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诗词与中国画，分属文学与艺术两大门类，二者之间的跨界融合，早在1000多年前就已开始。这种交融有力促进了古诗词和文人画的蓬勃发展，还使二者各自取得了新成就——山水诗和山水画成为古代文学史和绘画史上的艺术典范。诗画合璧的中国画，逐步发展为东方艺术中独树一帜的文化形态和艺术样式。

“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在中国文化中，书画亦写心志。在西方，按照18世纪西方美学家对于诗画差别的论述来看，绘画主要运用线条和色彩来描绘空间中并列的物体，故与建筑、雕刻等统称为造型艺术或空间艺术；而诗歌主要运用声音和语言来叙述在时间中持续的动作，故与舞蹈音乐等统称为音律艺术或时间艺术。因此，西方绘画注重对客观自然的再现和真实记录，不断强化绘画的造型功能。在我国，魏晋之前的诗歌与绘画在艺术功能，表现方式和审美追求上，也分别具备上述“时间艺术”和“空间艺术”的特征，各尽其职，各自发展。唐代，随着诗词创作的兴盛，特别是山水田园诗，不仅以人与自然的对话，把诗从玄理中解放出来，强化了诗的画面感和表现力，更通过对山水和田园的审美观照和抒情表达，推动了山水画的发展。同时，一些诗人在欣赏绘画时引发诗情，并开始尝试创作题画诗，此时的题画诗大多没有题于画面之上，但诗与画彼此启发的萌芽已慢慢显现。到了宋代，苏轼用“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对王维的诗画艺术进行总结和高度评价，从精神境界上将诗与画这两种艺术形式的共通之处讲得更加透彻，推动了中国画“以诗入画”“诗是无形画，画是有形诗”的创作潮流，也涌现出许多探讨诗画关系的重要理论成果。随着文人水墨画的发展和兴盛，元代画家不仅自觉在绘画创作中追求“诗情画意”的艺术境界，还流行用书法将题画诗跋写于绘画作品的空白处，并钤盖上自己设计镌刻的印章，形成了中国画“诗书画印”一体的独特艺术面貌，传承至今。

中国人自古崇敬自然万物，顺应宇宙运行规律，形成了“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以山水画为例，其诞生之初，在艺术功能上就与标记地理位置的地形图迥然不同。无论是南朝宗炳的“山水以形媚道”，还是王微的“以一管之笔，拟太虚之体”，都为中国山水画奠定了以艺载道、托物言志的基调和方向，画家的情思和智慧时时隐现于山水作品中。拟人化在诗画创作和理论研究中十分常见，也是中国艺术的重要特征之一。宋代画家郭熙在其著作《林泉高致》中，以拟人的手法对自然山水展开讨论，如“真山水之烟岚，四时不同：春山澹冶而如笑，夏山苍翠而如滴，秋山明净而如妆，冬山惨淡而如睡”，以人的姿容形容山川四季之美。诗词中拟人化的精彩描写更是不胜枚举。诗人与画家观察世界的方式与创作手法，正应和了唐代诗人孟郊的名句“天地入胸臆”“物象由我裁”的意旨。

无论诗人还是画家，他们自觉自愿地融入自然，也请自然万物融之于“我”。在进行创作时，他们将景物作为自己思想情感的寄托，寓情于景，借景抒情；观者欣赏作品时，通过调动自身的生命体验和艺术感知，与作品共情，从而得以“畅神”并获得精神愉悦和情感共鸣。这样的作品，怎能不气韵生动，流传千古？这样的诗词，怎能不打动人心，穿越古今？

（摘编自孟繁玮《开拓“诗画合璧”的艺术新境》）

作者是文本的初始创造者，作者按文字规则和审美要求书写的能被公众阅读、欣赏、评论的语符系统便是文学作品。在语符系统中作者对外在世界的理解、自我生活的经验皆被对象化在文学作品之中并被作品显现，这就是作者的文本意图。文学作品是文学文本的基础和载体，它在文学阅读、欣赏、评论中成为文学文本。而作为文学文本基础和载体的文学作品也就独立于作者，它在对象化作家的主观世界的同时，成为客观独立的文本，不再为作者所控制和改变。

阅读是极为复杂的精神意识和语言使用活动。而在阅读中，作品与读者则是一与多的关系，所以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阅读具有个体心灵选择与心灵赋予的主观自由性。读者的这种主观自由性也使对一个文学作品的每一次阅读都具有独一无二性和不可重复性。文学阅读之所以是一种文本阐释活动而不是一般的认知活动，就在于读者在阅读文本时，作者的生活经历可以被理解为读者当下的生活意义。读者通过对文本的阅读，与作者和作者创作的生活之间不仅达成一种认知的交往，而且实现了一种意义的确认。对文本的阅读也就成为对读者自己的意义的发现，对文本的阐释也就变为对读者所居生活的评说。

评者是一种特殊的读者。发现文本中的作者意图，判明读者意图的合理性，进而昭示评者的意图，从而释出文学文本意义，使一个具体的文学作品成为包括过去、现在和将来全部生活意义与人生价值的文化显现，实现文学文本对现实生活的超越，这些都是评者阅读文本、阐释文本的根本目的所在。

在马克思的文学评论中，人不是西方启蒙思想中观念的人，而是现实的人。在马克思所处的19世纪的资本主义时代，现实的人是被物化奴役的个体人，也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具体人，这正是马克思高度评价19世纪英法现实主义小说成就的原因。同时，一些批评与理论实践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黑格尔逻辑主义批评观的影响。评论者认为每个文学文本中的意义都潜藏着支配一切文本意义的普遍规律，而且这种普遍规律贯穿在历史全过程中。20世纪五六十年代，阶级性、人民性等也因之成为文学评论的基本观念和普遍标准，在古代文学评论中就出现了“扬杜抑李”的现象。而20世纪与21世纪之交，我国评论界又盛行以审美意义取代意识形态的批评观念，认为审美才是文学艺术的本质，出现了“贬鲁迅，赞周作人”的怪现象。

综上所述，文学文本的意义是由作者创作、读者阅读、评者评论三者共同建构的。曾经作为历史的作品在当下的阐释中成为现在的文本。由此，民族文学的传承、外国文学的借鉴不仅是描述、说明，而且是当下文化的增值、现代意义的深化，这样，文学活动将真正引导着人们自主地从现在走向未来。

（摘编自张政文《文学文本的意义之源》）

关于少数民族文学的概念，学术界大致有两种界定：广义上，以题材分，指反映少数民族题材的作品；严格意义上，以作家分，指少数民族作家创作的反映少数民族题材的作品。不管是哪一种界定，少数民族文学最基本的含义应该是以少数民族为创作对象的文学。当然，少数民族文学的价值不仅仅在于以少数民族为写作题材，还在于它能够通过文学的形式传达一个民族的心声、介绍一个民族的历史和文化、促进各民族之间的互相理解和交流，对少数民族文化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融合起到积极作用。无疑，少数民族文学的繁荣，对于促进各民族的理解、提高各民族的文化自信心、构建中国边疆的文化软实力、对外产生文化影响、提升国家认同等，都有重要的意义。

少数民族作家存在着身份认同和自己的民族文化立场问题，其优点在于他们成长于自己的民族文化环境中，对本民族的文化从意识、价值到社会、物质等各个层面都有优先于其他民族的体验，这样使他们能够写出深刻反映本民族的文学作品。然而，无论是哪个民族的作家，只要能深入少数民族的生活都能够进行创作，也完全有可能产生好的文艺作品，例如雷振邦创作的关于云南少数民族题材的电影音乐脍炙人口、经久不衰。因此，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繁荣，并不完全是由作家的身份决定的。少数民族文学首先应该是少数民族题材文学，其次才是作家身份文学。如果少数民族文学成为一种作家的身份文学，那么，少数民族文学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发展，以身份和身份认同作为标志，也可能对作家的视野和思维造成不可避免的局限，从而带来创作的局限性。

创作中所使用的文字仅仅是一种工具，不应被看作是文学的特征，因此，应该鼓励少数民族作家使用汉字甚至未来用英语进行创作，让更多的人能够阅读和理解。

对于少数民族作家来说，处理好身份认同的平衡点也是非常关键的。一方面必须要有自我身份认同，这样才能立足民族文化的立场，深入思考和挖掘文化的精髓，从中吸取创作的养分；另一方面应该淡化少数民族的身份，立足少数民族文化资源去思考人类共同的关注和命运，写出一部民族心灵史的同时也表达出人类共同的兴趣、心灵的共鸣和共同的关注；用自己特殊的身份去认识民族文化、表达民族文化，促进各民族的理解和文化交融。这两者之间的平衡点在于固守自己的民族身份和认同，目的在于用本民族的文化资源与世界对话，如果丧失了这些资源，一个少数民族作家也就没有了和世界对话的资本。只有立足本民族的文化资源，同时又形成不同民族相向而行的共同文化、满足各民族人民共同的文化需求，少数民族文学才能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

要使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迈向一个新的繁荣阶段，我们必须走出两个误区：一是关于“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思维误区。事实上，民族的只有走向世界才是世界的，如果没有走向世界，那么永远都是民族的，而并非世界的。因此并非固守民族的立场就可以成为世界的，这样的结果是会被世人边缘化，走向自我消亡。二是关于主流和非主流问题。少数民族文学常常被看作是非主流，由此产生了长期的关于主流与非主流的争论。产生这种思维误区是因为没有认清主流和非主流的根本考量在于社会的认知度和认同度，认知度高、认同度大、阅读面广的文学作品必然成为主流，包括少数民族文学也是一样的。而没有认知度和认同度的文学，必然成为非主流，被边缘化，这对于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学都是一样的。因此少数民族文学必须立足自己的民族文化资源，同时具有世界的视野和人类共同的关注，用少数民族文化这只手去拨动人类共同的心弦。用少数民族的声音去震撼人类共有的心灵，才是根本的繁荣之道。

（摘编自《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