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自给自足的乡土社会的人口是不需要流动的，家族这个社群包含着地域的涵义。村落这个概念可以说是多余的。儿谣里“摇摇摇，摇到外婆家”，在我们自己的经验中,“外婆家”充满着地域的意义。血缘和地缘的合一是社区的原始状态。

但是人毕竟不是植物，还是要流动的。乡土社会中无法避免的是“细胞分裂”的过程，一个人口在繁殖中的血缘社群，繁殖到一定程度，他们不能在一定地域上集居了，那是因为这个社群所需的土地面积，因人口繁殖，也得不断地扩大。扩大到一个程度，住的地和工作的地距离太远，阻碍着效率时，这个社群就不能不在区位上分裂。这还是以土地可以无限扩张时说的。事实是，每个家族可以向外开垦的机会很有限，人口繁殖所引起的常是向内的精耕，精耕受着土地报酬递减律的限制，逼着这个社群分裂，分出来的部分到别的地方去找耕地。

如果分出去的细胞能在荒地上开垦，另外繁殖成个村落，它和原来的乡村还是保持着血缘的联系，甚至用原来的地名来称这新地方。这种活动似乎否定了空间的分离。就拿我们自己来说吧，血缘性的地缘更是显著。我十岁就离开了家乡吴江，但是我一直在各种文件的籍贯项下填着“江苏吴江”。甚至生在云南的我的孩子，也继承着我的籍贯。我们的祖宗在吴江已有二十多代，但是在我们的灯笼上却贴着“江夏费”的大红字。江夏是在湖北，从地缘上说，我有什么理由和江夏攀关系？真和我的孩子一般，凭什么可以和她从来没有到过的吴江发生地缘呢？在这里很显然在我们乡土社会里地缘还没有独立成为一种构成团结力的关系。我们的籍贯是取自我们的父亲的，并不是根据自己所生或所住的地方，而是和姓一般继承的，那是“血缘”，所以我们可以说籍贯只是“血缘的空间投影”。

（摘编自费孝通《乡土中国·血缘和地缘》）

材料二:

从早期关于城中村的研究中可以发现，移民聚集在一起，呈现出同乡聚居的现象，基于血缘、地缘、业缘的乡土社会网络是非常重要的逻辑机制。

城市移民中的同乡网络，在中国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如在上海的现代化历史变迁过程中，会馆、同乡会这种带有浓郁乡土社会特征的社会组织团体具有非常明显的影响。这一组织与乡土社会的籍贯紧密相关，在现代化过程中发挥了非常独特的作用，尤其在向城市中的乡土人群提供情感认同的场所和仪式、解决与外乡人之间的纠纷、在市政府无暇顾及的公共领域提供社会福利和社会服务等方面。这些功能对于进入都市生活的农村人群具有重要意义。

外地人在城市中的居住，并不是一个随机分布的过程。由于城市自身利益和相关制度政策的约束，城市外来人口的居住权受到制度性排斥，只能选择某些特定区域从而形成聚居现象。在中国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的背景下，不同群体的聚居现象日益明显，城市中的外来人口往往倾向于在特定类型的居住地聚居，与本地人口存在着明显的居住隔离。

外地人在城市中的就业结构与就业形态，往往与同乡网络纠缠在一起。很多外地人通过同乡网络来到城市，并利用同乡网络的优势在城市中工作和生活。对珠三角的研究发现，扎堆就业是导致同乡聚居的重要因素，来自同一地方的农民工通常会从事相同的工作，或在同一企业工作。同时，当来源地农民工聚集到一定规模后，就会从家乡吸引从事周边服务的人，如理发、餐饮、小百货等社会服务。如广州的“湖北村”中，不仅湖北方言成为社区内最常用的交流语言，而且形成了一系列具有湖北特色的日常生活生态圈，如餐馆、杂货铺、菜市场等。

同乡聚集是一个非常理性的过程，具有内在的逻辑。首先，同乡聚集会影响收入。研究显示：同乡聚集确实可以提高农民工的收入；同时，越有可能进入同乡聚集的农民工，同乡聚集为其带来的收益越大，说明农民工是在理性地利用这种聚集效应。

其次，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网络，同乡关系不仅会带来经济方面的正向作用，而且在心理层面也具有重要意义。在进入城市之后，作为一种适应性策略，老乡庇护型纽带有助于提供成员之间的情感支持和维持心理健康。但这一作用机制会随时间而逐渐淡化，随着逐渐适应城市生活，外地人会建立新的社会网络。

最后，同乡聚集也会影响到农民工的权益，雇主与工人之间的同乡关系，会对农民工的底线权益具有保障作用，但同时会对其基本权益和发展性权益产生一定的负向影响。

（摘编自孙秀林《老乡找老乡：上海市外来人口居住迁移的同乡聚居效应》）

材料一：

国内较早用“错位”理论研究小说的是孙绍振，他凭借着自身的艺术直觉，对文学作品进行直接的感性体悟和理性升华，提出了不但具有实际可操作性、又有一定独创性的“错位”理论。孙绍振认为：“情节产生于人物心理距离的扩大，性格也依赖于人物心理拉开距离的趋势，而环境则是把人物心理打出常轨，构成拉开距离的条件。在一定限度内，人物心理（感知、情感、语言、动机、行为等等）拉开的距离越大，其艺术感染力越强。”小说中人物自我感知错位表现为“心口”错位，人物的相互感知错位表现为“心心错位”。如果人物只从自己的主观意识出发来采取行动，而对自己的行为是否与环境氛围一致则缺乏自觉意识，又会形成人物与氛围的感知错位。

孙绍振对“错位”理论做了一个逻辑性的概括：“小说的情感系统是一个（多方位的）动态系统，一个方位的‘错位’，引起了另一个方位的‘错位’，这个层次的调节又引起了另一个关键的‘错位’。在表层上好容易达到了平衡，在深层结构上又因拉开了距离而失衡，在深度上达到统一了，可在表层又因心口误差（错位），使情感系统远离了平衡态。这种远离平衡态的、复合的、多维的立体的情感系统的每一个方位、每一个层次的错位，都要引起全部系统的一切方位的反馈和调节。粗浅地说，在一定条件下，小说作为一种特殊的多维情感结构，各种情感在性质和量度分化的程度与小说的审美价值成正比，各种情感错位差距越大，小说的艺术感染力就越强，情感错位的距离越小，艺术感染力越弱。”

（摘编自上官文坤《论〈红楼梦〉的“错位”叙述及意蕴》）

材料二：

对《红楼梦》中的贾宝玉评价之困难，脂评曾经以一连串的“说不得”来感叹。不过，日前有人发文对作为暖男的贾宝玉大加笔伐，认为贾宝玉“对世间女子尽心爱恋呵护，可除了‘有心’之外，他的爱浮于表面，能量极低，甚至反而给女孩子们带来灾难”。类似这样的判断其实是深刻地反映出该论者不理解当时社会语境，也缺乏对曹雪芹独特艺术匠心的体会。

《红楼梦》围绕着贾府这样的贵族之家展开贾宝玉等人的故事，传统社会中无往而不在的礼法制度，那种主奴有序、男女有别的等级秩序，也在贾府众人的日常生活中有全面体现。虽然不少学者把《红楼梦》归入才子佳人小说的谱系中，但以贾宝玉为中心的恋爱故事与传统才子佳人小说的貌合神离，理解起来还是比较复杂的。第五十四回《史太君破陈腐旧套》，突出了贾母听才子佳人故事时的一番反驳。贾母据以反驳的，是她对一个大家族的环境及受环境制约的才子佳人的认识，认为双方既不可能、也没机会相遇，即便相遇，佳人也不可能马上想到终身大事。贾母看到了这种故事的虚假、污秽，以及对礼教规矩的破坏，并严正声明这样的事自己家里不可能有，这样的故事也不会让自家小孩子听，其实正表现出作者认识现实的清醒眼光。

那么，贾宝玉和林黛玉等人为何有可能相遇，并且发生了那么复杂的情感纠葛？长辈为何就不知道了？难道这是以老祖宗为代表的长辈们的“灯下黑”吗？是老祖宗一时犯糊涂吗？其实不然。因为作者是通过把人物年龄低幼化的艺术设计策略，来为他们找到了一片生存空间。据周绍良先生的实际推算，全书展开的大半部分中，贾宝玉应该是十二三岁的年龄，林黛玉是十一二岁的年龄。也正由于人物年龄小，所以尽管在小说中，已经写到了他们为了真挚的爱而在甜蜜又痛苦中煎熬，但在旁人看来，这样的争吵只是儿戏。就像凤姐说的：“也没见你们两个人有些什么可拌的，三日好了，两日恼了，越大越成了孩子了。”在这里，凤姐是完全把他们作为孩子来看待的，把他们的行为视为孩子之间的顽皮和喜怒无常，根本没朝恋爱这方面去想，其他家长也没朝这方面去想。

也许，作者有意要在贾宝玉等人的身上尝试一种年龄错位的笔法，所以，当他还在七八岁时，也就是《红楼梦》的第五回，作者就安排他神游太虚幻境，并在警幻仙子的引领中，与一位鲜艳妩媚如宝钗、风流袅娜如黛玉的兼美结为人生的爱侣，从而在象征的意义上完成了成熟。换言之，在儿童的躯壳内，贾宝玉，还有大观园其他女子的心灵，以一种秘密的方式在逾越常规地发展，以表现作者对情感的理想性吁求的一面。

正是从现实语境与艺术策略的相生相克中，我们才发现了作者塑造贾宝玉这一人物形象的全面复杂性和深刻性。而有些读者把一顿无形的板子打在他头上，让自己和贾政一类的家长来对贾宝玉形成两面夹攻之态势，由不得要让作者发一声“谁解其中味”的浩叹了。

（摘编自詹丹《要立足于历史语境和艺术策略来评价贾宝玉》）

【推荐3】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材料一：

中国人礼治的理念始于3000年前的殷周之际。有鉴于商纣王腐败失德而亡国的教训，周公提出了勤政爱民的“德治”纲领，并将它转换为可操作的制度体系，从而有效地将德治思想落实到社会的各个层面，这一划时代的伟大事件，史称“周公制礼作乐”。其后经孔子与七十子后学，以及孟子、荀子等人的弘扬和完善，礼乐成为儒家文化的核心。西汉以后，作为理论形态的《仪礼》《周礼》《礼记》先后被列入学官，不仅成为古代文人必读的经典，且成为历朝制礼的基础，对中国文化和历史的影响极之深远。随着东亚儒家文化圈的形成，礼乐文化成为东方文明的重要特色。

《礼记》说：“礼也者，理也。”礼就是按照道德理性的要求制定的社会生活规范，大到政府的典章制度，小到人际交往的规矩、个人修身养性的法则，乃至人与自然的相处之道，无不在礼的范畴之中。儒家礼乐文化的内涵非常丰富，几乎涉及古代社会的所有领域，略举数端如下：

在理论层面提出礼是人类自别于禽兽的标志。孔子最早提出“鸟兽不可与同群”的命题，七十子接着展开深入讨论，人与禽兽的根本区别不是有没有语言能力，而是能否按照礼的要求在生活。《礼记·冠义》说：“凡人之所以为人者，礼义也。”《礼记·曲礼》说：“鹦鹉能言，不离飞鸟。猩猩能言，不离禽兽。今人而无礼，虽能言，不亦禽兽之心乎？”因此圣人“为礼以教人，知自别于禽兽。”懂得“自别于禽兽”，就是有了文化自觉。

为了唤醒人的文化自觉，儒家把礼作为文明与野蛮相区别的标志。相传孔子作《春秋》，以为万世龟鉴。儒家提出“天人合一”的理论，认为人类社会是自然的一部分。儒家认为人类与自然之道相贯通，礼就是自然法则在人类社会的体现，故在礼的设计上，处处依仿自然，使之与天道相符，由此取得形而上的根据。《礼记》说：“大乐与天地同和，大礼与天地同节。”《左传》说：“礼以顺天，天之道也。”

礼是社会一切活动的准则，也是中国人高雅的生活方式。古代在人际交往中，通过在称谓、站位、迎送、宴饮等环节上精心设计的各种仪节，体现尊老敬长、孝亲睦邻、自谦敬人、和谐为上的理念。即使是由于空间阻隔，双方只能用书信交流时，也有特殊的礼貌用语。人们在行礼过程中体味崇高、庄重、肃穆、威武、豪迈、仁爱、和乐等多种情感。

（摘编自彭林《礼仪之邦如何重振中华之礼？》）

材料二：

一提起礼乐文化，一些人可能会想到封建礼教，如“克己复礼”“三纲五常”“男尊女卑”。这些都是传统礼乐文化中的消极内容。对于传统礼乐文化，我们要在全面分析、研究的基础上，重新考订梳理、去芜存菁，既要整理挖掘其中积极、合理、有价值的思想资源，也要警惕其中消极、落后的文化糟粕，并予以扬弃。比如，古代的礼制，过于强调人与人之间的等级差别，具有服从、统一、强制等特点，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也不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平等”的理念。总之，为满足现代人的需求，我们要推动传统礼乐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在宏观层面，我们应有计划地建立和规范一些礼仪制度，如升国旗仪式、成人仪式、入党入团入队仪式等，利用重大纪念日、民族传统节日等，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纪念庆典活动，传播主流价值，增强人们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在古代，礼乐文化是庙堂之上的“阳春白雪”，普通老百姓只能对其“敬而远之”。现代社会，礼乐文化要想在和谐社会关系、增强价值认同等方面发挥实际作用，需要在微观层面，引导普通人将礼乐文化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在推广普及礼乐文化方面，学校和媒体应该发挥更大作用。近些年，一些大学围绕培育和弘扬礼仪文化，开发出大量现代礼仪课程，受到学生和社会人士的热烈欢迎。比如，湖南大学袁涤非老师的《现代礼仪》视频公开课，开课7个学期，就有近70万人次选修。很多中小学把礼仪文化教育融入“立德树人”的全过程，持续在日常生活中帮助学生确立符合礼仪文化规范的行为方式。这些年，“高雅艺术进校园”活动也在持续开展，提升了学生们的审美情趣，陶冶了学生们的道德情操。

无论是传统礼乐文化，还是新推出的现代礼仪，要想在现代社会扎下根、传下去，都要与现代人的生活相适应，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契合。《中国礼中国乐》中的《成人礼》篇，从花木兰从军出征保家卫国，讲到排爆英雄张保国的女儿张汝佳女承父志选择当警察，让人看到“爱国敬业”等价值观念从古至今其实一直是贯通的。

（摘编自殷慧《今天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礼乐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