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性的美

李泽厚

①在中国所有艺术门类中，诗歌和书法最为源远流长，历时悠久。书法和诗歌同在唐代达到了无可比拟的高峰，既是这个时期最普及的艺术，又是这个时期最成熟的艺术。正如工艺和赋之于汉，雕塑、骈体之于六朝，绘画、词曲之于宋元，戏曲、小说之于明清一样。它们都分别是一代艺术精神的集中点。唐代书法与诗歌相辅而行，具有同一审美气质。其中与盛唐之音若合符契、共同体现出盛唐风貌的是草书，又特别是狂草。

②与唐诗一样，唐代书法的发展也经历了一个过程。初唐的书法，就极漂亮。由于皇室（如太宗）宫廷的大力提倡，其风度体貌如同从齐粱宫体摆脱出来的诗歌一样，以一种欣欣向荣的新姿态展现出来。唐太宗酷爱王羲之。兰亭在唐初如此名高和风行，像冯、虞、褚的众多摹本，似有更多理由把传世兰亭作为初唐美学风貌的造型代表，正如把刘（希夷）张（若虚）作为初唐诗的代表一样。冯（承素）、虞（世南）、褚（遂良）的多种兰亭摹本，确是这一时期书法美的典型。那么轻盈华美、婀娜多姿，或娟婵春媚、云雾轻笼，或高谢风尘、精神洒落……，这不正是《春江花月夜》那种“当时年少春衫薄”式的风流、潇洒和亭亭玉立么？它们与刘、张、四杰的诗歌的气质风神恰好一致，鲜明地共同具有着那个时代的审美理想、趣味标准和艺术要求。

③走向盛唐就不同了。孙过庭《书谱》中虽仍遵初唐传统，但他强调“达其情性，形其哀乐”，“随其性欲，便以为姿”，明确把书法作为抒情达性的艺术手段，自觉强调书法作为表情艺术的特性，并将这一点提到与诗歌并行、与自然同美的理论高度，这与诗中的陈子昂一样，是一个重要的突破。它就像陈子昂“念天地之悠悠”以巨大的历史责任感，召唤着盛唐诗歌的到来一样，孙过庭这一抒情哲理的提出，也预示盛唐书法中浪漫主义高峰的到来。以张旭、怀素为代表的草书和狂草，如同李白诗的无所拘束而皆中绳墨一样，它们流走快速，连字连笔，一派飞动，“迅疾骇人”，把悲欢情感极为痛快淋漓地倾注在笔墨之间。并非偶然，“诗仙”李白与“草圣”张旭齐名。一切都是浪漫的，创造的，天才的，一切再现都化为表现，一切模拟都变为抒情，一切自然、世事的物质存在都变而为动荡情感的发展行程……。然而，这不正是音乐么？是的，盛唐诗歌和书法的审美实质和艺术核心是一种音乐性的美。

④盛唐本来就是一个音乐高潮。当时传入的各种异国曲调和乐器，如龟兹乐、天竺乐、西凉乐、高昌乐等等，融合传统的“雅乐”、“古乐”，出现了许多新创造。从宫廷到市井，从中原到边疆，从太宗的“秦王破阵”到玄宗的“霓裳羽衣”，从急骤强烈的跳动到徐歌慢舞的轻盈，正是那个时代的社会氛围和文化心理的写照。或武或文，或豪壮或优稚，正如当时的边塞诗派和田园诗派一样。这些音乐歌舞不再是礼仪性的典重主调，而是人世间的欢快心音。

⑤正是这种音乐性的表现力量渗透了盛唐各艺术部类，成为它的美的魂灵，故统称之曰盛唐之音，宜矣。内容前面已说，就是形式，也由这个灵魂支配和决定。绝句和七古乐府所以在盛唐最称横唱，道理也在这里。它们是能入乐谱，为大家所传唱的。五古从汉魏起，到唐代实已基本做完；五律则自初唐沈（俭期）、宋（之问）搞定形化以来，成为终唐之世的考试体裁、正统格式；七律要到杜甫才真正成熟，宋以后才大流行，所有这些形式都基本是文学的，而不是音乐的。只有“入俗”的绝句和尚未定形的七言（即其中夹有三言、四言、五言、六言等等）才是当时在整个社会中最为流行而可歌可唱的主要艺术形式，它们也是盛唐之音的主要文学形式。

（选自李泽厚《美的历程》）

传统中国画在唐代产生突变的首要表现是题材。汉魏以降，中国画一直以人物画为主。从晋代兴起的山水画，在唐代得到了较快发展，成为与人物画并立的画种。中唐后，山水画逐渐取代人物画的地位，同时，花鸟画也随之兴起，成为另一种独立画种。美术史家们往往只从绘画自身发展中寻求这种变化的解释。但从整个艺术发展的角度看，这是诗歌影响绘画，绘画进一步诗化的结果。

唐代山水画的迅速成长得力于诗人的提倡、褒扬。同时，唐代山水诗的高度成就也有力促进了山水画的繁荣。魏晋时诞生的山水诗，到刘宋时的谢灵运手里出现了第一个高峰。随后的发展较为缓慢。初唐时，山水诗重新崛起，进入盛唐，才全面繁荣。以谢灵运为代表的六朝山水诗还处于“形似”的阶段，而唐代的山水诗已达到“神似”的境界。唐代山水诗不仅在模山范水、绘形绘色的能力上超过前代，而且善于通过景物描写表现主观情意，创造出丰富的意境。山水诗的成就给山水画的创作提供了借鉴。画家们向诗人学习如何以诗人眼光去观察自然，捕捉自然与情感的契机，如何融情入景，如何简练含蓄……同样，花鸟画在唐代的繁荣与唐代咏物诗的成就也是分不开的。自然物作为独立的艺术表现对象出现，绘画比诗歌早。无论东方还是西方，最初的绘画都以物为中心。但是，诗歌诞生后，就以人与人的情感为表现中心了。“物”在中国古代诗歌中只不过是比兴的工具。

唐代绘画的突变还表现在形式和风格上。魏晋以来的山水画，到李思训父子手里，发展到了高峰。吴道子一变传统山水画重色的画法，将人物画、书法笔法运用于其中。这些山水画富丽精工，代表了盛唐繁荣兴盛的气象和上层社会的审美情趣。

魏晋时期，幼稚、粗糙的绘画语言固然难以得心应手地传达出主观情感，但那稚拙、古朴的随意涂抹中，毕竟能部分实现表现的愿望。“二李”的时代，画家们先用细线勾出山石树木轮廓，其间又勾画脉络细纹，然后层层敷色，有时一幅画要画上几个月。这样工细的画法很难传达出心中的激情。似乎可这样说，越是严谨、工细，情感的自由抒发越困难。再现机制的强化是以表现机制的削弱为代价的。当“二李”将山水画的技法发展完善时，与士大夫自愉初衷产生的矛盾便达到了尖锐化的程度。

这时，诗歌进入辉煌时期，对其它艺术的吸引力、渗透力大大加强。齐梁以来的诗歌，追求绮丽。“二李”的山水画，在绮丽方面和齐梁诗的审美趣味是一致的。然而对于那些追求任真率性，自然混成的艺术家，并不满足于此，特别是那些诗人兼画家自然要另辟蹊径，探索新的绘画语言。同时，由于绘画与书法所用的工具相同、唐代书法的高度繁荣，特别是张旭、怀素为代表的狂草的高度成就，给新的绘画语言产生提供了契机。水墨画不重五彩，不需严谨法则，用点线的刚柔疾徐，基色的深浅浓淡更易传达出内心情感。这些，都使水墨画受到了墨客骚人的欢迎。水墨画的兴起是山水画表现机制的强化，也是山水画进一步诗化的表现。

(摘编自傅璇琮、陈华昌《唐代诗画艺术的交融》，有删改)

中华文化不仅有逻辑，而且蔚为大观。春秋战国时期，邓析、墨子等人深入探讨了与“辩”有关的诸多问题，形成了“名家”，邓析提出“刑名之辩”和“两可之说”；墨子在人类历史上首次强调“辩”是一门专门的技术，指出“能谈辩者谈辩，能说书者说书，能从事者从事，然后义事成也”；荀子系统地建立了正名学说；韩非子提出了著名的“矛盾之说”。尤其是后期墨家，集先秦名辩之大成，完成了中国逻辑的标志性著作《墨经》，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较为完整的逻辑学体系。

中国逻辑注重概念分析，以表达最为基本的逻辑关系的“否定”为例，早在先秦典籍《诗经》中就有“不”“弗”“靡”“莫”等十余个，并且这只是单独表达的否定，还不算组合式的否定，这在其他语言中是极其罕见的，充分体现了汉语在否定表达方面的丰富和精微。这导致了中国逻辑一个非常鲜明的特色，即重视名辨析辞，相关的学派也被称为“名家”。如邓析提出“刑名之辩”，墨子区分了名的种类。

中国逻辑强调概念的辩证转化，与西方逻辑强调概念确定性的静态分析不同，中国逻辑重视概念内涵的生成和变动发展、重视概念之间的关联性及其相互转化，重视对概念进行动态分析。这与中华文明的传统密切相关。在《易》中有“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阴阳五行”学说更是重视概念的相互生发和矛盾转化。

中国逻辑以名、辞、说、辩作为研究的主要内容，与最一般的抽象研究不同，是应用逻辑。另外，逻辑可以区分为不同的层次，既有纯粹的推理理论研究，又包括对推理规则和方法的应用探索。《道德经》中的归纳与推类，《韩非子》等著作中的反证与归谬以及《黄帝内经》中的类比推理，都体现了对说辩方法应用的高度自觉意识，这与偶尔切合逻辑的不自觉应用有着明显的区别，彰显了中国逻辑的应用特质。

中国逻辑是基于汉语自然语言的逻辑。因为语言因素，早在亚里士多德时代，三段论研究就大量使用了符号语言；近代莱布尼兹更强调要使用人工语言进行逻辑研究；现代数学逻辑产生之后，形式化的人工语言更是成了西方逻辑的“母语”。同样因为语言的因素，中国逻辑始终基于汉语的自然语言。不仅对象语言始终是汉语自然语言，而且作为元语言也都使用的是汉语文字。中国逻辑中，在元语言中表达基本逻辑关系的一元连接词否定是“不”“非”“无”等，表达基本二元关系的连接词是“并且”“或者”等，表达量词关系的是“皆”“都”等，表达时态的是“将来”“曾经”等，表达抽象模态的是“必”“可”等，均使用的是汉语自然语言。

中国逻辑是道器结合的逻辑。西方逻辑的主要目的，其内是求真，其外是作为探求知识的工具，亚里士多德逻辑著述汇编时名之曰《工具论》。中国逻辑其内部目的是作为论辩的工具，是为了说理，与西方逻辑无显著差异，但其外部功用则相去甚远。中国逻辑对名辩重要性的认识是极其深刻的，他们将“名”的作用提升到了无以复加的高度，认为社会的法律规范、纲纪礼仪、国运民祉，甚至是天道人和都依靠“名”。当子路问孔子“为政奚先”时，孔子明确指出“必也正名乎”，强调“正名”是治国理政的首要前提：“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

（摘编自杜国平《中国逻辑的特质》）

人的生活和其他动物所不同的，是在他富于学习的能力。他的行为方式并不固执地受着不学而能的生理反应所支配。所谓学就是在出生之后以一套人为的行为方式作模型，把本能的那一套方式加以改造的过程。学的方法是“习”。习是指反复地做，靠时间中的磨练，使一个人惯于一种新的做法。因之，学习必须打破个人今昔之隔。这是靠了我们人类的一种特别发达的能力，时间中的桥梁——记忆。在动物学习过程中，我们也可以说它们有记忆，但是它们的“记忆”是在简单的生理水准上。一个小白老鼠在迷宫里学得了捷径，它所学得的是一套新的生理反应。和人的学习不相同的是它们并不靠一套象征体系的。人固然有很多习惯，在本质上是和小白老鼠走迷宫一般的，但是他却时常多一个象征体系帮他的忙。所谓象征体系中最重要的是“词”。我们不断地在学习时说着话，把具体的情境抽象成一套能普遍应用的概念，概念必然是用词来表现的，于是我们靠着词，使我们从特殊走上普遍，在个别情境中搭下了桥梁；又使我们从当前走到今后，在片刻情境中搭下了桥梁。从这方面看去，一个动物和时间的接触，可以说是一条直线的，而人和时间的接触，靠了概念，也就是词，却比一条直线来得复杂。他有能力闭了眼睛置身于“昔日”的情境中，人的“当前”中包含着从“过去”拔萃出来的投影，时间的选择累积。

在一个依本能而活动的动物不会发生时间上阻隔的问题，他的寿命是一连串的“当前”，谁也不能剪断时间，像是一条水，没有刀割得断。但是在人却不然，人的“当前”是整个靠记忆所保留下来的“过去”的累积。如果记忆消失了、遗忘了，我们的“时间”就可说是阻隔了。

人之所以要有记忆，也许并不是因为他的脑子是个自动的摄影箱。人有此能力是事实，人利用此能力，发展此能力，还是因为他“当前”的生活必需有着“过去”所传下来的办法。我曾说人的学习是向一套已有的方式的学习。唯有学会了这套方式才能在人群中生活下去。这套方式并不是每个人个别的创制，而是社会的遗业。小白老鼠并不向别的老鼠学习，每只老鼠都得自己在具体情境里，从“试验错误”的过程中，得到个别的经验。它们并不能互相传递经验，互相学习。人靠了他的抽象能力和象征体系，不但累积了自己的经验，而且可以累积别人的经验。上边所谓那套传下来的办法，就是社会共同的经验的累积，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文化。文化是依赖象征体系和个人的记忆而维持着的社会共同经验。这样说来，每个人的“当前”，不仅包括他个人“过去”的投影，而且是整个民族的“过去”的投影。历史对于个人并不是点缀的饰物，而是实用的、不能或缺的生活基础。人不能离开社会生活，就不能不学习文化。文化得靠记忆，不能靠本能，所以人在记忆力上不能不力求发展。我们不但要在个人的今昔之间筑通桥梁，而且在社会的世代之间也得筑通桥梁，不然就没有了文化，也没有了我们现在所能享受的生活。

（节选自费孝通《乡土中国·再论文字下乡》，有删改）

【推荐2】我说过我们要发展记忆，那是因为我们生活中有此需要。没有文化的动物中，能以本能来应付生活，就不必有记忆。我这样说，其实也包含了另一项意思，就是人在记忆上发展的程度是依他们生活需要而决定的。我们每个人，每一刻，所接触的外界是众多复杂，但是并不尽入我们的感觉，我们有所选择。和我们眼睛所接触的外界我们并不都看见，我们只看见我们所注意的，我们的视线有焦点，焦点依着我们的注意而移动。注意的对象由我们选择，选择的根据是我们生活的需要。对于我们生活无关的，我们不关心，熟视无睹。我们的记忆也是如此，我们并不记取一切的过去，只记取一切过去中极小的一部分。我说记取，其实不如说过后回忆为妥当。“记”带有在当前为了将来有用而加以认取的意思，“忆”是为了当前有关而会想到过去经验。事实上，在当前很难预测将来之用，大多是出于当前的需要而追忆过去。有时这过程非常吃力，所以成为“苦忆”。可是无论如何记忆并非无所为的，而是实用的，是为了生活。

在一个乡土社会中生活的人所需记忆的范围和生活在现代都市的人是不同的。乡土社会是一个生活很安定的社会。我已说过，向泥土讨生活的人是不能老是移动的。在一个地方出生的就在这地方生长下去，一直到死。极端的乡土社会是老子所理想的社会，“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不但个人不常抛井离乡，而且每个人住的地方常是他的父母之邦。“生于斯，死于斯”的结果必是世代的黏着。这种极端的乡土社会固然不常实现，但是我们的确有历世不移的企图，不然为什么死在外边的人，一定要把棺材运会故乡，葬在祖茔上呢？一生取给于这块泥土，死了，骨肉还得回入这块泥土。

历世不移的结果，人不但在熟人中长大，而且在熟悉的地方上生长大。熟悉的地方可以包括极长时间的人和土的混合。祖先们在这地方混熟了，他们的经验也必然就是子孙们所会得到的经验。时间的悠久是从谱系上说的，从每个人可能得到经验说，却是同一方式的反复重演。同一戏台上演着同一的戏，这个班子里演员所需要记得的，也只有一套戏文。他们个别的经验，就等于世代的经验。经验无需不断累积，只需老是保存。

我记得在小学里读书时，老师逼着我记日记，我执笔苦思，结果只写下“同上”两字。那是真情，天天是“晨起，上课，游戏，睡觉”，有何可记的呢？老师下令不准“同上”，小学生们只有扯谎了。

在定型生活中长大的有着深入生理基础的习惯帮着我们“日出而起，日入而息”的工作节奏。记忆都是多余的。“不知老之将至”就是描写“忘时”的生活。秦亡汉兴，没有关系。乡土社会中不怕忘，而且忘得舒服。只有在轶出于生活常轨的事，当我怕忘记时，方在指头上打一个结。

指头上的结是文字的原始方式，目的就是用外在的象征，利用联想作用，帮助人的记忆。在一个常常变动的环境中，我们感觉到自己记忆力不够时，方需要这些外在的象征。从语言变到文字，也就是从用声音来说词，变到用绳打结，用刀刻图，用笔写字，是出于我们生活从定型到不定型的过程中。在都市中生活，一天到晚接触着陌生面孔的人才需要在袋里藏着本姓名录、通信簿。在乡土社会中黏着相片的身份证，是毫无意义的。在一个村子里可以有一打以上的“王大哥”，绝不会因之认错了人。

在一个每代的生活等于开映同一部影片的社会中，历史也是多余的，有的只是“传奇”。一说到来历就得从“开天辟地”说起；不从这开始，下文不是只有“寻常”的当前了么？都市社会里有新闻；在乡土社会，“新闻”是稀奇古怪，荒诞不经的意思。在都市社会里有名人，乡土社会里是“人怕出名，猪怕壮”。不为人先，不为人后，做人就得循规蹈矩。这种社会用不上常态曲线，而是一个模子里印出来的一套。

在这种社会里，语言是足够传递世代间的经验了。当一个人碰着生活上的问题时，他必然能在一个比他年长的人那里问得到解决这问题的有效办法，因为大家在同一环境里，走同一道路，他先走，你后走；后走的所踏的是先走的人的脚印，口口相传，不会有遗漏。那里用得着文字？时间里没有阻隔，拉得十分紧，全部文化可以在亲子之间传授无缺。

这样说，中国如果是乡土社会，怎么会有文字的呢？我的回答是中国社会从基层上看去是乡土性，中国的文字并不是在基层上发生。最早的文字就是庙堂性的，一直到目前还不是我们乡下人的东西。我们的文字另有它发生的背景，我在本文所需要指出的是在这基层上，有语言而无文字。不论在空间和时间的格局上，这种乡土社会，在面对面的亲密接触中，在反复地在同一生活定型中生活的人们，并不是愚到字都不认得，而是没有用字来帮助他们在社会中生活的需要。我同时也等于说，如果中国社会乡土性的基层发生了变化，也只有发生了变化之后，文字才能下乡。

（摘编自费孝通《乡土中国·再论文字下乡》）

【推荐3】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①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那些被称为土头土脑的乡下人，才是中国社会的基层。说乡下人土气，虽则似乎带着几分藐视的意味，但这个“土”字却用得很好。“土”字的基本义是泥土，乡下人离不了泥土，在乡下住，种地是最普通的谋生办法。凡是从农业老家里迁移到四围边地上去的子弟，也老是很忠实地守着这直接向土里去讨生活的传统。一位到内蒙旅行回来的美国朋友说：你们中原去的人，到了这最适宜放牧的草原上，依旧锄地播种，一家家划着小小的一方地，种植起来；真像是向土里一钻，看不到其他利用这片地的方法了。

②靠种地谋生的人才明白泥土的可贵。城里人可以用土气来藐视乡下人，但是乡下，“土”是他们的命根。在数量上占着最高地位的神，无疑是“土地”，他们象征着可贵的泥土。我初次出国时，奶妈偷偷地把一包用红纸裹着的东西塞在我箱子底下，又避了人和我说，假如水土不服，老是想家时，可以把红纸包裹的东西煮一点汤吃。这是一包灶上的泥土。

③直接靠农业来谋生的人是黏着在土地上的。一位在张北研究语言的朋友说，这一带不但语言上没有受蒙古话的影响，其他方面也很少。“村子里几百年来老是这几个姓，我从墓碑上去重构每家的家谱，清清楚楚的，一直到现在还是那些人。乡村里的人口似乎是附着在土上的，一代一代地下去，不太有变动。”大体上说，这是乡土社会的特性之一。以农为生的人，世代定居是常态，迁移是变态。

④中国乡土社区的单位是村落，从三家村起可以到几千户的大村。乡土社会的生活是富于地方性的，地方性是指他们活动范围有地域上的限制，在区域间接触少，生活隔离，各自保持着孤立的社会圈子。乡土社会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常态的生活是终老是乡。假如在一个村子里的人都是这样的话，在人和人的关系上也就发生了一种特色，每个孩子都是在人家眼中看着长大的，在孩子眼里周围的人也是从小就看惯的。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

⑤在一个熟悉的社会中，我们会得到从心所欲而不逾规矩的自由。“我们大家是熟人，打个招呼就是了，还用得着多说么？”乡土社会里从熟悉得到信任。这信任并非没有根据的，其实最可靠也没有了，因为这是规矩。乡土社会的信用发生于对一种行为的规矩熟悉到不假思索时的可靠性。这自是“土气”的一种特色。这种办法在一个陌生人面前是无法应用的，陌生人所组成的现代社会是无法用乡土社会的风俗来应付的。

（节选自费孝通《乡土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