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从生物医学逐步演化到社会医学的模式下，互联网医疗的概念也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互联网医疗指借助互联网、物联网等信息技术的使用，实现个体健康全过程的覆盖，并与个体在生理、心理和社会适应性方面的咨询、诊疗、康复、保健、预防等全流程的深度融合而形成的一种新型业态的医疗健康服务体系。国务院《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中，将医疗和健康放在一起，扩展了医疗的概念。所以，目前的互联网+医疗，其实是“+医疗相关行业”，包括互联网+医院、互联网+公共卫生、互联网+健康管理、互联网+医药、互联网+医疗保险等等。“+医疗”被泛化成为与医疗服务相关的健康概念。狭义的互联网医疗则是指通过互联网等信息技术开展的与疾病诊断、治疗活动所相关的全病程医疗服务体系，包括互联网+医院或智慧医院、网上问诊咨询、远程医疗等模式。

（摘编自国家开发银行“中国公立医院改革与民生金融发展研究”课题组的《促进互联网+医疗发展的政策体系研究》）

互联网医疗脱离传统医疗服务资源将难以持续。医疗行业最核心的资源是医务人员，其次是学科和技术的发展，以及依托医疗机构的设施和设备。互联网医疗行业如果要发展，同样离不开人员、技术、设施和设备作为基础保障。其中尤其是医技人员，没有医疗机构或优质医务人员的配合，仅仅依靠互联网行业和资本，互联网医疗运营模式必将难以为继。但是，目前互联网医疗行业与传统医疗服务资源的结合并不紧密，虽然一些涉及轻问诊的服务机构组织了大量的医师服务于线上咨询，但这些医师中专职互联网医疗的比例非常低，大量医师的主要工作岗位仍在医院，这就使得互联网医疗可能随时处于人员缺乏状态。更进一步的，不能与医疗机构进行联合发展，线下的检验检测、手术等治疗就无法实现，对医疗本身造成较大的影响。

（材料来源同上）

互联网医疗有利于提升医疗服务的质量与效率、实现医疗资源的平等分配，改变传统就医方式、再造就医流程、引领健康经济升级，甚至被认为会对传统医疗产生颠覆式影响，从而倒逼医疗体制改革。然而，当前学界和产业界各方对互联网医疗的认知和定位、商业模式和构建路径、未来趋势和监管方向等问题都还处于摸索阶段，存在诸多争论和质疑。作为新技术催生的新业态，互联网医疗的科学有序发展需要依靠技术进步、行规行标、政策法律等的共同作用。未来应紧紧围绕互联网医疗以“技术为先导”的产业特征，以技术创新为抓手，以“大健康”概念为核心，做好顶层设计，推动互联网医疗在“互联网+医疗健康”的方向上可持续发展。

（摘编自郭薇、薛澜著《互联网医疗的现实定位与未来发展》）

“仁义礼智信”即儒家核心思想“三纲五常”中的“五常”，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观之一。它最终聚合为一个核心的价值理念，是中国文化长期发展、传承和选择的结果。

在孔子之前，“仁”“义”“礼”“智”“信”这些术语已经广泛流行，是当时普遍认同的价值观念。“仁”作为一种品德，最初的含义是“爱亲”，即爱自己的亲人。孔子论“仁”，意蕴丰富，尤重视“爱人”和“忠恕”。“仁者爱人”扩展了“爱亲”，使“仁”突破了氏族的界限，上升成为人类社会的一般原则。“忠恕”是仁的具体化。“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是“忠”，指主动的推及行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是“恕”，指出了“为仁由己”的底线。论“仁”的同时，孔子也说“义”。“义”即“宜”。凡合乎道德义理的行为便是“义”，反之便是“不义”。而“礼”，起源于史前初民的宗教祭祀活动，历经数千年传承损益，西周初年周公“制礼作乐”，将其加工改造成了一整套的礼乐制度。孔子主张恢复周代礼乐，同时又说：“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论语•阳货》），认为“礼”不仅仅是形式化的东西；“人而不仁，如礼何？”（《论语•八佾》），强调“礼”应根植于“仁”。孔子讲“礼”时轻其仪重其内的态度，为后来儒家的礼学思想奠定了基调。“智”，即聪明、有智慧。孔子所言之“智”，并非一般所说的小聪明，而是一种道德境界。孟子更是明确地将“智”与“仁”“义”“礼”相提并用，作为君子的“四德”之一。“信”，则是指诚实守约、言行一致的品德，孔子曾多次论及。到西汉武帝时，董仲舒在《举贤良对策》中谓“仁义礼智信，五常之道”，首次将这五者并而论之，称之为永恒不变之道。至两汉之交，“五常”的提法就固定了下来。尽管后世儒家对“五常”的解释不尽相同，但孔子的观点一直是他们阐说的根基。

对“仁”“义”“礼”“智”“信”诸范畴的阐发，体现了儒家对人的本质的认识：人不仅有自然性，更有道德性，而后者才是人不同于万物的根本，孔子的“仁”、孟子的“四德”、董仲舒的“五常”正体现了人之为人的本质属性。

作为传统中国的一种核心价值观，“五常”摆脱了时空等具体条件的限制，具有普适性，起到了凝聚民族精神、维系民族文化的重要作用。在中国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各种学说、文化碰撞不断，比如延续两千多年的本土儒、法等学说的对立与斗争，元、清两代中原农耕文化与北方游牧文化的冲突，佛教传入后中华文化与异域文化的冲撞等等。但正是因为有了像“五常”这样的价值理念，中华文明才具有无比强固的凝聚力，能容纳不同的文化元素，将产生于不同生活习俗和社会环境乃至于文明背景差异极大的众多文化融合在一起，使其共聚交融于一个极富弹性的文化结构之中。

今天，我们讲“仁义礼智信”，不只是认识它曾经发挥的重要历史作用，还应将它作为宝贵的思想资源，为浇灌当代中国人的核心价值观提供养料。

（摘编自景海峰《什么是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