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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一：

先秦儒学对于心性的探讨，主要停留在现实经验的伦理道德层面。直到宋明时期，在隋唐佛教本体论思维影响下，儒学心性论才从经验的层面上升到本体论的高度。

心与性是宋明儒学心性论的核心概念，心在宋明儒家那里主要有两种含义:一是道德本心，属于道德理性范畴;二是理智之心，属认知理性范畴。性在宋明儒家那里，主要是指人的本性、本质，同时又是一个内在的价值范畴。宋明儒家认为，人性根源于天道。《中庸》谓“天命之谓性”，就是说天道下贯为人性，天道与人性相统一。性是根源于天道的客观性原则，心是主体性自觉意识的形著原则。

佛家所说智“心”是无分别直觉智慧，属于超理性的范畴，不是道德理性。佛家所说“性”，是指宇宙空理、实相，实际上是境界本体。佛家追求以直觉智慧亲证宇宙实相，获得超道德的宗教解脱之境。儒家所说本心根源于天道生生实体，心体或性体既是道德本体，也是宇宙本体。儒家强调存养本心，以保持本心的昭昭不昧，通过本然之心的随感应物(“寂然不动，感而遂通”)而实现宇宙自然与道德秩序的统一。

儒家心性论旨在明见人性本源，经由尽心尽性而知天，与天道相契应，实现生命境界的超越;通过参天地赞化育，发挥心本体的创生功能，将宇宙创造成合目的道德世界，实现宇宙自然与道德秩序的统一。佛家则注重开发众生本有的智慧，追求以超理性的直觉智慧体证宇宙实相，成就宗教上的理想人格；并通过无所执著、随缘顺化的人生态度，而达到超道德的宗教境界。儒家关注如何在现实世界建构理想的道德和政治秩序，佛家则关注如何实现超道德的、无烦恼的人生境界。

(摘编自单正齐《宋明儒学与佛教——基于心性论视域中的比较》)

材料二：

北宋僧传，当首推释赞宁的《宋高僧传》。释赞宁，五代吴越人，宋初随吴越王钱俶入朝，获封“通慧大师”，曾任翰林院学士、史官编修。在宋真宗支持下，《宋高僧传》于端拱元年（988年）编修完成，主要载录唐代僧人事迹。

释赞宁的“国师”身份，加之《宋高僧传》的编撰背景，使这位皇家僧侣与世俗政权格外亲近。在《进〈宋高僧传〉表》以及《高僧传序》中，赞宁阐明编撰宗旨，褒扬世俗政权对宗教的支持。如果舍去冗繁的赞辞与形式化的客套，不难看出宋初僧人有意取法史传，对世俗政权与佛教的互利发展有着清醒的认识。

赞宁《宋高僧传》体例上的最大变化，莫过于将传记人物分为“译经”“义解”“习禅”“明律”“护法”“感通”“遗身”“读诵”“兴福”“杂科”等十科，每科之下又有十六字注疏。“十科”述评文字简短，类似史赞。

释智圆，字无外，自号中庸子，生于北宋太平兴国元年(976年)，卒于乾兴元年(1022年)。宋代之前的僧人很少有自传，智圆改变了这种局面。智圆个人文集《闲居编》收录《中庸子传》《病夫传》，两篇均为自传。《中庸子传》洋洋数千言，篇幅规模远超唐人。《病夫传》也是作者自叙心志之作，篇幅较短，内容上承接《中庸子传》，可视为《中庸子传》的补充。

传记具有史传属性，应如实记述人物的言行事迹。然而，“自传”却有不同，尤其是中国的自传，更注重精神世界的开拓和文化人格的塑造，至于人物事迹反倒在其次。《中庸子传》与《病夫传》继承了陶渊明以来的自传传统，注重自我思想的阐发，追求理想的人生境界，譬如，《中庸子传》以儒家“中庸”解读释氏“中观”，又以“中观”反证“中庸”，由此建立“儒释互补”的文化格局；《病夫传》则以“病”为寓，表明“不为权动，不为名役”的人格理想。释智圆的自传虽也涉及个人的部分经历和平生著述，但这些身外之事、身外之物无非是要阐述作者的“中道”观，表达“儒释相贯”的理念。

释契嵩(1007-1072年)，字仲灵，藤州镡津人（今广西滕州），七岁出家，先后受业于衡山洪堙禅师、筠州晓聪禅师，游历庐山、杭州等地，卒于杭州灵隐寺。契嵩主要活动于北宋仁宗朝。此时政治安定，文治隆盛，释家僧众文化修养普遍较高，尤其热衷于文艺创作。契嵩生前撰有《嘉祐集》《治平集》，共百余卷，宋僧怀悟整理散佚作品，编有《镡津文集》21卷。

今本《镡津文集》卷13载录两篇传记：《陆蟾传》《韩旷传》。《陆蟾传》和《韩旷传》是典型的“文集传记”。两篇作品篇幅短小，以论为主，叙事扼要，吸收史传人物论特点，以一事展开议论。陆蟾乃民间高隐，与作者并无直接接触。契嵩久闻其诗名，又听闻另一位隐者高阆论及陆蟾之诗，进而由诗想见传主品行，遂有“负节守道”的感慨。契嵩认为，由诗观志，“则君子、小人可以尽之”。“诗言志”是感知传主内心世界的重要途径。《陆蟾传》几乎没有记载传主“守节”的具体事迹，全由传主的诗歌引发感慨，如此体式自不同于历代《高僧传》，在唐宋私家传记中也颇具特色。

(摘编自孙文起《“援儒人释”：论北宋“僧传”的文体自新》)

材料一：

1958年3月，茹志鹃在《延河》发表短篇小说《百合花》，以灵妙之笔写残酷的战争题材，讲究铺垫与神韵，讲究留白与象征，与当时流行的英雄书写风格迥异，读来令人内心深受震撼。茅盾慧眼识金，读后立即为之撰写精彩评论，通篇都是赞语。《百合花》得以转载于当年《人民文学》第6期，赢得好评如潮，至今仍是脍炙人口的经典佳作。设若当年没有茅盾的披沙拣金和着意推举，《百合花》销声匿迹于当时的文化语境之中，恐怕是极有可能的。对好作品的毫无保留的“叫好”，是一种“有力量”的评论。

识人贤否不易，道作品长短亦难。好的评论家要有扎实的理论功底与出色的理性思辨能力，更要有优异的审美直觉和悟性。二者兼具，方能对作品的内涵进行精辟阐发，方能对作品的得失作出令人信服的评判，并提出中肯的建议。刘勰说：“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这“操千曲”与“观千剑”，意味着长期不懈地流连于古今中外文学原创经典，孜孜不倦地含英咀华。

应该说，诗乃一切文学之核心。无垠的想象、极致的抽象、神秘的哲理，最是集中于诗中，真正优秀的文学作品无不是诗性的充分呈现。我国自古就是诗之王国，天人合一观念始终统摄着文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意象思维从来都是文学创作的看家本事，要加倍增强审美感知能力，必须多读诗，多读诗性之作。中国古代的诗话，对培养审美眼光尤为得力。而西方深刻的文艺理论著作，则有助于提升我们的理性思辨能力，深化对文艺作品的理解，并启迪我们找到恰当的研究视角与学术路径。

有生命力的文学评论，建立在真切而深刻的审美感受基础之上，而不可能只是冷冰冰的就事论事，干巴巴的道辑推理。评论家首先应该从文学作品中体验到一种异乎寻常的生命感动和灵魂震撼，引发深入思考，然后才去抽绎和总结隐含其中的某些本质性、规律性的东西。在当今全球一体化的时代，不少学者发现，将西方现代人文社科理论应用于我国的当代文学研究，对于打开思路、拓宽视野、构建断的学术体系颇有裨益，但在实施过程中往往由于对文学作品缺乏真切生动的审美体验与感语，文章写得生硬艰涩，了无生气，让人难以卒读。

文学评论界少谔谔之音、多好好之言，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很多，近来一段时间专家学者已从诸多方面进行了探究和反思，此不复论。除此之外，大概还有“温良恭俭让”传统文化因素的潜在影响。事实上，文学作品一旦问世，它就成为一个独立而客观的存在，评论家有必要批开世俗的私心杂念，依照自己的认知与体语，对作品的价值进行阐发，唯有这样，他才能有新发现、新收散，评论才能有的放矢，发挥实效，学术乃天下之公器，需要一种为达真理无私无畏的勇气，褒贬由自公道，推论源自真凭实据，评论家也务必坚中学术良知，把研讨限定在文学的界域之内，秉持公道心与同理心，持论有据。

（摘编自赵海菱《真凭实据地探究文学的秘密》，《光明日报》2021年10月6日）

材料二：

文学创作行业能够在时代的浪潮中稳步发展，需要文学批评写作人员在新媒体背景下，打破传统写作观念对自身发展的桎梏，自主地对新思想、新观念、新模式以及新气象进行学习，意识到对自身观念进行变革的重要性，能够自主地将新媒体技术运用到文学批评写作工作中，并创新式地利用不同多媒体形式对文学批评内容与形式进行创新与发展，在保证文学制作领域未来稳定长久发展的同时，切实提升文学批评工作的效率与质量，从而在促进信息传播速度最大化的过程中，获得更高的写作质量。

新媒体技术和互联网技术的融合需要大量高素质复合型专业文学批评写作人员的支持，但现如今很多从业人员的综合素质都无法达到要求。对此，广大从业人员必须尽快调整思想，更好地适应信息时代对传统写作行业造成的冲击，积极自主地学习相关技术，掌握技术融合的有效方法和形式。同时，文学写作部门的领导必须加强对技术融合重要性的认知，将更多的资源倾斜到这一方面，组织专家人员对网络媒体存在的竞争优势进行分析，精准把握技术融合的正确方向。

为了体现文学批评工作的本质，需要文学批评写作人员意识到情感共鸣是推动创造性批评最直接的要素，因此在进行批评写作时，需要写作人员对自身主体意识进行有效的构建，从自身文化积累中所形成的审美情趣、文化意识、情感需求，文学观念以及哲学意识入手，对作品的创作现象以及主体趋势进行准确的分析评论，分析其能否在符合批评主体意识的同时，形成符合大众需求的批评意见。主体意识是指导文学批评写作人员评论深度的重要因素。文学批评写作人员需要以审美为载体开展写作活动，但需要合理把控自身的审美需求，通过主体意识的建立与完善，对文学作品中呈现出的价值与存在的问题，以理性客观的角度进行阐述，在文学批评内容具有满足读者审美需求的同时，保证批评结论的准确性和公正性。

（摘编自吴晓样《浅析当代文学批评在新媒体时代的应对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