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常想读书人是世间幸福人，因为他除了拥有现实的世界之外，还拥有另一个更为浩瀚也更为丰富的世界。现实的世界是人人都有的，而后一个世界却为读书人所独有。由此我又想，那些失去或不能阅读的人是多么的不幸，他们的丧失是不可补偿的。世间有诸多的不平等，如财富的不平等，权力的不平等，而阅读能力的拥有或丧失却体现为精神的不平等。

一个人的一生，只能经历自己拥有的那一份欣悦，那一份苦难，也许再加上他亲自闻知的那一些关于自身以外的经历和经验。然而，人们通过阅读，却能进入不同时空的诸多他人的世界。这样，具有阅读能力的人，无形间获得了超越有限生命的无限可能性。阅读不仅使他认识了草木虫鱼之名，而且可以上溯远古下及未来，饱览存在的与非存在的奇风异俗。

更为重要的是，读书加惠于人们的不仅是知识的增广，而且还在于精神的感化与陶冶。人们从读书学做人，从那些往哲先贤以及当代才俊的著述中学得他们的人格。人们从《论语》中学得智慧的思考，从《史记》中学得严肃的历史精神，从《正气歌》中学得奋斗的执著，从马克思学得人世的激情，从鲁迅学得批判精神，从列夫·托尔斯泰学得道德的执著。歌德的诗句刻写着睿智的人生，拜伦的诗句呼唤着奋斗的热情。一个读书人，是一个有机会拥有超乎个人生命体验的幸运人。

一个人一旦与书本结缘，极大的可能是注定与崇高追求和高尚情趣相联系的人。说“极大的可能”，指的是不排除读书人中也有卑鄙和奸诈，况且，并非凡书皆好，在流传的书籍中，并非全是劝善之作，也有无价值的甚而起负面效果的。但我们所指读书，总是以其优好品质得以流传的一类，这类书对人的影响总是良性的。我之所以常感读书幸福，是从喜爱文学书的亲身感受而发。一旦与此种嗜好结缘，人多半因而向往于崇高一类，对暴力的厌恶和对弱者的同情，使人心灵纯净而富正义感，人往往变得情趣高雅而趋避凡俗。或博爱、或温情、或抗争，大抵总引导人从幼年到成人，一步一步向着人间的美好境界前行。笛卡尔说：“读一本好书，就是和许多高尚的人谈话。”这就是读书使人向善；雨果说：“各种蠢事，在每天阅读好书的影响下，仿佛烤在火上一样渐渐融化。”这就是读书使人避恶。

所以，我说，读书人是幸福人。

（谢冕《读书人是幸福人》）

【推荐3】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早期西方社会学研究比较重视群体研究，很少有学者从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性来探讨群体。费孝通提出的“差序格局”概念突破了欧美社会学的非联系性理论视角，奠定了中国关系研究的学理基石。差序格局和关系是连在一起的，因为关系普遍存在于中国人的生活中，也是最常用的概念之一。“关系”是中国人特有的交往方式，而“差序格局”则是费孝通先生对中国社会结构的概括。

对中国人来说，“关系”无疑是一种常识。然而，尽管我们每个人无时无刻不在进行着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实践，但如果要给出清晰的关系定义，我们便会发现并不简单。由于关系已经内化到地方社会之中，成为一种“惯习”，我们便很难觉察到其独特性所在。

关系的分类方式主要有三种：第一是按照关系的基础来划分，即分为家人关系和社会关系两大类型。血缘、亲缘、地缘、业缘等便是根据关系的基础进行界定的。第二，我们根据关系交换的性质进行分类，具体可以分为情感性的关系、工具性的关系以及情感与工具相混合的关系。当然，上述三种关系并非截然相对，而是可以相互转换。第三，我们可以根据实践场域将关系分为主从关系、人员关系、合成关系和朋友关系四种类型。其实，在关系实践过程中，我们都会拥有上述四种关系。

关系内涵的实质是关系的构成。关系包含既定的关系成分也即是交往双方在某个时间点已经建立起的一种社会联系，这是关系得以生产和再生产的基础。这种联系可以是先天的（血缘关系、亲属关系），也可以是后天的（同学关系、同事关系、战友关系）。中国社会的关系本质上源于传统社会的一种“缘”（如血缘、亲缘、地缘、业缘等）的纽带。杨国枢指出传统中国有两种缘观念：缘分与机缘。前者是命定性的或前定性的持久性社会角色关系，包括家属之缘、师生之缘、朋友之缘、同事之缘等；后者是命定性的或前定性的临时性人际互动关系，包括同乘舟车之缘、同席餐饮之缘、同店宿止之缘、同场考试之缘等。而构成关系基础的这种“缘”的纽带主要是缘分。缘分的持久性既可以是事实性的，也可以是认定性的。前者如基于血缘形成的家人关系，后者如基于某种约定而形成的婚姻关系。

此外，关系具有工具性，即交往双方以利益交换为目的。根据这样一种关系，非正式关系渗透在政治和经济领域的正式组织和科层体系中，而且被认为是中国社会关系的重要特征。在中国人的话语中，我们也经常把关系与某些动词联系在一起，如搞关系、拉关系、找关系。最后，情是关系很重要的成分之一。情包括感情、人情、面子等等，而且很难将其量化，比如某饭店挂一副对联：“室雅何须大，朋高不在多”。而人情则是社会形式的适当表现，就很少涉及情感。所以人情话语的表达具有道德和礼仪特点，这是中国人的关系区别于西方社会的重要特征。

乔健先生在《“关系”刍议》等文中全面地概括了中国人的“关系”，“关系”作为一种社会制度具有如下特点：1．关系是以自我为中心的，这个“自我”可以是一个人也可以是一群人或一个单位。2．关系是一个能动的概念。这有两重意义，一是不同于近亲关系（如父子、夫妻），它需要不断地交往来维持；二是其存在是为了一些实际的目的。3．关系不断地与别的同一自我的关系交叉作用构成了关系网。

关系的第一个特征是角色的规范即关系本身具有决策规范的含义。社会身份（尤其是亲缘身份）构成了人们界定自己与对方互动规范的基础。在社会交往中，彼此之间的关系构成了互动规范的基础。第二个特征就是情感依据。关系本身是一种情感的区分与表达，构成了亲密信任和责任的依据。而且，在亲缘关系越相近的对偶角色中，相互之间的关系越熟悉亲密，越应当信任。第三个特征就是差序格局。中国人的关系既包括横向的亲近联系又包括纵向的长幼尊卑。第四个特征表现为关系不是一套静态的行为规范，而是一种动态的实践。每个中国人都有一套处理社会和人际关系的理论，并在现实生活中加以运用。中国社会波纹状的差序格局并非固定不变。通过和自己有关系的“中间人”介绍，陌生人也可以与自己建立关系，被纳入关系网之中，并随着亲密程度的增加，从关系网的外圈移动到内圈。同样地，如果我们长时间不去经营关系，即便是“熟人”关系也会变得生疏。因此，关系是一个持续营造，不断生成的过程。要考察关系的性质和类型，便需要考虑关系运作的具体社会经济、政治制度和文化情境。

（删减自周大鸣《差序格局与中国人的关系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