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小说的基本特征是用散文叙述故事，其作品形态为叙述人讲述故事的语言艺术结构；而戏剧的基本特征则在于用动作来演出故事，这动作主要表现为言语的动作，其作品形态——剧本则主要为对话、独白等剧中人的呈现故事的语言结构。

有人认为，中国传统戏剧与欧洲戏剧不同，在于中国传统戏剧是“史诗（小说）结构”而非“戏剧结构”，这种看法是受亚里斯多德的影响，亚氏认为史诗与戏剧是由叙述和动作所衍生的，最大区别就是史诗具有描写事件各个方面各种细节的广度，而戏剧只关涉塑造角色和展现剧情矛盾所必须的事，整一而集中。认为中国传统戏剧为“小说式的”，就因为它具有多变的场景地点、较长的戏剧时间。实际上它们与西方戏剧的差别不过是整一性在程度上的差别。中国传统戏剧与小说在各自发展中互相借鉴颇多、有许多相似之处，甚至剧本结构程式、人物科白都存在着同构现象。尽管如此，它们在叙述和动作这一根本点上仍为殊途。

小说的戏剧化，其含义不仅是使小说情节动作集中而富于戏剧性，而且是小说的叙述性作用降低，而戏剧性独白，对话描写加强。对话和独白能使小说中的人物呈现在观众面前，仿佛登台表演，而不惜助于叙述人的描述；这种手法一旦居于小说中的重要位置，小说叙述人的隐退就更深入幕后。鲁迅在小说的戏剧化方面做过有益的尝试，不过他仍然重视“叙事人”的作用。他的简洁手法得力于“中国的旧戏上，没有背景，只有主要的几个人”，所以他“不去描写风月，对话也决不说到一大篇”。像《阿Q正传》，人物对话在关键处呈现出极富戏剧性的喜剧动作，但仍然如珠子般点缀在全知全能的权威叙事中，叙述高于一切。海明威的简约与鲁迅的简洁不同，他的小说中对话则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叙述语言极少，几乎变成了必不可少的戏剧性说明和交待用语。

但小说的戏剧化和戏剧的小说化并没有把小说变成戏剧或将戏剧变成小说，相反，它们都以各自的方式丰富了小说或戏剧的类型内容。无论布莱希特，抑或海明威、乔伊斯，都不曾逾越戏剧与小说的最后界限，他们的作品都把异质的文学类型因素推向极端，但最后都没有逃脱相向背反的戏剧的演示命运和小说叙述命运。

（摘编自张未民《小说与戏剧——兼谈一种双向对逆运动》）

材料二：

传统小说为了增加故事情节的生动性，常常像戏剧那样，将矛盾冲突集中化，对故事发生的时空加以高度浓缩。小说家们常常将处于原始状态，不一定激化为冲突的矛盾加以集中和提炼，让矛盾冲突在有限的时间和空间内迅速形成、发展和激化，又迅速推向高潮并得到解决。吸收戏剧集中矛盾冲突的手法，可以调度时空、激化矛盾、营造特定的戏剧情境，加快叙述的节奏和情节的密度，产生扣人心弦的艺术效果。

富有行动性，是中国传统小说的一个重要特点。戏剧是一种行动的艺术。由于戏剧没有承担叙述途径的叙述人，故事情节只能由演员扮演的角色用语言和行动在舞台上表演出来，因而戏剧的动作性特别强。中国传统小说特别注重对人物言行举止和人物间矛盾纠葛的动态描述，很少有对环境及人物心理的静态描写，人物在特定情势下的心理状态也主要通过动作描写来揭示。这种动作性强、叙事节奏快的特点显然是小说戏剧化风格的一种体现。

戏剧以对话为主要陈述方式，在剧本中，绝大部分的篇幅都是人物的台词。成功的戏剧对话都具有个性化、行动化的特点，能表现人物的性格特征和内心世界，揭示人物之间复杂微妙的关系。戏剧的对话还应含蓄有味，寄寓着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潜台词”，戏剧因素介入以后，中国传统小说中的对话描写无论是量和质都有了显著的提高。小说中出现了一些重点写人物对话而叙述与描写简之又简的戏剧化片断。小说中富有戏剧性的对话，能充分揭示当事人双方内在心态的复杂性和冲突性。

戏剧在表现形式上具有很强的客观性，它通过一连串的由背景、人物动作和对话组成的“场景”，把错综复杂的生活矛盾及其发展过程直接呈现在观众面前。小说创作中的“场景法”，是按照戏剧的方法，通过一系列的生活场景来构筑故事，这一手法对第三人称叙述作了严格的限制，叙述主体失去了全知全能的特权。他只是一个超然物外的叙述者，以不带任何个人感情色彩的纯客观的态度进行叙事，仅仅叙述能够直接感知到的人物活动的环境以及人物的对话和动作，他所知道的比作品中的人物还要少。这种叙述者小于人物的叙述视角，人们称之为戏剧化视角。像戏剧中的导演从不登台出场一样，这个客观化的叙述者有意识地隐退于作品中的人物和情节的背后，一切都让出场人物以直观而又蕴含个性的言行向读者展示。

（摘编自皋于厚《小说戏剧化的两种形态》）

在中国古代乡村，使用频率最高的门联是“耕读传家远，诗书继世长”。耕读传家包含了中国人特有的世界观，蕴含着中国古人“做人教育”的智慧。中国古人从天地运行中不仅发现了服务农耕的天文科学，如已获得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二十四节气理论，而且还看到天地的“道”和“德”、天地所携带的精神与文化。

中国古人不仅发现天地长久的秘密是天地之德慧、天地之精神，而且还发明了将天地长久的密码置入中华文明基因的治国之道。这个重要的治国之道就是耕读教育。躬耕的过程，不仅是与天地链接对话的过程，也是学习天地德慧的过程。

耕读教育不是单纯的知识和科技的教育，而是以心传心的修德开慧的文化传承教育。根据这个原理，中国古人创造了秉承天地之德慧，将物质生产与精神生活融为一体的晴耕雨读、昼耕夜读的耕读生活。由此，耕读不仅成为中国古人崇尚的物质与精神自足的诗意生活，也成为长久治家治国的秘诀。正是这种嵌入中华文明基因的耕读教育，让中华文明成为世界最长久文明的密码。

在现代人心中，耕作是强度大、最苦役、挣钱最少的劳动。因此，农耕劳动成为农业现代化过程中被机械化替代、被人厌恶的劳动。但是从劳动给人的生命带来的效应看，农耕劳动是生命必需品。衡量劳动给我们带来喜悦程度的高低，一种最直观、简单的标准就是这种劳动是否可以一边劳动一边唱歌。按照这个标准可以发现，农耕劳动不仅可以一边劳动一边唱歌，而且这种歌声不仅不会对劳动有影响，还能提高劳动效率，是体验与抒发喜悦的重要方式。

孔子主张的治国之道遵循的次第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儒家治国遵循这个次第的哲学根据是“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农民种地，春是始，秋是终，要想收获粮食，必须春天下种，夏天耕耘，秋天收获。将在农耕中发现的植物生长必须遵循的天地规律运用于人的生命，就有了中医。中医治病的理论来源于生命系统与天地自然全息、共振的原理。

然而，在物质主义主导的现代化文明标准下，农耕劳动的价值被严重误读，农耕劳动被认为是农业现代化要抛弃的苦役。脱离农耕劳动的现代人获得现代化物质享受的代价是，身体体能下降，生理上的慢性病和精神类疾病爆发式增长。即使在农村，不少年轻人也不参加田间劳动，认为不劳动就是幸福。

耕读不仅是中国古人崇尚与向往的物质与精神自足、田园与书香共存、诗意与禅意共生的理想生活，也是中国古代文化与艺术创作之源。耕创造物质，读滋养精神，正是这种物质与精神的自足，让生命自主、自在、自觉地提升成为可能。代表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高度的融诗意美与禅意生命为一体的文化艺术，其根源正是这种耕读生活。这种让生命实现自主、自在、自觉的耕读生活，使中国古代文化艺术走向了源于心法的内求性、自我生命体验的崇高性、与天地感应的自在性之路，由此使中国古代艺术审美发展到很高的水平。

（摘编自张孝德《千年耕读教育的时代价值》）