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天眼

神秘宇宙，浩瀚星空。地外文明的壮阔和玄妙，自古以来就寄托着人类的奇妙遐想。

人们观测天象，起初是用肉眼，继而借助光学望远镜……随着科技的发展，射电天文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脱颖而出。射电望远镜为射电天文学的发展起了关键的作用，比如：上世纪六十年代天文学的四大发现，类星体、脉冲星、星际分子和宇宙微波背景辐射，都是用射电望远镜观测得到的。射电望远镜的每一次长足的进步都会毫无例外地为射电天文学的发展树立一个里程碑。中国天眼——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又称FAST，于2016年9月25日落成启用，它盘于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平塘县克度镇航龙村。

作为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中国天眼”工程由主动反射面系统、馈源支撑系统、测量与控制系统、接收机与终端及观测基地等几大部分构成。主动反射面外形像一口巨大的锅，接收面积相当于30个标准足球场。利用索网结构。国家天文台天眼工程技术人员介绍说。

探听地球之外的音讯，天眼的能力和其大小息息相关。简单来说，眼睛越大，看得越远。尤其特殊的是，这只天眼并非“死眼”，它的索网结构可以随着天体的移动自动变化，带动索网上活动的4450个反射面产生变化，足以观测到更大天区的天体，同时，馈源也随索网一同运动，采集天体发射的无线电波。如同人类转动自己的眼珠，调整视线的指向，遥远的太空对它来说将不存在方向上的死角。

“如果将地球生命36亿年的历史压缩为一年，那么在这一年中的最后一分钟诞生了地球文明，”而在最后一秒钟人类才摆脱地球的束缚进入太空无垠的广袤。”南仁东的心中，总是藏着许多诗意的构想。“让美丽的夜空带我们踏过平庸。”这是他留给人世间的最后思考。

从2016年9月25日起，天眼方圆5公里成为“静默”区。这个庞然大物开始睁开“慧眼”，专注地捕捉来自宇宙深空的信号。借助这只巨大的“天眼”，科研人员可以窥探星际之间互动的信息，观测暗物质，测定黑洞质量，甚至搜寻可能存在的星外文明。与德国波恩100米望远镜相比，“天眼”的灵敏度提高了约10倍；与美国阿雷西博350米望远镜相比，“天眼”的综合性能也提高了约10倍。“天眼”能够接收到137亿光年以外的电磁信号。

天眼可把中国空间测控能力由地球同步轨道延伸至太阳系外缘，将深空通讯数据下行率提高100倍。其应用价值可以是为自主导航这一前瞻性研究制作脉冲星钟；诊断识别微弱的空间讯号，为国家安全服务；提供高分辨率和高效率的地面观测；跟踪探测日冕物质抛射事件，服务于太空天气预报。

今年10月10日，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召开发布会宣布，中国天眼经过一年紧张调试，已实现指向、跟踪、漂移扫描等多种观测模式的顺利运行，并确认了多颗新发现的脉冲星。这是我国天文望远镜首次发现脉冲星。中国天眼团组利用位于贵州师范大学的早期科学中心进行数据处理，探测到数十个优质脉冲星候选体，经国际合作，并进行后随观测认证，目前已通过系统认证6颗脉冲星。其中2颗新发现的脉冲星，距离地球分别约4100光年和约1．6万光年，另外4颗还有待测量。

（取材于陈芳、丹长江等人的相关文章）

从现有的文字考据来看，我们在甲骨文里尚未发现与“勇”对应的字，在金文中“勇”主要有两种写法，强调的是力大敢为和勇武。在篆文中，“勇”出现了新的写法，即从甬从心。可见，勇作为一种评价开始向人的心理意志方面延展，不仅指人的行为勇武，还指人的意志强大。

上古时期人类最主要的活动是与恶劣的生存环境作斗争以及群体之间的斗争，勇德最主要的内涵是开辟生存空间和战争中的勇武。由于上古社会人类生存条件恶劣，战争频繁，因而勇德尤为重要，上古圣王都因勇武受到称颂。因此，勇德最初是个体克服对危险和死亡的恐惧的品质，是一种用于斗争和生存竞争的自然德性。

在先秦时期，勇德占有很高的位置，勇是坚守“义”所不可缺少的德性。孔子说：“见义不为，无勇也。”（《论语·为政》）不仅如此，孔子还将仁、智、勇三者并举，视此三者为君子人格所必备的三要素，但孔子在重视勇德的同时，也对勇德进行了明显的限制。比如，《论语·阳货》有云：“君子义以为上。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论语·宪问》则说：“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因此，孔子似乎把勇视为一种没有特定道德价值指向的能力，勇就是“不惧”，为善和为恶的“不惧”都可以称作勇。可见，在孔子这里，勇德不能独自构成一种伦理德性，仍属于自然德性。

孟子和荀子对勇德进行了重构，使之具有道德内涵，成为独立的伦理德性。孟子的做法是对勇德进行分类，孟子把勇德区分为“小勇”和“大勇”，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勇。”对曰：“王请无好小勇。”夫抚剑疾视曰：“彼恶敢当我哉！”“此匹夫之勇，敌一人者也。王请大之。”（《孟子》）“小勇”是基于个人一己之私产生的自然情感反应，是纯粹的自发的情感冲动，没有自觉的道德目的；“大勇”是基于道义而生发出来的道德情感及行为反应，是以道义知识和道德情感为基础的自觉选择，具有明确的道德意义。可见，孟子所言的“小勇”属自然德性，“大勇”属道德德性。

荀子对勇的意义划分更为细致，“有狗彘之勇者，有贾盗之勇者，有小人之勇者，有士君子之勇者。”（《荀子·荣辱》）“狗彘之勇”“贾盗之勇”“小人之勇”，此三者，或浑不知义，或见利忘义，或死而不义，只有“士君子之勇”才是“见义勇为”，乃道德之勇。孟子和荀子对勇进行了大小之分和贵贱之分，其划分标准具有明确的道德指向，只有合乎道义的勇才配称作勇德。虽然孟子和荀子对勇德进行了道德化的重构，但他们总体上仍然承袭了孔子对勇的一个基本理解，即不惧危险，而且把勇德局限为一种政治生活中维护道义的德性。至宋明时期，理学家保留了先秦儒家对勇德的阐释，同时又赋予勇德更加积极的意义，对勇有了全新的理解，勇德不仅是一种包含道义内涵的道德德性，更是一种成就道德自我的“为己之德”。在理学家这里，勇德被用于整个道德生活，是摆脱积习和不当私欲的束缚、坚守道德信仰、成就理想人格的刚强意志力，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称之为道德勇气。作为道德德性的勇德是国家和社会追求正义必不可少的德性，也是国际社会应对人类共同挑战必不可少的德性。

（摘编自赵永刚《勇德培养的三个基本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