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学术界使用“古典学”这个词，是晚近的事，大家对它的理解恐怕并不一致。我所理解的“古典学”，系指对于蕴含着中华文明源头的先秦典籍的整理和研究。我们过去虽然没有用“古典学”这个名称，但是实质上，古典学早就存在了。发源于孔子及其弟子的经学，就属于古典学的范畴。

经学与政治相结合，在古典学中占据统治地位长达两千年。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结束了这个局面。“五四”以后，对包括先秦典籍在内的传统文化，知识界有不少人持简单的否定态度。几乎与五四运动同时，在西方学术思想的影响下，我国学术界兴起了怀疑古史和古书的思潮。

这种疑古思潮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发展到了顶峰。疑古派（或称“古史辨”派）成为商代之前的故事研究和古典学研究的主力。在将传统的上古史大大缩短的同时，以前代学者的辨伪工作为基础，大大扩展了古书的怀疑范围。很多先秦古书（包括经书）的年代被推迟，很多一般认为属于先秦的古书被认为是秦汉以后的伪作。他们的古典学对传统的古典学的冲击是巨大的。疑古派有不少值得肯定的地方，但是他们的疑古显然过了头。

新中国成立后，在社会上相当普遍地存在着简单否定传统文化的思想。在学术界，疑古派怀疑古书的很多看法，也仍为不少人所信从。改革开放以后，大家对传统文化有了比较全面、比较正常的态度。学术界对传统文化的研究明显加强。很多有识之士指出，我国人民（包括广大知识分子）缺乏人文素养，甚至对作为本民族文明源头的先秦典籍中最重要的那些书（有些学者称之为“原典”），也茫然无知，或知之过少，这是关系到国家、民族命运的严重问题。发展古典学已经成为时代的要求。我们不能照搬在很多方面都早已过时的传统古典学，也不能接受那种疑古过了头的古典学，必须进行古典学的重建。

出土文献对古典学的发展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古代的“孔壁古文”和“汲冢竹书”就是明证。新中国成立以后，尤其是上世纪70年代以来，在战国至汉代的墓葬里，陆续出土了大量文献资料，其中包含了很多先秦典籍（有些是已无传本的佚书）的抄本，这些抄本简称为“新出文献”。从总体上看，它们对古典学的重要性已超过了“孔壁古文”和“汲家竹书”。新出文献既是古典学的重要新资料，也是相关学科的重要新资料。要进行古典学的重建，必须更快、更好地开展新出文献的整理和研究。而为了支持有关学科的发展，也需要更快、更好地开展新出文献的整理和研究。当前，在这方面有大量工作要做，而真正能担负起新出文献的整理和研究工作的人才却相当缺乏。希望有关部门能采取一些特殊措施，大力支持这方面的专业人才培养。

（摘编自裘锡圭《出土文献与古典学重建》）

【推荐2】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各题。

材料一：

中国社会学自诞生之日起，就树立了注重社会调查的学术传统。今天，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学，需要继承这一学术传统，通过社会调查走进大众的日常生活和精神世界，不断加深对“人”的认识和理解，在将理论创新与现实关怀融为一体的过程中，承担起建构中国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的责任。

社会调查是连接理论与实践的枢纽环节，也是对社会的基础与本质予以理解的一种方法体系。首先，社会调查是具象化的。社会调查扎根于特定的地域和人群，以一时一地的社会风貌为对象，试图理解和把握在具体情景中展现出来的情感、气质、风俗、社会发展进程以及变迁趋势。其次，社会调查是历史性的。要对一个特定资料作出有效解释，就要善于挖掘其背后的历史发展脉络，深入了解那些习以为常却又容易视而不见的背景；就要将材料置于时间维度之下，避免片面解读或过度诠释。再次，社会调查是整合性的。人类社会发展既存在一般规律，也充斥着碎片化、非预期和非理性现象，社会调查就是要将这些规律和现象都纳入总体性分析框架，做到对事实本身的把握和尊重。最后，社会调查长于共情。在具体场景中所唤起的感性认识，可以使调查者尽可能避免成为置身事外的旁观者。这种从情感上激发的对“人”的体恤之情，可以使事物“活”的一面被充分挖掘出来，由此提炼出的理论便有了直指人心的力量。

中国社会学自诞生之初，就深深打上了社会调查的烙印。对“人”的理解、现实的观照、理论的创新，这三者的密切结合贯穿学术传统始终。有学者在民生疾苦中理解社会性质。陈翰笙的经济调查蕴含人文精神，认为只有深刻认识数量众多的农民的生存状况，才能理解乡村社会，并据此判断中国社会的性质，进而找到适合中国的发展道路。有学者在人的处境中寻找和确立立场。雷洁琼在江西的经历使她始终秉持“用资料说话”的精神，反对“为了社会学而社会学”，主张着重观察社会变迁给人的发展带来的影响。有学者用社会调查串联起学科的本土化与国家发展战略。费孝通所著《江村经济》，既是社会学实地调查的范本，也是他后来开展研究的出发点。改革开放后，费孝通三访江村，通过小城镇研究的系列成果，探讨了中国式工业化的发展路径，总结出“苏南模式”“温州模式”“珠江模式”等，形成了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理论框架，也体现了改革开放初期国家经济发展战略。

驻足当下，如何应对时代提出的新问题、发展带来的新挑战？回顾我国社会学的发展历程不难发现，将社会调查的实践精神融入历史的、具体的情景之中，发现社会生活“活”的表达，使“人”得到认识和尊重，在此基础上建构的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才具有人民性和主体性。

今天，我们正步入一个需要用中国思想影响世界的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学所能做的，恰是通过社会调查，把握根植于我们历史与文化之中、与时代变迁相碰撞所激发出来的体验与思想。我们在此基础上进行学理提炼，就能更好地阐释中国式现代化对推动中国社会变迁的根本性作用——对外提供世界认识中国的途径，对内回应时代之问、人民之问，建构本土化与自主性兼具的知识体系。

（摘编自邢婷婷《在社会调查中发现“人”》)

材料二：

在时间社会学看来，年龄是社会用以规定生命时间结构的一个关键要素，它一方面呈现了生命的时间序列，另一方面也让生命时间具有规范性，使人在不同的年龄阶段被指定了不同的角色期待和社会位置。正因如此，处在不同年龄阶段的人也就有着不同的时间节奏。对于“青年”这一特定的年龄阶段而言，其最鲜明的特征就是年轻，这看似同义反复的话语其实预示着青年的本质属性——有着看似用不完的时间和一生中最为旺盛的体力精力。我们研究青年，有必要重拾被忽视的问题——时间，以获得一种关于如何走入青年更为全面深刻的认识。

由时间生发开去，我们就可以找到理解青年的钥匙。本文以时间社会学为研究视角，探讨移动互联时代青年工作的真实状态以及时间制度是如何影响青年的。在移动互联时代，人们可以体会到周遭的世界在不断地加速，对于青年个体而言，他们只能主动跟上或被裹挟着卷入加速的时间之中。这种加速的时间观念外化为工作制度，使得青年的工作状态呈现出“节奏快”“并行多”“协同杂”“全天候”的特征。同时，时间也愈发显示出其自身的强制性，这种强制有时会发生偏离，成为控制青年精神的枷锁，而这正是本文将要讨论的问题。本文使用的数据涉及笔者参与的三次社会调查，三次调查均在35岁以下大城市就业青年群体中展开。其中，2019年“快递小哥和外卖骑手（蜂鸟）调查”在北京进行，发放有效问卷1692份，访谈62人；2020年“互联网青年工程师（码农）调查”在深圳进行，发放有效问卷505份，访谈46人；2021年“高校青年教师（工蜂）调查”在上海进行，发放问卷1031份，访谈54人。三次调查虽然开展的城市不同，关注的群体不同，但都从不同侧面反映了时间对于青年的塑造和修饬。其实，我们一旦了解了制度如何设计时间，也就知晓了社会究竟怎样对待青年。

（摘编自廉思《移动互联时代青年劳动审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