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儒家君子观在当代的传承与实践

张舜清

传统儒家君子观在中国古代具有广泛而巨大的影响力。在当代，儒家君子观在培育理想人格、建设和谐社会、实现美好人生方面，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在当代传承和实践儒家君子观，首先需要我们明确何谓儒家的“君子”，这是我们在当代传承和实践这种观念的基本前提。

首先，从词源学的角度看，君子一词的基本含义是指“在位者”，即指统治阶级的成员。其次，经孔子转化后，君子的“位”的意义大大降低，而主要成为一个侧重人的德性的概念，所谓“或称君子者何？道德之称也”。最后，在儒家这里，完美的君子形象还必须具有智慧和审美的特征。一个欠缺智识、外表邋遢之人，任其德性多高，在儒家这里都难以称为君子。所谓“君子博学深谋”“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说的正是这个意思。

总体来说，儒家的君子是一个兼具“位”“德”“智”“美”等多种属性的复合概念，它涉及对一个人的社会地位、道德水准、智慧水平、心理素质等全方位的评价。这正如荀子所说：“天见其明，地见其光，君子贵其全也。”不过，从历史实践的角度来看，儒家的君子主要是一个德性概念，即侧重以道德水准界定何为真正的君子。而儒家所谓“德”，从其根本来说，乃是一种“生”德，所谓“天地之大德日生”。而民生问题，则构成“生”的首要问题。因此，在儒家这里，一个人是否能够体悟上天创生万物之德，是否能够仁民爱物、关心民生，肯为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就构成儒家评判君子的一个基本标准。

对待传统文化，正确的做法是，“摒弃消极因素，继承积极思想，‘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生面’，实现中华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这也是我们在传承和实践儒家君子观时应当遵循的基本原则。

在当代传承和实践儒家君子观，要把儒家君子观的基本精神与人类的未来要求和发展趋势相结合。儒家的君子观从根本上说是要人类对自身的生命特性有一种精神自觉，明确人类自身存在的义务，从而以正确的方式建构人类自身、谋求人类的未来。它的基本精神是对“义”的坚守，“君子喻于义”“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在儒家这里，它集中表现为人在维护天地宇宙生态系统和谐运行的道义担当上。“君子之道，天之道也”，而“天道之大在生物”，故“君子协进生物之功，可以配天。”

在当代传承和实践儒家君子观，要继承和弘扬儒家君子观蕴含的积极因素，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不忘历史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善于创新”，作为一种历史悠久且具有巨大社会影响力的观念，儒家的君子观蕴含着十分深刻的促使人向上向善的道德理念、追求完美人格的教化思想和仁者爱人、关爱生命的人文精神，因而科学对待儒家君子观，应当对儒家君子观中蕴含的这些积极因素给予充分肯定，并努力将这些积极因素自觉融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当中，如此儒家君子理念才能在当代重新焕发活力。

(选自《光明日报》，2019年12月23日，有删减)

作为明清时期著名的儒商，徽商不仅在经营过程中，大都能按“以诚待人”“以信接物”“以义为利”的道德规范来行事，而且在社会遭到重大灾难时，也能做到乐善好施、赈灾济困、扶危救难。他们设立善堂、善局等组织，捐资捐物，延医送药，成为明清时期地方救灾、疫情防控的一支重要力量。徽商积极参与地方救灾、防治疠疫的事例比比皆是，遗存的文献文书资料也较为丰富。其中，《新安屯溪公济局征信录》即是记载徽商在疠疫面前，主动作为，防治疠疫的珍贵资料。

屯溪是明清时期徽州重要水陆码头和商业集散之地。有“茶务都会”之誉，然而，茶季恰值春夏之交，正是“时疫偏多”时节。“数万”制茶工人都是“远近来就食者”“多属佣作贫民”，他们的大量涌入，不仅使屯溪的人口骤增，也增加了感染流行性传染病的风险。“一遇疠疫流行”，患者“疾苦则须臾难忍，一朝去世，尸骸则暴露堪悲”“病无以医药、殁无以棺殓者所在多有”。急性传染病的发生与传播，往往导致民生苦难，甚至社会危机。因此，为了防控疠疫，治疗患疠人员，徽商主动应对，积极采取措施。仅就《新安屯溪公济局征信录》所见，徽商防疫治病的做法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倡议创办公济局，作为实施医疗救助、防治疠疫的常设机构。屯溪公济局的主要工作是：“按年五月起至八月止，延请内外专科，送诊送药，棺则大小悉备，随时给送。”救助对象主要是在屯溪佣工的“四方贫民”，他们一旦患有疾疫，由公济局聘请的内外科医生“送诊送药”，进行医疗救助；一旦因病去世，则由公济局司事人员送去棺木，掩埋安葬，以免“尸骸暴露”。

光绪十八年，徽商又响应上谕，适应民需，在公济局附设育婴堂、养疴所，并为百姓施种牛痘等。施种牛痘，是为了预防天花病毒引起的传染病。所谓“育婴”“保婴”，即是对外来佣工家庭遗弃女婴的救助。养疴所的兴办，是因为在屯溪佣工的“客民居多无家，一经疾病颠连，不无可悯，又设养疴所，便其就近调医”。可见，养疴所的作用是收治身患疾病又无安身之处的“客民”，也属于医疗救助。

由上可知，虽然屯溪公济局的救助对象和范围不断扩大，但无论是“送诊送药”、掩埋安葬尸骸，还是育婴、种牛痘，始终都以防控流行性传染病为中心，反映了徽商对疠疫防治与民众救济的重视与努力。

身体力行，多方筹措经费。屯溪公济局采取多渠道的方式筹措经费。在公济局成立初期，其经费来源主要为常捐与劝捐两种。所谓常捐，是指对屯溪茶商，以及在屯溪中转的婺源县茶商收取的茶箱捐，按照每箱茶叶捐钱六文的标准，每年大概可收取六百千文，占可资岁用之半，由茶厘总局统一汇收，永为定例。而劝捐则是由屯溪公济局董事利用其社会影响力，劝说、劝导.社会各界人士奉献爱心，随缘乐助，共襄善举。总体而言，以常捐为主，劝捐为辅。

(摘编自李琳琦《徽商与清末屯溪地区的疠疫防治》)

【推荐3】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材料一：

从远古神农氏开始，中华先祖就开始种稻、黍、稷、麦、菽五谷为食，制耒耜劳作工具为耕，种麻纺线成布为衣，磨制器物为家什，完成了从山上狩猎、水中渔猎到定居生活的转变，实现了从蒙昧到文明的过渡，开启了农耕文明之先河，这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深厚的滋养。

农耕文明是世界上存在最为广泛的文化集成，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中国农耕文明集中升华了亿万民众的实践经验，反映了中华民族对人与自然之间关系、规律的认识和把握。农耕文明不仅包括农业生产技术，还包括相应的生产关系，以及由此产生的思想观念、生活礼俗、民族心理等文化形态。从中国特色的农事节气，到大道自然、天人合一的生态伦理；从各具特色的宅院村落，到巧夺天工的农业景观；从乡土气息的节庆活动，到丰富多彩的民间艺术；从父慈子孝的祖传家训，到诚信重礼的乡风民俗，无一不是中华农耕文明的鲜明标签和重要表现。

农耕文明不仅直接影响了农业生产，还间接影响并塑造了中华文化的个性和特质。聚族而居、精耕细作的农业文明孕育了内敛式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文化传统、农政思想、乡村管理制度等。在漫长的发展历程中，中华农耕文明与儒家文化及其他文化经过不断碰撞融合，形成了天人合一、以人为本、家国一体、天下为公、大同世界、和谐向善、诚信包容、尊尊亲亲等独特的文化内涵。这些文化内涵早已渗透进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润物细无声般影响着中国人的生产生活。

“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兴文盛礼乐，偃武息氓黎。”……品味着这些古老的歌谣，我们仿佛看到一幅绵延千年的农耕文明演变图景。在城市文明、工业文明快速发展的当代，古老的农耕文明并没有过时，反而愈发彰显出独到的价值和无穷的魅力。农耕文明不仅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主干成分，也是新时代乡村文化振兴不可多得的资源宝库。

因此，我们必须将其更好地传承和发扬下去。一方面，要善待历史的馈赠，切实发掘好、保护好优秀农耕文化遗产，积极培育乡土文化人才，支持农村地区优秀戏曲曲艺、少数民族，文化、民间文化等传承发展；另一方面，要积极运用现代文明的价值理念去滋养农耕文明，推动农耕文明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提高乡村社会文明程度，焕发乡村文明新气象。

（节选自《传承千年余韵，凝聚文明之光——中华农耕文明发展历程速览》）

材料二：

人的清静性格的形成，离不开农耕文明的熏陶。自然本质是清静的，长期自然清静环境的熏陶，必然有助于清静性格的形成。而清静对发展又具有重要意义。老子说：“清静为天下正。”农耕文明也有利于培育一个人的节俭性格。农业的产量较多地取决于自然的特点和规律，而大自然的供给总是有限量的，这对浪费必然是一种约束，会促使人在行为上更崇尚节俭。人性中质朴性格的形成，也离不开农耕文明的熏陶。大自然的朴实无华和厚重，必然更有利于养成人性的质朴厚道。农耕文明也有利于培育敬畏人格。大自然的神秘性和无私性，也为敬畏人格的形成提供了自然基础。

留住农耕人和培养农耕人，关键要在乡村形成人才、土地、资金、产业汇聚的良性循环。为此，要把乡村人才振兴纳入重要议事日程。一是要激活现有本地乡土人才，充分发挥本地乡土人才示范带动作用；二是要采取有效措施积极鼓励大学生到农村就业，要把一些高学历、懂技术、爱农业、在农村能留得住的人才吸引到农村来；三是要发挥好新乡贤作用，激励乡村成功人士致富思源，回报桑梓，积极投身家乡建设；四是要进一步加强大中小学劳动教育。

乡村文明是中华民族文明史的主体，村庄是这种文明的载体。新农村建设一定要走符合农村实际的路子，遵循乡村自身发展规律，充分体现农村特点，重视乡土味道，保留乡村风貌，留得住青山绿水，也留住乡愁。城乡一体化发展，完全可以保留村庄原始风貌，慎砍树、不填湖、少拆房，尽可能在原有村庄形态上改善居民生活条件。要进一步加大对古镇、古村落、民族村寨、文物古迹、农业遗迹的保护力度。

乡村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彰显着中华民族的思想智慧和精神追求，对此，我们要把保护传承和开发利用有机结合起来，把优秀遗产和现代文明要素有机结合起来，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让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展现新魅力和新风采。

（节选自《乡村全面振兴，必须守住农耕文明之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