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1】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那些很容易被铭记的诗作，大都是有韵律的。以现当代诗为例，那些广为流传的“名句”，其实大都在使用重复、对称这些最基本的韵律原则，比如：“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还有一些名句的韵律方式则近似于古典诗歌的韵律原则，比如海子那句广为人知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不仅有叠韵，而且讲究平仄，诗句读起来抑扬顿挫，与传统的律诗的声律非常相似，无怪乎这个诗句甚至成了很多房地产广告的标语。但不容否认的事实是，这种讲究重复、对称等韵律原则的写法在当代中国诗歌创作中并不受欢迎，很多诗人避之唯恐不及，当代诗歌的可铭记性因此而不强。

从社会与文化的角度来看，这些韵律原则的兴起与流行往往与一个文化共同体的集体认知密切相关，或者说，它们本身就是集体记忆的化身。古典诗歌的创作与阅读群体——“士”，即知识者与官僚群体——天然就是这样一个同质性的文化群体，所以在他们之中逐渐形成一些公共的韵律规则是没有太大问题的。但是，现代中国的社会机构和教育制度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不仅知识分子在一定程度上被边缘化，而且诗歌本身也被边缘化，过去诗人与读者之间那种同质性的文化群体已不复存在，诗歌写作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一种私人性、个人化的写作行为，这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公共性的诗歌成规的消失。

在不同文化中，韵律都有两个基本作用：一是便于沟通，二是便于记忆。而“沟通”不仅仅是一个“雅俗共赏”的问题，也涉及诗人与诗人、诗人与读者之间如何建立一个公共的渠道，以便于在这个渠道中磨练某些精妙的技艺，传达种种微妙的体验的问题。韵律的重心与其说是关于“如何写/评价一首好诗”，不如说是关于诗人与读者、诗人与诗人之间是如何“交流”的。

无论古今，有韵律或者韵律感强的作品从来不意味着它们就是杰作（反之亦然），韵律更多是关于诗歌给读者传达的东西究竟在哪些方面是公共性的或者可以共享的，它在不同的诗人之间也建立了一个可以相互比较和传承的共同通道。这个问题对于当代中国诗歌而言或许更为迫切，因为“韵”之离散的背后是诗歌“交流”的公共渠道的消失，这是自由诗面临的最本质的文体问题，而可诵读性与可记忆性的削弱只是这个大趋势的两个表征。

（摘编自李章斌《“韵”之离散：关于当代中国诗歌韵律的一种观察》）

材料二：

中国当代诗效法国外诗歌的更多。因国外诗歌注重诗本身的存在而大多无韵，无韵也渐渐成了中国当代诗的主流，《诗刊》《星星》等诗歌杂志几乎看不到有韵的诗歌，这个态势还会长久发展下去。

当代诗人，觉得再写有韵的东西，简直是一老土。当下的中国社会，是一个相对个体化、多元化的社会，过去那种大一统的世界意识与言说形态已然崩散，与此几乎同时崩散的是语言中的“韵”（韵律意识和韵律密度）。当代诗人多少有着一种反抗公共规则（包括韵律规则）的“集体无意识”，所以像“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这样整齐对称的诗句，他们不愿意去写，也不推崇。在他们看来，诗歌重要的不是视觉上的整饬和听觉上的旋律感、节奏感，决定诗之能否为诗的重要依据是诗歌对生命深层世界提示和呈现的能量之强弱。他们在写作时不仅不太倾向于取悦大众读者，甚至连一般的知识群体也不怎么顾及。这也导致传统的阅读者，尤其受传统诗歌影响较深的阅读者越来越郁闷，对新诗深感不适，甚至不屑一顾了。在他们眼里，形式产生内容，李白、杜甫、白居易、苏轼、李清照等诗词大家，不也是在五言、七律、七绝和词牌的限制中成就了大名吗？

当代诗歌虽无韵，但还有顿。所谓弃韵而就顿，“顿”就是诗的节奏感，有“行顿”和“句顿”，有“匀顿”和“变顿”，有“大顿”和“小顿”，有“跨行”与“断行”，追求的也还是诗的一种旋律美。文艺理论家朱光潜就认为“节奏是一切艺术的灵魂”，诗的本质是显示而非说教。艾青说：“假如是诗，无论用什么形式写出来都是诗；假如不是诗，无论用什么形式写出来都不是诗。”诗之无韵，告诉我们原来诗还可以这样写，诗还可以写得不像诗。近些年，主张口语入诗的“第三代诗”反传统、反意象、反崇高、反理想、反假激情，甚至诗歌形式也反其道而行，加剧了诗歌形式的混乱，纯美流畅的诗歌很难再见到了，可是我们反传统，反的应该是那些因袭的碍于发展的东西，绝不是偏激地反对一切。

（摘编自王霁良《对当代诗无韵的一点看法》）

材料一

书写“先秦哲学史”，不啻于一趟中国哲学的寻根之旅。为了更顺利地完成这趟旅程，我们不妨找两块“他山之石”。

第一块“石头”是“轴心时代”理论。二战结束不久，德国思想家雅斯贝尔斯在其所著《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提出了“轴心时代”理论。雅斯贝尔斯注意到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某些具有重大意义的巧合：以公元前500年前后为主轴，在全世界范围内集中出现了一些极不寻常的历史事件，中国、印度、西方等这些互不知晓的地区，却不约而同地爆发了文明的重大突破，出现了一批伟大的思想家，引领着不同文明的突飞猛进的发展。在“轴心时代”理论中，中国文明对应的正是“先秦时期”。具体来说，“轴心时代”的中国表现就是春秋战国时期出现的诸子蜂起、百家争鸣的思想盛况。稍感遗憾，我们无法通过“轴心时代”理论这块“石头”找到百家争鸣产生的原因。这就需要第二块“他山之石”。

第二块“石头”是“脱序”理论。这一理论是由19世纪末20世纪初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埃米尔·涂尔干提出的。涂尔干发现，当社会面临重大危机、物质财富出现明显萎缩时，自杀率固然呈现出上升的趋势，但是，当社会获得重大进步，物质财富增涨显著时，自杀率竟然也呈现出上升趋势。涂尔干敏锐地发现“社会危机”与“社会繁荣”这两种看似相反的现象的共同之处，那就是“社会的剧烈变化”。涂尔干把它描述为“脱序”现象。

按照这一理论，在一定的秩序下，人们的生活方式具有很强的稳定性和一致性，大家对既有的价值和原则表示出必要的尊重。因此，在一个秩序井然的社会里，一些历经时间而沉淀下来的经验教训作为传统得到足够的尊重，即便是为了改变现状、出人头地所做的种种努力，也通常以遵循既有原则和规范作为前提。然而，在脱序状态下，人们的欲望、情感、行为、心态等等，一切都失控了。旧有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被普遍否定或遭到严重破坏，逐渐失去了对社会成员的约束力，新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未被普遍接受或尚未形成，不具有对社会成员的有效约束力，使得社会成员的行为缺乏明确的社会规范约束，形成社会规范“真空”的社会状态。

“脱序”理论正好可以被用来解释“轴心时代”的中国“奇迹”。春秋战国时代的主要特征是礼崩乐坏，原有的宗法秩序与社会规范遭遇挑战，频现危机，而新的社会秩序和规范尚未形成，整个社会呈现出脱序状态。时代危机刺痛了人们，同时也刺激思想家们反思本时代的特点，结合自己的生命体验，对社会失范危机作出相应的回应。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的轴心时代——诸子百家争鸣——其实起源于礼崩乐坏之后的社会失范危机。作为时代的发言人，春秋战国时期的思想家们各抒己见、畅所欲言，并逐渐形成众多思想派别，演绎为精彩绝伦的“诸子蜂起、百家争鸣”的思想史诗。顺便说一句，中国思想史上还有两个时期，同样适用于“脱序”理论，一个是魏晋时期，一个是民国时期。

（摘编自秦平《中国哲学的故乡之旅》）

材料二

雅斯贝尔斯将人类文明发展分为四个阶段：史前时代、古代高度文明时代、轴心时代、科技时代。在这四个文明发展的阶段之中，轴心时代具有非凡的意义。正因为此，雅斯贝尔斯称之为“突破期”，而将这之前的“史前时代”、“古代高度文明时代”及其之后的“科技时代”统称为“间歇期”。前一个间歇期为轴心时代的突破集聚了必要的能量，轴心时代则为人类以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并树立了标准。

在雅斯贝尔斯看来，人类文明具有同步性，几乎是在同时，在中国、印度、中东以及希腊这一地理轴心上，在思想上出现了辉煌的成就。

尽管“轴心时代”并非人类历史发展的普遍经历的阶段，但“轴心时代”的文化精神突破所奠定的人类精神根基、传统宗教伦理价值体系框架，至今仍然是人类几个主要文明体系中的价值和行为准则。雅斯贝尔斯强调：时至今日，人类一直靠轴心期所产生、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燃火焰。

雅斯贝尔斯明确反对欧洲中心论，重视东方的文化，呼吁“我们再也不能置伟大的亚洲世界于不顾，将其看作是处于永久停滞状态下的非历史性民族”，要将中国和印度的文明与西方文明相提并论，因为“它们实现了突破，在精神上达到了跟西方一样的深度”。

雅斯贝尔斯对儒家学说非常感兴趣。在他的眼中，孔子是一位以“仁”作为其核心观念的哲学家，他希望“仁”不仅能够再次决定中国文化的前进方向，还可以在一种真正的世界哲学的发展进程中成为“人类交往”的特征。雅斯贝尔斯对中国未来充满希望：“我们希望中国能够在技术时代产生它自己的新的自由形式。”

（摘编自何立波《雅斯贝尔斯对轴心时代的历史构想》）

材料一：

最近，《南方都市报》记者只花了700元，就买到了同事包括名下资产、乘坐航班记录、吧上记录等个人信息。如果说这是当前个人信息泄露状况的极端展现的话，那么日常生活里，信息泄露使人们因处于这种“信息裸奔”之中而变得麻木。

这种“麻木”事出有因。南都记者曾向警方求助，警方也难以给出直接的解决方案一一治理个人信息贩卖的薄弱可见一斑。除了个别引发社会高度关注的恶性案例，多数时候个人信息保护处于一种低效的窘境。

个人信息保护的缺失给整个社会的信息化进程，同样带来了诸多隐患。有关专家在谈及国家应尽早启动个人信息保护法立法时就提出，如果没有隐私保护，人们可能就不愿意上，也不愿意推动“互联+”进入各行各业，这对于国家推动“互联+”战略不利。就此而言，避免“信息裸奔”理应成为实施“互联+”的基础。

（摘编自《个人信息裸奔的互联社会难以走远》，2016年12月14日《中国青年报》）

材料二：

2015-2016站漏洞可致个人信息泄露情况对比

2016年网站漏洞可能泄露个人信息规模各月分布

（源自补天平台《2016年网站泄露个人信息形势分析报告》）

材料三：

2016年6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络安全法》正式实施，将对许多上行为设立实名认证，旨在给网络营造一片安全、诚信的“清爽”空间。

近年来，随着络乱象频频出现，实名制已成大势所趋，微信、微博、支付宝、铁路6等软件目前均已设立实名制门槛。此次络安全法的实施，无疑意味着实名制的全面到来。匿名环境下，有的网友会肆无忌惮地发表言论而不担心承担后果，导致谣言、诈骗以及各种语言暴力横行。实名制提供了基本的追溯机制，使得网络空间的行为不因技术的虚拟性而陷入无法追踪、无法追责的混沌状态。此外，实名制也能让种种违法违规和不诚信行为付出应有代价。

（摘编自新华社《网络实名制全面到来，如何保障我们的虚拟空间更“清爽”》，2017年8月30日）

材料四：

要结合《网络安全法》对网络实名制的纲领性规定，进一步制定和完善相应的实施细则。针对络侵权案件可能遭遇的执行难困境，可组建和利用专项民间基金对受害人的损失进行补救。当前，“身份证号码查询系统”是各领域在认证身份信息时普遍应用的系统，因此，要努力提高络运营者的技术水平，实现“身份认证系统”与站后台数据库的有效衔接。目前，《网络安全法》以及其他针对实名制的管理法规中，主要是对网络运营者的责任作出规定。在责任承担主体方面，应既包括网络运营者，也包括没有实名认证的人；在责任的追究方面，既要让网络运营者承担有限责任，又要以具体情形为根据，追究违反网络实名制的网民的责任。

（摘编自贾登勋、杜一冉《我国网络实名制的困境与出路》）

材料一：

近年来，博物馆成为公众喜爱的文化“打卡”地，一些精品大展现场经常出现排长队的景象。但是线上展览的观展热度似乎远远不及线下。是什么阻挡了公众的观展热情？

首先，在电脑或手机屏幕上欣赏文物、浏览展厅，与身临其境面对实物所带来的审美体验、艺术震撼是不一样的。线上展览受到观展设备、展示程序、网络环境等因素的影响，操作不便捷、画面不清晰、切换不流畅，都会让观展体验大打折扣。

其次，线上展览消除了空间感，也隐去了观展同伴，参观者难以直观地感受到展厅布置的精美、展线设计的巧妙，在观展过程中也没有伙伴可以交流，相应地减少了一些乐趣。

线上展览虽然存在不少局限，但它也有自己的优势。它在云端持续开放，没有闭展时间，让亿万观众可以随时随地自由参观。线上展览借助先进的数字技术，文物图像可以多角度清晰显示，可以让观众看到一些现场看不到的细节。独自观展省去了排队、拥挤的烦恼，能让人更专注地欣赏文物。

线上展览和线下展览在很多方面都有显著的差别，因此，线上展览不应是简单地把线下展览搬到网上，而是要对展览进行延伸、拓展，甚至“再创作”。从三维到二维，少了空间的束缚，线上展览可以打破原有的展线设置，为观众提供多样化的观展线路和更丰富的展示内容。线下展览无法实现的检索、细读等功能，在网络平台都可以实现，能更好地满足文博“发烧友”（线上观展核心人群）的需求。

线上展览还应在增强互动性上做文章。博物馆要改变“我展你看、我说你听”的传统思路，让观众更多地参与其中。线上展览可以借鉴网络游戏的方式，带给观众生动有趣的体验。今年春节期间，中国文物报社、全国近30家博物馆与腾讯“博物官”合作推出《2020“生肖之力”创意文物H5》，将线下举办的“庚子鼠年新春生肖文物图片展”转化为可以互动参与并分享给朋友的网络小游戏，让人眼前一亮。

一个优秀的线上展览需要以扎实的研究、整理、策划工作为基础，同时也离不开强大的技术支持。博物馆一方面要“修炼内功”，另一方面可以和先进的网络科技公司开展合作。随着文博机构不断探索创新和跨界合作的深化，线上展览必将绽放更多精彩。

（摘编自吉光《线上展览靠什么“圈粉”》，《人民日报》〈海外版〉2020年3月17日）

材料二：

进入新时代，面临新受众，敦煌文化如何更好地面向社会，适应当下，打造时代的新坐标，这是我们一直在思考的命题。而文物数字化、“数字敦煌”项目建设、丝绸之路文化遗产数字化成果汇集，正是我们对该命题的重要探索与实践。特别是今年以来，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莫高窟等石窟不得不停止对外开放，如何让广大群众在家也能体验、欣赏敦煌艺术，是我们一直在思考的问题。敦煌研究院利用数字资源，推出了“云游敦煌”微信小程序、“‘数字敦煌’精品线路游”、“敦煌文化数字创意”、“精品展览”等一系列线上“云展览”活动，有效地推动了文物数字化，为新时代更好地传承敦煌文化提供了新思路。

“云游敦煌”让用户可以“云”参观敦煌艺术，利用腾讯云的技术优势，用户可以看到敦煌石窟艺术的细节，仿佛进入真实洞窟。我们希望通过这种“科技十文化”的方式，让千年传统文化“飞”入更多寻常百姓家，与大众产生互动。与此同时，“云游敦煌”小程序也在QQ上线，让大量年轻人宅家上课之余也可以获得丰富的文化滋养。

除了一系列线上“云展览”，我们还尝试用音乐、游戏、文创产品等形式，结合数字科技融合线上线下，让古老的敦煌文化释放新的活力，让文物“活”起来，走进人们的生活，使其成为引领时代风尚、构筑时代美学、满足美好生活的新动能。

线上数字化展览和线下展览是相辅相成的，可以“比翼齐飞”。前者加速了信息传播，用户也能够打破时空界限，以更低的成本观展。同时拥有线上和线下两个展览渠道，能够取得信息发布更广、内容传递更深、互动形式更多、展览效果更持久的效果。这对我们下一步持续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都有所启发。

这次的新冠肺炎疫情既给文博界带来挑战，也推动我们进一步广泛运用人工智能、虚拟漫游等新技术，借助5G和云计算带来的高速率的传输，进一步构建线上线下相融通的传播体系，多渠道传播敦煌文化蕴含的人文精神和时代价值，用匠心呵护遗产，以文化滋养社会。

（摘编自赵声良《打造敦煌文化时代新坐标》，《人民日报》〈海外版〉2020年3月9日）

材料三：

“云游博物馆”并非简单、直接地将线下展览、博物馆搬到网上，相关方需要在视觉呈现、展品设计、观众互动等方面进行整体设计，这些都需要资金、人才等的支持。从目前来看，与些起步快、资金相对充足的大型博物馆相比，中小型博物馆在这轮数字化发展中还有提升空间。国家博物馆馆长王春法就指出，博物馆管理和运营更加智慧化、定制化和科学化，特别需要一大批既懂博物馆业务又懂信息技术的高端复合型人才参与。由于项目周期更长，科技含量更高，智慧博物馆建设需要更多的资金和人才。

互联网时代，创意显得更为重要。与知名的大博物馆相比，中小型博物馆可以在创意上下功夫，做好观众的互动和体验，增加用户黏性。在这方面，国外博物馆的做法值得借鉴。荷兰阿勒姆的弗兰斯·哈尔斯博物馆有着新奇的线上展厅。观众除了观赏画作外，还能参与一些颇具巧思的互动小游戏。新的视角、新的创意，无疑给观众带来了全新的体验。

（摘编自王珏《博物馆数字化进程加快》，《人民日报》2020年4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