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自然灾害以及伴生的社会动荡、国内战争、外敌入侵，世界上很多辉煌一时的伟大文明就此覆灭。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就提出，两河文明、希腊文明与罗马文明的衰落，与自然灾害的频仍直接相关。而后来的历史研究，也证明古埃及文明、两河流域的古阿卡德帝国、古印度的哈拉帕文明衰亡的主要原因都是气候波动和生态崩溃；瘟疫的暴发，也直接导致了罗马帝国“黄金时代”的结束以及阿兹台克帝国、印加帝国的迅速瓦解。但是，让灾难史研究者很感兴趣的一个问题是何以同样遭受周期性、大规模自然灾害的中华民族，却每每能够在灾难中迅速恢复并持续发展？

这一问题，有很多答案。其中不容忽视的是，自古以来资源的短缺、灾难的频仍，让中国人产生了一种独特的民族心理，并积淀为一种深层的社会意识，我们可以称作“韧”的精神。这种“韧”的精神，蕴有强大的自我恢复和更新能力，呈现出变通的智慧和顽强的活力，从而使得中华民族安然渡过历史长河中各种各样的困境，生生不息，绵延不绝，历经一次又一次的灾难和变革而延续至今。

“韧”的精神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表现是外向的儒家思想和内向的道家思想的配合。在大一统国家出现的前夜，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针对不同的社会情境，各抒已见，提出为人处世、治国安邦的种种方案，形成了数千年来民族智慧的“百宝箱”。其中两个相辅相成的代表思潮，就是儒家和道家。如果说儒家思想代表了中华文明积极进取、勇于担当的阳刚一面，那么道家思想则反映出谨慎内效、谦虚忍让的阴柔一面。两者一刚一柔，一张一弛，共同铸就了中华民族的“韧”性特质。

儒学是讲求“入世”的进取型思想，它以“修齐治平”为己任，追求人在社会中的自我实现。这种思想恰可与现代社会的竞争环境相配合：现代社会崇尚进取，鼓励竞争；儒家思想重视群体，鼓励奉献，这些都是社会前进的动力。所以，儒家思想能够在现代化进程中焕发巨大的潜能，东亚“儒学文化圈”在近代的成就也有目共睹。但是，如同《庄子》所谓“行尽如驰，而莫之能止”，当今时代是一个“翻天覆地”的时代，也是一个不断加速、高度紧张的时代。在高速的社会发展中，进取型的思想也会暴露其局限，那就是太过重视“成就”而忽视人与自然的协调，过于重视“功名”而忽视人与内心的平衡。由此而言，这次疫情的暴发，使我们能够在高速发展的社会生活中重新回顾中华文明中沉静内敛的另一面。

实际上，瘟疫原本就是一种“社会病”，一种“文明病”，它在历史上就是随着人类进入农耕社会开始大规模地聚居而发生，并随着人群的移动而传播。而近三百年间开始的现代化进程，是人类历史上最剧烈、最深远的社会变迁过程之一，也是对自然的征服、资源的掠夺、生态环境的破坏最严重的时期。长期以来，人类都习惯于认为人是世界的中心，自然为人的利益而存在，只有工具的价值，人为了自己的利益可以完全不顾自然的利益，这就是典型的人类中心主义。中国道家思想的最深刻之处，就在于它在人类文明发展的早期就揭示和反思了文明发展的这种缺陷。在道家看来，自然界中的一切存在都是平等的，“物无贵贱”“万物一齐，孰短孰长？”人与自然万物在生态系统中是相互依存的有机整体，不要把人凌驾于自然万物之上，人的社会秩序要去适应物的自然秩序。要摒弃对自然过度的强力扭曲、干扰和破坏，使万物能够“自化”“自均”“自定”“自正”，自然而然地达到包括人类社会在内的存在与发展的最佳状态，这就是“道法自然”。“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只有遵循自然，顺应自然，才能达到与自然的协调统一。这种整体主义的生态自然观，能够纠正“生态扩张主义”的偏失。

（摘编自王学典《从战疫看中华文明的“韧”性特质》）

【推荐3】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所谓“元典精神”，是指一个民族的“文化元典”所集中体现的原创性精神。这种典籍因其首创性及覆盖面的广阔性、思考的深邃性，而在该民族的历史进程中成为生活的指针。印度的《华陀经》、波斯的《古圣经》，柏拉图、亚里斯多德等先哲的论著，犹太及基督教的《圣经》、伊斯兰教的《可兰经》，都被相关民族视为“圣典”或“元典”。在中华文化系统中，堪称元典的是“六经”，与之相关的《论语》《孟子》《老子》等典籍也具有“元典”性质。

文化元典是特定时代、特定地域的产物，当以历史文献视之，“六经皆史”即此之谓也。 同时，元典的某些基本精神又能观照久远的岁月，反复被后人重新刻勒，对该民族的价值取向、行为方式、审美情趣、思维定式造成深远而又长期的影响。元典的这种超越性并非某种神秘因子所造成，乃是由其基本特质所致：它们的思考指向宇宙、社会和人生的普遍性问题，而这些问题是各个时代的人类所始终关心的，也就是说，元典讨论的是不朽的主题，同时，元典在回答这些始终困扰着人类的普遍性问题时，提供的是一种哲理式的框架，而并非实证性的结论；是一种开放式的原型，而并非封闭式的教条，这使元典不致因内容和形式的时代局限沦为明日黄花，而以一种灵感的清泉，赢得不朽性，一再发挥巨大的启迪功能。

从文化史角度审视，近代文明既是对中世纪文明的继承和发展，同时也是对中世纪某些束缚社会进步的制度和精神的否定。 近代文明实现这种对中世纪的否定，往往借助于对古代文明某些因素的“复归”。当然，这种复归并非复古，而是一种螺旋式上升的进程。这种向“哲学原旨”“文化原本”汲取灵感、获得前进基点的文化现象，不仅在西方出现过，在东方也多次出现。中国哲人对此早有领悟。考之以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返其初”的现象可谓俯拾即是。即以龚自珍为例，便有相当精辟的识见。稍后的经史学家皮锡瑞在论及清学演变时曾概括道：学愈进而愈古，义愈推而愈高；屡迁而返其初，一变而至于道。19世纪中后叶活跃在中国思想界的先进文化人，从徐继畲、魏源到郭嵩焘、薛福成进而到康有为、梁启超继之到孙中山、章太炎，其具体见解虽各有差异，但菲薄“近古”崇尚“远古”并以此求新、求变，却是他们共同遵循的一条思维路向。

20世纪以降，工业文明在全球范围取得长足进展，特别是现在，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在工业化的轨道上突飞猛进，文明的器用层面、制度层面和观念层面都发生着愈益深刻的现代化转型。 然而，“现代化”给人类带来的并非单一式的进步，而是善恶并进、苦乐同行的矛盾过程，正所谓“省忧喜之共门兮，察吉凶之同城”。不论与自然交互关系这一面，单就人与人的关系这一面而论，工业文明取得了社会契约化、法治化、民主化的重要进程，却又带来社会的失衡和人的异化，物欲主义的泛滥、道德的沉沦、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分离等令人困扰的问题，显示了个人失调以至社会失衡的危险趋向。

面对当今形势，人类正在寻找解决途径。在这一努力过程中，元典精神可以给予我们以启示。 中华元典所贯穿的一天人、合知行、同真善、兼内外的融通精神，行健不息、生生不已的好勤乐生主义、人道亲亲的人文传统，以及德业日新意识、社会改革意识、文化包容意识、守中和谐意识等等，经过创造性的转化，无疑会成为现代人克服“现代病”的良药。这便是在“退却与重回”中获得民族文化原创性动力的“返本开新”之路，用新见变化元典的革故鼎新之路。这种双向性的辩证发展进程，正是中华文化现代化的正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