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狂狷

徐怀谦

狂狷不是什么时髦的东西，“至圣先师”孔子对此早有论述。他说：“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

在孔子的心目中，中庸是最好的，狂狷是逼出来的。但他对狂狷没有丝毫的贬义，为什么？因为他本人就是一个狷者的形象。他的那一套仁、义、礼、智、信虽然被后世的统治者尊为国教，但他生前周游列国时，饿得脸上呈菜色，“累累如丧家之犬”，是一个彻底的现状下的失败者，于是退而教书育人，不再求仕。

除伯夷、叔齐之外，较早的狷者还有不要尧的天下的许由，逃避晋文公的封赏、隐居绵山的介之推等，但总起来说，这样的狷者并不多，而且上面提到的这些人都缺少狂的一面。既狂且狷，是后世出现的阮籍、嵇康、李白、李贽、徐渭等人。当代称得上狂狷的，一个是大陆的钱锺书，一个是台湾的李敖。

狂狷如此之少，原因有二：一是需要本钱，二是要付代价。

清人叶燮论诗，说诗人须具才、胆、识、力。做一个狂狷者，同样需要这些本钱。第一个本钱就是才，而且须是大才。古人说“恃才傲物”，这是有道理的，没有才，想狂也狂不起来。咳唾珠玉的钱锺书则说，即使司马迁、韩愈住隔壁，自己也懒得去拜访。李敖更是脸不红心不跳地说：“李敖是五十年来五百年内中国人写白话文的前三名包办者。”“609年的唐宋两代才不过出了八大家，但是60岁不足59岁有余的李敖却是以一当八，早已超过古人今人。”

光有才，若没有胆、识和力，不过是个才子而已。真正的狂狷者，都是要有一身铮铮傲骨的。这身铮铮傲骨便是由才、胆、识、力经多年磨砺、淬火、凝铸而成。当年，在“文化大革命”中，当疯狂的红卫兵闯进钱府抄家时，一介书生钱锺书居然据理力争，最后与红卫兵以拳相向，大打出手。这与许多儒生的嗫嚅、萎缩是迥乎不同的。

今天，我们饭后闲谈或写文章论及狂狷的时候，当然觉得痛快淋漓，但狂狷者所处当世却是并不轻松的，有时要付出相当高昂的代价，甚至是一条生命。“非汤武而薄周孔”的嵇康死在司马昭的刀下，“天子呼来不上船”的李白不得不慨叹“行路难”。李敖骂蒋介石、斥国民党，于1970年和1982年两次被捉入狱，前后近十年之久。令人称奇的是，在遭受苦其心志的“皮肉生涯”之后，每次他都能重整旗鼓，挺枪再战，狂态丝毫不让当年赤身露体、击鼓骂曹的祢衡。

狂狷与杀头有时是划等号的，这一点狂狷者本人是清楚的。可是为什么在中国文人中居然形成了一个狂狷的传统（尽管为数不多）?只能用老子的话解释：“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其实，谁都怕死，只是有值得以死相拼的东西存在，那就是道义、真理。

狂狷虽然在很多情况下被视为异端，但究其实，却是一种本真。只是这种本真，在乡愿、好好先生、和事佬、巧言令色之徒、小人、奴才、贪官污吏等充斥的现实面前，就显得有些扎眼，有些让当权派和假道学们不舒服。比如，李敖就说：“我是真人，一切以本色相见。”他的这种本色，在“集体逃避现实”的台湾知识分子中间，就显得狂狷味十足。以身殉“日心说”的布鲁诺虽是真理的化身，在当时却被定为异教。

说到底，狂狷是本色，是学不来的。我们不必担心狂狷会成为一种时髦，也不必像呼唤崇高、呼唤圣洁一样呼唤狂狷。一个社会，狂狷多了肯定不是好事；但如果没有狂狷，也未必就是好事。

（摘自《华章》杂志）

材料一：

“境界说”是王国维《人间词话》的核心观点，属于创造性美学范畴，意蕴丰厚，贯通古今，融汇中西。从美学角度看，王国维视“境界”为“文学之本”，认为纯粹的境界是最美的，或者说，境界是纯粹的美的世界。他在《人间词话》中提出“境界”有“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之分，并对二者的内涵加以阐释：“有我之境，以我观物，物皆著我之色彩”，而“无我之境，以物观物，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王国维基于民族文化本位立场，融汇西方美学与民族文化，并达成学理再创，在古今中西交汇时期具有开时代风气之先的重要意义。

事实上，作为审美境界的不同层次，“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的区别也很明显，可以从三个维度来审视。首先，在审美主体的观物方式上，“有我之境”采取的是“以我观物”的方式，诗人带着强烈的主观感情色彩观照外物，并将其思想情感投射或倾注到外物之上；而“无我之境”采取的是“以物观物”的方式，诗人的感情色彩融化或稀释于外在事物或自然景物之中。其次，在审美客体的外在呈现上，在“有我之境”中，所观之物附着上了诗人浓重的感情色彩，成为诗人情感的寄托物；而在“无我之境”中，所观之物则以隐蔽的状态呈现，达到物我不分、陶然相忘的境界。第三，在美感性质的差异上，“有我之境”给人的美感是“宏壮”的；而“无我之境”给人的美感是“优美”的。

所谓“无我之境”，指“我”能够保持情感的克制，不做有意的情感宣泄，并且与外物“无利害之关系”，以内心“宁静之状态”沉浸其中，达到物我合一的化境，此即“优美之情”。陶渊明《饮酒》中“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呈现出一种与物俱化的境界。这种境界作为一种生命体验，表面上看是对外物的沉浸，实则是主体意识与客体对象之间的界限消解和对外在利害关系的审美超越。“无我之境”并非完全超脱于生命之外，而是一种对景物有着深刻的生命体验，进而与景物浑然一体，达到物我合一、天人合一、情景合一的审美境界。从西方美学的视角看，“无我之境”显然吸收和融汇了康德关于审美判断无利害的思想。在康德那里，审美判断只能是主观的，因为美感是一种无利害的快感，“只有对于美的欣赏的愉快是唯一无利害关系的和自由的愉快，因为既没有官能方面的利害感，也没有理性方面的利害感来强迫我们去赞许”。可见这种无利害的生命快感体验是促成“无我之境”的关键。

而所谓“有我之境”，指的是“我”带着欲望和意志观物，所写外物会附着实用的、现实利益的色彩，“我”的意志与外物之间形成较为强烈的争执和冲突，直到“我”暂时忘却欲望，沉醉于景色之中，“我”的意志挣脱各种欲求而获得独立之时，一种深切的壮美感才油然而生。此时，“我”处于一种从暂时的平静中获得的审美静观状态，进而也体现出审美超越性。秦观《踏莎行》“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将日暮春寒、杜鹃啼血这些悲凄之景描绘得甚为深切，给漂泊蓬转的“我”带来强烈的生命体验，从而创造出一种无限凄婉愁苦的悲壮之境界，这就是一种“有我之境”。

概言之，“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包含了“境界说”争执与超越的不同层面：一方面，由于生命的欲望和意志得不到满足，造成物我关系的紧张和争执，并在这种生命的紧张和争执之须臾宁静瞬间生发超越性的“壮美之情”；另一方面，审美主体在与审美客体的“物我合一”中获得审美超越，从而达到充满生命意志与生命体验的愉悦和宁静，故而生发“优美之情”。当然，这两种审美境界也并非截然区分，王国维曾用“意余于境”和“境多于意”来概括，认为二者虽然时常相互交错、各有偏重，但又不能有所偏废。

（改编自刘发开《王国维“境界说”的理论结构与审美精神转向》）

材料二：

《人间词话》对“境界”的内涵界定为：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这一内涵包含了三重含义：真景物、真感情、真表达。

先看何谓“真景物”。“红杏枝头春意闹”，着一“闹”字而境界全出。“云破月来花弄影”，着一“弄”字而境界全出矣。不难看出，王国维所谓的“真景物”当是要求作者极具体物之工，将景物的神态活灵活现、豁人耳目地呈现出来。宋祁的一个“闹”字烘托出来枝头红杏的竞相开放，点染出了无限春意；张先的一个“弄”字使得花的摇曳多姿尽在目前，并把月、花、影的关系衔接一体。这里，真景物有动有静，有听象有视象有触象，有色彩有光泽有阴影。

再看何谓“真感情”。诗人总是在作品中关照世界，抒发感情，而王国维所谓的“真感情”当是要求作者在词中灌注发自内心的对外界的真切生命感受，它是自然流露的，来不得任何虚伪矫饰。这种“真感情”不单是一己之身世悲喜，而且是一种对人生领悟、洞见的深切之情。

最后来看何谓“真表达”。王国维所谓的“真表达”是要求作者以贴近形象的语言来刻画真情真景。代字与隔语会导致情景混沌，如雾里看花；美刺与隶事会游离情景，陷入理窟；粉饰与游词会导致浮夸，偏离真切。只有即景会心，不就他作想，借助自然明晰的语言与意象将此情此景、“须臾之物”如在眼前地写出来，才是“真表达”。

所以，王国维《人间词话》中所谓的“境界”当包含着“真景物”“真感情”“真表达”三个要义。

（改编自余开亮《再论王国维“境界说”》)

历史上徽州社会保障建设的覆盖面是较为广泛的，除了官方一般性的社会保障之外，民间社会组织提供的社会保障可以将范围从家族之内拓展到家族之外，从定居者到流寓者，从微商群体到更多的徽州外出谋生者，既解决生存问题，又解决发展问题，从而形成了良性的发展模式。

徽州传统社会保障之所以运行得较为到位，与当地深厚的儒家思想浸染有着密切关系。徽州地区有着刻苦攻读的风气和崇儒尚教的优良传统，特别重视文化教育，走读书仕进、科甲起家之路。南宋以后，随着程朱理学被奉为官方哲学，朱熹的思想在徽州的影响不断加深，一些地方甚至将朱熹奉为乡士神，本身就彰显了这种文化特点。人们普遍尊重读书人，遵守礼仪道德，许多家规族训也纷纷倡导伦理道德，推崇“慎终追远，民德归厚”，许多徽州会馆便是在安顿客死乡亲的原动力之下建立起来的，这体现出中国传统儒家文化对死者尊重和建立和谐人伦秩序的理念。

徽州土地贫瘠，逐渐养成了向外发展的传统，既包括宦游的士绅，也包括“贾而好儒”的徽商。徽州士绅是传播儒家思想的一个重要群体，他们时常讲学于各地会馆，倡导经国序民的社会治理理念，他们为本乡会馆志撰写序言时，亦为会馆注入了鲜明的导民向善意向。他们号召商人捐资、集资或抽厘，亦往往能产生巨大的社会动员作用，使商人阶层行走在“义利兼顾”的良性发展轨道上。徽商还积极为寄寓地保障事业投资，创建育婴堂、养济院、惠民药局等民生工程，同时建立学校、戏台，开展各种文化活动，丰富人们的文化生活。徽商在外地兴办的会馆、善堂等经常令徽州籍官员也引以为荣。如湖北的紫阳书院本身也是体系完备、具有社会保障功能的会馆；再以善堂为例，在江南地区就有上海徽宁思恭堂、扬州的恭善堂、杭州的惟善堂、江西的笃谊堂等。这种汇聚众力而建构的社会保障机制树立了徽州人的荣誉感和归属感，也推动了本土和侨寓地区社会的有序化发展。

对于民众捐助社会保障事业，徽州官府多有旌表与奖励，从而在官方社会保障发展不足的情况下，得到民间社会的大量捐助和支持。各种民间力量参与社会保障建设，无疑减轻了官府的压力，缓解了社会矛盾，推动了社会的和谐稳定。官府多给予民间组织以合法性的认可，给予备案，颁布告示禁绝地痞恶霸肆意侵扰，还给予“尚义”“义行”等旌表，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引导崇尚道义的社会风气。因此，这种官民协力共同支撑起来的社会保障体系具有比较稳定持久的力量。

在外地的徽州人群体社会保障机制的建立也有赖于徽州籍官员的护佑和支持，他们不仅用政治影响力来保护这些机构，还以捐助、为会馆善堂撰写楹联、碑文等方式引导其发展方向。徽州籍官绅和商贾在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中既积极倡导和捐资捐物，有参与管理，走出一条以商养学、以学出仕、商学共同反哺社会保障建设的道路，共同促进了徽州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

（摘编自王日根《历史上徽州的社会保障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