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伟大的转折》用镜头寻觅红军战士的闪光足迹，用艺术丈量惊心动魄的血色距离，力图通过一幕幕以少胜多的浴血搏战、一场场殊死战役的惨烈与凶险，叩问如今的人们：我们当年为什么出发的初心可还记得清？红军在长征路上书写的壮烈史诗可还读得懂？

《伟大的转折》选择深入植根史实，坚持现实主义创作手法，尽量对长征的真实状态做历史和艺术的还原——艰难的抉择、艰苦的跋涉、艰窘的生活和浴血的战斗。作品讲述的是红军长征最关键的一段时间，即湘江战役后，转战黔、滇、川等地的5个月发生的事情。应当说，这是我党的一次思想解放，是我党带领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走向胜利与复兴的伟大转折和起点。

经过80多年的岁月淘洗、时空化合，长征精神已不仅仅属于一个军队、一个政党、一片地域，它已经成为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一部分，成为人类战胜邪恶所表现的敢于牺牲的大无畏的英雄气概。《伟大的转折》真实地再现历史，艺术地揭示历史经验，这是为了坚守和传承留存在历史中的高贵英雄主义精神，以期其成为今天的思想烛照和精神钙质。当然，这部剧还存在一些不足，如制作不够精致、特型演员的形似与神似拿捏得不够到位等。长征有着说不尽的深厚历史内涵、思想内涵、人文内涵，它在历史长河中渐渐远去，但艺术创作的长征任重道远。

（摘自李树声《让长征精神成为我们的精神之钙》，2019年11月5日《光明日报》）

材料二：

80多年前，长征的胜利促使当时大批进步青年奔赴革命圣地延安，投身革命事业，这直接促进了我们党和军队在抗日战争中的大发展。80多年后的今天，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就是新的长征。长征精神没有丢，不能丢，更不会丢，因为它具有更多新的时代意义。

长征途中，“风雨侵衣骨更硬，野菜充饥志越坚”，革命战士为何有如此英雄气概？答案是他们坚守着共产主义信仰追求。正所谓：心有所信，才能行远；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中国人民走过的这95年，又何尝不是一场始终“不忘初心，继续前进”的伟大长征？80多年前的长征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自信与文化自信，这种“走自己的路”的自信正逐渐沉淀升华为中华民族前进的强大定力和深厚历史底蕴。正如毛泽东同志后来所说：“我们现在遇到的困难不算很大，有什么了不起呀！比起万里长征，爬雪山过草地，总要好一点吧。”长征的胜利表明，中国共产党只有高扬理想信念的风帆，保有对社会主义事业的必胜信念，从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摸索中、自省中、挫折中、成功中获得自信，才能从容应对各种考验，不断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向前进。

“一个行动胜过一打纲领。”世界上的事情都是干出来的。当年的红军既尊重客观规律，又永葆斗志和毅力；既勇于直面困难，又敢于接受挑战。长征的胜利启示我们：艰难困苦，玉汝于成。长征不常有，长征亦常态。当前，我国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精神懈怠的危险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我们应明确关键时期还会有许多新的“雪山”“草地”需要跨越，许多新的“金沙江”“大渡河”需要征服。绝不能看到困难就畏首畏尾、喊苦喊累，提条件讲难度，向挫折和压力妥协，否则，任何工作都只能受困于“泥沼”，寸步难行。

在长征前，红军的三大任务之一就是要向群众宣传，做群众工作，帮助群众建立政权和地方党组织。长征途中，红军用实际行动丰富和发展了党的群众路线。在红军途经少数民族地区时，很多少数民族同胞主动为红军带路、送粮草、救护伤病员。可以说，长征精神形成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红军是人民的军队，人民群众是红军的胜利之本。

80多年前的长征有终点，中国共产党人、中国人民的长征没有终点。中国梦的具体表现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它归根结底是人民的梦。但幸福不会从天而降，美梦不会自动成真。只有把党的战略目标变成群众的自觉实践，不忘密切联系群众，不断调动人民群众干事、创业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才能聚合众力、融合众智，以实现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摘编自《新时期长征精神的时代意义》，2016年12月《大庆社会科学》）

材料三：

长征是“当今时代无与伦比的一次史诗般的远征”。令人感叹的是，长征其实也是“一群年轻人的进发”。因为在这支一往无前的队伍里，大约54%的人是24岁以下的年轻人。在江西信丰，中央红军长征路上牺牲的第一位师长洪超只有25岁；在湖南道县，死守湘江阵地的陈树湘只有29岁……就是这群胸怀理想的年轻人，在这条淬火成钢的道路上舍生忘死、抛洒热血，谱写了一曲壮丽的青春之歌。

对今天的年轻人来说，怎么看待来时的路，往往决定了能否走好未来的路。让人欣慰的是，不断有年轻人回到长征路上，用脚步与先辈对话，切身感受这一传奇史诗。一名20多岁的网络主播，用直播的形式挖掘红军艰苦卓绝的英雄故事，观察长征路上变化与发展中的今日中国；一名95后大学生在重走长征路时，为过去不了解红军的艰辛而流泪。精神是可以传承的，这条地球红飘带孕育的英雄的基因，感染与召唤着一代又一代人在这条曲折而顽强的道路上努力奔跑、奋力前进，探寻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密码。

有人曾提出疑问，今天的年轻人还用“长征”、还能“长征”吗？答案当然是肯定的。因为长征除了是脚步的丈量，更是精神的洗礼、思想的升华。青年的人生目标会有不同，职业选择也有差异，在成长和奋斗中会收获成功和喜悦，也会面临困难和压力。只有把自己的小我融入祖国的大我、人民的大我之中，与时代同步伐，与人民共命运，才能更好地实现人生价值，升华人生境界。

（摘编自盛玉雷《激扬新长征的青春力量》，2019年6月24日《人民日报》）

材料一：

1915到1921年这六年是风云激荡的大时代，究竟什么路径才是救亡图存之道？究竟什么思想才能富国强兵？究竟什么主义才能复兴民族？

《觉醒年代》全剧直面历史追问，巧妙地将镜头对准大时代背景下北京大学这一“小社会”。北大兼容并蓄的思想作风折射了当时社会精英们不同的救亡路径，让马克思主义“自洽”地战胜落后思想，凸显了先进思想逻辑上的合理性。

20世纪前叶的北京大学新旧思想激荡，以林纾、辜鸿铭、黄侃、刘师培等为代表的保守派知识分子成为新文化运动值得尊敬的对手。但剧中并没有将保守派知识分子刻画成一群故步自封、因循守旧的负面形象，反而从史实出发，刻画出一群学养、才情堪与新文化运动倡导者匹敌的“传统”知识分子群像。特别是辜鸿铭在北大开“论中国人的精神”讲座的演讲、林纾与鲁迅的隔空笔战，均光明磊落，不失书生本色。可以说，《觉醒年代》巧妙地将新文化运动引发的文化、政治等层面的新旧之争，浓缩进北京大学这一“小社会”之中，一幕幕话语交锋的场面让蛰伏在时间长河深处的历史人物变得鲜活，大时代的精神图谱在北京大学得以展现。

《觉醒年代》多线并进的叙事模式，将保皇派的复辟路线、无政府主义工读互助社实验乃至陈独秀、李大钊的社会主义探索一一呈现出来。在描写诸派斗争之余，亦可瞥见当时一众精英人物为旧中国谋出路的种种探索。如“反派”张丰载赫然提出“袁世凯复辟才是救国之策、富强之本”的观点。这固然是新青年觉醒之路上的绊脚石，但也代表了当时一派的救亡思路；而以陈延年为首的无政府主义实验团体互助社的成立与失败，则以一种亲历式的探索为黑暗中前行的国人进行了一次有益的“碰壁”，具有相当重要的启迪意义。

从新文化运动到张勋复辟帝制，再到“五四运动”，北京大学这一“小社会”的命运始终牵连着中国近现代史的走向。《觉醒年代》将历史定格在北大，无疑是选择了一个最具解剖价值的历史切片。剧中的毛泽东来到北大，与李大钊、陈独秀的碰面具有划时代意义。这些史实几乎都在北京大学发生，《觉醒年代》在进步学生与保守官僚两派势力针锋相对的角力、互动中构筑风云变幻的旧世界图景，并呈现大时代知识分子的精神面貌。

(摘编自徐宁《基于受众意识的创作导向与审美追求——从<觉醒年代>看主旋律剧集创新叙事策略》)

材料二：

《觉醒年代》全剧深入表现风云激荡中的个体人物，以对个体人物生命、情感状态的描绘和个体冲突的展现，试图改变以往同类作品中以群体冲突和时代冲突为主的宏大叙事。如《觉醒年代》重点表现的是陈独秀、李大钊这两个个体人物，对他们的刻画也并未在一开始就立足于“党的主要创始人”这个宏大的角度，而是一切从个体出发来进行展现的。特别是陈独秀这一人物，他一出场便是在日本衣衫褴褛地偷吃留学生们的饭，一边吃饭还一边喊着“这样的国无可救药”的狂言；剧中还表现他和儿子的矛盾、和友人们的分歧、蔡元培对其“三顾茅庐”的邀请以及他和辜鸿铭等旧派文人的争辩等。这些情节都力图摆脱因过分宏大所导致的概念化束缚，通过对人物个体性的展现来获取人性的丰富性和叙事的鲜活性，完成了创新的历史叙述和深刻的历史表达，继而引发共鸣。

由于人物表现的鲜活性与个体性，在总体历史真实的限定下，剧中对历史人物的呈现不再拘泥于概念性的历史本身，而是让人物散发着人性的魅力，如将李大钊对妻子的情感、对家庭的责任、对学生和长辛店工友们的关爱等，生动且具体可感地呈现于观众面前，具有较强的观赏价值。另一方面，这样的个体性表现，也赋予了这些历史人物以新的认知价值。剧中对陈独秀的个体性表现，让观众看到了他在传统历史评述之外的更多、更复杂的其他层面，对这一人物有了全新的认知。剧中对蔡元培、胡适等人也进行了较为立体的呈现，他们作为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在个人情感上趋同于陈独秀和李大钊等人，但在政治立场上与李、陈等人又有着较大的分歧。这样的个体性叙事，让观众对这些重要历史人物产生了新的认知。同时，也因为这种新而产生了不同于常规认知的观赏价值。

《觉醒年代》在获得观赏价值的同时，亦以对影像的追求获得了艺术创新性。由于播放媒介所限，电视剧艺术不能与电影艺术的视听冲击媲美，但同样是视听艺术的电视剧也一直没有放弃“电影化”的影像追求。剧中更是多处使用有节奏和韵律的蒙太奇剪辑来进行视听叙事。其中毛泽东第一次出场的情节便颇具代表性。这段影像时间虽短，但十几个镜头交替出现：瓢泼大雨倾注而下，小商贩在街边冒雨叫卖，孩子头上插草，老妇拦车卖孩子，流浪汉衣衫褴褛地乞讨，军阀骑着马冲击百姓，富家公子在车内吃着汉堡悠然地看街景等，而唯有毛泽东，抱着刚出版的《新青年》逆街行走，街上一沟污浊的雨水被他一脚踏开。这组镜头将当时长沙乃至整个中国的真实状态细致地呈现出来，以视听艺术特有的表现力实现了简洁而有力的叙事。

《觉醒年代》以“觉醒”为主题，深刻挖掘了中国共产党建党的历史必然。在具体表达上，该剧获得了新的认知价值和观赏价值，对主旋律题材作品的创作具有较强的启示意义。

(摘编自赵卫防《<觉醒年代>：思辨与观赏的逾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