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1】阅读下面材料，完成小题。

材料一：

央视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的热播，让文物修复师这个有点冷门的职业突然成为大家推崇的对象。儒雅睿智的钟表修复师王津喜提“故宫男神”称号，吸引越来越多的网友想去故宫拜师学艺。

2020年8月30日，国家级非遗项目古代钟表修复技艺第三代传承人王津在成都参加活动，分享故宫修钟表的那些事。当他展出一小段宫廷钟表修复完成之后的视频，清脆悦耳的报时声音，潺潺流水的仿真造型，让全场观众情不自禁地鼓掌，向大国工匠致敬。

古钟表是西洋舶来品，明代时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将钟表带入中国宫廷，到了清代，皇宫里设立做钟处，康熙皇帝还从国内外召集优秀的工匠制作、修复钟表。到现代，古代钟表修复技艺是清宫唯一一项流传且未间断的传统工艺。

1977年，王津来到故宫博物院文保科技部从事文物钟表修复与保护工作。站在第二代钟表修复师徐芳洲先生的工作台前，摸索着使用对方留下的工具，王津静下心来，对抗时间在钟表上留下的痕迹，成为一个“修复时间”的“魔法师”。

择一事，“钟”一生。王津在多个演讲中这样概括自己的职业生涯。工艺繁复的钟表，钟爱一生的职业，同时，用坚持、匠心和技艺与时光抗衡。用43年的岁月，坚持做一件事——修复钟表，传承技艺。王津的工作是与时间为友，静下心后，慢慢就不觉得枯燥了。“透过文物，你可以看见前人的匠心精神，也可以窥见一个时代的兴衰更迭。”王津说。

故宫盛产“网红”，前有“网红院长”单霁翔，后有“故宫男神”王津。谈及走红网络收割大批铁粉，王津笑言“我是‘被网红’”。

从事钟表修复工作39年之后，2017年，因为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的热播，儒雅睿智的王津突然变成“网红”，不仅出门经常会被人认出，还收到了录制综艺的邀约。不过，王津对自己的“走红”非常淡然：“谢谢大家的喜爱，故宫的文物比我更加吸引人，吸引大家的是我手里的钟表，那是几代人修复的成果。”

43年来，王津修复的各类文物钟表多达300多件，其中馆藏钟表一级文物数十件。在王津看来，钟表修复比较枯燥，要想修好一件馆藏古钟，耗时少则两个月，多则一年，只有真正喜爱这项事业的人，才可能耐得住寂寞。“首先要热爱这份工作，其次就是要心细。”

“我们特别想做得精益求精，把文物恢复到最好的状态，清理到最干净，让它延年益寿，再过200年还能看到它。”这是王津对自己的职业要求，打碎的齿轮要一点点组装，锈住的零件要用煤油一点点浸泡，把每一道工序、每一次修复都做到极致，让时光留下痕迹的钟表重新绽放光彩。王津和他的徒弟们用时光对抗时光，用极致、坚守致敬前辈的工匠精神。

英雄关羽还有败走麦城的时候，修复大师是否有修复不成功、很挫败的经历呢？王津回答“目前还没有”，隔着屏幕都能想象到他自信的微笑。著名编剧、策划人、影评人史航形容王津看着钟表跳动时的笑容：那是一个人看着丰收稻田的喜悦。

（摘编自曾洁《故宫男神王津：“修复时间”的“魔法师”》）

材料二：

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精一行。在长期实践中，我们培育形成了执着专注、精益求精、一丝不苟、追求卓越的工匠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高度重视技能人才工作，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激励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一代走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培养更多高技能人才和大国工匠，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有力的人才保障。

劳动者素质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发展至关重要。当今世界，综合国力的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的竞争、劳动者素质的竞争。这些年来，中国制造、中国创造、中国建造共同发力，不断改变着中国的面貌。从“嫦娥”奔月到“祝融”探火，从“北斗”组网到“奋斗者”深潜，从港珠澳大桥飞架三地到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凤凰展翅这些科技成就、大国重器、超级工程，离不开大国工匠执着专注、精益求精的实干，刻印着能工巧匠一丝不苟、追求卓越的身影。从焊接大师艾爱国到精密加工大师刘湘宾，从无线通信射频电路设计大师张路明到航天特级技师徐立平，一位位高技能人才以坚定的理想信念、不懈的奋斗精神，脚踏实地把每件平凡的事做好，在平凡岗位上干出了不平凡的业绩，共同培育形成的工匠精神，是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

我国经济要靠实体经济支撑，这就需要大量专业技术人才，需要大批大国工匠。不论是传统制造业还是新兴制造业，不论是工业经济还是数字经济，高技能人才始终是中国制造业的重要力量，他们身上蕴藏的工匠精神始终是创新创业的重要精神源泉。实践充分证明，技术工人队伍是支撑中国制造、中国创造、中国建造的重要基础，对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大力弘扬工匠精神，培养更多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能工巧匠、大国工匠，才能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有力人才和技能支撑。

“心心在一艺，其艺必工；心心在一职，其职必举。”大力弘扬工匠精神，需要褒扬工匠情怀，厚植工匠文化，引领劳动者在本行业和本领域担大任，干大事，成大器，立大功。“择一事终一生”的执着专注，“干一行钻一行”的精益求精，“偏毫厘不敢安”的一丝不苟，“千万锤成一器”的卓越追求无论从事什么劳动，都要以勤学长知识，以苦练精技术，以创新求突破，努力成为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者。

（摘编自《人民日报》《大力弘扬工匠精神，培养更多高技能人才和大国工匠》）

材料三：

将一门技术掌握到炉火纯青，这固然是工匠精神，但工匠精神的内涵又远不限于此。有人说：“没有一流的心性，就没有一流的技术。”的确，倘若没有发自肺腑、专心如一的热爱，怎能有废寝忘食、尽心竭力的付出；没有臻于至善、超今冠古的追求，怎能有出类拔萃、巧夺天工的卓越；没有冰心一片、物我两忘的境界，怎能有雷打不动，脚踏实地的笃实。工匠精神中所深藏的，有格物致知、正心诚意的生命哲学，也有技进乎道、超然达观的人生信念。从赞叹工匠继而推崇工匠精神，见证着社会对浮躁风气、短视心态的自我疗治，对美好器物、超凡品质的主动探寻。我们不必人人成为工匠，却可以人人成为工匠精神的践行者。

（节选自李斌《以工匠精神雕琢时代品质》）

2020年8月3日，香港大学向江苏高考生白湘菱发放了录取通知。虽然“江苏高考文科第一名无缘清北”事件暂告一段落，但事件引发社会对实行到最后一年的江苏高考乃至教育模式的关注和讨论仍在继续。更重要的是，讨论开始回归高考改革，关注计分原则、录取方式等环节对于人才选拔的影响，以及究竟如何做到惜才又公平。

贺佳雯：你如何看江苏高考文科第一名因历史科等级无缘多所名校一事？

孙干：这一事件是由于考生本人某一门学科的失利，影响了录取。这不是不公平，是制度本身导致可能流失一部分人才。制度希望学生能成为全才，不要偏科，这对一些偏才或是选测有失误的考生的高考录取有桎梏。在当前制度下，高考招生录取必须严格依法依规进行，既看总分又看选测科目等级是现行规则决定的。

贺佳雯：回到高考制度本身，江苏高考08方案的争议点究竟何在？有哪些利弊？

孙干：08方案主要争议在于可能会导致部分高分人才选不到最一流的高校。这是等级计分原则的一个弊端。如果白湘菱的历史科按照分数计入总分，那总成绩可能在语数英高分的弥补下也会取得不错的排名。简单以等级划分容易出现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可能虽然一个等级，实际中间差了很多分。对人才选拔也不公平。

张端鸿：江苏高考08方案最大的争议点在于，学生只有做到参考科目没有短板，才能录取到最理想的学校。这可能导致学生选考科目的单科全省排名如果不理想，就会影响学生的全局；高校在招生录取过程中，也缺少自主权。

江苏省教育厅相关人士：过去十年，我们一边改，一边有意见反馈过来，于是再调整。从宏观角度来看，我们不建议学生偏科严重，因为选测科目本身，已经是学生自选的相对擅长的科目。

贺佳雯：08方案改革的初衷是什么？

江苏省教育厅相关人士：初衷在于强调语数英三门主科的学习，夯实基础，同时减轻其他副科的学习压力。就是放到现在，和基础教育改革的方向也是一致的。

孙干：执行过程中有一定的走样。考生容易作出功利化的考量，只奔着高分区去。这种功利化，会导致理科高端人才培养中的人才流失，对人才培养实际上非常不利。

贺佳雯：江苏高考经历了十年五改，从你的视角，认为其中哪些是关键时间节点，个人有哪些思考？

张端鸿：高考招生录取制度应当具有很强的稳定性，高考招生录取，最核心的改革应当是赋予高校更大的招生自主权，江苏高考改革注重“术”的改革，而忘记了“道”的改革。

孙干：有些高考方案，确实是有亲身经历的感受更深刻。很多老师、家长，可能都认为高考改革是一种“瞎折腾”———总分低拉不开分数，扁平化拉不开差距，状元上不了名校，学生为了一些学科上各种补习班负担很重等等。所以就出现了选科功利化、学生的理化学科素养不高等情况。我觉得作为一线老师，也迫切希望高考进行改革。

贺佳雯：新高考改革能否解决江苏现有高考存在的问题？可能还会有哪些新的问题有待厘清？

江苏省教育厅相关人士：明年江苏也是750分总分了。这种现象出现的概率大大降低了。新高考是借鉴了江苏这些年高考改革经验的，它的其中一个升级之处在于，为了防止功利性选科，限定学生要在物理和历史两门中选择一门。

张端鸿：当前高考招生录取制度存在诸多问题，核心是公平和效率两大原则难以兼顾。新高考改革以后，能规避单科等级制约招生录取这一因素，但“教育行政部门划批次、分数为核心”主导高考招生录取的格局不会变。高考招生录取制度对全过程规定都很细，分数、等级和录取之间构成高度的因果关系，很难有破格录取。今后的高考改革方向，应当在有效监督的基础上，赋予高校更大的招生录取自主权。

（摘编自《高考改革“术”与“道”》《南方周末》2020年8月6日）

材料一：

近年来，以《三体》系列小说为代表的一批中国科幻文学作品凭借其独特的中国式“硬科幻”魅力、充满温度的人文情怀和鲜明的中国元素在法国乃至欧洲文学市场“圈粉”无数，引发同频共振。

中国科幻文学作品在欧洲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一个很大的原因是欧洲读者对当代中国日益增长的兴趣。此外，中国科幻故事中所蕴含的中式哲学思想和艺术审美也增添了作品的文化深度和精神厚度，让越来越多的欧洲读者感受到东方的独特魅力。法国《新图书杂志》的专栏作家、文学评论家亚历克西斯·布罗卡斯评论称，中国科幻作品包含的中国式道德与价值体系都将帮助读者更加深入地了解当代中国和中国人。

一个具有文化价值的故事是一部优秀科幻作品的必备要素，这也是中国科幻作品在欧洲受热捧的原因之一。人们相信，未来中国科幻文学作品将以更具创造力的表达方式讲出更精彩的中国科幻故事，为世界科幻文学带来更多样的作品，独特的中国文化和叙述风格也将吸引越来越多的世界读者。

（摘编自刘玲玲《中国科幻文学欧洲受热捧》）

材料二：

（摘编自《2019年度中国科幻产业报告发布》）

材料三：

《三体》的横空出世，一扫中国科幻文艺界的晦暗底色，国人自此将它作为标杆，忍不住拿它去丈量其他科幻作品，但这可能导致后来者有意无意地进行同类型重复创作，进而钳制科幻类型的多元化发展。如今提及科幻作品影视改编，言必称《三体》，提及科幻片创作，言必称《流浪地球》。但仅靠一两部作品，怎能撑起中国科幻文艺事业的全部？

这个暑期档，虽然《上海堡垒》备受诟病，但它开辟了“外星人侵略”这一重要科幻子类型的中国式叙述。有人说，如果《流浪地球》意味着“我们能做科幻”，《疯狂外星人》意味着“科幻可以这么玩”，那么《上海堡垒》则意味着“科幻不止一种”。当前的国产科幻片正处于探索期，迫切需要类型杂糅，多头并进，可以尝试将科幻与中国特有的或擅长的电影类型相结合，比如跟武侠合体，创造出全新表征的“赛博侠”，再比如与喜剧结合，《疯狂的外星人》便是一例。

（摘编自《中国科幻最缺的不是想象力》）

材料四：

记者：《疯狂的外星人》改编自刘慈欣的作品《乡村教师》，你是如何将其作品与自己的电影风格相融的？

宁浩：我与刘慈欣聊了一年多关于这个电影改编故事的定位和方向。如何用中国方式讲好科幻故事，我们想通过小人物的讲述，以文化切入，以中国文化的角度看待西方文化。

记者：你想通过这部影片和观众分享、传达什么？

宁浩：我做的喜剧其实也可以称作现实主义的荒诞剧，荒诞本身会有些可笑，但荒诞只是一个处境，从一个视角来说就是嘻嘻哈哈来对抗绝望、尴尬、悲剧的部分。

记者：该片中黄渤和沈腾的人物设计是如何考虑的？

宁浩：我对演员的设计本身就是按照人物原型来写的。我在设定故事情节为外星人地球旅行记的时候，是想让观众见证中国的不同文化，例如酒文化等。

记者：《流浪地球》与《疯狂的外星人》的热映掀起了国人的科幻热情，如何看待当下科幻片的发展？

宁浩：科幻片要让剧情和角色都“立”得住。中国是科幻电影软发展的国家，西方国家对科幻片有较多的关注，此次我们选择和制作过《少年派的奇幻漂流》的公司合作。电影中绝大部分的景是搭出来的，努力让大家看不出来。此次特效制作的费用大概占到整个电影成本的百分之六十。

（摘编自《我做的喜剧是现实主义荒诞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