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逍遥游》是《庄子》内7篇之首，又是整部《庄子》的开卷第一篇。不管《内篇》是否庄子手订，把《逍遥游》放在首篇，客观上也的确显示了它在整个《庄子》中的突出地位。这足以证明编书者是一位对庄子思想理解极深又有高明见解的人。

庄子是中国文化史上一种独特的思想学说---逍遥哲学的开创者。“逍遥”一词在《诗经》中就已经出现，但作为哲学概念和对人生心理状态的抽象哲学概括来使用，却始于《庄子》。它的内涵虽然继承了《诗经》中的基本义项，但总体而言又不同于《诗经》中的“逍遥”，而是更丰富了。从《逍遥游》的内容来看，“逍遥”在这里是指一种超凡脱俗，不为身外之物所累的一种心理状态和精神境界，近乎我们今天所说的“绝对自由”。追求“逍遥”是庄子人生哲学的主要内容，也是整个庄子思想的核心。庄子思想的庞大体系，就是围绕着这个核心构建起来的，其他一切思想观念和理论元素无不与这一核心存在着紧密联系。正是在这个基本点上，显示了庄子思想区别于其他任何一种思想体系的主要特质。因此我们可以说，庄子的整个思想体系就是一整套关于追求“逍遥”的“逍遥哲学”。若从“逍遥哲学”这个角度来观察庄子思想的各个部分，我们就会发现，庄子的自然哲学是它的理论基础，庄子的相对主义是它的认识论根源和走向逍遥境界的思想方法，庄子的社会思想是它产生及形成的心理土壤，庄子的文学思想和创作风格是它的具体表现和外化形式。

庄子认为，宇宙中包括人类在内的万事万物都是不逍遥的，因为它的存在和生活方式都是“有所待”的，即有条件的、受限制的，因而都是不自由的，即使那些自以为逍遥，表面上看去也貌似逍遥的人与物，也是如此。比如，在《逍遥游》中描写的貌似逍遥的大鹏，是很不自由的，因为体型太大，飞翔时不仅需凭飓风之力来托负，而且还必须有大的空间才能展翅。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它才受到小鸟斥鴳的嘲笑。斥鴳认为自己的生活方式比大鹏优越，是最自由的。其实这正反映了它由于生活环境的狭小所带来的局限，因为它无能力到广阔天地中去遨游，所以形成了目光短浅的习性。这讲的是万物在空间上的局限。

在时间上也是如此。朝菌不可能了解一天之外发生的事情，寒蝉不可能知道一年四季的变化，而生命长的灵龟和大椿也不能知道其生前死后的事。这讲的就是万物在时间上的局限。至于人类，看上去似乎比动、植物自由得多，实际上他们所受的限制也更多，除了名、利、富、贵之外，还有伦理道德、感情欲望等多种牵累，而且对死亡的恐惧和担忧的精神负担，远远超过其他生物。从受限制这个角度来审视人生，人是世界上所有事物之中最不自由的。所以庄子认为只有“无己”的“至人”、“无功”的“神人”、“无名”的“圣人”才是进入绝对自由境界的人，这就是庄子的理想人格，而“逍遥游”也就成了庄子理想的人生境界。

（节选自《智通庄子---游心于物之初》）

作为中国书法史的高峰，魏晋书法所彰显出的风度和气象是后世始终都无法超越的。儒学精神的存在使魏晋书法能始终保持中和唯美的发展状态，并与中国文化的精神内核和中国人的审美心理相契合，最终成为中国书法的典范。

在先秦的儒家思想中，艺术与道、德、仁相辅相成。但这之后发生了变化，艺术的地位日趋下降，到西汉《礼记·乐记》就变成“德成而上，艺成而下”了，书法也由此而被视为 “小道”“末技”。所以，当汉末书法发展出现第一次自觉时，士子们抛却儒家典籍而疯狂研习草书的行为，立即遭到谨守礼法的儒士们的严厉批判，东汉辞赋家赵壹的《非草书》就是在这样的氛围中产生的。赵壹的《非草书》对处于起步状态的草书做了很好的规整，并把书法纳入儒家的思想体系之内，使书法的发展有了厚重的思想基础，为魏晋书法高峰时代的到来创造了必要的思想和文化条件。

魏晋时期是世家大族在国家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时期，而儒学精神则借助世族这一社会载体发挥作用。自两汉开始形成的经学传统对于如琅琊王氏、东海王氏、龙亢桓氏等家族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魏晋时期的一些新兴家族也大多是汉代儒生之后，如颍川钟氏、河东卫氏等。颍川钟皓、卫暠、庾乘等虽然不愿出仕，但无一例外都是当时著名的儒生，并因为精通儒学而对士林产生较大影响。魏晋时期，这些家族的发展和繁荣都是在以儒学精神为核心的文化体系中展开，即使后来天下大乱家族迁移，这些有着优良儒学传统的家族也始终没有抛弃礼法。

魏晋时期，世族门第成为儒学和书法传承发展的共同载体，书法的发展处处彰显儒学精神。书法在各家族中没有成为纯粹的艺术，而是具有一定的文化属性，并按照家族儒学精神 的引导向前发展。汉魏之际最有名气的书法文化家族是颍川钟氏，这个家族是非常典型的儒学世家。在书法上，钟繇对当时新出现的楷书进行了规整，他将隶书草化、扁平、波磔等问题进行了合理化处理，使书法向着方正典雅的方向发展，这非常符合儒家中和的美学思想。中国书法史上最负盛名的书法家是王羲之，他创造了中国书法的高峰和典范。在王羲之身上，书法与儒家文化完美地融为一体，即使受到道家思想影响，也都被他化在骨子里的儒家思想慢慢消解和吸收，其放浪形骸、纵情挥洒的性情受到一定程度的克制。草书除了出现之初因为不受儒学精神的限制而曾经恣肆和张扬过，在后世书法史上，草书从来都没有突破儒学精 神的束缚而进入无拘无束逍遥自在的境地，它始终坚守在一定的礼法范畴内。

正是因为儒学精神的存在，魏晋书法才具有了一系列优秀的文化品格，并为后世书家尊崇和膜拜。从这个意义上讲，魏晋书法对于儒学精神的吸收和借鉴正可成为中国书法在后世发展的典范。

（摘编自吕文明《魏晋书法的儒学精神》）

所谓“直觉”，即未经逻辑推理而得的认知，是将“自己置于对象之内”，交融于对象之中的体悟，“此是置心在物中，究见其理”。“直觉思维”，是相对于“逻辑思维”而言的。它不需概念、判断、推理等逻辑形式，不需对外界事物进行分析，而是凭借主体的神秘的自觉、灵感、体验、感悟，在瞬间直接把握事物的本质。

中国作为逻辑学的三大发祥地之一，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了丰富多彩的逻辑思想、逻辑理论，它们表现在惠施、公孙龙、后期墨家、荀况、韩非等人的著述中。但由于政治、文化、环境等因素的影响，逻辑在中国古代并未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也并未成为人们思维方式的主流。中国的传统思维方式特别重视的是经验，而分析性的逻辑则被排斥在主流之外，逻辑思维在中国始终不发达。相反，直觉思维则有长足的发展和广阔的市场。在中国古代，道家、佛教以及儒家都特别重视直觉思维。

直觉思维是一种创造性的思维，能有效地突破认识的程式化，为思维的发挥提供灵活的想象空间，对于伦理学、美学、文学、艺术学等学科的发展具有积极的影响；甚至对于注重实证的自然科学而言，直觉思维亦有其用武之地。比如，居里夫人之发现放射性元素钋和镭，其中就不乏“大胆的直觉”。科学史家乔治•萨顿曾经敏锐地指出，“科学知识不只是理性的，其中有相当比重是体力的和直觉的”。著名科学家钱学森亦尝明言，“光靠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不能创造，不能突破；要创造要突破，得有灵感”。物理学家汤川秀树热情展望，“如果我们更加注意直觉或大胆的想象，来作为不可避免的抽象化趋势的一种补充，基础物理学的又一次返老还童就是可以期望的”。

直觉思维在思维过程中没有中间推理阶段，不进行逻辑论证就直接得出结论，具有直接性、自发性、非逻辑性等特点。虽然说直觉思维具有逻辑思维不能替代的优势与特质，但同时又不得不指出的是，直觉思维重灵感、轻逻辑，重体验、轻思辨，重直觉、轻论证，容易导致思维的模糊和不严密，不利于思维向形式化、定量化发展，容易导致经验主义、教条主义，还有可能妨碍自然科学的发展。

张岱年曾经指出，朱熹所说的“置心在物中，究见其理”，事实上就是一种直觉思维，这种直觉思维“只是一种主观的神秘体验”，而“真正进入物中究见其理，只能通过科学实验”；可惜的是，“中国传统中缺乏近代的科学实验方法”。蒙培元进一步指出，直觉思维“必须同逻辑思维相结合，以逻辑思维为前提，才能发挥其创造性作用”。但非常遗憾的是“中国的直觉思维恰恰缺少逻辑思维作为前提条件，因而具有整体的模糊性和神秘性”。 也就是说，由直觉思维获得的认识，还必须进行逻辑的加工和整理，同时接受实验的检验。如此，方能由知识的毛坯，升华而为科学的成品。

（摘编自彭华《中国传统思维的三个特征：整体思维、辩证思维、直觉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