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一：

碑

孙犁

赵庄村南有三间土坯房，一圈篱笆墙，面临着滹沱河，那是赵老金的家。

自从敌人在河南岸安上炮楼，老人整天到河边去，有鱼没鱼，就在这里呆一天。看看天边的山影，看看滹沱河从天的边缘那里白茫茫地流下来，像一条银带，在赵庄的村南曲敛了一下，就又奔到远远的东方去了。

“五一”（事变）以后，这里一向是常住八路军和工作人员的。这些日子，每逢赵老金睡下了，母亲和女儿小菊到了东间，把窗户密密地遮起来，一盏小小的菜油灯挂在机子的栏杆上，女儿登上机子，母亲就纺起线来。

现在是九月底的天气，夜深了，河滩上起了风，听见沙子飞扬的声音，窗户也呼打呼打的响。屋里是纺车嗡嗡和机子挺拍挺拍的合奏。

母亲忽然听见窗户上啪啪地响了两下，她停了一下纺车，以为是风吹的，就又纺起来。立时又是“啪啪啪”的三下，这回是这么清楚，连机子上的女儿也听见了，转眼望着这里。

母亲把耳朵贴到窗纸上去，外面就有这么一声非常清楚、熟悉又亲热的声音：“大娘！”

“咳呀！李连长来了！”母亲一下就出溜下炕来，把纺车也带翻了。女儿又惊又喜地把机子停止，两手接着柱板，嘱咐着母亲：“你看你，小心点。”母亲摘下灯来，到外间去开了门，老李一闪进来，随手又关了门，说：“大伯在家吗？”

“在家里。干什么呀，这么急？”

“我们有十几个人要过河，河里涨了水，天气又凉不好浮。看见河边有一只小船，我们又不会驶，叫起大伯来帮帮忙。”

小菊听着，连忙从机子上下来到西间去了。

“十几个人？他们哩？”大娘问。

“在外边。我是跳墙进来的。”老李说。

“你就快点吧！”大娘向着西间喊了一声。

“来了。走吧，同志。”老金已经穿好衣服，在外间等候了。

大娘掩好门，回到屋里，和女儿坐在炕上。她听着，河滩里的风更大了，什么声音也听不见。风杀了，一股寒气从窗子里透进来。

老金回来，他的胡子和鬓角上挂着一层霜雪。他很忧愁地说：“变天了，赶上了这么个坏天气！要是今黑间封了河，他们就不好过来了。”

一家三口，惦记着那十几个人，放心不下。

早晨，天没亮，大娘就去开了门。满天满地霜雪，草垛上、树枝上全挂满了。树枝垂下来，霜花沙沙地飘落。

当大娘正要转身回到屋里的时候，在河南边响起一梭机枪。这是一个信号，平原上的一次残酷战斗开始了。

机枪一梭连一梭，响成一个声音。中间是清脆沉着的步枪声。一家人三步两步跑到堤埝上，朝南望着。

赵老金忘记了那飞蝗一样的子弹，探着身子望着河那边。他看见那一小队人退到了河边。当他们一看出河里已经结了冰，中间的水又是那么凶的时候，微微踌躇了一下。但是立刻就又转过身去了，他们用河岸作掩护，开始向三面的敌人疯狂地射击。老金看见就在那烟火里面，这一小队人钻了出来，先后跳到河里去了。

他们跳进结冰的河里，用枪托敲打着前面的冰，想快些扑到河中间去。但是腿上一阵麻木，心脏一收缩，他们失去了知觉，沉下去了。

老金他们冒着那么大的危险跑到河边，也只能救回来两个战士。他们那被水湿透的衣裳，叫冷风一吹，立时就结成了冰。

“你们昨晚上过去了多少人？”

“二十个。就剩我们两个人了！”战士们说。“老李呢？”

“李连长死在河里了。”

这样过了两天，天气又暖和了些。太阳很好，赵老金吃过午饭，一句话也不说，就到河边去了。他把网放在一边，坐在沙滩上抽一袋烟。河边的冰，叫太阳一照，乒乓地响，反射着太阳光，射得人眼花。老金往河那边望过去，小麦地直展到看不清楚的远地方，才是一抹黑色的树林，一个村庄，村庄边上露出黄色的炮楼。老金把眼光收回来。他好像又看见那一小队人从这铺满小麦的田地里渡过来，纵身到这奔流不息的水里。

他站立起来，站到自己修好的一个小坝上去。他记得很清楚，那两个战士是从这个地方爬上岸来的。他撒下网去，他一网又一网地撒下去，慢慢地拉上来，每次都是叹一口气。他在心里祝告着，能把老李他们的尸首打捞上来就好了，哪怕打捞上一支枪来呢！几天来只打上一只军鞋和一条空的子弹袋。就这点东西吧，他也很珍重地把它们铺展开晒在河滩上。

这些日子，大娘哭得两只眼睛通红。小菊却是一刻不停地织着自己的布，她用力推送着机子，两只眼狠狠地跟着那来往穿送的梭转。她用力踏着蹬板，用力卷着布。

有时她到河岸上去叫爹吃饭，在傍晚的阳光里，她望着水发一会呆，她觉得她的心里也有一股东西流走了。

老头固执得要命，每天到那个地方去撒网。一直到冬天，要封河了，他还是每天早晨携带一把长柄的木锤，把那个小鱼场砸开，“你在别处结冰可以，这地方得开着！”于是，在冰底下憋闷一夜的水，一下就冒了上来，然后就又听见那奔腾号叫的流水的声音了。这声音使老人的心平静一些。他轻轻地撒着网。他不是打鱼，他是打捞一种力量，打捞那些英雄们的灵魂。

那浑黄的水，那卷走白沙又铺下肥土的河，长年不息地流，永远叫的是一个声音，固执的声音，百折不回的声音。站立在河边的老人，就是平原上的一幢纪念碑。

一九四六年春于冀中

（有删改）

文本二：

整个荷花淀全震荡起来。她们想，陷在敌人的埋伏里了，一准要死了，一齐翻身跳到水里去。渐渐听清楚枪声只是向着外面，她们才又扒着船帮露出头来。她们看见不远的地方，那宽厚肥大的荷叶下面，有一个人的脸，下半截身子长在水里。荷花变成人了？那不是我们的水生吗？又往左右看去，不久各人就找到了各人丈夫的脸，啊！原来是他们！

但是那些隐蔽在大荷叶下面的战士们，正在聚精会神瞄着敌人射击，半眼也没有看她们。枪声清脆，三五排枪过后，他们投出了手榴弹，冲出了荷花淀。

手榴弹把敌人那只大船击沉，一切都沉下去了。水面上只剩下一团烟硝火药气味。战士们就在那里大声欢笑着，打捞战利品。他们又开始了沉到水底捞出大鱼来的拿手戏。他们争着捞出敌人的枪支、子弹带，然后是一袋子一袋子叫水浸透了的面粉和大米。水生拍打着水去追赶一个在水波上滚动的东西，是一包用精致纸盒装着的饼干。

（《荷花淀》节选）

狗不理

冯骐才

天津人讲吃讲玩不讲穿，把讲穿的事儿留给上海人。上海人重外表，天津人重实惠。人活世上，吃饱第一。天津人说，衣服穿给人看，肉吃在自己肚里；上海人说，穿绫罗绸缎是自己美，吃山珍海味一样是向人显摆。

天津人反问：那么狗不理包子呢，吃给谁看？谁吃谁美。

天津人吃的玩的全不贵，吃得解馋玩得过瘾就行。天津人吃的三大样——十八街麻花耳朵眼炸糕狗不理包子，不就是一点面一点糖一点肉吗？玩的三大样——泥人张风筝魏杨柳青年画，不就是一块泥一张纸一点颜色吗？非金非银非玉非翡翠非象牙，可在这儿讲究的不是材料，是手艺，不论泥的面的纸的草的布的，到了身怀绝技的手艺人手里一摆弄，就像从天上掉下来的宝贝了。

运河边上卖包子的狗子，是当年跟随他爹打武清来到天津的。他的大名高贵友，只有他爹知道；别人知道的是他爹天天呼他叫他的小名：狗子。那时候穷人家的孩子不好活，都得起个贱名，狗子、狗剩、梆子、二傻、疙瘩等等，为了叫阎王爷听见不当个东西，看不上，想不到，领不走。在市面上谁拿这种狗子当人？有活儿叫他干就是了。他爹的大名也没人知道，只知道姓高，人称他老高；狗子人焉不说话，可嘴上不说话的人，心里不见得没想法。

老高没能耐，他卖的包子不过一块面皮包一团馅，皮厚馅少，肉少菜多，这种包子专卖给在码头扛活儿的脚夫吃。干重活的人，有点肉就有吃头，皮厚了反倒能搪时候。反正有人吃就有钱赚，不管多少，能养活一家人就给老天爷磕头了。

他家包子这点事，老高活着时老高说了算。老高死了后狗子说了算。狗子打小就从侯家后街边的一家卖杂碎的铺子里喝出肚汤鲜，他就尝试着拿肚汤排骨汤拌馅。他还从大胡同一家小铺的烧卖中吃到肉馅下边油汁的妙处，由此想到要是包子有油，更滑更香更入口更解馋，他便在包馅时放上一小块猪油。之外，还刻意在包子模样上来点花活，皮捏得紧，褶捏得多，一圈十八褶，看上去像朵花。一咬一兜油，一口一嘴鲜，这改良的包子一上市，像炮台的炮，一炮打得震天响。天天来吃包子的比看戏的人还多。

狗子再忙，也是全家忙，不找外人帮，怕人摸了他的底。顶忙的时候，就在门前放一摞一摞大海碗，一筐筷子，买包子的把钱撂在碗里。狗子见钱就往身边钱箱里一倒，碗里盛上十个八个包子就完事，一句话没有。你问他话，他也不答，哪有空儿答？这便招来闲话:“狗子行呀，不理人啦!”

别的包子铺干脆骂他“狗不理”，想把他的包子骂“砸”了。

狗子的包子原本没有店名，这一来，反倒有了名。人一提他的包子就是“狗不理”。虽是骂名，也出了名。

天津卫是官商两界的天下。能不能出大名，还得看是否合官场和市场的口味。

先说市场，在市场出名，要看你有无卖点。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好名没人稀罕，骂名人人好奇““狗不理”是骂名，却好玩好笑好说好传好记，里边好像还有点故事，狗子再把包子做得好吃，“狗不理”这骂名反成了在市场扬名立万的大名了！

再说官场。三岔河口那边有两三个兵营，大兵们都喜欢吃狗不理的包子。这年直隶总督袁世凯来天津，营中官员拜见袁大人，心想大人山珍海味天天吃，早吃厌了，不如送两屉狗不理包子，就叫狗子添油加肉，精工细做，蒸了两屉，赶在午饭时候，趁热送来。狗子有心眼儿，花钱买好衙门里的人，在袁大人用餐时先送上狗不理。人吃东西时，第一口总是香。袁大人一口咬上去，满嘴流油，满口喷香，心中大喜说：“我这辈子头次吃这么好吃的包子。”营官自然得了重赏。

转过几天，袁大人返京，寻思着给老佛爷慈禧带点什么稀罕东西。谁知官场都是同样想法，袁大人想，老佛爷平时四海珍奇，嘛见不着？鱼翅燕窝，嘛吃不到？花上好多钱，太后不新鲜，不如送上前几天在天津吃的那个狗不理包子，就派人办好办精，弄到京城，花钱买好御膳房的人，赶在慈禧午间用餐时，蒸热了最先送上，并嘱咐说:“这是袁大人从天津回来特意孝敬您的。”悲禧一咬，喷香流油，勾起如狼似虎的胃口。慈禧一连吃了六个，别的任嘛不吃，还说了这么一句：“老天爷吃了也保管说好！”

这句话跟着从宫里传到宫外，从京城传到天津。金口一开，天下大吉，狗不理名满四海。直贯当今。

（选自《收获》）

初雪（节选）

路翎

司机刘强和他的助手王德贵所在的汽车连，奉命从前线附近的地区往后方运送一批朝鲜老百姓。这些朝鲜人在敌人的炮火射程内顽强地生活了好久了，他们是因为紧急的军事情况而疏散的。刘强和王德贵的车子排在最后一辆开出，因为他们这一车全是年老的和年轻的妇女，带着一群孩子和很多的零碎东西。在十一月末的严寒的黄昏里，天色很快地黑下来了，前沿的炮声激烈起来了，山谷里震荡着一阵阵巨大的、单调的回声。妇女们的这些零碎的日用的东西，引起刘强许多感触。

一九三七年，日本侵略者来到他的家乡上海附近的时候，他的母亲和姐姐带着她们的篮子、罐子、大包小包爬上一辆拥挤的汽车，那时候他才十七岁，他讨厌这些破旧的东西，觉得它们没有价值，但是妇女们绝不肯丢掉它们。那时候他还不懂得在那些残酷的年代里人民生活的艰难。朝鲜妇女们的这些旧包裹，这些帘子、草席，这些盆子罐子，在他心里唤起了温暖的感情。这些东西仿佛在对他讲述着艰苦和贫穷，讲述着妇女们一两年来在炮火下的流血奋斗。放到车子上去的任何一件小东西，都叫他觉得这是对敌人的一个胜利。车上装得差不多了，他却继续在那里一件一件地往上搬着。看着这种情形，年轻的助手王德贵有些焦急了。

“不行啦，再耽搁咱们要赶不过去啦。”

“行！”刘强决然地大声说，接着他用愉快的鼓动的口气说，“来吧，小王，想个办法替这位阿妈尼把背夹绑在车子后边……这样那两床炕席也放的下啦。”

“这破炕席有什么用呀！”

“老百姓过日子什么都有用的，——哪怕是破炕席，能丢在这里叫敌人一炮打掉么？”

他的愉快而活泼的声音忽然变得严厉了，并且那闪耀的眼光向着王德贵瞪了一眼。从来不发脾气的刘强，个性其实是非常刚强的。王德贵本来想说：“叫炮打掉的东西多呢！”可是说不出口了。

终于把所有的比较大的东西都安置好了。助手王德贵已经跑去发动了马达，他担心着，迟了公路上车多，赶不过封锁线。听见马达声，刘强就很沉重地向着司机台走去了，但走了几步又停下来，因为听见了车上面传出来一个婴儿的啼哭声。

那孩子就在母亲的胸前愤怒地哭着。刘强叫那母亲把孩子给他，他说，可以把这婴儿带到司机台里面去。做母亲的迟疑了一下，但这时刘强已经伸手把孩子抱过来了。

“辛苦啦，谢谢的……”那母亲激动地说。

“不谢！小王！”刘强喊着，为了免除那母亲的不安，他特别用一种愉快的、幽默的腔调大声喊道：“来，小伙子，咱们找到一个活儿干啦！”

“这活主要是你的！”刘强愉快地说，不由分说地把孩子塞在王德贵的手里了。

“这怎么好弄呢，我不会抱孩子呀！”那十八岁的青年助手说。

“咄！”他说，“做这么回妈妈不委屈你，将来你还不是得有儿子！”

王德贵很不满意——这老司机今天太婆婆妈妈了，妨碍完成任务怎么办呢——然而他仍然羞怯地笑了。他捧着孩子的那姿势实在笨拙，就像捧着一盆热水似的，车上的妇女们也都笑起来了。王德贵很不满意这些笑声，浑身热辣辣的。

敌机临空了，照明弹一直从前面挂过来了。刘强的脸上马上有了凛然的、严肃的神气，司机台的门砰的一声关上了。迎着寒风，这台嘎斯车投入了公路上的激烈斗争。

大雪纷飞……天渐渐地亮起来了。周围的景色，覆盖着雪的土坡、田地，大雪中倔强地弹起来的弯屈的黑色的树枝，可以模模糊糊地看见了。离目的地只剩下了十里路。车上的妇女们都醒着。她们披着被单和旧衣，默默地承受着这场大雪。这里就要到她们新的家了。忽然地那个用花格子头巾包着头的、浓眉毛的姑娘唱起歌来。几个年轻的妇女跟着唱起来，最后全车的妇女，都唱起来了。

这一车冻僵了的、疲困的妇女，整夜都一声不响，顽强地抗击了那向她们袭来的敌机和严寒，现在唱起来了。她们就要到达她们新的家，她们欢迎这场雪，听着司机台里那个孩子的哭声，唱起来了。于是一下子这台车从困顿和沉默里醒来，被一种青春的、欢乐的、胜利的空气鼓舞着——最后这几里路，是载着歌声飞驰着的。

人们开始下车，被歌声和大雪所激动。司机和他的助手走了出来，在迷茫的大雪中笑着；司机的手里，捧着那个又睡熟了的孩子。

大家沉默了，站在纷飞的大雪中。王德贵抱过了孩子并且把他高举了起来。大家看着王德贵手里的孩子，又看到刘强的染着血的大衣和苍白、微笑的脸。那个做母亲的奔上来接过她的孩子，眼泪流出来了。她抓住了王德贵的手，把她的头在他的肩上靠了一靠，又跑向刘强，把头靠在他的没有负伤的结实的右肩上。

忽然地王德贵走向那个母亲，问着：“阿妈尼，这孩子他的姓名？”

母亲来不及回答，有七八个声音叫起来了，说，这孩子叫金贵永！

“金贵永，记着了！”王德贵红着脸说。

“金贵永，再见吧！”刘强说，显出了王德贵先前见过的那种严肃的、沉思的、父亲般的神情，俯下头去，在那母亲的臂弯里吻着孩子的脸。

迎着这飘落在她们的土地上的今年的最初的雪，妇女们静静地站着。大雪无声地、密密地降落着，这台车后面的那两条很长的黑色的车迹很快地就被大雪盖住了。

一九五三年十月十六日，北京

(有删改)

过     梁

马加

从涞源到察哈尔的大道，呈现着异样荒凉的景象。凝结的薄冰破碎了，枯黄的马兰草被践踏得面目全非，羊粪露出在雪的外面，水成岩的石子上涂抹了斑斑的烂泥，仿佛有一列长距离的军队刚从这里走过。

孙林注意着路上的现象，无论是一颗土粒或是一根草。他企图从任何物体的表面上找出可以证明的痕迹。他迫切地需要知道在两点钟前是否有队伍从这里经过，因为抗联司令员给他一道紧急的命令，要他把刚刚离开的一个大队追回来。

孙林的耳轮很大，平滑的额角，看起来没有精神的石灰色的眼球，老是盯在一个地方，一分钟也不会转动一下。这个人就有个长处，他肯对自己的工作负责，送信时跑得脚板生出大饼厚的僵皮，他向来不对谁抱怨一句。

道路崎岖得不能骑马，可是丢开马以后，更觉得身体难以支持下去。他四肢瘫软无力，头昏脑乱。显然是急行军和夜里没有睡眠的结果。他的意识里浓重地潜伏着疲惫。他想到他会消失最后的挣扎力而倒在路旁，也许因为寒冷而得到可怕的结果。他的思想近于混乱，但是有一种力量还能支持他继续前进，那便是对革命工作所发生的热情。

雪花从甸子梁最高的山尖上抖撒下来，带着一种附着力，吻合在低矮的甸坡的茅屋上。孙林悄悄地走到一家院里，在马槽的附近，碰见一个贩麻的老头子，正用扫帚扫着落在麻捆上的积雪。他告诉了孙林关于部队通过甸子梁的事情。

“你是在梁上碰见队伍的？”孙林望着村外一片白茫茫的山峰，问着老头子。

“有些队伍已经下梁了，有些队伍在雪里滚……”这老头子没有说完，又贪馋地把烟管插进嘴里去。孙林的脚尖刚刚触到了雪块，一种莫名的战栗震撼着神经末梢，仿佛他的感觉器官触到冰柱上了一样，血管也要凝结起来，他在那雪块上揉了两下，没有说一句话。

不知道是受了老头子的影响，还是自己打不定主意，孙林跟老头一道走进屋里。“我从来没有走过这鬼地方！”他不耐烦地跺了一脚。

“除了五台山外，甸子梁是周围八九百里最冷的地方。每年七八月都要冻死人。从甸坡到甸子梁还有五里地。到梁上地就平了，风也大了，雪也深了。中间三十里没有人家，假如你的火力不足，到半路上就冻完蛋了！”

老头子想起了舒适一下自己的身体，解开皮袄，拢起火。把葫芦里的烧酒倒在一只青鹅羚碗里，快活地呷了一口，然后把酒碗递给青年人：

“同志，烘烘肚子吧！”

“我们军队不准喝酒。”孙林想起了部队的纪律，皱一皱眉。

“你不喝酒，过梁的时候会冻死你的！”老头子叫着。他的红沙眼燃烧得有些肿了，闪烁着火花：“我成了习惯啊，过梁就要喝酒。”

孙林走到外面去，雪还是下着，拴在石槽上的骡子跑到马棚的门口，雪落在它的头上，它一次又一次不安地闪着耳朵。孙林很长时间地望着天空。他知道雪不会停下来。而山上的路又被雪掩盖住了，辨认出道路的痕迹是很困难的，天气是这样寒冷，就算是狗和麻雀也应该都躺在自己的窝里。似乎整个世界上不会有人再冒险地走路，也没有人愚蠢地和无情的严寒开玩笑。

他快快地回到冰冷的房子里，靠着锅台，失望地瞧着老头子的下巴。

“今天不能过梁吗？”

“梁上有三不过，你不知道吗？”老头子反问，他好奇地望着孙林的两只耳朵，“过梁有过梁的规矩，阴天下雪不过梁，赶早贪黑不过梁，单身汉不过梁。”

“我今天……”孙林的面孔变得苍白起来。

“你今天不能过梁！”

老头子斩钉截铁地回答说，摇着头，又喝了一口酒。老头子伤感地咳嗽着。缄默了一会儿，突然，发酒疯一样摇着孙林的胳膊。“咳咳！你们八路军真是能吃苦呀，希望老天爷睁开眼睛。”老头子的同情使孙林感到难过，每当想起任务，他的思想立刻陷入被谴责的不安状态。

他霍然站起身子，背起马枪，踏着门板踉跄地跑到外面，老头子惊讶地望着他坚决的表情，扑灭地上的火，也随着走到外面。

“老天爷留你在这里过夜的。”

“不！我要过梁去！”孙林冷静地回答说。风雪吹开了他的薄薄的棉衣，他的身子已经被风雪吹打得摇抖不定。

“过梁去……你疯了么？”老头子惊骇地抓着孙林的胳膊，摇了两摇。

“我要……”孙林没有说出他所要说的话，望着前面雄伟的山峰，一种热望从他的心底燃烧起来。

“同志，你过梁会冻死的！”老头子同情地恳求着。

孙林没有听从老头子的话，背起马枪，勇敢地向着山顶走去。五分钟后，他变成一团雪块滚进茫茫的乱苍山里面了，只有洁白的雪地上残留着脚印的痕迹，没有多久，又被雪花掩盖住了。

两天以后，抗联在涞源打了一个胜仗，老头子从甸坡赶着骡子回了家，在烧坏敌人汽车的战场上，他又碰见了那个年轻的通讯员，他坚毅的表情里愈发显露出青春的健康，对着汽车的碎铁片发着微笑，仿佛有什么快乐事情一样，只是左部脸上冻掉了一只耳朵。

1941年7月作于延安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