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朝统一后，疆域北自辽东，南到象郡、数千里滨海。秦朝以后，大部分王朝都保持着漫长的海岸线。如何认识海洋与陆地的关系，对于历代王朝和民众而言自然成为重要问题。

在官方建构的知识体系中，作为“天下”的地理构成，陆地与海洋是关联的整体。以“中国”为中心的“天下”秩序，即“中国四夷”与“九州一四海”的对应。在“天下”秩序的解说下，海洋处于陆地的次属地位。这也体现了立足内陆的王朝是从陆地视角认识海陆关系的。苏轼从惠州贬到海南，被视为加重处罚。苏轼看到琼人姜唐佐好学，便以“沧海何尝断地脉”的诗句称赞之，亦可见他所具有的陆地本位思想。

先秦以来的大部分时期，王朝从海洋活动中获得的主要是盐利，而盐户和盐业的管理不过是农业和农业管理制度的延伸。民众长期被附着于陆地，严禁出海。唐朝虽然被视为十分开放的时代，但唐代不向本国人开放海洋，所以鉴真东渡不得不一再偷渡。唐代从海路来华的外国商人规模不小，统治者可以从他们手中采买海外珍宝。但并没有制度将贸易转化为国家财政收入。在“厚往薄来”的朝贡原则下。单向的海陆交通中王朝国家从海洋所获得的主要是政治意义，而非经济利益。而禁止本国民众出海兼有政治原因和经济原因，甚至后者更为重要。臣民进入海洋，即被视为脱逸出赋役和户籍体制，不再为王朝提供支撑。对提供赋役的人、地实行封闭管理，将海洋拒斥于陆地之外。成为大部分王朝的政策取向。

海洋被拒斥的局面，在宋元时期有了根本性的改变。宋元时鼓励民众出海贸易，建立了抽解和博买制度，实现了与海商的共利分利。在统治者眼中，海洋与陆地一样可以为国生财，可以成为王朝的统治基础。这是汉唐所未曾有过的观念和认识。在王朝政策中，海洋和陆地成为相互融通的整体。明代隆庆开禁和清朝设立海关，在政策上重新开通了海陆的联系，尽管其开放度不及宋元时期。

民间的海洋经济一直潜滋暗长。一方面，海外来华贸易、通使，联通着陆地与海洋；另一方面，政府禁令并不能杜绝数千里海岸线上的私自出海。中国沿海乃至内陆的丝绸、陶瓷等物品，以及海外物品在海陆间流动。在中国滨海地区人群的认识里，海洋与陆地同样是其生计空间，并无水陆限隔。他们的三种生计方式——渔业、海盐和航行，都存在结构性的短缺，必须依靠海陆融通实现生存。宋代以后，海陆融通更重要的推动因素是近海市场和南海贸易体系的形成。内陆市场、近海市场、海外市场，三个市场逐步融为一体。近海市场联通了内陆市场和海外市场。不只滨海民众，深处内陆的人们也日益深入地卷入海陆融通的潮流。在海陆关系上，官民差异逐渐消失，认识和利益最终走向统一。

（摘编自黄纯艳《互斥与融通：传统中国海陆关系认识演变》

大数据时代

“大数据时代”的说法并不新鲜，早在2010年，美国数据科学家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在《大数据时代》一书中就系统地提出，以前，一旦完成了收集数据的目的之后，数据就会被认为已经没有用处了。比如，在飞机降落之后，票价数据就没有用了；一个网络检索命令完成之后，这项指令也已进入过去时。但如今，数据已经成为一种商业资本，可以创造新的经济利益。

数据能够成为一种资本，与移动互联网有密切关系。随着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移动数码产品的“白菜化”，WIFI信号覆盖的无孔不入，越来越多的人不再有“在线时间”和“不在线时间”之分，只要他们愿意，便可几乎24小时一刻不停地挂在线上；在线交易、在线支付、在线注册等网络服务的普及固然方便了用户，却也让人们更加依赖网络，依赖五花八门的网上平台。

大数据时代的科技进步，让人们身上更多看似平常的东西成为“移动数据库”，如带有存储芯片的第二代银行卡、信用卡，带有芯片读取功能的新型护照、驾驶证、社保卡、图书证等等。在一些发达国家，官方为了信息录入方便，还不断将多种“移动数据库”的功能组合成一体。

数字化时代使得信息搜集、归纳和分析变得越来越方便，传统的随机抽样被“所有数据的汇拢”所取代，基于随机抽样而变得重要的一些属性，如抽样的精确性、逻辑思辨和推理判断能力，就变得不那么重要，尽可能汇集所有数据，并根据这些数据得出趋势和结论才至为关键。简单说，以往的思维决断模式是基于“为什么”，而在“大数据时代”，则已可直接根据“是什么”来下结论，由于这样的结论剔除了个人情绪、心理动机、抽样精确性等因素的干扰，因此，将更精确，更有预见性。

不过，一些学者指出，由于“大数据”理论过于依靠数据的汇集，那么一旦数据本身有问题，在“只问有什么，不问为什么”的模式下，就很可能出现“灾难性大数据”，即因为数据本身的问题，而做出错误的预测和决策。

斯坦福大学专家特来沃尔·哈斯蒂也指出，“大数据”的理论是“在稻草堆里找一根针”，而面临的问题是“所有稻草看上去都挺像那根针”。而乔治·梅森大学专家瑞贝克·高尔丁则提出“数据提供者造假”的危险，在“大数据时代”变得更有害，因为“大数据”理论建立在“海量数据都是事实”的基础上，但人们无法控制数据提供者和搜集者本人的偏见和筛选。

由于“大数据”炙手可热，数据的流失、泄露和私下买卖也成为噩梦，全球各地不时发生的个人信息被盗，可被看做“大数据时代”对个人生活的伤害，而“维基泄密事件”则提醒强力部门和各国政府，“大数据”的魔力同样会对强者构成威胁。

（选自《国际先导报》，有删节）

君子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重要形象，也是中国传统精神价值的集中体现。在君子文化的形成过程中，孔子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对于君子文化，孔子的意义可以用三个词来概括：转折性的、根本性的和特殊性的。

转折性，是从孔子对于君子内涵的改变角度来说的。君子这个概念并非孔子发明的，而大体上是在社会身份和地位意义上使用，指的是那些具有崇高地位的士大夫形象。将身份君子转变为道德君子，是孔子对于君子文化的转折性意义所在。在孔子这里，作为身份意识的君子还是存在的，但最为重要的是，君子具有了道德的意义。对孔子来说，君子重要的不是社会身份，而是能自觉承担道义。

由君子来承担道德的责任，是孔子对于君子形象最为根本性的改造。需要进一步追问的是，为什么是君子必须承担道德责任？在这个问题上，我一直认为是孔子思维方式最大的成功。在孔子之前，君子就是有身份和社会地位的人。既然有社会地位，那就应当承担社会责任，即权利和义务的对等。其实，儒家的伦理原则也非常强调对等，儒家是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角度来讨论道德的，既然是关系，那自然是双向的、对等的。

当孔子把道德的责任置于君子之上时，就清楚地表达出了儒家道德理想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表现在两个层面：

在道德实现方式上，孔子或者说儒家并不是没有任何区别地要求所有人都以道德作为自己行为的基本要求，而是强调君子必须承担道义。孔子就很清楚地指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这样一来，君子的主导、教化意义就非常明显了。“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小人是需要被教化的，而君子是这种教化得以实现的关键。由此，在儒家这里，对于道德的实现，形成了一个框架设计：君子担当，小人效法，进而实现道德的良性发展。

从道德境界上来说，儒家追求的是圣人，那是最高的理想。但是，孔子为什么要更多地强调君子?因为君子虽然不是最高的道德形象，却是一个以道德为己任的现实中人。这种现实中人对于儒家道德的实现具有关键的、特殊的意义，那就是道德的理想不是不可以实现，相反它是现实可行的，就在君子这个现实的个体身上体现出来。因此，在儒家这里，圣人是完满的道德形象，而君子是现实的道德形象。当道德的理想在君子身上实现的时候，孔子想告诉世人儒家思想并不是空中楼阁，而是现实有效的。从这个角度来说，孔子对于君子的道德内涵的确立，具有极为明显的现实指向意义。

所以，君子形象经由孔子的重新塑造，获得了转折性的、根本性的、特殊性的意义。在这一过程中，孔子以非常现实的方式将道德理想实现放置于君子身上。由此，这个形象得以支撑中国传统，并且内化成国人的精神价值，影响至今。

（摘编自何善蒙《孔子是怎么改造君子形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