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小说的内在精神结构

穿越小说是国内近几年创作量最多、最受读者欢迎的网络小说，它的魅力不仅来源于它的曲折跌宕的英雄传奇、成长故事、爱情长跑，来源于书中塑造出的一群性格特征鲜明的人物形象，更来源于体现在其内在结构里的个人主义道德模式诉求。

当下穿越小说中，人物的行为方式与价值取向体现出的个人主义色彩虽然招致众多文评家的非议，但这种个人主义，还远未发展至极端利己主义，而是限定在一种价值观念和思想道德体系之内，较为真实地反映了当下社会人们的道德取向。

无论是在穿越英雄小说还是在穿越言情小说中，每一部书里都至少有一至两位主人公在拥有顽强、自信、热情、不甘落后等进取品质的同时，还善于谋算、精明狠辣，为实现个人的目的利益不择手段。但是，这个目的一定是合理的，更多的是为了追求基本需求满足以及基本需求满足之后的生命的意义。目的合理，这一类人就成为心机深沉、智慧超绝又不失良善的成功者典范，是正面形象，一定赢在最后。目的不合理，就成为反面人物，是最后的输家。也就是说，穿越小说家们实际是赞同个人为上、利益至上的关系处理原则，但前提是所有行动都要出自合理的目的，这已成为穿越小说的内在精神结构。

如何判断穿越人物的行动目的是否合理呢？穿越小说里的人物们遵循的是一套政治民主原则：崇奉个性、自由、民主、平等和博爱，肯定人的价值与尊严，以及个人对幸福追求的权利。实际上个人主义作为一种政治民主思想，本就意味着民主、自由和平等最为重要，家族、集体、社会和国家应减少对个人的干预和限制。在穿越小说里，男主人公们穿越到古代后，往往肩负的最重要任务就是传播民主、自由和平等的思想，而穿越女主人公们，虽然到古代的目的是经历一场轰轰烈烈的爱情，但民主、自由和乎等的思想也时时刻刻呈现在小说的字里行间。

与其他类型小说的道德诉求有一个很大不同的是，穿越小说从不耻于谈钱，也从不耻于“好逸恶劳”，很多穿越主人公们的梦想，就是潇洒地在古代走一遭，赚很多很多钱，寻一个风景秀丽处，醉生梦死过“米虫”生活。值得注意的是，穿越男、穿越女们虽然都想做个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米虫”，却也勤劳、热情，不甘落后。这种对金钱的坦然与热爱，其实也是个人主义的一种体现，因为个人主义主张维护的是财产私有制，自然对私有财产及获取私有财产的行动与方法持着尊重倡扬的态度。

托尔斯泰说过，“艺术家的目的不在于无可争辩地解决问题，而在于迫使人们在无穷尽的、无限多样的表现形式中热爱生活”。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追逐财富、崇奉金钱的现象很普遍，个人主义的道德诉求早已充满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穿越小说之所以广受欢迎，很大一部分原因也正是在于它这种个人主义的内在精神结构和整个社会的精神结构是关联呼应的。小说阅读快感的产生基于文本与读者生活的相关性，这种相关性包括差异性相关与相似性相关。穿越小说与当下社会的精神结构共振是一种相似性相关，而它提供的背景又是异时空的，适度拉开了与现实生活的距离，形成一种差异性相关，所以，它既能够复现读者在生活中所体验过的种种关系和感受引发读者共鸣，又能使读者获得一种在现实社会生活中难以得到的心理补偿。

但文学作为一种精神存在方式，除了娱乐消遣外，也负有对人的生存状态深刻的道德关注甚至终极关怀的责任，从这个意义上说，穿越小说家们还得加强自己的哲学素养。（有删改）

【推荐2】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明清方志之所以保留了较多小说史料，一是受明清小说创作极为繁盛的格局影响，二是方志与小说“同质异构”的学理性质使然。兼收并蓄的方志与文体兼备的小说在文献地位、价值功能、编撰理念方面有共同性。方志作为古代历史文献的组成部分，实际上是作为“正史之补”的形态而存在，古代小说在长期流传过程中，同样也以“补史”形态而得以存续，明人甄伟自序《西汉通俗演义》有言：“予为通俗演义者，非敢传远示后，补史所未尽也。”这类观念非常典型地反映了作为文献形态的古代小说的实际地位。方志与小说的编撰初衷，往往皆以救化为先，这点确保了两者有限的存在空间。嘉靖《湖广围经志书》“凡例”有云：“凡旧志所载，多有怪诞不经、幽眇难明、惑世诬民者，悉去之不录。为名教虑也。”

明清方志中的小说史料，比此前更显繁富与庞杂，同时也倍具价值，因此更加值得精心整理。约略而言，其研究价值大体表现为以下几方面：

文献留存问题一直是文史研究的出发点，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它是一个学科生命力能否持续久远的关键要素。新时期以来古代小说研究之所以能不断开拓新的研究境界，是与《古本小说丛刊》《古本小说集成》等大型小说文献丛书的整理出版以及相关学者积极爬梳钩沉之功密切相关的。就当下的古代小说研究格局而言，既有小说文献固然值得继续深入研究，发现与钩稽新的小说史料也更显必要。在这当中，明清方志就是一个早已存在却亟须深挖的可贵矿藏。在明清方志的人物传记、逸事、仙释等门类中，有不少小说类文献作品得以载述，这些作品不仅数量众多，而且也不乏佳作，值得辑录。

古代小说在文体序列中备受轻视乃至诋毁，因而小说作者往往无意署名，使得大量小说作品难见真正著者，这对小说研究带来了诸多困扰。而倘若将视野投向明清方志，往往能有一些意外收获。例如，明末清初《水浒后传》的作者陈忱，学界一直以来对其生年、字号、交游等情况的认识有不少错误，笔者在梳理清人汪日桢编《南浔镇志》、伊汤安编《嘉兴府志》、沈彤编《震泽县志》、光绪《乌程县志》与同治《湖州府志》等诸多方志文献的基础上，进行了细致考辨，得出了“陈忱生于1615年，字遐心而非字敬夫，号雁宕或雁荡，平生交结对象主要为惊隐诗社成员”等结论，修正了既有的不当认识，得到了学界的普遍认可。

就现有研究成果来看，古代小说理论研究大都依托于小说评点、序跋等批评文献而展开，此举固然有其必要意义，不过这未必能广泛反映古人有关小说观念认识的真实状态，例如刻意标榜与别有居心式的批评在这类显性理论文献中即普遍存在。而就明清方志而言，其介乎正史与稗官野史之间的存在性质、编撰者大都既非名流显达亦非市井盲丁的身份特点，使得明清方志得以更普遍地反映主流民众的相关认识，因而其中的小说史料所体现的有关小说理论观念更为确切：一是小说价值的可观与可废并存，二是文体属性的虚构与征信并存。

在整理明清方志文献过程中，研究者要尽可能贴近古人小说观念，以宽严相济的眼光来审视相关史料，对其中的作伪史料也应认真对待，因为从小说研究视野而言，作伪史料同样具有价值，毕竟文学研究并不完全等同于历史研究。当然，在涉及作家作品的史实问题上，作伪史料显然不具价值。此外，研究者也应注意版本的甄选比勘，以免误入歧途。

（摘编自杨志平《明清方志中的小说史料》）

材料二：

方志是记载一地自然和人文方面历史与现状的综合性地方文献。方志的内容涉及一地之政治、经济、文化、地理等诸多方面，是研究该地历史的极其珍贵的资料。方志在某种意义上还具有查找地方文献的工具书性质。

相比于诗文研究，学界在小说研究中对方志的价值认识尚显不足，对方志的运用尚不充分。其实，方志中有不少作品本身就是中国古代小说的组成部分。我们知道，在方志中，有不少近似于“志怪小说”“志人小说”与“世情小说”的文艺作品，我们可以把它们归入小说一类。辛谷在《“方志小说”探源》中将之称为“方志小说”。虽然辛先生将方志中的这些异闻逸事资料命名为“方志小说”有待商榷，但在历代方志中存在大量异闻逸事资料是不争的事实，这些异闻逸事资料，往往虚构故事，叙写传说中的奇人奇事，类似于古代小说中的“志怪小说”“志人小说”与“世情小说”，将这些异闻逸事归属于中国古代小说之列，定位是准确的。但这种小说与当代文学评论界所称的“方志小说”不同。近年来，在当代文学创作领域出现了野莽的《庸国》、迟子建的《白雪乌鸦》等以某个真实存在或虚构的地域为叙写对象，借鉴志书结构和叙述方式而创作的长篇小说，当代小说评论界将这些在创作中借鉴了志书编纂理念和手法的小说命名为“方志小说”，这比辛谷先生将方志中的小说命名为“方志小说”显得更为科学。因此，为了避免与当代“方志小说”概念混淆，我们将方志中的一些记载当地异闻逸事的资料称之为“方志中的小说”。

“方志中的小说”一般都是神话故事与民间传说。有的是神话故事，如广东《海丰县志》中的《盘瓤》《新安县志》中的《休咎禅师》《龙门县志》中的《道士斗妖》、广西《续修兴业县志》中的《洞庭湖神》、湖南《衡山志》中的《南岳夫人》等；有的是民间传说故事，如《肇庆府志》中的《勿学你翁》《海澄县志》中的《柔娘》《高要县志》中的《巧对》《海阳县志》中的《制敌妙法》、江苏《震泽县志》中的《笠泽古柏》等。这些神话故事或民间传说，按照中国古代小说观念，都可归入小说之列。其实，在中国各地的方志中，一般都会有神话故事和民间传说。方志中保存的小说是相当丰富的，我们有必要加强对“方志中的小说”的收集与整理。

（摘编自伍光辉《中国古代小说研究与方志文献》）

材料一：

《红楼梦》全书，共有诗词歌赋180余首，属于曹雪芹创作的有140余首（《红楼梦》前80回）。这些诗词决非可有可无，而是作品重要的组成部分。换言之，如果从《红楼梦》中抽掉这些诗歌词赋，作品还能产生如此强烈的艺术效果吗？回答自然是否定的。

文备众体，引诗词歌赋等各种艺术形式入小说，是中国古典小说形式上的一大特点。从唐传奇开始，经宋元话本，明清的长篇、短篇小说，最后到晚清的才子佳人小说等等，可以说这种形式一直在沿用。但这种形式与作品的主题、情节、人物等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在作品中起多大作用？实在让人不敢恭维。唐传奇中的《游仙窟》，人物对话全是诗句，失去了生活的真实性。《长恨歌传》把白居易的《长恨歌》全诗抄录，又有什么必要呢？至于宋元话本、明清小说中的文前诗、文后诗、有诗为证、有诗叹曰之类，很多是可有可无的赘笔。

而曹雪芹的《红楼梦》就不同了。他一方面吸收了这些艺术形式，另一方面又对它们进行了改造、丰富和发展，使之能够为作品的内容、情节和人物服务，为作者总体的艺术构思服务。

第五回“贾宝玉梦游太虚境”，是《红楼梦》中出现诗词最多的一回，这些诗词绝对不是什么“赘赋闲文”。《红楼梦》前五回是整个故事的开端，尤其在前四回中，通过“接外孙贾母惜孤女”和“葫芦僧判断葫芦案”，将林黛玉和薛宝钗两位女主人公一前一后送入贾府。伴随着黛玉、宝钗的登场，宝玉、凤姐、贾母等重要人物也一一亮相。那么十二钗中还有其他人物怎么办？是否也需要像钗黛那样逐一介绍呢？如果这样，那才真正成了赘笔闲文，使人读来毫无情趣。所以，当介绍了宝黛钗等人后，作者就在第五回通过宝玉梦境，利用诗词歌赋的形式，对十二钗及其他重要人物进行了一一介绍，而且草蛇灰线、若隐若显，让人产生一种玩味无穷的艺术感受。可见，这些诗词歌赋，不仅是作品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体现了作者独特的艺术构想。

第二十二回中编了许多灯谜诗。如果把这些诗谜仅仅当作一种猜谜游戏看待，岂不辜负了作者的一番苦心？元春的“一声震得人方恐，回首相看已化灰”（谜底：爆竹），黛玉的“焦首朝朝还暮暮，煎心日日复年年”（谜底：更香）等，清晰地表明了这些灯谜暗含的丰富寓意，它们与故事情节和人物命运有着紧密的联系。

由此可见，诗词在全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如果抽掉《红楼梦》的诗词，那么作品的艺术价值将受到极大的限制。包括像林黛玉这样的人物，去掉她的诗词，她给读者的印象也仅仅就是一个爱哭鼻子的娇小姐而已，这绝不是完整意义上的林黛玉。

（摘编自刘保忠《论诗词在<红楼梦>中的作用》）

材料二：

《红楼梦》中的诗词所表现出的中华文化内涵是博大精深的。从纵向的时间维度来说，它吸纳了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化思想精华；从横向的文学空间维度来说，它借鉴了古典诗词曲赋的表现技巧，具有广博的文化张力。

汉乐府民歌中通过人物的语言和行动表现人物性格的手法，在《红楼梦》诗词中运用得也相当精彩。薛宝钗、林黛玉、贾宝玉等同咏白海棠诗，却可以从中看出不同的性格：从薛诗中着出了封建淑女端庄的姿态；从林诗中看出了黛玉出淤泥而不染的纯洁品格；从宝玉诗中看出了他喜花怜女、不与臭男人为伍的情怀。

魏晋南北朝的文化的味，在《红楼梦》诗词中亦可体现。如诗词的词藻华丽，讲究对偶，声的和谐等。谢灵运以肆意游邀、寄情山水闻名后世，《红楼梦》诗词以吟花弄月、陶醉于大观园令世人赞叹不已。

《红楼梦》诗词富有唐诗宋词的文化底蕴，如意境的隽永，诗味的绵长，词采的华丽，诗句的精炼等。李商隐诗的“红楼隔雨相望冷”，李清照词的“凄凄惨惨戚戚”，在《红楼梦》诗词中都能找到文化的对应点。单就林黛玉的诗而言，就有王维诗的自然、李白诗的飘逸和杜甫诗的沉郁。

元代文学艺术的文化精华，《红楼梦》诗词也进行了恰切的借鉴吸纳。如《西厢记》中的曲词《正宫·端正好》与林黛玉的《唐多令·柳絮》，在情调、用词、风格上都有异曲同工之妙；元杂剧中通过言行塑造典型人物的文化底蕴，在《红楼梦》诗词中亦有表现。元散曲在表现手法上的自由洒脱，风格上或朴白或典雅的品味，意境上的别有洞天，在《红楼梦》诗词中都可以找到神似之处。

明代汤显祖的《牡丹亭》，其唱词和创作方法对《红楼梦》诗词影响很大。林黛玉听了《牡丹亭》的唱词后，心下思量：“原来戏上也有好文章，可惜看戏人只知看戏，未必能领略这其中的趣味。”林黛玉所说的“趣味”是什么呢？我想就是中国优秀文化中歌咏自然、追求美好、表现内心情感的意趣和味道。从《红楼梦》诗词中，我们可以看出它与中国历史诗词戏曲有着不可分割的文化渊源。

《红楼梦》诗词从清初诗文中，亦吸收了些许精华。顾炎武诗的忧国情怀，王士祯诗的流连风景、咏怀古迹，在《红楼梦》的咏物诗和怀古诗中可以找到踪影。

《红楼梦》诗词通过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吸纳创新，增加了自身的文化厚度和审美蕴涵，展现了更为宏阔的文化视野，对当今诗词创作和未来诗歌发展有一定的启迪借鉴作用。

（摘编自姜志军《论<红楼梦>诗词对优秀传统文化的吸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