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1】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外国文学研究的目的是对外国文学领域内出现的各种现象进行描述、解读与阐释，揭示其内在意义和本质特征，作出历史的、思想的和审美的评价。文学现象主要包括文学作品、文学思潮和流派、文学理论与批评、文学的存在方式与运行机制等，但其中最重要的无疑是文学作品，特别是经典作品。文学经典作品和文学话语体系之间关系密切，它既是话语体系的主要言说对象，又是这种话语体系形成的资源。

何谓“文学经典”作品？西方文学批评史上较早谈论这一问题的是古罗马批评家、修辞学家朗吉努斯。他在《论崇高》中提出：“一篇作品只有在能博得一切时代中一切人的喜爱时，才算得真正崇高。”我国老一辈学者伍蠡甫认为，该论点为西方文学批评史上“经典”或“经典作品”这一概念的产生开辟了道路。20世纪以来，国内外诸多学者都对“经典”的定义和判定标准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美国文学评论家哈罗德·布鲁姆认为，美学尊严是经典作品的一个清晰标志，有审美的力量才能融入经典。可以说，经典作品是在一定的文学生产过程中形成的最佳结果，它既积淀着某些最重要的文学经验，又制约着此后的文学生产。经典往往表达、指涉或隐喻了一个时代，既切中时代而又超越时代，既扎根于民族而又跨越民族疆界，成为具有某种广远而永恒价值和“纯诗”品格的作品。

经典作品是文学研究话语体系形成的感性资源。文学研究的成果、文学批评文字本身应当是以文学性语言写成的，这种文学性语言主要来自经典作品。外国文学史上的经典作家往往通过自己的经典作品为本国文学创立了规范性语言，这些经典本身也成为本民族标准文学语言，甚至标准普通语言的最佳体现。如意大利民族诗人但丁的《神曲》实践了他在《论俗语》中提出的主张，成为以意大利语写成的一部优秀作品，不仅为本民族诗歌奠定了基础，而且在意大利文学语言的规范化、促进民族语言统一方面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莎士比亚是一位杰出的语言大师，他的《哈姆莱特》等一系列经典作品，语言丰富、生动、形象而富于变化，各部作品中的人物语言各具个性特色。这些经典作品有力推动了英国文学语言的形成与发展，至今仍是人们学习英国语言文学的典范。“俄罗斯诗歌的太阳”普希金不仅在俄罗斯文学中为各种文学体裁树立了典范，把俄罗斯文学引上了民族化道路，而且创造了崭新的俄罗斯文学语言，为确立其规范作出了划时代的贡献。

由此可见，标准、纯洁、流畅而优美的语言就存在于一部部文学经典中。系统而经常地阅读外国文学经典，既为文学感性经验的积累提供了保证，也是进行研究的必要前提。经典阅读是研究者加强语言修养的基本训练，是不断提高语言表达水平的“体操”，是使学术话语规范化、完善化的必由之路。德国诗人歌德主张“每天保持和伟大艺术品的接触”，强调反复阅读莎士比亚、莫里哀等著名作家作品的重要性，还说自己每年都要重读一次莫里哀的喜剧《伪君子》。同经典的密切接触使歌德不仅成为著名诗人，也成为具有敏锐艺术眼光的批评家。无独有偶，我国英国文学研究专家王佐良也曾提到，他每年秋季都要重读一遍查普曼的《荷马史诗》英译本。而与拜伦、雪菜齐名的英国诗人济慈的《初读查普曼译荷马史诗》已成传世之作，博尔赫斯则在他的《诗艺》中引用过济慈这首诗的诗句。事实上，每一位真正有成就、形成自己话语特色的作家或研究者，都离不开经典作品的长期熏陶与滋养。

(摘编自汪介之《外国文学研究话语体系建设与更新》)

材料二：

为了从构成各民族文化土壤的经典中汲取精神养分，提升外国文学经典研究的学术地位，我们认为，研究外国文学经典，应在原有基础上注重拓展和转向。

首先，外国文学经典研究应从原有的文本研究转向文本生成渊源考证与生成要素的研究。外国文学经典的生成与原始宗教、神话传说、社会语境、个体经历等有着密不可分的渊源关系。考察这些生成渊源，厘清外国文学经典形成的社会文化语境以及发展的来龙去脉，对我们深入理解经典文本的审美特性与思想艺术价值有着重要的意义。特别是探究西方文学经典在生成过程中的东方渊源，更能凸现中国文化的历史贡献。同样，关注劳动歌谣、抒情诗、十四行诗、英雄史诗等艺术形式的产生与演变，以及《吠陀》《圣经》《荷马史诗》《神曲》等重要文本的形成、翻译和改编等流传过程中发生的种种变异，也在一定意义上映衬了外国文学经典对人类思想的形成所发生的影响。

其次，外国文学经典研究应从文学翻译研究转向翻译文学研究。这一转向，使“外国文学”不再是“外国的文学”，而是我国民族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将外国文学从文学翻译研究的词语对应中解救出来，从而审视与反思外国文学经典生成与传播中的精神基因、生命体验与文化传承。

再次，外国文学经典研究应从纸质文本的单一媒介流传转向音乐美术、影视动漫、网络电子的复合型的跨媒体流传。文学经典作为一种文化资本，在其传播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历经生产、流通、消费等领域。信息科学的迅猛发展使得纸质文本和纸质文献难以适应时代进步和学科发展的需要。研究外国文学经典，局限于纸质文本的范畴也已经很难适应时代的发展。以跨媒体研究的视野来介入外国文学经典的研究，介入新的外国文学经典传播载体的研究，既是一个崭新的研究领域，也是外国文学学者的历史使命。

最后，外国文学经典研究应从“外向型”研究转向关注中外文化交流和民族文化身份建构与民族形象重塑。研究外国文学经典在中国的传播，目的不是单纯地引进外国文化，而是服务于中国文化建设。应当将学术的发展作为一项系统工程，根据国家发展的整体需要和学科原有的基础确定切实可行的目标，合理配置人力物力，兼顾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发扬民族复兴道路上的“中国精神”，在世界文学研究领域占据重要的位置，从真正意义上走向世界，赢得世界学界的尊重。

(摘编自吴笛《谈外国文学经典研究的转向与拓展》)

【推荐3】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材料一：

现在一些年轻人，和戏曲有心理距离。这种心理距离的形成，有历史原因也有现实原因。近百年来，社会上一度存在轻视民族戏曲的现象，影响过几代人，现在这种心态淡化多了，但仍未彻底消失。现实的原因有很多，其中之一是外来的与内生的新文娱形式实在太多，挤压了戏曲的生存空间。

戏曲曾经是我们民族的时尚艺术，远的不说，近的如京剧，曾被称为“时尚黄腔”。到了当代，戏曲界仍然在努力。其实，越是传统的，就越是时尚的。令大家折服的一个好例子，就是历来很边缘、被誉为“古南戏活化石”的梨园戏，因为创作出《董生与李氏》这部佳作，不少远方的年轻人乘飞机去观赏，竟成一种时尚。

虽然任何一种艺术都很难得到所有人的喜欢，但能拥有一部分观众，尤其是比现在更多些的年轻观众，依然是戏曲的目标。当务之急，是要充分发挥国家的政策利好，创造多种机会，让年轻人与民族戏曲亲密接触，让他们感受和领略，戏曲何以能在世界戏剧之林独树一帜，其作为民族文化重要组成部分之理由究竟何在。只要戏曲界认真对待这件紧要工作，而不是敷衍了事，就有可能改变一部分年轻人对戏曲的疏离现状，培养出更多“粉丝”，甚至将来在他们中还会产生新的戏曲工作者，为戏曲的繁荣发展建功立业。

同时，我们不应把青年的欣赏趣味作单向化、狭隘化理解，认为他们“喜新厌旧”或“喜旧厌新”。趣味不能划一，总的来说，古典美与现代美他们都需要。所谓新与旧是相对而言，实质上都是当代艺术家在戏曲深厚传统基础上的新创造。比如《曹操与杨修》是从无到有，再如《牡丹亭》的文本剪裁、音乐伴奏、表演与导演、服饰与灯光，都融入了当代艺术家的心血，是一种追求古典韵味的隐形化现代处理。有了古典美，还有现代美，戏曲的道路才宽广。

一要美，有戏曲的、剧种的、声腔的、演员个人的独特之美；二要真与善，在陶冶情性的艺术欣赏中，感受到生活的历史的时代的某种真实感，有利于观众的心灵建设。戏曲能做到真善美的有机结合，一定可以征服偏见或成见，赢得年轻人，也赢得更美好的未来。

（摘编自周飞亚、王瑉《戏曲艺术与年轻观众》，《人民日报》2020年7月16日）

材料二：

科学技术的每一次进步，都将推动艺术和文学向着更加开阔和自由的世界拓展，并在作家作品中形成一个时代与一个时代之间的代际感。

在艺术回归的时代，全媒体是技术、是背景、是视角，也是价值观和审美观，但它不是内涵和内容。它的内涵和内容仍然是人的身体、声音、情感，以及其所依附的乡土和家国，这是人类所共同面对的全媒体背景下的极其珍贵的个别性、独特性。我们可以拥有一万台相同的电脑，但透过屏幕却能映射出一万张不同的面庞。这一万张不同的面庞因不同的人种、不同的国度、不同的宗教而构成不同的表情。如果一万台电脑映射出的是同一张面孔、同一个表情、同一副眼神，那么全媒体时代的到来，就是人类文明的灾难。

人类在进入新世纪、新时代方才意识到，我们一直所追求的现代化、国际化，为我们带来了意想不到的负面资产——人类文化的多样性正日益失去其赖以生存的土壤。2001年的5月18日，坐落在美国纽约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了人类口头与非物质文化的保护方略。美国是致力推进现代化的急先锋，可就是在美国，人们已经意识到地域文化、民族文化多样性的危机。于是，在全媒体时代的文化风气当中，就有一种非常自觉的对传统文化回归的趋向。各民族、各地域在任何时代都不像在21世纪已经过去的这19年中，对本土文化予以如此高度的重视。再以舞台艺术为例，2016年在美国首演的音乐剧《汉密尔顿》，它所使用的音乐元素既非欧美的古典音乐，也非美国当下的流行音乐，而是古老的非洲乡土音乐，甚至于乡土歌谣。而恰恰是这种地域的、民间的歌谣和说唱艺术，构成了今天最为时尚的嘻哈音乐。音乐剧的发展也已逾百年，现在的百老汇，最好的剧场、最优秀的音乐剧演员，使用的表演元素大都是最传统的，而这个最传统的表演元素显示出来的品质却是最现代的。

正像在中国一样，最古老的艺术、最古老的戏曲剧种，恰恰焕发出最现代的魅力，比如昆曲、梨园戏等。因此，在全媒体时代，我们应该更加正视人的内心世界，更加正视不同文化背景的独特传统和独特表达。从某种意义上看，回归就是创新，传播也是传承。创新需要内容的支撑，这个内容就是要在标准化、统一化的共同模式中展示个别性的传统。而传播本身的意义，即是在更大的范围内用更现代的科技手段有选择性地传播你所要传承的文化内容。因而，传播本身就变成了传承。所以，当我们迎接全媒体时代到来之时，我们恰恰所要喚醒的就是向传统、向内心的回归，更加自觉地在全媒体的背景下展示出各自的独特，这也是中国戏曲生命力的传承。

（摘编自罗怀臻《传统戏曲的全媒体生命力》，《光明日报》2020年3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