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1】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文心雕龙·隐秀》说：“夫隐之为体，义生文外，秘响傍通，伏采潜发，譬爻象之变互体，川渎之韫珠玉也。”这里所说的“隐”，不是隐晦，而是含蓄；不是不欲人知，而是不必明言；是充分运用语言的启发性和暗示性，以唤起读者的联想，让他们自己去体会和发现作品中隽永深长的意趣。这正是中国文学的艺术妙谛。唐朝司空图在《与李生论诗书》中提出“味外之旨”“韵外之致”，在《与极浦书》中提出“象外之象”“景外之景”，在《二十四诗品》中又说“不着一字，尽得风流”。这都是要求诗歌通过有限的字句启发读者无穷的想象。注重言外之意，言有尽而意无穷。

中国古代的抒情诗由于篇幅短小，所以特别注重含蓄，要求短中见长，小中见大，言近意远，含蓄不尽。如柳宗元的《江雪》：“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前两句并没有明说下雪，只说山上的鸟都飞走了，路上人的足迹也不见了。这样，读者便可以想象出一幅铺天盖地的雪景。在这样的背景下，诗人安排了一只孤舟，一个披着蓑衣戴着斗笠的渔翁，垂钓江雪之中，不为外界变化所动。那种我行我素、遗世独立的情趣，蕴涵在字里行间，很耐人寻味。

（摘编自袁行霈《中国文学概论》）

材料二：

含蓄作为一种美的形态，是诗人创作的共同追求，也是读者鉴赏再创造的需要。

艺术审美的第一步，便是读者对作品审美意蕴的理解与发现。浅露平直的作品，读者无须去发现，因为它原本就一览无余。唯有含蓄性的作品，一方面，它总是留下许多空白、许多空间，不让读者一览无余地把握它，总是“句中有余味”“篇中有余意”，期待着读者去领悟。另一方面，它又总是提供一些暗示和媒介，引导读者去思索、领悟。读者循着作者提供的暗示和媒介，即诗中直接描写的事物，乃能一步步地由已知到未知，由少许到多许，由表层到深层，领悟作品的意蕴。

艺术审美不仅仅是单纯的接受、理解，而是主体（读者）与客体（作品）的交流契合。读者读诗，不仅是领悟作品的意蕴，也主动地参与艺术的再创造。读者进入的境界，已经不仅仅是诗人创造的艺术世界，而是诗人与读者共同创造的另一艺术世界，这就是所谓的“象外之象，景外之景”。这种艺术的再创造融入了读者自身的感受和灵智，所以便会感到特别亲切，以至神游其中，流连忘返。

钟嵘认为，好诗应是“闻之者动心，味之者无极”。此所云“味之无极”也是众多诗人追求的审美理想。阅读含蓄深厚的作品，读者的理解往往不可能同作品反映的生活内容和诗人的情感达到完全的契合，我们总会感到它太丰富，太深邃。越是这样，我们越是想去领悟、探求，把握它的全部，于是便会一次又一次去吟诵、涵泳，产生永不满足的“味之无极”的追求感、向往感。

从欣赏的角度看，“含蓄”之所以能成为美，就在于读者的心理投射机制充分发挥了作用。投射机制是指主体将自己平日的记忆、知识、期待所形成的心理定向，化为一种主观图式，外射到特定的客体上，使客体符合主观图式的心理机能。在读者投射机制的作用下，尽管诗里提供的是有尽之言，但获得的是“无穷之意”。中国诗学忌实、露、满、直，追求“味外之旨”。其旨义在于相信读者必能以其投射机制，将“欲露还藏”之情，“略加点缀”之景，在自己心中组合成情景交融的艺术境界。

诗是最精炼的文学体裁，它必须用尽可能少的篇幅包孕尽可能多的内容。诗人总是选择那些包孕丰富、含蓄深远的生活事件、生活场面来构思他们的诗篇，企望在“言外”建立一个无限丰富的艺术世界。因而诗的精炼性总是和诗的含蓄性联系在一起的。善于含蓄者，不仅能以“有尽之言”达“不尽之意”，做到“语少意足，有无穷之味”，而且能使余意自显，不言而喻。杜牧的《过华清宫》旨在讽刺封建统治阶级的穷奢极欲，但它却未正面铺叙最高统治者生活如何糜烂，只写了“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千万人的血泪和痛苦，换来的是杨玉环的轻微一笑。这一个镜头揭露得是多么深刻、有力！

诗歌语言的含蓄性则是涉及表现手法、炼句、炼字等方面。用典是文人诗词常用的一种表现手法。诗的意旨需读者通过典故的暗示去领会，因而具有含蓄的性质。诗人炼句、炼字，主要是为了语言的精警、生动，但有时也是出于对含蓄的追求。杜甫的“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司马光赞其“意在言外，使人思而得之”。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红杏枝头春意闹’，著一‘闹’字，而境界全出。”这里“闹”字的使用，真可谓是含蓄蕴藉，意境深远。

（摘编自赵国乾《论中国古典诗学的含蓄美》）

【推荐2】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作品在作者所处的历史环境里产生，在他生活的现实里生根立脚，但是它反映这些情况和表示这个背景的方式可以有各色各样。

梅尧臣的《田家语》和《汝坟贫女》，注释引了司马光的《论义勇六劄子》来印证诗里所写当时抽点弓箭手的惨状。这是一种反映方式的例子。我们可以参考许多历史资料来证明这一类诗歌的真实性，不过那些记载尽管跟这种诗歌在内容上相符，到底只是文件，不是文学，只是诗歌的局部说明，不能作为诗歌的惟一衡量。也许史料里把一件事情叙述得比较详细，但是诗歌里经过一番提炼和剪裁，就把它表现得更集中、更具体、更鲜明，产生了又强烈又深永的效果。

反过来说，要是诗歌缺乏这种艺术特性，只是枯燥粗糙的平铺直叙，那么，虽然它在内容上有史实的根据，或者竟可以补历史记录的缺漏，它也只是押韵的文件，例如王禹偁《对雪》的注释里所引的李复《兵馈行》。因此，“诗史”的看法是个一偏之见。诗是有血有肉的活东西，史诚然是它的骨干，然而假如单凭内容是否在史书上信而有征这一点来判断诗歌的价值，那就好比要从X光透视里来鉴定图画家和雕刻家所选择的人体美了。

范成大的《州桥》，注释引了范成大自己的以及楼钥和韩元吉的记载来说明诗里写的事情在当时并没有发生而且也许不会发生。这是另一种反映方式的例子，使我们愈加明白文学创作的真实不等于历史考订的事实，因此不能机械地把考据来测验文学作品的真实，恰像不能天真地靠文学作品来供给历史的事实。历史考据只扣住表面的迹象，这正是它的克己的美德，要不然它就丧失了谨严，算不得考据，或者变成不安本分、遇事生风的考据，所谓穿凿附会；而文学创作可以深挖事物的隐藏的本质，曲传人物的未吐露的心理，否则它就没有尽它的艺术的责任，抛弃了它的创造的职权。考订只断定已然，而艺术可以想象当然和测度所以然。

南宋的爱国志士最担心的是：若不赶早恢复失地，沦陷的人民就要跟金人习而相安，忘掉了祖国。不过，对祖国的忆念是留在情感和灵魂里的，不比记生字、记数目、记事实等等偏于理智的记忆。从韩元吉的记载里，看得出北方虽然失陷了近五十年，那里的人民还是怀念祖国。范成大的诗就是加强的表白了他们这种久而不变、隐而未申的爱国心，来激发家里人的爱国行动，所以那样真挚感人。

宋代的五七言诗虽然真实反映了历史和社会，却没有全部反映出来。有许多情况宋诗里没有描叙，而由宋代其他文体来传真留影。譬如后世哄传的宋江“聚义”那件事，当时的五七言诗里都没有“采著”，而只是通俗小说的题材，像保留在《宣和遗事》前集里那几节，所谓“见于街谈巷语”。这些诗人十之八九从大大小小的官僚地主家庭出身，经过科举保举，进身为大大小小的官僚地主。在民族矛盾问题上，他们可以有爱国的立场；在阶级矛盾问题上，他们可以反对苛政，怜悯穷民，希望改善他们的生活。不过，假如人民受不了统治者的榨逼，真刀真枪的对抗起来，文人学士们又觉得大势不好，忙站在朝廷和官府一面。

宋诗还有个缺陷，爱讲道理，发议论；道理往往粗浅，议论往往陈旧，也煞费笔墨去发挥申说。毛泽东同志《给陈毅同志谈诗的一封信》以近代文艺理论的术语，明确地作了判断：“诗要用形象思维，不能如散文那样直说，所以比兴两法是不能不用的。……宋人多数不懂诗是要用形象思维的，一反唐人规律，所以味同嚼蜡。”

同时，宋代五七言诗讲“性理”或“道学”的多得惹厌，而写爱情的少得可怜。宋人在恋爱生活里的悲欢离合不反映在他们的诗里，而常常出现在他们的词里。如范仲淹的诗里一字不涉及儿女私情，而他的《御街行》词就有“残灯明灭枕头欹，谙尽孤眠滋味；都来此事，眉间心上，无计相回避”这样悱恻缠绵的情调，措词婉约，胜过李清照《一剪梅》词“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又上心头”。

（摘编自钱锺书《〈宋诗选注〉序》）

材料二：

文艺要热爱人民。有没有感情，对谁有感情，决定着文艺创作的命运。如果不爱人民，那就谈不上为人民创作。鲁迅就对人民充满了热爱，表露他这一心迹最有名的诗句就是“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热爱人民不是一句口号，要有深刻的理性认识和具体的实践行动。对人民，要爱得真挚、爱得彻底、爱得持久，就要深深懂得人民是历史创造者的道理，深入群众、深入生活，诚心诚意做人民的小学生。我讲要深入生活，有些同志人是下去了，但只是走马观花、蜻蜓点水，并没有带着心，并没有动真情。要解决好“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这个问题，拆除“心”的围墙，不仅要“身入”，更要“心入”“情入”。

文艺的一切创新，归根到底都直接或间接来源于人民。“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艺术可以放飞想象的翅膀，但一定要脚踩坚实的大地。文艺创作方法有一百条、一千条，但最根本、最关键、最牢靠的办法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曹雪芹如果没对当时的社会生活做过全景式的观察和显微镜式的剖析，就不可能完成《红楼梦》这种百科全书式巨著的写作。

（摘自《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时代内涵

理论是时代的心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是中国领导人基于对历史和现实的深入思考给出的中国答案，是对人类文明未来走向的中国判断。那么，这一关乎人类未来发展的中国表达具有怎样的时代内涵呢？

第一，树立极限意识，致力于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全球共建。20世纪70年代初，由英国经济学家B·沃德和美国微生物学家R·杜博斯主编的著作《只有一个地球》问世，书名如警世之钟，在旁征博引、丝丝入扣的论证中表达着强烈的忧患意识：生活在世界不同角落的不同人群，共同拥有唯一的地球，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讲的“极限意识”。的确，不同的人群可以生活在不同的地区和国家，可以有贫富之别，可以占有不同份额的资源，但作为命运共同体，今天的人类有一点是平等的，即我们只有同一个地球。人类要生存，社会要发展，就必须拥有一个能与人类长期和谐共处的自然环境。告别盲目的发展状态，共同建立起一种全球性的生态文明，这是保证人类真正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因此，未来人类的实践行为必须自觉关注现代生态文明的重建，展示人类文明发展的真正意蕴。

第二，注意守护文化多样性，在文化的一元与多元之间找到平衡和张力。文化多样性问题是伴随着经济全球化与现代性的历史节奏凸显于我们的时代生活的。文化多样性本是世界的“原生态”，但经济全球化却加剧了不同文化系统之间的紧张，使得人类文化多样性面临严重威胁。现代性的一元逻辑日益成为改变人们日常生活的发展要素，高效率、标准化、整齐划一取代了文化的个性化追求，人类文化发展的多样性被消弭。文化发展的实际情形常常是处于强势文化一方对弱势文化采取了“文化霸权”或“文化殖民”，并将自己的文化价值观强加于对方。今天，人类作为命运共同体，必须倡导文化多样性，尊重文明的多样性。这种文化多样性既是对文化个性与特殊性的表达，也是人类共同文化品质的展示，正所谓“越是民族的，才越是世界的”。只有尊重文化多样性，尊重文化的独立性、异质性和完整性，我们才能深切感受到世界文化的多姿多彩。

第三，坚持合作共赢原则，合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文明。不可否认，当今世界仍然存在着不同的国家利益、不同的宗教信仰、不同的意识形态以及不同的社会制度的分歧和对立，冷战思维还不时充斥于国际关系之中。但只有超越冷战思维、零和博弈和各种偏见的藩篱，超越种族、文化、国家与意识形态的界限，让共同利益压倒分歧对立，做出和平共处、有序竞争以及合作共赢的明智选择，世界才可能有光明的未来。从这一价值诉求来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不啻为推动世界和平发展提供了一个理智可行的行动方案。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过程，也是人类新文明和世界新秩序的生成过程。要实现这一历史使命，绝非一日之功，更难凭一国之力，需要各国持续不断的共同努力。正像习近平主席所强调的：“不管国际风云如何变幻，我们都要始终坚持和平发展、合作共赢，要和平不要战争，要合作不要对抗，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别国合理关切。”所以，在未来的发展中，我们只有始终如一地高举“人类命运共同体”这面旗帜，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局面才可能真正形成。

（摘编自邹广文《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文化关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