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被称为礼乐文明，是因为礼乐在社会组织和道德教化中发挥了基础作用。中华礼乐的建构是从周公制礼作乐开始的。据文献记载,周公在西周立国之初就建立了分封、宗庙和同姓不婚三大制度，开启了礼乐文明的建构过程。直到西周中叶，经百余年努力，各种社会人生礼仪陆续建立，形成了包括朝觐、盟会、册命、军旅、祭祀、丧葬、射御、聘问、宾客、学校、选举、婚嫁、 冠笄等礼乐规则，使得礼乐制度覆盖了政治、宗教、社会、人生的各个方面，将孔子所谓“先鬼而后礼”“尊而不亲”的殷商祭祀礼仪，改造为周代“尊礼尚施”“近人而忠焉”的礼乐制度。

西周所形成的礼乐文明，正是催生儒家学说的母体和温床。春秋时期的礼崩乐坏，促使孔子反思礼乐制度崩解的原因，从理论上总结礼乐文明的精神内核，从而创立了作为中华文化主流的儒家学派。孔子的儒学思想有两个核心概念，即仁和礼。孔子关于仁有许多说法，最基本的是“仁者爱人”，将仁看作是人与人的相亲相爱之情。子夏又说“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进一步将仁爱归本于孝悌的伦理亲情，进而开发出亲亲、仁民和爱物的道德发展次第。至于仁和礼的关系，孔子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又说:“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这便指点出礼乐仪式的内在精神基础，礼乐是以人的内在真诚情感为基础的。没有此种真情，礼乐就会蜕变为虚文而走向形式主义,进而丧失其化民成俗的功用，这正是春秋时期的文化 困境。就此而言，说孔子摄礼归仁是正确的，他揭示了礼乐文明的灵魂，并强调内在精神对于外 在规范的优先性。

但是，如果仅因此将孔学归结为仁学，则未必合乎孔子本人的意思，因为他同时强调：“克己 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这又分明是以礼为仁的前提，人若不能“克己复礼”，就不能“为仁”。孔子主张人的一切行为都应该纳入到礼的规范之中，所谓“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似乎是担心后人有可能忽视礼的实践，《论语・乡党》篇详细记录了孔子日常生活中践礼的言行举止，使得夫子两千年前文质彬彬的君子风范如在目前,让我们看到真正的君 子是如何通过日常工作对礼的践行去落实仁的精神。这是提醒我们，离开了礼乐文明的轨道，我们将无从抵达仁者的境界。

儒学在新世纪面临着一阳来复的历史机遇，同时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成，因为儒家在民间的教 化体系被连根拔起，并且许多人至今依然将民间所剩无几的礼乐残余等同于四旧，必欲将除之而后快。在这样的背景下，礼乐文明重建的难度可想而知,这将注定是一个漫长艰难的历程。当然,儒家礼乐本身也需要因时通变，向现代转型，在此前提下，儒学能够重返乡村与社区.成为百姓日用而不知的人伦规范，进而重建儒学与生活的联系，将成为礼乐文明能否重建复兴的关键所在。

（摘编自赵法生《重建礼乐文明需要什么样的儒学》）

【推荐2】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存储在计算机硬盘中的信息本身不是与心智活动相关项的记忆内容，但信息可以被存储在计算机的机壳内这一事实，却使我们容易产生一些错觉，认为这些信息已经内部化了。我们可以设想，如果在人的大脑中放置一个体积超级小、容量却惊人大的存储了海量信息的硬盘，那么我们是否会认为该大脑的记忆中就已包括了该硬盘内的内容？答案是否定的。因为该大脑还需要额外的心智努力，以便打开脑机接口的开关，进入硬盘内容的目录树，然后按照一定的思维流程寻找相关信息。而该硬盘中的大多数内容，在未被激活的状况下，依然处于主体的意识生命之外。

那么，如果我们将人类用自己的脑力在信息档案库中搜寻信息的工作，全部交给人工智能去做，是否可以说其具有了记忆力？关于此问题，原则上可以给出肯定的答案，但更关键的问题是：我们到底应怎样让人工智能去做人类的信息检索工作？对此，或许不少人会想到搜索引擎技术。但从根本上看，现在的搜索引擎都是由具有各种感官、各种欲望与各种记忆的人类在使用此类技术，搜索引擎所记录的搜索数据，是不能脱离整个活生生的人类社会而存在的。而我们当前所需要的技术，却恰恰是要让其取代人类、自己去搜索信息。因此，在这个问题上求助于现有的搜索引擎技术，通常是在缘木求鱼。

对于怎样让人工智能去做人类的信息检索工作这一问题，一种看似更为复杂却实质上更有希望的解答方式是：我们可以做一个简化版的机器意向性系统，将记忆能力作为其中的一项子能力。该系统需要具备的别的子能力将至少包括意图产生能力、内时间排序能力和基于经验的语义推理能力。

人工智能也需要与人类一样，在一定的意图的驱使下进行信息检索，因为这才是使检索行为得以产生的“第一推动力”。这种意图可能是基于某些先天要素，比如维持人工智能自身的能量水平，而这又取决于人工智能系统自身的电池容量等先天因素等，也可能是基于某些后天的需要，比如满足用户递交给人工智能系统的某些要求等。

人工智能需要对其运行历史中发生的事件进行编号与排序。这种排序必须符合“内时间”原则。换言之，排序的结果需要根据系统的内部信息处理的方便性进行调整，而不能单纯取决于相关事件发生的外部时间坐标。为阐明这一点，我们不妨举个人类心理世界中的与之平行的例子。我们的记忆会根据事件的重要性，“歪曲”过往事件的时间坐标。比如，一个老兵回忆他在某次战役中的生死经历时，这一过程虽然可能在物理时间的意义上只占据了十分钟，但其心理权重却似乎像是一年那么长。这种“歪曲”带来了巨大的信息整理方面的便利，因为记忆主体可以通过这种“歪曲”，对与那次战斗相关的记忆档案加以扩容，以便增加更多的信息细节，有利于日后的信息调取。显然，这样的能力对人工智能也是很有价值的。

在信息检索的过程中，人类往往根据关键词所提供的网络结构进行信息追索。不过，这样的网络结构本身必须能够根据经验进行后天修正，否则其检索质量就会大打折扣。

目前，基于深度学习的人工智能技术，在原则上并不具备对上述这些能力的模拟能力。然而，从哲学角度看，不进行此种对记忆的模拟，智能的本质特征——在运行资源有限的前提下，通过最少的能量投入获取最大的系统适应性——就不能实现。因为，缺乏记忆的系统所能做的，只能是事无巨细地将所有发生过的事情全部摊在纸面上，陷入信息的海洋而不能自拔，并且会因为无谓的信息搜索浪费大量资源。未来的人工智能发展，应重视记忆这一重要维度。

（摘编自徐英瑾《记忆展现人工智能发展重要维度》）

自然作为环境与自然作为其自身是完全不一样的。自然作为其自身以自身为本位，与人无关。而自然作为环境，它就失去了自己的本体性，成为人的价值物。一方面，它是人的对象，相对于实在的人，它外在人。但另一方面，当它参与人的价值创造时，就不是人的对象，而是人的一部分，或者说是人的另一体，在这个意义上，环境与人不可分。自然当其作为人的价值物时，主要有两种情况：一是作为资源，二是作为环境。资源主要分为生产资源和生活资源。人要生存和发展，必须要向自然获取生产资源和生活资源，但是必须有个限度，超出限度就可能造成整个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或某些资源的枯竭。一般来说，环境比资源外延要大，但更重要的是，资源是人掠夺的对象，而环境是人的家园。从自然界掠夺资源，不管手段如何，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对立的；而将自然界看出环境，不管这里的自然条件如何，人总是力求实现与自然的和谐。

对于当今人类来说，重要的是要将自然看成我们的家。家，不只是物质性的概念，还是精神性的概念。环境美的根本性质是家园感，家园感主要表现为环境对人的亲和性、生活性和人对环境的依恋感、归属感。家的首要功能是居住，居住可以分为三个层级：宜居、利居、乐居。当前各地都在创建人类的宜居环境，提出建设花园城市，保护历史文化名城等诸多主张，但“宜居”在城市功能的各层次中，只是基础，重在环境保护。而“利居”仍然没有摆脱将环境当作资源的观念。环境一旦成为利用的对象，它与人的关系就存在某种对立。只有“乐居”，人与环境的关系才不是对立的，而是和谐的，而且这种和谐具有亲缘性、情感性、文化性。亲缘性，说明环境与人共生的关系。情感性，说明环境与人的内在心理的关系。文化性，说明乐居具有丰富而又深刻的文化意味，浓缩提炼了人类文明的精华，真正体现了家园感。

家园感的实现离不开对环境进行建设。环境建设有两种指导理念：一是功利的原则，二是审美的原则。两个原则必须是统一的，且应以审美原则为主导，也就是说可以将工程建设转行为景观建设，让工程既有利于人们的生产与生活，又有利于人类的审美。此外，家园感的实现也离不开环境保护。环境保护一是需要科学技术，二是需要理念。在诸多关于环境保护的理念中，“审美的环境保护”理念有积极意义。这里“美”的构成是丰富的，既有来自生态方面自然方面的美，也有文明方面的人工的美。这样，“审美的环境保护”不仅包含了以生态平衡为最高原则的科学的“真”的保护，而且高于“真”的保护。比如，城市中的湖水被污染了，按“真”的保护，主要在治理污染，在一定程度上恢复它的生态平衡；而按审美的保护原则，不仅要治理污染，还要进一步做一些美化，如湖岸栽花、湖中养鱼建亭等。

环境作为人的家园，既是空间的，也是历史的。我们应该适度开发自然资源，高度重视保护自然资源，并努力建造乐居的环境。（摘编自陈望衡《环境美学的当代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