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叔春荆

作者：郑振铎

祖母生了好几个男孩子，父亲最大，五叔春荆最小。

当五叔夭死时，我还不到七岁。到了现在，自然已记不得他是如何的一个样子了。可不知怎的，这位不大认识的叔父，却时时系住了我的心，成为我心中最忆念的人。

这个忆念，祖母至今还时常叹息着把我挑动。她每每微叹着说，五叔是你几个叔父中最听话的，三叔常常挨打，二叔更不用说，只有他，从小起，便不曾给她打过骂过。五叔读书又用功，常常几个哥哥都出去玩了，他还独坐在书房里看书，一定要等到天黑了，方才肯放下书本。也写得一手好楷书，那些字，个个工整异常，他记账也是这个样子的，慢慢的一笔笔的写下来，从没有写过一个潦草的字，也没有做过一件潦草的事。那个时候，家里的杂事，没人管，要不是五叔在家，她真是对付不了。二叔有时还打丫头，三叔也偶有生气的时候，只有五叔从没有对丫头、对老妈子、对当差的说过一句粗重的话，他对他们都是一副笑笑的脸儿。在他死时，家里哪一个人不伤心，连小丫头也落泪了。唉，你这样好的五叔，可惜死得太早！每当回忆起伤心的情景，祖母总是默默的不言一会儿，沉着脸，似乎心里很凄楚。

每到夜晚，祖母便在烟铺上坐着，慢慢的烧着烟，嗤、嗤、嗤的吸着。她是最喜欢我在这时陪伴着她的。在烟兴半酣时，她有了一点感触，又对我说起五叔的事来。

祖母道：“唉，你不晓得你五叔当初怎样的疼爱你！他常常把你抱着，在天井里打圈子，他抱得又稳又有姿势。你那时也很喜欢他呢，见了你五叔走来，便从奶娘的身上伸出一双小小的又肥又白的手来。叫道‘五叔，抱，抱’，你五叔便接了你过来抱着。你在他怀抱里从不曾哭过。我们都说他比奶娘还会哄孩子呢。像你二叔，他未抱你上手，你便先哭起来了。全家都说，你和你五叔缘分特别的好。有一年，你出天花，你五叔真是着急，书也无心念了，天天拜菩萨，请医生，取药，就是煎药，也亲自动手。你现在都不记得了罢？”

真的，我如今是再也回想不起五叔的面貌和态度了，然而祖母屡次的叙述，却使我依稀认识了一位温厚仁爱的叔父。

祖母曾把五叔病死的原因，很详细的告诉过我们，而且不止告诉过一次。她凄楚地述说着，我们也黯然的静听着。夜间悄悄无声，如豆的烟灯，在床上放着微光。

那一年，祖母回故乡，五叔跟随着。她在家里住了几个月。恰好祖姨新死了丈夫，心里郁郁不快。祖母怕她生出病来，便劝她搬到我们家里来同住。她踌躇了几时，便同意了。她把房子和重笨的器具卖掉，然而随身带着的还有好几十只皮箱。这样多的行李，当然不能由旱路走。五叔便专雇了一只闽船，护送着祖姨从水路走。祖母则由五老爹伴随着从旱路走。哪想到，那条船途中触了礁。祖姨只得带了些重要的细软，和五叔上了舢板。不想岸边沙滩上水很浅，舢板靠不上岸。五叔便把长衫卷了起来，脱了鞋袜，负着祖姨，在水中走上了岸。

五叔身体本来很细弱，自涉水上岸之后，便觉得不大舒服，时时在夜间发热，但他怕祖母担心，一句话也不敢说。病一天天的加重，以至于卧床不能起。祖母忙请医生给他诊看，这病已是一个不治的症候了。临死时，他除了说自己辜负了养育的深恩而不能报，劝祖母不要为他悲愁，一句别的吩咐也没有。他平安而镇定的死去。在五叔安静的躺在床上、微微的断了最后的一口呼吸时，祖母的心碎了！她整整地哭了好几天。到了一年两年后，想起来还是哭。到了如今，已经二十多年了，还是常说：“唉，你五叔，可惜死得太早！”

前几年，我和三叔归到故乡扫墓，我们立在阴沉沉的松柏林下，面前是一个圆形墓，墓石上的字，已为风雨所磨损，但还依稀地认得出是“亡儿春荆之墓”几个大字。我黯然的站在那里，山中无比的寂静，乌鸦呀呀的由这株树飞到那株树上去。

五叔春荆

郑振铎

祖母生了好几个男孩子，父亲最大，五叔春荆最小。

当五叔夭死时，我还不到七岁。到了现在，自然已记不得他是如何的一个样子了。可不知怎的，这位不大认识的叔父，却时时系住了我的心，成为我心中最忆念的人。

这个忆念，祖母至今还时常叹息着把我挑动。她每每微叹着说，五叔是你几个叔父中最听话的，三叔常常挨打，二叔更不用说，只有他，从小起，便不曾给她打过骂过。五叔读书又用功，常常几个哥哥都出去玩了，他还独坐在书房里看书，一定要等到天黑了，方才肯放下书本。也写得一手好楷书，那些字，个个工整异常，他记账也是这个样子的，慢慢的一笔笔的写下来，从没有写过一个潦草的字，也没有做过一件潦草的事。那个时候，家里的杂事，没人管，要不是五叔在家，她真是对付不了。二叔有时还打丫头，三叔也偶有生气的时候，只有五叔从没有对丫头、对老妈子、对当差的说过一句粗重的话，他对他们都是一副笑笑的脸儿。在他死时，家里哪一个人不伤心，连小丫头也落泪了。唉，你这样好的五叔，可惜死得太早！每当回忆起伤心的情景，祖母总是默默的不言一会儿，沉着脸，似乎心里很凄楚。

每到夜晚，祖母便在烟铺上坐着，慢慢的烧着烟，嗤、嗤、嗤的吸着。她是最喜欢我在这时陪伴着她的。在烟兴半酣时，她有了一点感触，又对我说起五叔的事来。

祖母道：“唉，你不晓得你五叔当初怎样的疼爱你！他常常把你抱着，在天井里打圈子，他抱得又稳又有姿势。你那时也很喜欢他呢，见了你五叔走来，便从奶娘的身上伸出一双小小的又肥又白的手来，叫道‘五叔，抱，抱！’，你五叔便接了你过来抱着。你在他怀抱里从不曾哭过。我们都说他比奶娘还会哄孩子呢。像你二叔，他未抱你上手，你便先哭起来了。全家都说，你和你五叔缘分特别的好。有一年，你出天花，你五叔真是着急，书也无心念了，天天拜菩萨，请医生，取药，就是煎药，也亲自动手。你现在都不记得了罢？”

真的，我如今是再也回想不起五叔的面貌和态度了，然而祖母屡次的叙述，却使我依稀认识了一位温厚仁爱的叔父。

祖母曾把五叔病死的原因，很详细的告诉过我们，而且不止告诉过一次。她凄楚地述说着，我们也黯然的静听着。夜间悄悄无声，如豆的烟灯，在床上放着微光。

那一年，祖母回故乡，五叔跟随着。她在家里住了几个月。恰好祖姨新死了丈夫，心里郁郁不快。祖母怕她生出病来，便劝她搬到我们家里来同住。她踌躇了几时，便同意了。她把房子和重笨的器具卖掉，然而随身带着的还有好几十只皮箱。这样多的行李，当然不能由旱路走。五叔便专雇了一只闽船，护送着祖姨从水路走。祖母则由五老爹伴随着从旱路走。哪想到，那条船途中触了礁。祖姨只得带了些重要的细软，和五叔上了舢板。不想岸边沙滩上水很浅，舢板靠不上岸。五叔便把长衫卷了起来，脱了鞋袜，负着祖姨，在水中走上了岸。

五叔身体本来很细弱，自涉水上岸之后，便觉得不大舒服，时时在夜间发热，但他怕祖母担心，一句话也不敢说。病一天天的加重，以至于卧床不能起。祖母忙请医生给他诊看，这病已是一个不治的症候了。临死时，他除了说自己辜负了养育的深恩而不能报，劝祖母不要为他悲愁，一句别的吩咐也没有。他平安而镇定的死去。在五叔安静的躺在床上、微微的断了最后的一口呼吸时，祖母的心碎了！她整整地哭了好几天。到了一年两年后，想起来还是哭。到了如今，已经二十多年了，还是常说：“唉，你五叔，可惜死得太早！”

前几年，我和三叔归到故乡扫墓，我们立在阴沉沉的松柏林下，面前是一个圆形墓，墓石上的字，已为风雨所磨损，但还依稀的认得出是“亡儿春荆之墓”几个大字。我黯然的站在那里，山中无比的寂静，乌鸦呀呀的由这株树飞到那株树上去。

（有删改）

我的母亲

老舍

母亲的娘家是北平德胜门外，土城儿外边，通大钟寺的大路上的一个小村里。村里一共有四五家人家，都姓马。大家都种点不十分肥美的地，但是与我同辈的兄弟们，也有当兵的，作木匠的，作泥水匠的，和当巡察的。他们虽然是农家，却养不起牛马，人手不够的时候，妇女便也须下地作活。

对于姥姥家，我只知道上述的一点。外公外婆是什么样子，我就不知道了，因为他们早已去世。至于更远的族系与家史，就更不晓得了；穷人只能顾眼前的衣食，没有功夫谈论什么过去的光荣；“家谱”这字眼，我在幼年就根本没有听说过。

母亲生在农家，所以勤俭诚实，身体也好。这一点事实却极重要，因为假若我没有这样的一位母亲，我以为我恐怕也就要大大的打个折扣了。

母亲出嫁大概是很早，因为我的大姐现在已是六十多岁的老太婆，而我的大外甥女还长我一岁啊。我有三个哥哥，四个姐姐，但能长大成人的，只有大姐，二姐，三姐，三哥与我。我是“老”儿子。生我的时候，母亲已有四十一岁，大姐二姐已都出了阁。

由大姐与二姐所嫁入的家庭来推断，在我生下之前，我的家里，大概还马马虎虎的过得去。那时候订婚讲究门当户对，而大姐丈是作小官的，二姐丈也开过一间酒馆，他们都是相当体面的人。

可是，我，我给家庭带来了不幸：我生下来，母亲晕过去半夜，才睁眼看见她的老儿子——感谢大姐，把我揣在怀中，致未冻死。

一岁半，我把父亲“克”死了。

兄不到十岁，三姐十二三岁，我才一岁半，全仗母亲独力抚养了。父亲的寡姐跟我们一块儿住，她吸鸦片，她喜摸纸牌，她的脾气极坏。为我们的衣食，母亲要给人家洗衣服，缝补或裁缝衣裳。在我的记忆中，她的手终年是鲜红微肿的。白天，她洗衣服，洗一两大绿瓦盆。她作事永远丝毫也不敷衍，就是屠户们送来的黑如铁的布袜，她也给洗得雪白。晚间，她与三姐抱着一盏油灯，还要缝补衣服，一直到半夜。她终年没有休息，可是在忙碌中她还把院子屋中收拾得清清爽爽。桌椅都是旧的，柜门的铜活久已残缺不全，可是她的手老使破桌面上没有尘土，残破的铜活发着光。院中，父亲遗留下的几盆石榴与夹竹桃，永远会得到应有的浇灌与爱护，年年夏天开许多花。

哥哥似乎没有同我玩耍过。有时候，他去读书；有时候，他去学徒；有时候，他也去卖花生或樱桃之类的小东西。母亲含着泪把他送走，不到两天，又含着泪接他回来。我不明白这都是什么事，而只觉得与他很生疏。与母亲相依为命的是我与三姐。因此，她们作事，我老在后面跟着。她们浇花，我也张罗着取水；她们扫地，我就撮土……从这里，我学得了爱花，爱清洁，守秩序。这些习惯至今还被我保存着。

有客人来，无论手中怎么窘，母亲也要设法弄一点东西去款待。舅父与表哥们往往是自己掏钱买酒肉食，这使她脸上羞得飞红，可是殷勤的给他们温酒作面，又给她一些喜悦。遇上亲友家中有喜丧事，母亲必把大褂洗得干干净净，亲自去贺吊——份礼也许只是两吊小钱。到如今如我的好客的习性，还未全改，尽管生活是这么清苦，因为自幼儿看惯了的事情是不易改掉的。

姑母常闹脾气。她单在鸡蛋里找骨头。她是我家中的阎王。直到我入了中学，她才死去，我可是没有看见母亲反抗过。“没受过婆婆的气，还不受大姑子的吗？命当如此！”母亲在非解释一下不足以平服别人的时候，才这样说。是的，命当如此。母亲活到老，穷到老，辛苦到老，全是命当如此。她最会吃亏。给亲友邻居帮忙，她总跑在前面：她会给婴儿洗三——穷朋友们可以因此少花一笔“请姥姥”钱——她会刮痧，她会给孩子们剃头，她会给少妇们绞脸……凡是她能作的，都有求必应。但是吵嘴打架，永远没有她。她宁吃亏，不逗气。当姑母死去的时候，母亲似乎把一世的委屈都哭了出来，一直哭到坟地。不知道哪里来的一位侄子，声称有承继权，母亲便一声不响，教他搬走那些破桌子烂板凳，而且把姑母养的一只肥母鸡也送给他。

可是，母亲并不软弱。父亲死在庚子闹“拳”的那一年。联军入城，挨家搜索财物鸡鸭，我们被搜两次。母亲拉着哥哥与三姐坐在墙根，等着“鬼子”进门，街门是开着的。“鬼子”进门，一刺刀先把老黄狗刺死，而后入室搜索。他们走后，母亲把破衣箱搬起，才发现了我。假若箱子不空，我早就被压死了。皇上跑了，丈夫死了，鬼子来了，满城是血光火焰，可是母亲不怕，她要在刺刀下，饥荒中，保护着儿女。北平有多少变乱啊，有时候兵变了，街市整条的烧起，火团落在我们院中。有时候内战了，城门紧闭，铺店关门，昼夜响着枪炮。这惊恐，这紧张，再加上一家饮食的筹划，儿女安全的顾虑，岂是一个软弱的老寡妇所能受得起的？可是，在这种时候，母亲的心横起来，她不慌不哭，要从无办法中想出办法来。她的泪会往心中落！这点软而硬的个性，也传给了我。我对一切人与事，都取和平的态度，把吃亏看作当然的。但是，在作人上，我有一定的宗旨与基本的法则，什么事都可将就，而不能超过自己划好的界限。我怕见生人，怕办杂事，怕出头露面；但是到了非我去不可的时候，我便不得不去，正象我的母亲。从私塾到小学，到中学，我经历过起码有廿位教师吧，其中有给我很大影响的，也有毫无影响的，但是我的真正的教师，把性格传给我的，是我的母亲。母亲并不识字，她给我的是生命的教育。

当我在小学毕了业的时候，亲友一致的愿意我去学手艺，好帮助母亲。我晓得我应当去找饭吃，以减轻母亲的勤劳困苦。可是，我也愿意升学。我偷偷的考入了师范学校——制服，饭食，书籍，宿处，都由学校供给。只有这样，我才敢对母亲提升学的话。入学，要交十元的保证金。这是一笔巨款！母亲作了半个月的难，把这巨款筹到，而后含泪把我送出门去。她不辞劳苦，只要儿子有出息。当我由师范毕业，而被派为小学校校长，母亲与我都一夜不曾合眼。我只说了句：“以后，您可以歇一歇了！”她的回答只有一串串的眼泪。

儿女的生命是不依顺着父母所设下的轨道一直前进的，所以老人总免不了伤心。我廿三岁，母亲要我结了婚，我不要。我请来三姐给我说情，老母含泪点了头。我爱母亲，但是我给了她最大的打击。时代使我成为逆子。廿七岁，我上了英国。为了自己，我给六十多岁的老母以第二次打击。在她七十大寿的那一天，我还远在异域。那天，据姐姐们后来告诉我，老太太只喝了两口酒，很早的便睡下。她想念她的幼子，而不便说出来。

七七抗战后，我由济南逃出来。北平又象庚子那年似的被鬼子占据了，可是母亲日夜惦念的幼子却跑西南来。母亲怎样想念我，我可以想象得到，可是我不能回去。每逢接到家信，我总不敢马上拆看，我怕，怕，怕，怕有那不祥的消息。人，即使活到八九十岁，有母亲便可以多少还有点孩子气。失了慈母便像花插在瓶子里，虽然还有色有香，却失去了根。有母亲的人，心里是安定的。我怕，怕，怕家信中带来不好的消息，告诉我已是失了根的花草。

去年一年，我在家信中找不到关于老母的起居情况。我疑虑，害怕。我想象得到，如有不幸，家中念我流亡孤苦，或不忍相告。母亲的生日是在九月，我在八月半写去祝寿的信，算计着会在寿日之前到达。信中嘱咐千万把寿日的详情写来，使我不再疑虑。十二月二十六日，由文化劳军的大会上回来，我接到家信。我不敢拆读。就寝前，我拆开信，母亲已去世一年了！

生命是母亲给我的。我之能长大成人，是母亲的血汗灌养的。我之所以能成为一个不十分坏的人，是母亲感化的。我的性格，习惯，是母亲传给的。她一世未曾享过一天福，临死还吃的是粗粮。唉！还说什么呢？心痛！心痛！

（节选自老舍《我的母亲》）

一筒炮台烟

老 舍

阚进一在大学毕业后就作助教。三年的工夫，他已升为讲师。求学、做事、为人，他还象个学生；他不吸烟，不喝酒，不会应酬；他还和学生们在一块去打球。课后，他的屋里老挤满了男女同学，有的问功课，有的约踢球，有的借钱，有的谈心。虽然如此，他永远不敷衍他们，授课认真，改卷认真，考试认真，因此，他可就得罪了一小部分不用功的学生。在他心里，凡是按规矩办理，就是公正无私，而公正无私就不应当引起任何人反感。所以，他一天到晚老是快活的。

但是当他升为讲师的时候，好几位与他地位相等的朋友，都争那个讲师的位子，聘书最后落在了他的手中。这，惹恼了与他竞争地位的同事们，而被他得罪过的同学也随着兴风作浪。谣言都已象熟透了的樱桃，落在地上，才被他拾起来。他有许多罪过：巴结学校当局，行为有乖师道，引诱女生……谣言的袭击，使他歪了几小时的嘴。最后，他对自己说：“扯淡！辞职，不干了！”马上上了辞职书，结果辞呈被退回来。大约有十分钟吧，他的主意已打定：“谣言总是谣言，学校当局信任我，我再多说什么便是罗嗦！算了吧。”他打开了屋门与窗子，叫阳光直接射到他的黑脸上，一切都光亮起来。

后来他和表妹秀华结了婚。阚进一想，结婚以后的生活应当比作单身汉的时候更简单明快一些，因为自己有了一个帮忙的人。及至结了婚，他首先感觉到，生活不但不更简单一些，反而更复杂的多了。不错，在许多的小事情上，他的确得到了帮助：什么缝缝纽扣，补补袜子呀，现在已经都无须他自己动手了。可是，买针买线，还得他跑腿，麻烦！

还有秀华有许多计划，随时会提出来：“咱们该请教授们吃顿饭吧？你都不用管！我会预备！”或者“咱们还得买几个茶杯。客来了，不够用的呀！我已经看好了一套，真不贵！”

进一对抗战是绝对乐观的。在婚前，只要一听到人们抱怨生活困难，他便发表自己的意见！“勒紧了肚子，没有过不去的事。我们既没到前线去作战，还不受点苦？民族的复兴，须要经过血火的洗礼！”他想，秀华也是青年，理应明白抗战时所应有的生活方式。及至听到秀华这些计划，他的嘴歪得几乎不大好拉回来了。

“别以为我爱花钱请贵客，”“我们作事就得应酬，不能一把死拿，叫人家看不起咱们！”

后来他们有来小孩，也有来更多花销，进一还是穿着那些旧衣服，还是不动烟酒，不虚花一个钱。可是一个月的薪水不够一个月花的了。要糊过一个月来，他须借贷，秀华的娘家相当的有钱，她叫进一去求母亲帮忙。他不肯去。他从大学毕业那一天，就没再用过家中一个钱。那么，怎好为自己添丁进口而去求岳母呢。秀华问他：“那么，怎么办呢？”

进一想了一会儿说：“我去兼课，我写稿子，一方面是增加收入，一方面也还为教书与作文章有益于别人的事。我希望你把我凭良心挣下来的每一个钱，都看成我的爱，我的劳力，我的苦心的一个象征。我们俩便是一对儿好马，我们还怕拖不动这一点困苦吗？笑！秀华！笑！发愁，苦闷，有什么用处呢！”

秀华很勉强的笑了一笑。她有一肚子的委屈，可是只简单的缩敛成很短的没有头尾的几句话：“什么也没有，没有交际，没有玩耍，没有……”

一位朋友来求他做点事。三言两语，朋友把事情说清楚；三言两语，进一说明了他可以帮忙。然后，他三步当作两步的去给友人办理那件事。

过了几天，他已经几乎把这件事忘得一干二净了，友人来了，给他道谢。一边说着话，友人顺手的放下一筒儿炮台烟。

“我不吸烟！”进一表示不愿接收礼物。

“留着招待朋友。遇到会吸烟的，你送他一支。”说罢，友人就告辞了。

送客回来，他把筒的盖儿掀开。“钱！”“钱？”秀华探着脖子看。“多少？”

“管他多少呢，我马上给他送回去！”进一颇用力的把盖儿盖好。就要往外走。

“等等！你等等！”秀华立了起来。“求你的事必不象他说的那么容易。这点钱，他应当给，应当多给！”

“秀华！”进一的脸上很不好看了。“这是贿赂！一文钱也是贿赂！” 说完，进一又要往外走。

从外面进来个二十岁上下的学生，走得慌速，几乎和进一碰个满怀。

“阚先生！”学生的眼中含着泪。

“怎么啦？丁文！”进一关切的问。

“弟弟急性盲肠炎！入院得先交一千，动手术又得一两千！他疼得翻滚，我没钱！我们的家在沦陷区！先生，你救命！”丁文把话一气说完，一下子坐在了小凳上，头上冒出大汗珠子。

“嗯！”进一手中掂着那个香烟筒，打主意。他好象忘了筒里装的是钱，而忽然的想起来。“等我看看！不要着急！”他打开烟筒，把一卷塞得很结实的钞票用力扯出来。极快的他数了一数。“嘿，整三千！丁文，这不是好来的钱，你愿意用吗？”

丁文几乎像抢夺似的把一卷票子抓在手中。“先生，人命要紧！”他噗咚一声跪在地上，磕了一个头起来，没再说什么，象箭头儿似的飞跑出去。

进一把嘴歪到一边，向门外发愣。

“进一！”秀华含着怒喊叫，“我不久也得入医院，也得先交一千，也得花一两千医药费！你怎么不给我想一想呢？你从哪里再弄到三千元呢？”

进一慢慢的走过来，轻轻的拍了两下秀华的肩。“华，天无绝人之路，咱们必有办法。无论什么吧，咱们的儿女必要生得干净！生得干净！”

(小说1943年12月发表于《文风杂志》月刊，有删改）

歪毛儿

老舍

小的时候，我和白仁禄一下了学总到小茶馆去听评书。我俩每天的点心钱不完全花在点心上，留下一部分给书钱。我那时脑后梳着个小坠根，结着红绳儿；仁禄梳俩大歪毛。孙二大爷用小笸箩打钱的时候，一到我俩面前便低声地说，“歪毛子！”把钱接过去，他马上笑着给我们抓一大把煮毛豆角，或是花生米来。“吃吧，歪毛子！”他不大爱叫我小坠根，我未免有点不高兴。 可是说真的，仁禄是比我体面的多。他的脸正像年画上的白娃娃，虽然没有那么胖。单眼皮，小圆鼻子，清秀好看。

他不淘气，可是也有背不上书来的时候。歪毛仁禄背不过书来本可以不挨打，师娘不准老师打他。他是师娘的歪毛宝贝：上街给她买一缕白棉花线，或是打俩小钱的醋，都是仁禄的事儿。可是他自己找打。每逢背不上书来，他比老师的脾气还大。他把小脸憋红，鼻子皱起一块儿，对先生说：“不背！不背！”不等老师发作，他又添上：“就是不背，看你怎样！”老师磨不开脸了，只好拿板子吧。

奇怪，这么清秀的小孩，脾气这么硬。

一直有十几年的工夫，我们俩没见面。听说，他大学毕了业，到外边去做事。

去年旧历年前的末一次集，天很冷。我转了一圈，没看见什么对我的路子的东西，本想不再绕，可是集南边有个地摊，摆着几本书，引起我的注意，这个摊子离别的买卖有两三丈远，而且地点是游人不大来到的。看书的时候，我看见卖书人的脚，一双极旧的棉鞋，可是缎子的；袜子还是夏季的单线袜。别人都跺着脚，天是真冷；这双脚好像冻在地上，不动。把书合上我便走开了。

走了几步，我不由地回了头。他穿着件旧灰色棉袍，很单薄，头上戴着顶没人要的老式帽头。我好似被他吸引住了，决定回去。他身上有那么一股高傲劲儿，像破庙似的，虽然破烂而仍令人心中起敬。无论怎说吧，我又立在他面前。

“是不是仁禄哥？”我大着胆问。

他又扫了我一眼，又去看山，可是极快的又转回来。他的瘦脸上没有任何表示，只是腮上微微的动了动，傲气使他不愿与我过话，可是“仁禄哥”三个字打动了他的心。他没说一个字，拉住我的手。手冰硬。脸朝着山，他无声的笑了笑。

“走吧，我住的离这儿不远。”我一手拉着他，一手拾起那几本书。

没有五分钟便到了家。他坐在屋中了，我才放心，仿佛一件宝贝确实落在手中。可是我没法说话了。问他什么呢？怎么问呢？他的神气显然的是很不安，我不肯把他吓跑了。想起来了，还有瓶白葡萄酒呢。找到了酒，又发现了几个金丝枣。好吧，就拿这些待客吧。反正比这么僵坐着强。

“几时来到这里的？”我试着步说。

“我？有几天了吧？”

“不知道我在这里？”

“不知道。”他看了我一眼，似乎表示有许多话不便说，也不希望我再问。

我问定了。讨厌，但我俩是幼年的同学。“在哪儿住呢？”

他笑了，“还在哪儿住？凭我这个样？”还笑着，笑得极无聊。

我改变了战略，开始告诉他我这些年的经过，费了许多周折，我才用上了这个公式——“我说完了，该听你的了。”

“你叫我说什么吧？”

“你怎么落到这样？”

“还不都在乎脾气，”他微微摇着头，“那时候咱俩还都是小孩子，所以我没对你说过；说真的那时节我自己也还没觉出来是怎回事。后来我才明白了，是我这两只眼睛作怪。”

“不是一双好好的眼睛吗？”

“平日是好好的一对眼；不过，有时候犯病。”

“在我犯病的时节，没有例外。父母兄弟全可恶。要是敷衍，得敷衍一切，生命那才难堪。要打算不敷衍，得见一个打一个，办不到。慢慢的，我成了个无家无小没有一个朋友的人。干吗再交朋友呢？怎能交朋友呢？明知有朝一日便看出他可恶！你不用看人脸的全部，而单看他的眼，鼻子，或是嘴，你就看出点可恶来。特别是眼与嘴，有时一个人正和你讲道德说仁义，你能看见他的眼中有张活的春画正在动。那嘴，露着牙喷粪的时节单要笑一笑！越是上等人越可恶，上等人会遮掩。假如我没有这么一对眼，生命岂不是个大骗局？还举个例说吧，有一回我去看戏，旁边来了个三十多岁的人，很体面，穿得也讲究。我的眼一斜，看出来，他可恶。正在这么个当儿，查票了。这位先生没有票，瞪圆了眼向查票员说：‘我姓王，没买过票，就是日本人查票，我姓王的还是不买！’我没法管束自己了。我并不是要惩罚他，是要把他的原形真面目打出来。我给了他一个顶有力的嘴巴。你猜他怎样？他嘴里嚷着，走了。要不怎说他可恶呢。他故意的找打——只可惜没人常打他。”

“那么你很愿意犯病！”我故意的问。

他似乎没听见，我又重了一句，他又微笑了笑。“我不能说我以这个为一种享受；不过，不犯病的时候更难堪——明知人们可恶而看不出，明知是梦而醒不了。我怕不犯病了。不犯病就得找事去作，闲着是难堪的事。可是有事便有人，有人就可恶。一来二去，我立在了十字路口：长期的抵抗呢？还是敷衍一下？不能决定。

“以前，我见着可恶的便打，至少是瞪他那么一眼，使他哆嗦半天。我虽不因此得意，可是非常的自信，自信我比别人强。及至一想与世界共同敷衍，坏了；我原来不比别人强，不过只多着双病眼罢了。很希望别人指着脸子说我可恶，可是没人肯那么办。”他又愣了一会儿。“耶稣为仇人、为土匪祷告：他是个人物。他的眼或者就和我这对一样，可是他能始终是硬的，因为他始终是软的。普通人只能软，不能硬，所以世界没有骨气。我只能硬，不能软。人生真不是个好玩艺。”

他把酒喝净，立起来。

空中飞着些雪片，天已遮满了黑云。我送他出去，谁也没说什么，一个阴惨的世界，好像只有我们俩的脚步声儿。到了门口，他连头也没回，探着点身在雪花中走去。

（有删改）

文本一：

鸳鸯锁

聂鑫森

这是个春雨如丝的午后，六十岁的杨老大领着颜笑和茅矛，离开农家休闲村，沿着石磴道，朝左侧的一个小石坪走去。小石坪叫“天长地久”坪，立满了一排一排的铁索链架子。每个架子两根大石柱，绷着五根黝黑的铁索链，铁索链上套牢了一对一对的鸳鸯大铜锁。这条处于张家界远郊的大峡谷叫鸳鸯谷，谷中碧水盈盈，必须乘船进来，随处可见野生的成双成对的鸳鸯。

颜笑和茅矛，是午前乘大木船进入鸳鸯谷的。一个来自北京，一个来自广州。他们都不到三十岁，曾共读于北京的一所大学，只是专业不同：男工女文。尔后分别供职于北京的一家化工厂和一家报社。持久的恋爱，终于结果，四年前他们旅行结婚专门来到鸳鸯谷，看鸳鸯戏水，购鸳鸯锁并让工匠分别刻上彼此的名字，再两锁相挽套牢在铁索链上，位置是A架的第三条链！然后，彼此各珍藏一把锁的钥匙。

“天长地久”吗？难，那是一句美丽的谎话。当他们回到北京，开始庸常而紧张的生活时，才发现浪漫是一种昂贵的消费品。小套间的出租屋月租三千，伙食费、衣装费、交通费、通讯费、应酬费……让他们应接不暇。看一场进口电影大片，犹豫再犹豫；品一次酒吧的洋酒，惶怵又惶怵。埋怨声此起彼伏，吵架成了家常便饭。两年前，大吵了一顿后，性子急的茅矛辞去北京的这份工作，应聘去了广州的一家报社。偶尔两人也打打电话，不冷不热地问候几句，于是，婚姻成了一种摆设。该有个了断，把离婚证办了，但他们也有个心结：不能不再次在鸳鸯谷聚首，为的是去把鸳鸯锁打开、丢弃，才可无牵挂地去寻找新的爱情。

他们乘船进谷，在农家休闲村住下来。原本都是单栋的双人鸳鸯小木屋，但他们却各住相邻的一栋。吃饭时，颜笑要做东，茅矛淡淡地说：“AA制吧，你不是富翁，我也不是穷人。”

午饭后，他们到“天长地久”钥匙库去。管理鸳鸯锁架和钥匙库的，是本地人杨老大。四年前是杨老大给他们办的手续：购锁、刻姓名、套锁。杨老大接待的客人太多，已经不认识他们了。

杨老大站在一排高高大大的箱柜前，问他们：“你们不是有自备的钥匙吗？”

茅矛说：“掉了。”

颜笑说：“忘记带了。”

“你们想分手？”

他们点点头。

“不对。你们不带钥匙，说明有舍不得对方的地方。”

杨老大叹了口气，然后问了他们的鸳鸯锁位置，便从一个箱柜里寻出了两把钥匙。他们默默地朝小石坪走去。

雨丝虽细，却是密如帘帷。

颜笑说：“茅矛，你没带伞？头发打湿了，会感冒的。”

“伞丢在木屋里了。感冒就感冒吧，反正没人管。”

颜笑说：“我的提包里有伞。”

茅矛说：“我只用苏州出产的红绸折叠伞，你有吗？”

“有！专为你准备的。”

颜笑掏出伞，啪的一声打开了，递到茅矛的手上。然后，径直往前走去。

杨老大回过头来，说：“你们进谷坐的那条船，驾船的就是我的独生儿子，今年三十二岁了。”

茅矛说：“他的土家族民歌唱得真好，唱着唱着两眼都是泪。”

颜笑说：“那时，不远处的水草丛中，正好钻出一对鸳鸯，他就唱道：‘不怕风雨不怕霜，不怕穷苦不怕殃。我等你——碗大的棒槌打不散，天上人间永成双。’”

杨老大仰头望天，叹了一口长气，然后说：“儿子早结婚了，儿媳是山那面的人，又漂亮又能干，他们是赶场时对歌好上的。她嫁过来后，我的老伴患风湿病瘫痪了，农活、家事累人啊。她动员儿子一起去深圳打工，儿子不肯，要守在家乡照料母亲，要和我一起在鸳鸯谷接待游客。她就一个人走了，几年都不回来。儿子呢，却在这里苦苦等着她。”

茅矛把伞盖低下来，遮住突然发热发烫的脸。

颜笑问：“大娘瘫在床上，你也不容易啊。”

“白天，请邻居帮忙照看。我和儿子要赚钱、存钱，然后把她送到省城长沙或者北京去治病。她跟着我苦了一辈子，我要好好地照顾她。古人说贫贱夫妻百事哀，可如果像鸳鸯一样，至死都在一起，那也是一种福分。”

他们来到了“天长地久”小石坪，径直走到A架前。

“在……这里。”

“是……这一对锁。”

杨老大用两把钥匙，分别伸进两把锁的锁孔里，拧了这把又拧那把，怎么也打不开。

“怎么会打不开呢？”杨老大像问自己，又像问他们。

颜笑和茅矛怦怦急跳的心，慢慢地平静下来。他们彼此望了望，又慌忙把目光移开。

杨老大说：“是拿错了钥匙？还是这锁有感应，硬不肯分开？反正你们今晚住在这里，明天再来，好吗？”

他们几乎是同声回答：“好。”

“这附近还有几个景点：夫妻岩、对歌台、桃花溪，都流传着一个个天长地久的爱情故事哩，你们去看、去听吧。记住，晚餐在我家吃，你大娘看见成双成对的年轻人，病就要轻几分哩！”

夜深了，雨丝仍在飘飘洒洒。

茅矛听见相邻木屋的门，小心地拉开又带上，接着，轻悄的脚步声朝她的木屋走来。她忙赤脚下床，蹑手蹑脚去把自己的门闩抽开。

（选自《首届“鱼凫杯”全国微小说奖获奖作品选》，成都时代出版社2017年）

文本二：

小小说不仅仅是写一个压缩了的故事，也不是一种新闻事件式的匆忙勾勒。我希望我们的小小说，具有一种文化品格。不管是对历史的钩沉，还是对现实生活的切入，贯穿此中的依然是一种古典主义的人文情怀，所要表现的依然是对传统文化的守望和坚持。

（聂鑫森《小小说的文化品格》）

【推荐2】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平凡的世界（节选）

路遥

孙少平上这学实在是太艰难了。像他这样十七八岁的后生，正是能吃能喝的年龄。可是他每顿饭只能啃两个高粱面馍。以前他听父亲说过，旧社会地主喂牲口都不用高粱——这是一种最没营养的粮食。可是就这高粱面他现在也并不充足。按他的饭量，他一顿至少需要四五个这样的黑家伙。现在这一点吃食只是不至于把人饿死罢了。如果整天坐在教室里还勉强能撑得住，可这年头“开门办学”，学生们除过一群一伙东跑西颠学工学农外，在学校里也是半天学习，半天劳动。

但是对孙少平来说，这些也许都还能忍受。他现在感到最痛苦的是由于贫困而给自尊心所带来的伤害。他已经十七岁了，胸腔里跳动着一颗敏感而羞怯的心。他渴望穿一身体面的衣裳站在女同学的面前；他愿自己每天排在买饭的队伍里，也能和别人一样领一份乙菜，并且每顿饭能搭配一个白馍或者黄馍。这不仅是为了嘴馋，而是为了活得尊严。他并不奢望有城里学生那样优越的条件，只是希望能像大部分乡里来的学生一样就心满意足了。

可是这绝对不可能。家里能让他这样一个大后生不挣工分白吃饭，让他到县城来上高中，就实在不容易了。大哥当年为了让他和妹妹上学，十三岁高小毕业，连初中也没考，就回家务了农。至于大姐，从小到大连一天书也没有念过。他现在除过深深地感激这些至亲至爱的人们，怎么再能对他们有任何额外的要求呢？

他在眼前的环境中是自卑的。虽然他在班上个子最高，但他感觉他比别人都低了一头。而贫困又使他过分地自尊。他常常感到别人在嘲笑他的寒酸，因此对一切家境好的同学内心中有一种变态的对立情绪。就说现在吧，他对那个派头十足的班长顾养民，已经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反感情绪。每当他看见他站在讲台上，穿戴得时髦笔挺，一边优雅地点名，一边扬起手腕看表的神态时，一种无名的怒火就在胸膛里燃烧起来，压也压不住。

每天，只要学校没什么事，孙少平就一个人出去在城里的各种地方转：大街小巷，城里城外，角角落落，反正没去过的地方都去。除过这种漫无目的的转悠，他现在还养成了一种看课外书的习惯。这习惯还是在上初中的最后一年开始的。有一次他去润生家，发现他们家的箱盖上有一本他妈夹鞋样的厚书，名字叫《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他一下子就被这书迷住了。记得第二天是星期天，本来往常他都要出山给家里砍一捆柴；可是这天他哪里也没去，一个人躲在村子打麦场的麦秸垛后面，贪婪地赶天黑前看完了这书。保尔·柯察金，这个普通外国人的故事，强烈地震撼了他幼小的心灵。

天黑以后，他还没有回家。他一个人呆呆地坐在禾场边上，望着满天的星星，听着小河水朗朗的流水声，陷入了一种说不清楚的思绪之中。这思绪是散乱而飘浮的，又是幽深而莫测的。他突然感觉到，在他们这群山包围的双水村外面，有一个辽阔的大世界。而更重要的是，他现在朦胧地意识到，不管什么样的人，或者说不管人在什么样的境况下，都可以活得多么好啊！在那一瞬间，生活的诗情充满了他十六岁的胸膛。他的眼前不时浮现出保尔瘦削的脸颊和他生机勃勃的身姿。他那双眼睛并没有失明，永远蓝莹莹地在遥远的地方兄弟般地望着他。这一天，他忘了吃饭，也没有听见家人呼叫他的声音。他忘记了周围的一切，一直等到回到家里，听见父亲的抱怨声和看见哥哥责备的目光，在锅台上端起一碗冰凉的高粱米稀饭的时候，他才回到了他生活的冷酷现实中……从此以后，他就迷恋上了小说。

现在，他在学校和县文化馆的图书室里千方百计搜寻书籍。渐渐地，他每天都沉醉在读书中。没事的时候，他就躺在自己的一堆破烂被褥里没完没了地看。就是到学校外面转悠的时候，胳膊窝里也夹着一本——转悠够了，就找个僻静地方看。后来，竟然发展到在班上开会或者政治学习的时候，他也偷偷把书藏在桌子下面看。

那天班上学习《人民日报》社论《领导干部带头学好》的文章，班主任主持，班长顾养民念报纸。孙少平一句也没听，低着头悄悄在桌子下面看小说。他根本没有发现跛女子给班主任老师示意他的不轨行为。直等到老师走到他面前，把书从他手里一把夺过之后，他才猛地惊呆了。全班顿时哄堂大笑。顾养民不念报了，他看来似乎是一副局外人的样子，但孙少平觉得班长分明抱着一种幸灾乐祸的态度，看老师怎样处置他呀。

学习完了以后，老师把他叫到宿舍，意外地把书又还给了他，并且说：“《红岩》是一本好书，但以后你不要在课堂上看了。去吧……”

孙少平怀着感激的心情退出了老师的房子。他从老师的眼睛里没有看出一丝的谴责，反而满含着一种亲切和热情。这一件小小的事，使他对书更加珍爱了。是的，他除过一天几个黑高粱面馍以外，再有什么呢？只有这些书，才使他觉得活着还是十分有意义的，他的精神也才能得到一些安慰，并且唤起对自己未来生活的某种美好的向往——没有这一点，他就无法熬过眼前这艰难而痛苦的每一个日子。

百合花

茹志鹃

1946年的中秋。

我们文工团的几个同志，由主攻团的团长分派到各个战斗连去帮助工作。大概因为我是个女同志吧，团长最后才叫一个通讯员送我到前沿包扎所去。到包扎所时已是下午两点钟了，那里已有几个卫生员在弄着纱布棉花，满地上都是用砖头垫起来的门板，算作病床。

我们刚到不久，来了一个乡干部，他一边放东西，一边喘息地喝着水，同时还掏出一包饭团来嚼着。他说的什么我没大听清。好像是说被子的事，要我们自己向老百姓去借，因为部队上的被子还没发下来。

我和通讯员到附近一个村子，进村后分头去动员。不一会儿，我借到两条棉絮，一条被子，手里抱得满满的；通讯员从对面走来，两手还是空空的。

“女同志，你去借吧！……老百姓死封建……”

“哪一家？你带我去。”我估计一定是他说话不对，说崩了。走进老乡的院子里，只见堂屋里静静的，房门上垂着一块蓝布红额的门帘，门框两边贴着鲜红的对联。我们向里“大姐、大嫂”地喊。一会儿门帘一挑，露出个年轻媳妇来。这媳妇长得很好看，高高的鼻梁，弯弯的眉，额前一溜蓬松松的刘海。我看她头上已硬挠挠地挽了髻，便大嫂长大嫂短地道歉，讪讪地开口借被子。被子拿出来，我才明白她刚才为什么不肯借了。原来这是一条里外全新的新花被子，上面撒满白色百合花。

她好像是在故意气通讯员，把被子朝我面前一送，说：“抱去吧。”我一努嘴，叫通讯员来拿。他绷着脸，垂着眼皮，接过被子，慌慌张张地转身就走。不想他一步还没有走出去，就听见“嘶”的一声，衣服挂住了门钩，在肩膀处挂下一片布来，口子撕得不小。那媳妇一面笑着，一面赶忙找针拿线，要给他缝上。通讯员却高低不肯。走出门不远，有人告诉我们，刚才那位年轻媳妇，是刚过门三天的新娘子，这条被子是她唯一的嫁妆。我听了，心里便有些过意不去，通讯员也皱起了眉，默默地看着手里的被子。我想他一定有同感吧！

包扎所的工作人员很少，乡干部动员了几个妇女帮我们，那位新媳妇也来了。后来她问我：“那位同志弟到哪里去了？”我说到前沿去了。她不好意思地笑了：“刚才借被子，他可受我的气了！”说完，动手把借来的几十条被子、棉絮，整整齐齐地分铺在门板上。我看见她把自己那条白百合花的新被，铺在了外面屋檐下的一块门板上。

天黑了，天边涌起一轮满月。我们的炮响起不久，断断续续地有几个伤员下来，包扎所的空气立即紧张起来。我拿着小本子，去登记他们的姓名、单位。我不能解除他们任何痛苦，只能带着那些妇女，给他们拭洗身上的污泥血迹，或是喂一点饭食。做这种工作，我当然没什么，可那些妇女又羞又怕，就是放不开手来，大家都要抢着去烧锅，特别是那新媳妇。我跟她说了半天，她才红了脸，同意了。不过只答应做我的下手。

又下来一个重伤员。屋里铺位都满了，我就把这位重伤员安排在屋檐下的那块门板上。担架员把伤员抬上门板，但还围在床边不肯走。一个上了年纪的担架员，大概把我当作医生了，一把抓住我的膀子说：“大夫，你可无论如何要想办法治好这位同志呀！你治好他，我……我们全体担架队员给你挂匾……”他说话的时候，我发现其他的几个担架员也都睁大了眼盯着我，似乎我点一点头，这伤员就立即会好了似的。我心想给他们解释一下，只见新媳妇端着水站在床前，短促地“啊”了一声。我急拨开他们上前一看，我看见了一张十分年轻稚气的圆脸，原来棕红的脸色，现已变得灰黄。他安详地合着眼，军装的肩头上，露着那个大洞，一片布还挂在那里。

“这都是为了我们……”那个担架员负罪地说道，“我们十多副担架挤在一个小巷子里，准备往前运动，这位同志走在我们后面，可谁知道狗日的反动派不知从哪个屋顶上撂下颗手榴弹来，手榴弹就在我们人缝里冒着烟乱转，这时这位同志叫我们快趴下，他自己就一下扑在那个东西上了……”

新媳妇又短促地“啊”了一声。我强忍着眼泪，给那些担架员说了些话，打发他们走了。回转身看见新媳妇已移过一盏油灯，解开他的衣服。她刚才那种忸怩羞涩已经完全消失，只是庄严而虔诚地给他拭着身子……等我和医生拿了针药赶来，新媳妇正侧着身子坐在他旁边，低着头，一针一针地在缝他衣肩上那个破洞。医生听了听通讯员的心脏，默默地站起身说：“不用打针了。”

新媳妇却像什么也没看见，什么也没听到，依然拿着针，细细地、密密地缝着那个破洞。我实在看不下去了，低声地说：“不要缝了。”她却对我异样地瞟了一眼，低下头，还是一针一针地缝。

卫生员让人抬了一口棺材来，动手揭掉他身上的被子，要把他放进棺材去。新媳妇这时脸发白，劈手夺过被子，狠狠地瞪了他们一眼。自己动手把半条被子平展展地铺在棺材底，半条盖在他身上。卫生员为难地说：“被子……是借老百姓的。”

“是我的——”她气汹汹地嚷了半句，就扭过脸去。在月光下，我看见她眼里晶莹发亮，我也看见那条枣红底色上洒满白色百合花的被子，这象征纯洁与感情的花，盖上了这位平常的、拖毛竹的青年人的脸。

不散的筵席^①

海明威

秋天一过，恶劣的天气就到来了。在夜间我们必须关上窗户以防备寒风苦雨。龚特加伯广场树木上的叶儿在风雨中凋落了，树叶躺在地上，浸泡在雨水中。风雨吹打着终点站上的绿色大型公共汽车。业余艺术家咖啡馆里挤满了人，窗户上因热气和烟蒙上一层雾。这是一个糟糕透了的经营不善的咖啡馆，这个地区的酒徒都聚在这里，我却躲开它，不愿闻那肮脏人体散发的气味和醉酒的酸味。常来这里的男女顾客畅饮终日，或者倾囊一醉。大多数人买半立升或一立升酒。

穆斐达尔路的化粪池就在业余艺术家咖啡馆旁边，这是一条狭窄拥挤的商业街，通往龚特加伯广场。化粪池的清除工作是在夜间进行的，用水泵把粪灌入马拉的罐车。在夏天，窗户大开着，我们会听到水泵的响声，闻到那股恶臭味。咖啡馆里张贴着禁止公众酗酒的告示，上面列出惩罚的法律条文，但顾客们却置若罔闻，照样饮酒作乐，发出难闻的气味。

这座城市的一切愁惨景象随着冬日冰凉的雨而突然来临。当你在街上行走时，再也看不到白色高楼的顶端，看到的只是漆黑的街道，关了门的小商店、药草店、文具店、报摊以及魏尔伦^②在这里死去的旅馆，我在它的顶层租了一间房子，在其中工作。

到达顶层要经过六或八段阶梯。天气很冷，我知道一捆小树枝的价值，我必须买三包半根铅笔长的松树和一捆半干的硬木，用来劈柴、生火取暖。我走到这条街的远处一端，仰视雨中的屋顶，看看我的烟囱是否在冒烟。没有烟，我想到烟囱一定是冰冷的，它不能通风，房间里可能充满了烟，浪费了燃料和金钱，我这样想着，在雨中行走着，来到圣·米歇广场的一家上等咖啡馆。

这是一家舒适的咖啡馆，温暖，干净，友好待客。我把我的旧雨衣挂在衣架上晾着，把旧绒帽也挂在衣架上，然后要了一杯牛奶咖啡。侍者把它送来后，我便从大衣口袋里掏出笔记本和一支铅笔开始写作。我现在写的是发生在密执安的事，故事中的天气也像现在这样，是一个有暴风雨的寒冷的日子，从童年、少年和青年时代我就目睹了秋末的萧条气象，在这里写我会觉得比另一个地方写得更好。我想这或许可以叫作移植自己，它对人和其他生物是同样需要的。在故事里面，男孩们正在酣饮，这使我也渴了，便要了一杯圣·詹姆士甜酒，在寒冷的日子里，它的味道好极了，我继续写作，感觉良好，甜酒温暖了我的全身和我的精神。

一个姑娘走进咖啡馆，坐在临窗的一张桌子旁。她非常漂亮，脸蛋鲜嫩，她的头发黑得像乌鸦的翅膀，剪成锐角斜掠在两颊。

我瞧着她，她使我心神不宁，十分激动，我打算把她写入故事中，但她却坐在门口注视着街道，我知道她是在等人，于是我继续写作。

我又要了一杯圣·詹姆士甜酒，当我抬起头来，或者当我用铅笔刀削铅笔，卷曲的削屑落入茶托，我便注视着她。

我见到你了，美人，现在你属于我，不论你在等候谁，而且即使我再也见不到你，你属于我，整个巴黎属于我，我属于这个笔记本和这支铅笔。

我继续写作，进入故事，神迷其中。我头也不抬，既不知道什么时间，也不知道我身在何方，也不再要更多的圣·詹姆士甜酒。我已厌倦了圣·詹姆士甜酒，不再想到它。故事写完了，我非常疲倦。我读着最后一章，然后抬起头来寻找那个姑娘，她已经走了，我希望她是同一位英俊的男子汉走的，但我感到一阵惆怅。

我把故事合在笔记本里，放进上衣口袋，向侍者要了一盘牡蛎和半瓶白干酒。在写完一个故事后我总是感到空虚，既忧愁又幸福。我相信这是一个很好的故事，虽然在明天读完它以前我不知道它是否真正好。

我吃着海味浓烈的牡蛎，它那淡淡的金属味被冰凉的白酒冲洗掉了，只留下海味和多液汁的肌肉，我吮吸着每个贝壳里的凉汁，用酒的烈味冲洗着它。我失去了空虚的感觉，开始感到幸福。我筹划着……

巴黎恶劣的天气现在已经来临，我想与妻子一起短暂离开巴黎到外地去。那里不是下雨而是下雪，雪花穿过松林，铺满道路和高高的山坡，每当夜晚信步回家，我们可以听到它的吱吱声。在勒萨旺山下有一家租金便宜的农舍，在那里我们可以一起读书，夜间一块躺在温暖的床上，打开窗户眺望明亮的星星。这就是我们能去的地方。坐三等车旅行并不昂贵。房租比巴黎贵不了多少。

我想退掉旅馆中那间进行写作的房子，在雷蒙红衣主教大街74号只要付极少的一点房租。我为多伦多写了一些新闻报道，所得的稿酬已经来了。

离开巴黎就可以写巴黎，正如我在巴黎可以写密执安。不过，我不知道现在写是否为时太早，因为我对巴黎还不太熟悉。但最后还是写出来了。如果我的妻子想到外地去，那么，无论如何我们得走。

我在咖啡馆付清了账，便冒雨走捷径上圣．日内维弗山，回到山顶的住室。

“我认为它妙极了。”我的妻子说道。她有一副美丽的模特儿面孔，她的眼睛和微笑照亮了我即将作出的决断，如同一份厚礼。“我们什么时候离开？”“你想什么时候离开，就什么时候离开。”

“呵，我想马上走，你不知道吗？”

“我们回来时天气可能晴了，晴朗而寒冷，那多么好。”

“我相信它会这样，”她说道，“你不是也正在想走吗？”

（有删改）

【注】①《不散的筵席》是海明威的一篇回忆录，追忆了20世纪20年代他在巴黎的写作生活。文中“妻子”指其第一任妻子哈德莉，海明威晚年在回忆文章中多次提及她。②魏尔伦（1844～1896），法国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