多。他不入于观赏者的眼中，只有建筑者和栽植者，决不会将他置之度外。

我不知道以后是否还有记念的时候，倘止于这一次，那么，素园，从此别了！

一九三四年七月十六之夜，鲁迅记

【推荐2】阅读下面的作品，完成下面小题。

冬季日短，又是雪天，夜色早已笼罩了全市镇。人们都在灯下匆忙，但窗外很寂静。雪花落在积得厚厚的雪褥上面，听去似乎瑟瑟有声，使人更加感得沉寂。我独坐在发出黄光的菜油灯下，想，这百无聊赖的祥林嫂，被人们弃在尘芥堆中的，看得厌倦了的陈旧的玩物，先前还将形骸露在尘芥里，从活得有趣的人们①看来，恐怕要怪讶她何以还要存在，现在总算②被无常打扫得干干净净了。魂灵的有无，我不知道；然而在现世，则无聊生者不生，即使厌见者不见，为人为己，也还都不错③。我静听着窗外似乎瑟瑟作响的雪花声，一面想，反而渐渐的舒畅起来。

我给那些因为在近旁而极响的爆竹声惊醒④，看见豆一般大的黄色的灯火光，接着又听得毕毕剥剥的鞭炮，是四叔家正在“祝福”了；知道已是五更将近时候。我在蒙胧中，又隐约听到远处的爆竹声联绵不断，似乎合成一天音响的浓云，夹着团团飞舞的雪花，拥抱了全市镇。我在这繁响的拥抱中，也懒散而且舒适，从白天以至初夜的疑虑，全给祝福的空气一扫而空了，只觉得天地圣众歆享了牲醴和香烟，都醉醺醺的在空中蹒跚，豫备给鲁镇的人们以无限的幸福。

示众

鲁迅

首善之区的西城的一条马路上，这时候什么扰攘也没有。火焰焰的太阳虽然还未直照，但路上的沙土仿佛已是闪烁地生光；酷热满和在空气里面，到处发挥着盛夏的威力。许多狗都拖出舌头来，连树上的乌老鸦也张着嘴喘气，——但是，自然也有例外的。远处隐隐有两个铜盏相击的声音，使人忆起酸梅汤，依稀感到凉意，可是那懒懒的单调的金属音的间作，却使那寂静更其深远了。

只有脚步声，车夫默默地前奔，似乎想赶紧逃出头上的烈日。

“热的包子咧！刚出屉的……。”

十一二岁的胖孩子，细着眼睛，歪了嘴在路旁的店门前叫喊。声音已经嘶嗄了，还带些睡意，如给夏天的长日催眠。他旁边的破旧桌子上，就有二三十个馒头包子，毫无热气，冷冷地坐着。

“荷阿！馒头包子咧，热的……。”

像用力掷在墙上而反拨过来的皮球一般，他忽然飞在马路的那边了。在电杆旁，和他对面，正向着马路，其时也站定了两个人：一个是淡黄制服的挂刀的面黄肌瘦的巡警，手里牵着绳头，绳的那头就拴在别一个穿蓝布大衫上罩白背心的男人的臂膊上。这男人戴一顶新草帽，帽檐四面下垂，遮住了眼睛的一带。但胖孩子身体矮，仰起脸来看时，却正撞见这人的眼睛了。那眼睛也似乎正在看他的脑壳。他连忙顺下眼，去看白背心，只见背心上一行一行地写着些大大小小的什么字。

刹时间，也就围满了大半圈的看客。待到增加了秃头的老头子之后，空缺已经不多，而立刻又被一个赤膊的红鼻子胖大汉补满了。这胖子过于横阔，占了两人的地位，所以续到的便只能屈在第二层，从前面的两个脖子之间伸进脑袋去。

秃头站在白背心的略略正对面，弯了腰，去研究背心上的文字，终于读起来：

“嗡，都，哼，八，而，……”

胖孩子却看见那白背心正研究着这发亮的秃头，他也便跟着去研究，就只见满头光油油的，耳朵左近还有一片灰白色的头发，此外也不见得有怎样新奇。但是后面的一个抱着孩子的老妈子却想乘机挤进来了；秃头怕失了位置，连忙站直，文字虽然还未读完，然而无可奈何，只得另看白背心的脸：草帽檐下半个鼻子，一张嘴，尖下巴。

又像用了力掷在墙上而反拨过来的皮球一般，一个小学生飞奔上来，一手按住了自己头上的雪白的小布帽，向人丛中直钻进去。但他钻到第三——也许是第四——层，竟遇见一件不可动摇的伟大的东西了，抬头看时，蓝裤腰上面有一座赤条条的很阔的背脊，背脊上还有汗正在流下来。他知道无可措手，只得顺着裤腰右行，幸而在尽头发见了一条空处，透着光明。他刚刚低头要钻的时候，只听得一声“什么”，那裤腰以下的屁股向右一歪，空处立刻闭塞，光明也同时不见了。

但不多久，小学生却从巡警的刀旁边钻出来了。他诧异地四顾：外面围着一圈人，上首是穿白背心的，那对面是一个赤膊的胖小孩，胖小孩后面是一个赤膊的红鼻子胖大汉。他这时隐约悟出先前的伟大的障碍物的本体了，便惊奇而且佩服似的只望着红鼻子。胖小孩本是注视着小学生的脸的，于是也不禁依了他的眼光，回转头去了，在那里是一个很粗大的脖子，肩头有几枝很长的毫毛。

“他，犯了什么事啦？……”

大家都愕然看时，是一个工人似的粗人，正在低声下气地请教那秃头老头子。

秃头不作声，单是睁起了眼睛看定他。他被看得顺下眼光去，过一会再看时，秃头还是睁起了眼睛看定他，而且别的人也似乎都睁了眼睛看定他。他于是仿佛自己就犯了罪似的局促起来，终至于慢慢退后，溜出去了。一个挟洋伞的长子就来补了缺；秃头也旋转脸去再看白背心。

长子弯了腰，要从垂下的草帽檐下去赏识白背心的脸，但不知道为什么忽又站直了。于是他背后的人们又须竭力伸长了脖子；有一个瘦子竟至于连嘴都张得很大，像一条死鲈鱼。

巡警，突然间，将脚一提，大家又愕然，赶紧都看他的脚；然而他又放稳了，于是又看白背心。长子忽又弯了腰，还要从垂下的草帽檐下去窥测，但即刻也就立直，擎起一只手来拼命搔头皮。

秃头不高兴了，因为他先觉得背后有些不太平，接着耳朵边就有唧咕唧咕的声响。他双眉一锁，回头看时，紧挨他右边，有一只黑手拿着半个大馒头正在塞进一个猫脸的人的嘴里去。他也就不说什么，自去看白背心的新草帽了。

忽然，就有暴雷似的一击，连横阔的胖大汉也不免向前一跄踉。同时，从他肩膊上伸出一只胖得不相上下的臂膊来，展开五指，拍的一声正打在胖孩子的脸颊上。

“好快活！你妈的……”同时，胖大汉后面就有一个弥勒佛似的更圆的胖脸这么说。

胖孩子也跄踉了四五步，但是没有倒，一手按着脸颊，旋转身，就想从胖大汉的腿旁的空隙间钻出去。胖大汉赶忙站稳，并且将屁股一歪，塞住了空隙，恨恨地问道：

“什么？”

胖孩子就像小鼠子落在捕机里似的，仓皇了一会，忽然向小学生那一面奔去，推开他，冲出去了。小学生也返身跟出去了。

“吓，这孩子……。”总有五六个人都这样说。

待到重归平静，胖大汉再看白背心的脸的时候，却见白背心正在仰面看他的胸脯；他慌忙低头也看自己的胸脯时，只见两乳之间的洼下的坑里有一片汗，他于是用手掌拂去了这些汗。

然而形势似乎总不甚太平了。抱着小孩的老妈子因为在骚扰时四顾，没有留意，头上梳着的喜鹊尾巴似的“苏州俏”便碰了站在旁边的车夫的鼻梁。车夫一推，却正推在孩子上；孩子就扭转身去，向着圈外，嚷着要回去了。老妈子先也略略一跄踉，但便即站定，旋转孩子来使他正对白背心，一手指点着，说道：

“阿，阿，看呀！多么好看哪！……”

空隙间忽而探进一个戴硬草帽的学生模样的头来，将一粒瓜子之类似的东西放在嘴里，下颚向上一磕，咬开，退出去了。这地方就补上了一个满头油汗而粘着灰土的椭圆脸。

挟洋伞的长子也已经生气，斜下了一边的肩膊，皱眉疾视着肩后的死鲈鱼。大约从这么大的大嘴里呼出来的热气，原也不易招架的，而况又在盛夏。秃头正仰视那电杆上钉着的红牌上的四个白字，仿佛很觉得有趣。胖大汉和巡警都斜了眼研究着老妈子的钩刀般的鞋尖。

“好！”

什么地方忽有几个人同声喝采。都知道该有什么事情起来了，一切头便全数回转去，连巡警和他牵着的犯人也都有些摇动了。

“刚出屉的包子咧！荷阿，热的……。”

路对面是胖孩子歪着头，磕睡似的长呼；路上是车夫们默默地前奔，似乎想赶紧逃出头上的烈日。大家都几乎失望了，幸而放出眼光去四处搜索，终于在相距十多家的路上，发见了一辆洋车停放着，一个车夫正在爬起来。

圆阵立刻散开，都错错落落地走过去。胖大汉走不到一半，就歇在路边的槐树下；长子比秃头和椭圆脸走得快，接近了。车上的坐客依然坐着，车夫已经完全爬起，但还在摩自己的膝髁。周围有五六个人笑嘻嘻地看他们。“成么？”车夫要来拉车时，坐客便问。

他只点点头，拉了车就走；大家就惘惘然目送他。起先还知道那一辆是曾经跌倒的车，后来被别的车一混，知不清了。

马路上就很清闲，有几只狗伸出了舌头喘气；胖大汉就在槐阴下看那很快地一起一落的狗肚皮。

老妈子抱了孩子从屋檐阴下蹩过去了。胖孩子歪着头，挤细了眼睛，拖长声音，磕睡地叫喊——“热的包子咧！荷阿！……刚出屉的……。”

一九二五年三月一八日

词典的故事

阿来

我出生在一个偏僻的小山村里，上的是两个班合用一个教室、一个教师的复式教学的小学。

快读完小学了，不要说现在孩子们多得看不过来的课外书与教辅书，我甚至还没有过一本小小的字典或词典。那时，我是多么渴望自己有学问啊，我觉得世界上的所有学问就深藏在张老师那本翻卷了角的厚厚的词典中间。小学快毕业时，学校要组织大家到15公里外的刷经寺镇上去照毕业照片。这个消息早在一两个月前，就由老师告诉我们了。然后，我们便每天盼望着去到那个当时对我们来讲意味着远方的小镇。

不久以后，十多个穿上新衣服的孩子，一大早便由老师带着上路了。将近中午时分，我们这十多个手脚拘谨、东张西望的乡下孩子便顶着高原的强烈阳光走到镇上人们漠然的目光中和镇子平整的街道上了。

第一个节目是照相。那些少年伙伴，都跟我一样，瞪大了双眼，显出局促不安，又对一切都感到十分好奇的样子。照完相走到街上，太阳照在头顶，我们开始出汗。我伸在衣袋里的手也开始出汗。手上的汗又打湿了父亲给我的一元钱。父亲把吃饭与照相的钱都给了老师，又另外给了我一元钱。这是我迄今为止可以自由支配的最大的一笔钱。我知道小伙伴们每人出汗的手心里都有一张小面额的钞票，比如我的表姐手心里就攥着五毛钱。表姐走向了百货公司，出来时，手里拿着许多五颜六色的彩色丝线。而我走向了另一个方向的新华书店。

书店干净的木地板在脚下发出好听的声音。干净的玻璃柜台里摆放着精装的毛主席的书，还有马克思、列宁的书。墙壁上则挂满了他们不同尺寸的画像，以及样板戏的剧照。当然，柜子里还有一薄本一薄本的鲁迅作品，再加上当时流行的几部小说，这就是那时候新华书店里的全部了。不像今天走进上千平方米的大型书城里那种进了超市一样的感觉。我有些胆怯地在那些玻璃柜台前轻轻行走，然后，在一个装满了小红书的柜台前停了下来。因为我一下就把那本书从一大堆毛主席的语录书中认了出来。

那本书跟语录书差不多同样大小，同样的红色，同样的塑料封皮。但上面几个凹印的字却一下撞进了眼里：《汉语成语小词典》。我把攥着一块钱人民币的手举起来，嘴里发出了很响的声音：“我要这本书!”

书店里只有我和一个伙伴，还有一个营业员。

营业员走过来，和气地笑了：“你要买书吗？”

我一只手举着钱，一只手指着那本成语词典。

但是，营业员摇了摇头，她说，我不能把这书卖给你。买这本书需要证明。证明我来自什么学校，是干什么的。我说自己来自一个汉语叫马塘、藏语叫卡尔古的小学，是那个学校的五年级学生。她说那你有证明都不行了。“这书不卖给学生，再说你们马塘是马尔康县的，刷经寺属于红原县。你要到你们县的书店去买。”我的声音便小了下去，我用这种自己都不能听清的小声音说了一些央求她的话，但她依然站在柜台后面坚决地摇着头。然后，我的泪水便很没有出息地流下来了。因为我心里的绝望，也因为恨我自己不敢大声表达自己的想法。父亲性格倔强，他也一直要我做一个坚强的孩子，所以我差不多没有在人前这样流过眼泪。但我越想止住眼泪，这该死的液体越是欢畅地奔涌而出。营业员吃惊地看着我，脸上露出了怜悯的表情。

她说：“你真的这么喜欢这本书？”

“我从老师那里看见过，我还梦见过。”

现在，这本书就在我面前，但是与我之间，却隔着透明但又坚硬又冰凉的玻璃，比梦里所见还要遥不可及。

营业员脸上显出了更多的怜悯，这位阿姨甚至因此变得漂亮起来。她说：“那我要考考你。”

我看到了希望，便擦干了眼泪。她说了一个简单的成语，要我解释。我解释了。她又说了一个，我又解释了。然后，她的手越出柜台，落在我的头顶，深深地叹了口气，说：“不容易，一个乡下的孩子。”然后便破例把这本小书卖给了我。

从此，很长一段时间，我像阅读一本小说一样阅读这本词典。从此，我有了第一本自己的藏书；从此，我对任何一本好书都怀着好奇与珍重之感。而今天，看到新一代的青少年面对日益丰富的精神食粮，好奇心却完全表现在与知识无关的地方，心里真有一种痛惜之感。在这样优越的条件下，面对丰富的精神食粮，我们却失去了好奇与珍重之心。就算社会的物质生活很丰裕，我仍然觉得像生活在精神一片荒芜的以前。

(有删改)

隐匿的光芒

胡玲

多年前，村里突然来了一位神秘的老头。

老头头发花白，腰杆笔直，脸上细密蜿蜒的皱纹里，仿佛写满了沧桑的故事。最显眼的是他的右手臂，光秃秃的，只剩一只空袖管在冷风中轻轻晃荡。人们不知道他从哪里来，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要来到这里，更不知道他曾经历过什么。有人好奇，问起他，他淡然一笑，什么也不说。时间久了，大家也懒得再问了。

老头把村头一间废弃的破房子简单修整一番后，住了进去。他虽然没有右臂，但左手干起活来灵活自如。他在这里开荒种地、养鸡养鸭，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归，换来了鸡鸭成群，庄稼茂盛。

我和小伙伴喜欢去老头家玩，因为无论我们在他家里怎么疯闹，他都不会责骂我们。有时候，他还会塞给我们一些零食，时而是一把香脆的炒瓜子，时而是几块甘甜的红薯干。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那些零食让我们感到幸福和满足。

老头喜欢给我们讲故事。他讲的是清一色的打仗的故事，如八路军打日本鬼子，解放军打国民党反动派，等等。

夜色如水，我们坐在柚子树下，听他绘声绘色地讲着故事。随着故事情节的发展，他的语调时而欢快时而悲伤。他的故事讲得生动精彩，仿佛亲身经历一样；我们听得津津有味，如痴如醉，仿佛亲眼目睹一般。你怎么知道这么多故事？我们问。从书上看到的。孩子们，你们要好好念书，今天的生活来之不易啊，他说。

有一次，老头熬夜给我和小伙伴每人做了一把木头小手枪，那小手枪做得生动逼真，让我们爱不释手。我们握着小手枪，奔跑在绿油油的田埂上，饶有兴致地玩起打仗的游戏。他静静地坐在田埂上，出神地看着我们，若有所思，沧桑的眼里闪烁着亮晶晶的柔光。

日子久了，我们都成了老头的小尾巴，他去哪儿，我们都紧跟着，他干活的时候，我们就在一旁玩。

那时，村里办了个酒厂，村民们家里有多余的玉米，会卖给酒厂换些零钱。老头家的玉米吃不完，也会卖一些给酒厂。村里人一般都是把玉米晒干后，直接装进袋子送进酒厂。老头和大家不一样，他每次晒玉米，会把晒玉米的空地用水冲洗得一尘不染，玉米晒干后，他还用筛子仔细筛去灰尘、杂物和小粒的劣质玉米，再装进袋子里送去酒厂，这样，玉米称重自然会少很多。村民笑话他多此一举，他不恼，憨厚一笑说，这样出来的玉米干净，酿出的酒也干净。

20世纪90年代，村里集资修路建桥，发动村民捐款，老头毫不犹豫地捐出五百块钱。在那个年代，五百块钱是个大数目。村干部说，你捐这么多，日子不过了？老头露出质朴的笑容，我就一个人，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用不了几个钱！

老头在村里生活了四十多年。一个寒冬，老头几天没出现。大家推开他的房门时，发现他躺在床上，神色安然，脸上挂着一抹淡淡的微笑，已经离世。

村民们把老头葬在了后山，时间久了，大家都快将他遗忘了。

去年，在某电视台的一档寻人节目里，一位年近百岁的老八路向节目组寻求帮助，想要找到自己失散多年的老战友小春子。老八路在节目中讲述了小春子的故事。

日本侵华战争爆发后，小春子的家乡沦陷。14岁那年，小春子的父母和许多乡亲被日本鬼子杀害，他因为在山上砍柴，才幸免于难。为了生活，他四处流浪。流浪到省城时，他听说附近有一个专门打日本鬼子和反动派的八路军队伍，就到处打听。找了半个多月，他终于找到了八路军部队。部队的首长见他可怜，把他留在了部队。于是，他成了部队里最小的“小鬼兵”。他从小就喜欢玩弹弓，到了部队，他没事便缠着老战士学习射击。每次部队和敌军交战，他都不怕危险，总爱往前沿阵地钻，看战友们如何开枪打敌人，时间长了，他练就了一手好枪法。

后来，小春子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漫长的战争年代，他跟随部队身经百战，屡建战功，被战友们称为“神枪手”。在一次战斗中，为了掩护战友撤离，他的右臂被敌人的子弹打中，截了肢。

战争结束后，失去右臂的小春子知道自己不能再握枪打敌人了，就主动离开了部队。之后的岁月里，战友们到处打听小春子的消息，可他仿佛人间蒸发了一样，杳无音信。

看着电视屏幕上那张被放大了的小春子的照片，大家突然想起尘封在记忆里的那位独臂老头，实在太像了。

村干部和节目组取得了联系。几天后，老八路来到了我们村。村干部领着老入路来到独臂老头生前住的房子前。老头去世后不久，这间房子就锁上了，再没人进去过。

打开尘封已久的屋子，裂了缝的泥土墙壁上，独臂老头在遗像里朝大家微笑。老八路颤巍巍地站在那张遗像前，老泪纵横。他轻轻拭去照片上的灰尘，抚摩着照片里那张笑脸，喃喃地说，小春子，好不……

村干部从床底下取出一个上了锁的大木箱，对老八路说，这是老人唯一的遗物，我们也不知道里面是什么，现在交给您保管吧。

老八路撬开箱子，箱子里放着一套洗得发白的旧军装，叠得整整齐齐。军装胸前位置，别着几枚经过岁月洗礼的旧勋章，阳光照在上面，冈烁着耀眼的金光……

（选自2021年08月27日《羊城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