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常有以“人治”和“法治”相对称，而且认为西洋是法治的社会，我们是“人治”的社会。其实这个对称的说法并不是很清楚的。法治的意思并不是说法律本身能统治，能维持社会秩序，而是说社会上人和人的关系是根据法律来维持的。法律还得靠权力来支持，还得靠人来执行，法治其实是“人依法而治”，并非没有人的因素。

因此，人治和法治之别，不在人和法这两个字上，而是在维持秩序时所用的力量。我们可以说乡土社会是个“无法”的社会，假如我们把法律限于以国家权力所维持的规则，但是“无法”并不影响这社会的秩序，因为乡土社会是“礼治”的社会。让我先说明，礼治社会并不是指文质彬彬，像《镜花缘》里所描写的君子国一般的社会。礼并不带有“文明”、或是“慈善”、或是“见了人点个头”、不穷凶极恶的意思。礼也可以杀人，可以很“野蛮”。譬如在印度有些地方，丈夫死了，妻子得在葬礼里被别人用火烧死，这是礼。又好象在缅甸有些地方，一个人成年时，一定要去杀几个人头回来，才能完成为成年礼而举行的仪式。我们在旧小说里也常读到杀了人来祭旗，那是军礼。

礼是社会公认合式的行为规范。合于礼的就是说这些行为是做得对的，对是合式的意思。如果单从行为规范一点说，本和法律无异，法律也是一种行为规范。礼和法不相同的地方是维持规范的力量。法律是靠国家的权力来推行的。“国家”是指政治的权力，在现代国家没有形成前，部落也是政治权力。而礼却不需要这有形的权力机构来维持。维持礼这种规范的是传统。传统是社会所累积的经验。行为规范的目的是在配合人们的行为以完成社会的任务，社会的任务是在满足社会中各分子的生活需要。人们要满足需要必须相互合作，并且采取有效技术，向环境获取资源。这套方法并不是由每个人自行设计，或临时聚集了若干人加以规划的。人们有学习的能力，上一代所实验出来有效的结果，可以教给下一代。这样一代一代的累积出一套帮助人们生活的方法。

礼并不是靠一个外在的权力来推行的，而是从教化中养成了个人的敬畏之感，使人服膺；人服礼是主动的。孔子很重视服礼的主动性。在下面一段话中说得很清楚：“子曰：‘克已复礼为仁。一日克已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论语·颜渊篇》)。这显然是和法律不同了，甚至不同于普通所谓道德。法律是从外限制人的，不守法所得到的罚是由特定的权力所加之于个人的。人可以逃避法网，逃得脱还可以自己骄傲、得意。道德是社会舆论所维持的，做了不道德的事，见不得人，那是不好；受人吐弃，是耻。礼则有甚于道德：如果失礼，不但不好，而且不对、不合、不成。这是个人习惯所维持的。

礼治的可能必须以传统可以有效地应付生活问题为前提。乡土社会满足了这前提，因之它的秩序可以礼来维持。在一个变迁很快的社会，传统的效力是无法保证的。尽管一种生活的方法在过去是怎样有效，如果环境一改变，谁也不能再依着老法子去应付新的问题了。所应付的问题如果要由团体合作的时候，就得大家接受个同意的办法，要保证大家在规定的办法下合作应付共同问题， 就得有个力量来控制各个人了。这其实就是法律。也就是所谓“法治”。

(插编自费孝通《乡土中国之礼治秩序)》)

材料一：

①近几年，我一边造房子一边教书，我对弟子们常说的有三句话：“在作为一个建筑师之前，我首先是一个文人。”“不要先想什么是重要的事情，而是先想什么是有情趣的事情，并身体力行地去做。”“造房子，就是造一个小世界。”

②造园，一向是传统中国文人的事。关于造园，近两年我常从元代画家倪瓒的《容膝斋图》讲起，那是一张典型山水画，上段远山，一片寒林，中段池水，倪氏总是留白的，近处几棵老树，树下有亭，极简的四根柱子，很细，几乎没有什么重量，顶为茅草。这也是典型的中国园林格局，若视画的边界为围墙，近处亭榭，居中为池，池前似石似树。但我谈的不是这个，我谈态度。《容膝斋图》的意思，就是如果人可以生活在如画界内的场景中，画家宁可让房子小到只能放下自己的膝盖。如果说，造房子，就是造一个小世界，那么我以为，这张画边界内的全部东西，就是园林这种建筑学的全部内容，而不是像西人的观点那样，造了房子，再配以所谓景观。换句话，建造一个世界，首先取决于人对这个世界的态度。在那幅画中，人居的房子占的比例是不大的，在中国传统文人的建筑学里，有比造房子更重要的事情。

③面对世界的态度比掌握知识的多少更重要。这让我又想起童需先生，我最记得住的是先生的一段话：今天的建筑师不堪胜任园林这一诗意的建造，因为与情趣相比，建造技术要次要得多。

④“情趣”，如此轻飘的一个词，却能造就真正的文化差别。对中国文人而言，“情趣”因师法自然而起，“自然”显现着比人间社会更高的价值。人要以各种方式努力修习才可能接近“自然”的要求，并因程度差别分出“人格”。园林作为文人直接参与的生活世界的建造，以某种哲学标准体现着中国人面对世界的态度。而文人在这里起的作用，不仅是参与，更在于批判。在我看来，文征明为拙政园做的那一组图，至今仍镌刻在因内长廊墙上，与拙政园的壮大宽阔，屋宇错杂精致相比，文征明笔下的拙政园只是些朴野的竹篱、茅舍，而这些就是对拙政园文雅的批判。事实上，在中国园林的兴造史上，这种文士的批判从来就没有中断过，正是这种批判，延续着这个传统的健康生命。

⑤造园代表了一种和我们今天所熟习的建筑学完全不同的一种建筑学，是特别本土，也是特别精神性的一种建筑活动。在这个文化方向迷失的年代，不确定的东西最难把握，造园的艰难之处就在于它是活的。童寯先生1937年写道，他去访园，所绘平面图，并非精确测量，不过约略尺寸，盖园林排挡，不拘法式，全重主观。而富有生机弹性，非必衡以绳墨。造园所代表的这种不拘泥绳墨的活的文化，是要靠人，靠学养，实验和识悟来传达的。某种意义上，人在园在，人亡园废。园在我心里，不只是指文人园，更是指今日中国人的家园景象，主张讨论造园，就是在寻找返回家园之路，重建文化自信与本土的价值判断，以我们这代人的学养，多少有点勉力为之，但这种安静而需坚持不懈的事，一定要有人去做，人会因造园而被重新打造的。

（摘编自王澍《造园与造人》，有删改）

材料二：

①清末顾云于同治八年（1869年）所著《盔山志》说，江宁随园是“天下所称名园者也”。随园乃清初袁枚所经营。袁枚，字子才，号简斋。袁枚在江宁县任内，购得南京隋织造园，加以改建。他在所著《随园记》中，说“康熙时，织造隋公，当小仓山之北巅构堂皇，缭垣牖，…号曰隋园，因其姓也。后三十年，余宰江宁，园倾且颓弛，其室为酒肆…问其值，曰三百金。购以月俸…随其高为置江楼，随其下为置溪亭，…或扶而起之，或挤而止之，皆随其丰杀繁瘠，就势取景而莫之天阏者，故仍名曰随园，同其音，异其义”。随园由乾隆十四年（1749年）开始经营。园居第四年，子才在《随园后记》中说，锄除恶草，修剪枝条，顺乎我的心意去做，不会有人妨碍我，哪像我往时仰上级衙门鼻息，等待大官作决定啊？子才绝意仕进，聚书论文，就从此开始。

②园中四时皆花，益以虫鸟之音、雨雪之景，因之游人不断，盛时年游人量达十余万，以致户限为穿，每年更易一二次。从来私人园墅，或扃钥为常，或闭门不纳，似子才之与人共之，是极少数开明园主的可取作风。随园土木建筑工程主要出自梓人龙武台之手。龙死无家，葬于园侧。

③随园本子才终年所寓，园宅兼具，生产菜蔬，又有水田，鱼米足以自给，合田园庐墓为一整体，总面积达百亩左右。由于不屑仰承上官鼻息，看破宦场虚伪谄媚，毅然隐退，诗酒宾客中，园居50年，广收女弟子多至30余人，破除封建束缚，开风气之先，甘冒流俗非议，可谓为一富有反抗精神的人物。

④子才自命达观，临终语二子说“身后随园得保三十年，于愿已足”。《随园诗话》作者伍舒坤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访随园，时距子才殁后22年，园已沦为茶肆。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履园丛话》著者钱泳访游随园，园已荒圮。咸丰三年（1853年），当清军围攻天京时，随园无人照管，日就倾圮，距子才殁后56年，即建园后104年，殆非子才始料所及。

（摘编自童寯《随园考》，有删改）

【推荐3】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①现在最早的毛笔实物，大都出土于战国时期的墓葬，形制和今天大抵近似。不过，有出土的毛笔作品为证，在原始社会后期的新石器时代，我国就已经出现了毛笔。比如青海大通县上孙家寨马家窑文化墓中出土彩陶盆上的舞蹈图、河南临汝阎村仰留遗址出土陶缸上的鹳鱼石斧图，一望而知皆为毛笔所绘。毛笔自身运转自如，粗细随意，笔道具有弹性而且富于变化的特点，可以画，也可以书。汉字一产生就和它结下了不解之缘。

②早期毛笔字是什么样子？目前发现的相关资料尚不太多，且大抵限于商代。在甲骨文中，有一些字是书而后契的，比如甲3939、甲3940、甲3941、甲3942，字体肥而柔，表现出毛笔字的部分风格，直接用刀刻是很难成功的。还有一些字留下了书而没有契刻完的形态。但是，既然写是为了刻，就不能不照顾契刻的特点，书体中保留毛笔字一点风韵的同时，更带上了死板生硬、简易草率的风格。而陶文、玉石文又少得可怜，并且看得出来是受了甲骨上特殊毛笔字的影响。推测起来，商代的毛笔字大概要比甲骨文及其上的特殊毛笔字要形象得多。一则因为去古未远，当时的汉字仍处于象物之形的阶段，形象性为其第一要求，否则就难以担当记录语言的重任；二则因为毛笔亦画亦书的功能特点，容易保存原始汉字的图绘意味。有当时铸铭铭文为证。铸铭是范铸的，人们可以在陶范上书而后精雕细刻；古代青铜不易得，一些礼器的铸造又多有纪念意义，要“子子孙孙永宝用”，所以制作隆重，促使人们认真对待；加之人们崇古复古的心理作用，所以，铸铭保存毛笔字的主体风格，并不奇怪。特别是商周某些铸铭铭文末尾的族徽文字，构形奇古，图绘性极强，说不定是较商周更早时期文字的孑遗。

③从西周到战国，汉字的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种变化主要是由毛笔来实现的。从总体上看，这时期毛笔字的发展较多地吸收了甲骨文等契刻文字简易粗率的特点，肥笔换成线条，字形趋于方整，曲笔尽量减少。两周铸铭的笔道还不乏庄严凝重的色彩，而战国时代的其他毛笔字开始愈益显露出便捷急就的风貌。在由象形性笔道变为圆转随意的线条的过程中，毛笔本身的特性时有表现，比如西周早期（武王至昭王）的铸铭铭文，笔道的肥瘦屈曲仍大体服从于象形的需要，但某些下行的笔道就常常冒尖。这非为象形所必需，也算不上书写的规范，纯是毛笔书写时露锋所致。即使如圆转随意的线条，也并不总是粗细如一，在日常书写中大抵呈现出一种头尖尾细腹部肥的格局，充分显示了毛笔的弹性。后人所谓的“科斗书”，大抵就是指的这种书体，或者指的是在此基础上的美化形式。

④战国秦汉之际，汉字发生了隶变，汉字构形的象形性被彻底地埋葬了。而隶书的笔划，直接来自毛笔的挥洒。所谓隶书的笔划，只不过是隶书的线条的简易形式，改曲笔为直笔，变圆转为方折，横平竖直，左撇右捺，比篆书圆转的线条更便于书写而已。撇捺的产生大概是由毛笔的性质所促成，右手执笔，左行易细，右行易粗，写得美观些，就成了撇和捺。

⑤从历史上看，汉字结构的发展隶变之后才渐趋稳定，汉字形体的变化到了楷书才最后定型。在此之后，虽有草书和行书，但大抵是楷书园地的奇葩异花，它们的存在并不足以影响楷书的一统天下。汉字形体的定型化，促使士人讲究书法，充分利用汉字数量繁多、结体复杂、毛笔又富于创造力的特点，匠心独运，争胜斗奇。

⑥毛笔的应用对汉字形体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正像钉头字的形状是由平头“笔刀”在泥板上“压刻”所促成，缅文字母的圈儿体是由于用针笔在棕榈叶上刻写的影响，汉字的外部形态之所以变成今天这个形状，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毛笔的功能特征。

（节选自李恩江《毛笔对汉字形体的影响》，有删改）

材料二：

①明代《物源》载：“虞舜造笔，以漆书于方简。”史前绘画用笔，目前尚无实物可证，但在中国古代汉语中，“笔”一般即指中国毛笔，因此虞舜所造亦当指毛笔言。由此则可推测，毛笔创始，或者说原始毛笔形制的初步确立，是在新石器晚期舜虞时代。

②实际上，自从旧石器时代晚期有了绘画，就产生了绘画用笔。根据陶器纹饰、岩画笔迹推测，史前绘画用笔，可能有硬笔和软笔两种。以彩陶纹饰为例，陶器表面为较粗糙画地，新石器时代中期以前，陶器纹饰一般笔迹光洁整齐，无毛笔划过的绺状痕迹，推测可能为较柔软的植物秸秆所制画笔或手指所画，此可归为硬笔类。新石器时代晚期马家窑文化各地彩陶中，大量纹饰则存在毛笔划过后的分叉和绺状痕迹，这种笔迹应当是早期毛状笔头所画，此可归为软笔类，可确认为我国毛笔的创始。

③至于史前毛笔形制，从出土的其后战国及汉代毛笔推测，可能为将动物毛发捆扎于木棒、竹竿外端的简单制品。但它的发明，却体现了中国早期人类在较为精细的劳动过程中的智慧创造，并使之成为中国毛笔发明的滥觞。

（节选自赵权利《笔史述略之笔的初创》，有删改）

材料三：

（图片说明：两个图片中箭头标识的字为甲骨文“贞”字；左图贞字为甲骨文原字，右图贞字是编者依甲骨文原形摹写的，其中字的外框中间黑线为契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