阐释与建构

耿文婷

我所说的阐释，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训诂释义。训诂释义是学术研究的基础，而且是专门的术业。这也是阐释的前提，阐释要在这个基础上进行。真正的阐释是在原典的理解与解释中生发出新义，朱熹的《四书集注》就是通过对“四书”的阐释来表达他的思想体系的。阐释又是与建构并行不悖的。在阐释中建构，这是古代许多思想家的治学方法。北宋理学家程颢、程颐，就是以对先秦儒家经典的阐释来建构其理论学说的。张晶的美学研究，也是以阐释和建构并行的方法进行的。中国古代文艺理论的文献多半处于自在状态，对于某一范畴，人们往往并不进行义界的厘清和逻辑的梳理，而是直接运用。尽管其基本的内涵是相近的，但每一位文论家使用时的语境及含义往往有很大差异。张晶的《神思：艺术的精灵》一书颇为鲜明地体现出阐释与建构并行的方法论特征。他在其他研究者对于“神思”的阐释基础上，加以辨析并提出自己的界定，认为“神思”是艺术创作思维的根本范畴，包含了想象、灵感构思等多种思维元素。

阐释与建构，可以是一体两面的。遍观中国思想史、美学史，“通”与“变”之间多是通过阐释与建构实现的。没有建构的阐释，是缺少思想归趋的；而不是建立在阐释基础上的建构，则是缺少根基的，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当代的一些美学、文艺学研究名著，如王元化的《文心雕龙创作论》，葛路的《中国绘画美学范畴体系》等，都是阐释与建构互动的产物。对于当代中国的美学理论发展来说，中国古代的文艺理论是非常重要的。美学理论不可能不借鉴西方的哲学、美学理论系统，这是不言自明的；但是中国美学又有数千年的文艺理论作为基础，形成了鲜明的民族特色。中国古代文艺理论如何才能成为当代美学发展的资源？所谓“创新性发展，创造性转化”的具体路径何在？我以为，阐释与建构的辩证运用，应该是值得倡导的思维方式。

前些年在古代文论领域有所谓“失语症”之说，后来又有“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的讨论，在我看来，也许这都是来自学界内部的一种焦虑。当代的学界有很多时新的话语，对传统的文论和美学产生了很大的冲击，古代文论或美学似乎大多数情形下都是在自说自话，而缺乏对当代美学和艺术理论的影响力。读张晶的美学论著，他在谈论古代美学的话题时，总使人感到现实的关切；而在建构具有美学普遍价值的问题时，又使人感到传统的深厚和立足的坚实。其实，在当代，经过二十世纪哲学美学的长足发展，中国古代文艺理论中丰富的美学蕴含，还有从其中可以生长的新的理论要素，才能更充分地得以发显。

（节选自《读书》2019年第10期）

古人认为，“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白居易《与元九书》），情、言、声、义成为诗歌创作最基本、最重要的四大元素和品评作品的重要标准。中国古代诗词中那些千古传颂、脍炙人口的经典名篇，也正是在性情、语言、形式、内涵、意境和境界诸方面体现着鲜明突出的民族特色。

性情是诗词作品内在的灵魂、流动的血液和鲜活的生命。诗词以情感人、以情动人、以情化人。古代诗词中的经典名篇无不饱含浓厚、深沉、真挚的感情。《诗经》中的《伐檀》、《硕鼠》对社会不公平现象的质问与谴责，《离骚》中报国理想难以实现和忧虑国事的悲愤与缠绵，都很典型。如陶渊明《归园田居》、李白《早发白帝城》、杜甫《春望》、孟郊《游子吟》……无一不是以浓厚的情感震撼读者的心灵。

诗歌语言是最精粹精美、最富表现力和最富智慧的语言。在措辞炼字上下足了功夫，从而形成了精美的诗歌艺术奇观。特别是中国古代诗词中的经典名篇，语言不仅生动鲜活、形象鲜明，而且凝练简洁、精警有力，让人回味无穷。唐诗“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王勃）、“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王维）如同巨幅水墨画，境界宏大开阔，用字凝重有力。诗仙李白“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诗圣杜甫“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他们名篇、佳句迭出。宋词“绿杨烟外晓寒轻，红杏枝头春意闹”（宋祁），“著一‘闹’字而境界全出”；李清照以“绿肥红瘦”（《如梦令》）描绘雨后海棠，用“人比黄花瘦”（《醉花阴》）将眼前菊花的形象与抒情主人公的消瘦进行对比，既生动新颖又力透纸背。

中国古典诗词彰显了诗词艺术的形式美。格律诗歌充分利用和发挥了汉语言文字在发音、声调、协韵、对仗、会意等方面无可替代的特点，句式简短，格律稳定，使作品既富有浓厚的音乐元素和强烈的语言韵律，又富有鲜明生动的艺术形象和扣人心弦的充沛情感。如杜甫《绝句》、苏轼《饮湖上初请雨后》、李清照《声声慢》等，历来受到人们的激赏。

中国古代以“温柔敦厚”为诗教。在这种诗歌理论的引导下，蕴藉含蓄、深厚委婉、经营意境、讲究感悟成为中国古典诗词的主流。由此既显示出深厚的民族文化积淀和深刻的思想内涵，又给读者创造了内容理解和艺术想象的广阔空间。如张若虚《春江花月夜》、陈子昂《登幽州台歌》、王之涣《登鹳雀楼》、杜甫“三吏”、“三别”等著名诗篇，更是意味隽永深长，赋予了更丰富更鲜活的思想内容。

诗词意境是作品思想内容与艺术表现手法完美融合而创造出的艺术效果，创新出奇则是文学创作普遍追求的重要目标。中国古代诗词以情、景、事、理、意、趣为主要创作元素，创造出情感深厚充沛、形象鲜明生动的优美意境。如王维《山居秋暝》、贺知章《咏柳》、岑参《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等作品的奇特想象无不让读者感受到强烈的新奇，如临其境，如闻其声。

如果说意境多是通过画面形象传达思想感情的话，那么，境界则更多的体现在思想与艺术达到的高度上。纵观中国古代备受赞誉的诗歌国手、创作大家如屈原、李白、杜甫、白居易、苏轼、陆游、辛弃疾等，他们无不将自己对自然宇宙、人类生存、国家安危的思索，对人与自然的思索，对“以天下为己任”的人生道路的思索等等融入诗篇，使作品呈现出气势磅礴、震撼心灵的大气魄和思想深邃、启悟智慧的大境界，也展示着作者的博大胸怀与开阔视野。

（摘编自杨庆存《中国古代诗词的境界与品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