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国富军弱的原因

①宋朝给我们留下了“幽云十六州”、“澶渊之盟”、“靖康之耻”这样的负面记忆，其积贫积弱、昏聩无能的形象牢牢地刻在人们心中。然而，宋朝的生产力水平和社会繁荣程度乃当时世界之最。清明上河图描绘的繁荣景象，千年后的今天仍让西方人惊叹不已。

②宋朝靠兵变建立，为了防范武将拥兵自重进而威胁其政权，宋朝统治者实行崇文抑武、以文制武的策略，千方百计削弱武将手中的权力，武将地位大大降低。实行兵将分离、将从中御，导致兵不识将，将不识兵，极大阻碍了作战效能。过去由武将把持的行政、财政、司法权力交到了文臣手中。建立枢密院，削弱武将兵权，将权力集中到皇帝手中，每次出征前，由优居深宫的皇帝和二三大臣，依据主观臆测，制定作战阵图，交给统兵作战的将领遵照执行，而这也极大抑制了武将主观能动性和积极性的发挥。

③统治阶级有无斗志、进取心和高明的战略，是决定国家和民族崛起的重要因素。从宋太宗开始，过去高度重视和依赖军事与武力的传统发生转变，强军强国的意识逐渐被追求文治和稳定的思想取代，以和缓战的思想逐步形成。宋朝自太宗后期始，即不再以积极防御、开疆拓土为能事，军队转而以维护域内统治为主要任务，军队与边防的意义和价值随之降低，主流意识逐渐对战争手段产生怀疑、抵触和排斥的态度。“澶渊之盟”的缔结，使宋朝统治者自认为一劳永逸地寻找到了“化干戈为玉帛”之路，从此更倾向于以和的方式解决边患威胁。

④宋朝的军队的规模不可谓不大，国防投入不可谓不多。然而庞大的军队与慷慨的投入却没有锻造出强大的国防和军事实力。究其原因，其兵员构成和军队组织结构上的缺陷不容忽视。宋代的兵员主要来源于三个方面：一是招募，宋代募兵的对象主要是流民和饥民。二是抓夫，在军情紧急、兵员枯竭的情况下，也实行强制征召。三是配隶，即让罪犯充军。从中可以看出，宋代士兵的来源多是三教九流之徒，各类人员混杂，士兵地位极低。致使很少有人愿意当兵，即使被迫当兵也想方设法逃亡。“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成为社会共识。军队的整体组织结构上推行禁、厢军互补的制度，随着禁、厢互补制度的异化，特别是厢军逐渐转变为吸收消化不合格禁军的重要载体，厢军成为禁军的养老之地，战斗力严重退化。

⑤安史之乱爆发到唐朝走向衰落后，中原王朝重要的战略要地辽东、河套河西走廊一带，还有蓟北之野等产马良地全部丢失。而燕云十六州地区被辽占领后，更是使宋失去了传统上最重要的防御生命线——东段和中段长城。过了幽燕十六州，便是八百里平川，北宋已经无险可守，辽突破长城阻隔后，挥师南下更为便利，因拥有长城以内农业区的各种经济资源，可为军事行动提供充足的补给，极大地增强了军事优势。

⑥历史是一面镜子，富不简单地等同于强。一个缺乏尚武精神、没有强大国防力量作后盾的民族，即使经济再强大繁荣，也同样丧权辱国。

【推荐2】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那些被称为土头土脑的乡下人是中国社会的基层。我们说乡下人土气，这个土字用得很好。土字的基本意义是指泥土。乡下人离不了泥土，因为在乡下住，种地是最普通的谋生办法。靠种地谋生的人才明白泥土的可贵。农业直接取资于土地，种地的人搬不动地,长在土里的庄稼行动不得，土气是因为不流动而发生的。

不流动是从人和空间的关系上说的，从人和人在空间的排列关系上说就是孤立和隔膜。孤立和隔膜并不是以个人为单位的，而是以住在一处的集团为单位的。中国乡土社区的单位是村落，从三家村起可以到几千户的大村。孤立、隔膜是以村和村之间的关系而说的。孤立和隔膜并不是绝对的，但是人口的流动率小，社区间的往来也必然疏少。我想我们可以说，乡土社会的生活是富于地方性的。地方性是指他们活动范围有地域上的限制，在区域间接触少，生活隔离，各自保持着孤立的社会圈子。

乡土社会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常态的生活是终老是乡。假如在一个村子里的人都是这样的话，在人和人的关系上也就发生了一种特色，每个孩子都是在人家眼中看着长大的，在孩子眼里周围的人也是从小就看惯的。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

在社会学里，我们常分出两种不同性质的社会：一种并没有具体目的，只是因为在一起生长而发生的社会；一种是为了要完成一件任务而结合的社会。用一位外国学者的话说，前者是“有机的团结”，后者是“机械的团结”。用我们自己的话说，前者是礼俗社会，后者是法理社会。生活上被土地所囿住的乡民，他们平素所接触的是生而与俱的人物，正像我们的父母兄弟一般，并不是由于我们选择得来的关系，而是无须选择，甚至先我而在的一个生活环境。

熟悉是从时间里、多方面、经常的接触中所发生的亲密的感觉。这感觉是无数次的小摩擦里陶炼出来的结果。这过程是《论语》第一句里的“习”字。“学”是和陌生事物的最初接触，“习”是陶炼，“不亦说乎”是描写熟悉之后的亲密感觉。在一个熟悉的社会中，我们会得到从心所欲而不逾规矩的自由。这和法律所保障的自由不同。规矩是“习”出来的礼俗。从俗即从心。

“我们大家是熟人，打个招呼就是了，还用得着多说么？”这类的话已经成了我们现代社会的阻碍。现代社会是个陌生人组成的社会，各人不知道各人的底细，所以得讲个明白；还要怕口说无凭，画个押，签个字。这样才发生法律。在乡土社会中法律是无从发生的。“这不是见外了么？”乡土社会里从熟悉得到信任。乡土社会的信用并不是对契约的重视，而是 发生于对一种行为的规矩熟悉到不假思索时的可靠性。

从熟悉里得来的认识是个别的，并不是抽象的普遍原则。在熟悉的环境里生长的人，不需要这种原则，他只要在接触所及的范围之中知道从手段到目的间的个别关联。在乡土社会中生长的人似乎不太追求这笼罩万有的真理。我读《论语》时，看到孔子在不同人面前说着不同的话来解释“孝”的意义时，我感觉到这乡土社会的特性了。孝是什么？孔子并没有抽象地加以说明，而是列举具体的行为，因人而异地答复了他的学生。

在我们社会的激速变迁中，从乡土社会进入现代社会的过程中，我们在乡土社会中所养成的生活方式处处产生了流弊。陌生人所组成的现代社会是无法用乡土社会的习俗来应付的。于是，“土气”成了骂人的词语，“乡”也不再是衣锦荣归的去处了。

（有改动）

普通常有以“人治”和“法治”相对称，而且认为西洋是法治的社会，我们是“人治”的社会。其实这个对称的说法并不是很清楚的。法治的意思并不是说法律本身能统治，能维持社会秩序，而是说社会上人和人的关系是根据法律来维持的。法律还得靠权力来支持，还得靠人来执行，法治其实是“人依法而治”，并非没有人的因素。

因此，人治和法治之别，不在人和法这两个字上，而是在维持秩序时所用的力量。我们可以说乡土社会是个“无法”的社会。假如我们把法律限于以国家权力所维持的规则，但是“无法”并不影响这社会的秩序，因为乡土社会是“礼治”的社会。让我先说明，礼治社会并不是指文质彬彬，像《镜花缘》里所描写的君子国一般的社会。礼并不带有“文明”、或是“慈善”、或是“见了人点个头”、不穷凶极恶的意思。礼也可以杀人，可以很“野蛮”。譬如在印度有些地方，丈夫死了，妻子得在葬礼里被别人用火烧死，这是礼。又好像在缅甸有些地方，一个人成年时，一定要去杀几个人头回来，才能完成为成年礼而举行的仪式。我们在旧小说里也常读到杀了人来祭旗，那是军礼。

礼是社会公认合式的行为规范。合于礼的就是说这些行为是做得对的，对是合式的意思。如果单从行为规范一点说，本和法律无异，法律也是一种行为规范。礼和法不相同的地方是维持规范的力量。法律是靠国家的权力来推行的。“国家”是指政治的权力，在现代国家没有形成前，部落也是政治权力。而礼却不需要这有形的权力机构来维持。维持礼这种规范的是传统。传统是社会所累积的经验。行为规范的目的是在配合人们的行为以完成社会的任务，社会的任务是在满足社会中各分子的生活需要。人们要满足需要必须相互合作，并且采取有效技术，向环境获取资源。这套方法并不是由每个人自行设计，或临时聚集了若干人加以规划的。人们有学习的能力，上一代所实验出来有效的结果可以教给下一代。这样一代一代的累积出一套帮助人们生活的方法。

礼并不是靠一个外在的权力来推行的，而是从教化中养成了个人的敬畏之感，使人服膺；人服礼是主动的。孔子很重视服礼的主动性。在下面一段话中说得很清楚：“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论语·颜渊篇》）。这显然是和法律不同了，甚至不同于普通所谓道德。法律是从外限制人的，不守法所得到的罚是由特定的权力所加之于个人的。人可以逃避法网。逃得脱还可以自己骄傲、得意。道德是社会舆论所维持的，做了不道德的事，见不得人，那是不好；受人吐弃，是耻。礼则有甚于道德：如果失礼，不但不好，而且不对、不合、不成。这是个人习惯所维持的。

礼治的可能必须以传统可以有效地应付生活问题为前提。乡土社会满足了这前提，因之它的秩序可以礼来维持。在一个变迁很快的社会，传统的效力是无法保证的。尽管一种生活的方法在过去是怎样有效，如果环境一改变，谁也不能再依着老法子去应付新的问题了。所应付的问题如果要由团体合作的时候，就得大家接受个同意的办法，要保证大家在规定的办法下合作应付共同问题，就得有个力量来控制各个人了。这其实就是法律。也就是所谓“法治”。

（选编自费孝通《乡土中国之礼治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