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中国的图谱之源远流长。一般可从遥远的河洛图谈起，以后这些方面在实践和理论上都有一些思想。早在《华阳图志》中就记载了我国最早的图经《巴郡图经》，以后图经这种表述体裁成为几个时代的重要文献。所以，一般认为在中国古代的地学文献发展史中曾有一个“图经时代”，就是汉晋南北朝唐宋时期，《图经》成为我们地学重要的文献体裁。在这个时代，图像与文字都有同等重要的意义，图像同时有传情达义、佐证文字、直观愉悦的三大功能，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插图，凡是在平面或是空间构成图形、实体的物体都可以称之为图像。

②宋以后，文字气场越来越大，随着思想文化越来越深邃宏大，在人们的意识中，图像能表达思想的深度和准确性大大削弱。特别是深邃的义理之学已经使图像感到有明显的“图不达义”之感。同时，由于传播相对困难，表意欠缺深度和准确性，图像的重要性日渐式微。宋代出现过一个可以重拾图像地位的机会，人们提出“左图右史，吟风吟月”或“左图右史，朝吟夕讽”等，从这些话语看好像对图像的功用十分重视，但与印刷术有关的图像，这种依靠雕版技术的表现方式，图版的保存流传较为困难，所以很多图书都出现了图像丧失的现象。

③与传统史学不同，国内现代史学始于20世纪初，可以梁启超《新史学》的问世作为标志。梁启超强调史学既是一门科学，也是一门艺术，并推崇史料的价值。王国维、陈寅恪等国学大师呼吁重视甲骨文献、简牍文书及图像中的历史信息的史料价值。他们通过纸娟绘画、石刻浮雕画、壁画、岩画、木版画、模板刻画等，将史料利用及史学研究往前推了一大步。

④虽然在迭出的新史料中，文学大家们也对图像流露过浓厚的兴趣，但图像在史料中的地位并未发生突破性变化。郑振铎就批评过“轻图像而重文字”的习惯。即便这样，郑氏所编写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也免不了只是个“插图本”，它没有利用图像来研究文学史，利用图像史料来研究文学史的科学。时下，伴随着图像证史渐成风气，图像作为历史留存的证据，逐步得到史学界的回应，以图像为研究对象的“图像史学”呼之欲出。

⑤图像和文字能够相互印证。作为史料，文字能蕴含丰富的信息，而图像明显的优点是形象直观。几年前陕西潼关发现一座隋代大墓，后来根据列戟的数量，推断出墓主人为隋太子杨勇。戟是一种武器，也可作为仪仗器、礼器使用。唐代列戟制就是通过施戟杆数的多少来表示其主人身份、地位、等级及权力。《唐六典》中记载：太庙、太社及诸宫殿门，各二十四戟：东宫诸门，施十八戟；正一品门，施十六戟……目前已知的墓穴发现都跟文献完全对应，列戟形状也一目了然，对还原当时礼制有立竿见影的效果。

⑥图像还能让我们认识到从文字资料中不能得到的历史。并非历史的各个方面都有文字描述，这个缺陷就要用视觉资料来填补，比如行人、小贩、工匠、茶客、剃头师、算命先生等三教九流，并非都能载入史册、留下文字印记，而许多画作却能让人看到              。

（摘编自孙振华《中国古代图像史料的运用》）

孔子赞赏的中庸

骆玉明

（1）“中庸”一词最早见于《论语雍也》第二十九章：“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在这里，孔子视中庸为最高道德，并感叹这一至德在人群中久久不见了。孔子揭示了中庸的至德性，但对什么是中庸存而不论，这就给后人留下了广阔的解释空间。

（2）《吕氏春秋》记载的一则故事说：鲁国有一项政策，如果有鲁人在其他诸侯国沦为奴隶的，本国人能够将其赎回来，可以从政府领取所费的金钱。子贡有一次从外面赎回了一些人，他是富豪，不在乎那些钱，或许也觉得计较那些钱有损于自己的清德，于是就推让不受。这本来可以理解为高尚的行为吧，却遭到孔子的批评。因为普通人并不像子贡那么有钱，让他们自己掏腰包赎人，政府给钱也不要，他们会感到为难，结果只能是视而不见。鲁国一项很好的政策，却因为子贡的“高风亮节”，实质上遭到了破坏。而更严重的是，这还损害了鲁人的道德风俗，因为人们将逐渐习惯自己的冷漠。

（3）孔子对子贡的批评，包含了一种既简单又深刻的思考：道德的价值，在于它能够维护某种公众利益，如果脱离实际的可能去提高道德标准，将道德自身视为目的，其结果足以破坏道德存在的基础。中国前几十年很努力地宣扬“无私”的理念，“文革”中更发展到戏剧化的程度，结果是人人演戏，可信的道德就在这种表演中消失了。

（4）《论语》中有一段对话也值得一说。有位“叶公”告诉孔子：他的家乡有个做父亲的偷了别人的羊，儿子就去告发，大家都认为他很正直。孔子针锋相对地说：我们那里对正直的看法不是这样，我们认为“父为子隐，子为父隐”，正直就在其中。在孔子看来，亲情是人类的天性，维护亲情也就是维护社会伦理的根本基础。父子之间、夫妻之间相互告发，其带来的伦理损害要远远大于偷羊之类错误行为所带来的伦理损害。用孟德斯鸠的话来说，就是：“妻子怎能告发她的丈夫呢？儿子怎能告发他的父亲呢？为了要对一种罪恶的行为进行报复，法律竟规定出一种更为罪恶的法律。为了保存风纪，反而破坏人性，而人性正是风纪的泉源。”

（5）孔子对“父子相隐”的意见历来有很多争议，它牵涉到法律与伦理的一些根本的问题。现代更有人严厉批评这是以亲情破坏法制。从社会和法律角度来说，父亲偷羊儿子去告发他，属于正直的行为。偷羊犯法，社会成员理应出于维护公义的需要，不论亲疏都应加以坦白，中国自古就有“大义灭亲”之说。问题是“大义”必须大到超过亲情的必要，所以孔子谈论“正直”的道理，取的是“攮羊”这样的例子。“文革”年代鼓励人民相互揭发，芝麻绿豆、扯屁撒谎皆往“大义”上靠，弄到夫妻都不敢讲真话，这时想到“父子相隐”，会明白它的道理了吧。

（6）宋代朱熹曾说：“君子之所以为中庸者，以其有君子之德，而又能随时以处中也”。孔子本人掌握的就是时中的行为标准。《史记·孔子世家》记孔子经过蒲地去卫国都城，当地有公叔氏发动叛乱，阻止孔子去卫，大概是怕对自己有所不利。于是孔子答应和他们立下盟誓，离开蒲以后不去卫。结果才出东门，孔子就下令车子向卫驰去。子贡疑惑地问：这不是背盟了吗？孔子淡然一笑，洒脱得很：受要挟订下的盟誓，不管用的。

（7）孔子还活着的时候，就有人把他看作“圣人”，但他一点儿也没觉得自己有“圣人”气。这不是谦虚，而是老夫子处理事情的态度，大抵是从常情常理出发，并没有什么超凡出众、惊世骇俗的地方。哲学家冯友兰曾把“极高明而道中庸”自题为座右铭，期望像孔夫子那样，有超常人的思考，又不背离常人的生活，中间的“而”正是统一这种对立的桥梁。

（8）“中庸”是儒家思想的精髓，要准确把握其精神实质已非易事，而身体力行之则更难。时至今日，“中庸”仍“民鲜能久矣”。孔子赞赏的“中庸”，就像上文叙述的三个故事那样，其实不过是合乎现实需要，基于人性，合乎时宜能变通，并不像后人阐释的那么玄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